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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居住,其中十四戶是中國學生。據報導,有人在案發時聽到吵鬧聲,接著死者之 一跑出住處,被一凶嫌連刺多刀喪生,警方趕到後,又在屋內發現另一名死者。案 發後公寓內所有的中國留學生都已緊急搬離該地。 ★ 加拿大統計局最新公布的年度人口結構分析報告,顯示出三種不利趨勢:一是 自然出生率下降﹔二是到加拿大來的移民人數有下降趨勢﹔三是人才繼續流失到美 國去。在這三種不利趨勢的沖擊下,統計局表示,加拿大若不靠移民大量補充,其 人口可能就此停止成長。此一現象如果真的發生,加拿大的退休金制度和醫療體制 將面臨無以為繼的困境。加拿大去年僅吸納17萬3000名移民,較所定目標2 0萬至22萬5000名少18%,較前年几乎少達4萬2000人,是40年來 人數下跌最大的一年。令政府頭痛的是,對加拿大經濟有極大貢獻的投資移民也在 大幅減少。亞洲移民中以香港移民的降幅最為可觀。與此同時,人才外流問題日趨 嚴重。去年移民外國(主要是美國)的人數,比回流加國的人數多出5萬8800 人。一個非官方之獨立研究中心指出,每年有10萬個高技能加拿大人才移民至美 國。現在,加拿大有3萬份高技朮職位(主要為電腦工作)聘請不到人員。 ★ 由全美大西南同鄉會會長、美國中國西部開發促進會會長王明丕帶隊的美西華 人中國西部考察團近日起程前往云南昆明、四川的成都和重慶等地考察,尋找有關 投資機會。 ★ 從5月20日夜晚開始,中國大陸所有的電台、電視台不再播放張惠妹所唱的 歌曲和錄象帶,連張惠妹所拍的雪碧汽水廣告也被抽除。陳水扁則在24日表示: “藝人張惠妹受邀擔任總統職典禮中的國歌主唱,卻遭無理打壓,令人不能理解, 如此待遇,就如同將自己的手足同胞,兄弟姐妹視為敵人般,令人感到遺憾。”有 評論說,陳水扁這番話是一種占了便宜又賣乖的說法,陳水扁執意安排張惠妹在他 的就職典禮中主唱“國歌”,是一種政治手段運作。台灣的中華民國國歌”在過去 五十多年以來,在各場所歌唱時,都是齊唱,從未有個人獨唱過,主要原因是這首 “國歌”獨唱并不好聽,而且高、低音起落大,不好唱。況且,台灣能唱好“國歌 ”的藝朮歌曲好手很多,由任何古典派聲樂家主唱,都會比張惠妹唱得好,但是, 陳水扁堅持由具原住民身分的張惠妹主唱,表面上是附和年輕人的喜好,其實也具 政治化運用,這些小節,都顯示出陳水扁根深蒂固的本土化思想傾向,和他所選定 的國宴菜單都是台灣小吃的心態一樣,處處表現出其“本土”意識和本土號召。陳 水扁稱這是台灣文化,在他的心目中,這種台灣文化與“華族文化”是不同的。 (新聞采編:安上楓) ∼∼∼∼∼∼∼∼∼∼∼∼∼∼∼∼∼∼∼∼∼∼∼∼∼∼∼∼∼∼∼∼∼∼ 【楓華論壇】             破碎的犁頭:從六四到五二零                 -老鄲-   把這過去的一年對比於那已逝去的十年,似乎國內什麼也沒發生﹔把這十一年 加在一起,就不止是歷史長河中的平常一滴。為了六四,我們似乎沒有什麼新穎的 思維,但把它放在世界范圍的大氣候中,我們又可以看到中外截然相反的兩種發展 方向。這里讓我們看看六四的廣義的時代意義。   對比起氣息奄奄、日薄西山的資本主義社會,代表先進事物的新生的社會主義 社會,經歷了武裝奪取政權,社會主義經濟改造,和生產力高度發展的三個階段, 在與資本主義和平競賽或冷戰對峙的嚴峻考驗面前,終於因其自身內在矛盾的發展 ,新的生產關系嚴重地阻礙了生產力的更高一級的發展,導致了占世界大局一半的 所謂陣營於一夜間傾家蕩產,不復存在。社會主義,尤其是二十世紀“科學的”社 會主義實踐,用了差不多整整一個世紀,向全世界宣告它只不過是一個放大了的新 式烏托邦的社會實驗,然後,與它的前身──空想社會主義一起進了歷史的檔案館 。   在這最後的散架過程中,在這板結的土壤上,六四,就是歷史進程的犁頭插入 地表、開始破土的那一點。可惜,就在這一點,不可逆轉的犁頭碰上的是堅硬的石 頭。一陣響聲,几多碎片,石頭和犁頭都遭受致命的破裂。但是歷史的魔方并沒有 在這一點上停下來,六四引起的震波,為這一進程的繼續發展,預先掃清了途中的 障礙。其後的所到之處,破碎的犁頭,威風依舊,龐大的頑石們,反而迎風化為酥 土。要說這是一波,它比核彈的沖擊波更強更廣,摧枯拉朽,勢如破竹﹔要說這是 一響,它比阿芙樂爾巡洋艦的大炮轟鳴更壯烈,但敲響的卻是一個新社會的喪鐘。   一九八九年的北京,有沒有資格被稱為這場社會變革的犁頭入土之點?從地理 位置上看,它離蘇東波的震中是遠了些﹔從時間接續上看,它并沒有馬上引發那場 波瀾壯闊的大風浪,從社會效果來看,它甚至表露的是統治階級為維護自己的特權 不惜與“自由化”的民眾決一死戰的決心與勝算──在很多人看來,這樣的犁頭碎 裂,只能算是一次孤立的風潮而已,它的終結和它的開始一樣,是無足重輕,不僅 在國際上是敗幟既樹,在國內也再無餘音,基於這種以成敗論英雄的觀點,他們并 不認可六四在國際共運最後關頭的整體上的意義。   思想與地理都與西歐接緣的東歐諸國,原是西方民主意識沖擊社會主義陣營的 前沿灘頭陣地。在這鐵絲網隔絕,柏林牆高聳的不真空地帶,活躍著除特權階級以 外各階層共識的“反體制”的思想及組織的地上地下的草根性織構。這里曾有過匈 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甚至波蘭的正宗工人階級的與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對立的團 結工會,東歐原應該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破滅的起端,犁頭原本應該在這里入土,怎 麼能叫東亞愚昧地帶的草民們捷足先登?   這其中的內因在於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即使是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東西方,也 是存在著極深的差距。如果在歐亞大陸橫置一把社會進化的尺度,社會形態的溫寒 的表現對比在於民主和君主,社會意識的啟蒙的馳緩界定於人權和君權。所謂的新 型的社會主義制度,之所以在東方首先取得勝利,是與原先的進化中的社會形態及 社會意識的起點有很大關系。其後的新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破滅,竟也由東方國度 來承頭,卻是很耐人尋味。   雖然說東方的知識分子對民主的認識并不次於他們東歐的同行,但作為社會的 精神支柱,他們卻無論在數量上還是思想深度上,遠遠比不上後者,在對社會主義 實踐的認識過程中也往往滯後一個階段。為此,我們需要簡要地回顧一下社會主義 的本來面目。   基於同一種理論,社會主義陣營的面目一致的表現,是經濟停滯政治僵化專政 殘酷。但這并非馬克思的原版的描述,馬克思本人畢竟只是一個理論家或空想家而 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革命家”,而革命過程的血腥與骯臟并不是預先能設計出 來的。   革命,在前一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意味的東西和現在到底還不一樣。就這兩 個字來說,革命原是不信命數的人們對業已定構的社會施以大刀闊斧的社會手朮。 可那些信命的社會既得利益的寵兒們,偏不喜愛這些手朮,就跟現在的專政不喜愛 民主一樣,利益或思維要在中央廣場撞車。文化或思維可能是人類文明的偽裝,可 利益卻一定要為社會各方面的人提供明確的方向。到要顯示力量的時候,文化或思 維就成了秩序和暴力。舊言的革命實際上就是暴力,而且是雙方的暴力。不言暴力 就別說變革。   革命,或者暴力,都不足以構成人類的不幸,因為暴力實在是人類歷史的主經 。真正的不幸在於暴力并沒有達到社會解脫舊束縛,跳出舊殼槽的接生婆的作用, 而暴力本身卻得到過度的肯定,延續到新的統治階級的武庫大全中。所謂的“繼續 革命論”正是這種心地的真實反映。這樣思想指導下的革命暴力的繼續發揚光大, 才是真正的革命之不幸,不幸之革命,因為它現在革人之命重於社會變革本身,成 為“大放血”式的殺頭槍斃。原以為那紅旗是為烈士的血而染,哪承想更多的血其 實是在奪取政權之後由無辜的人民來奉獻。這是怎麼一種徵兆,竟沒人事先能看出 來?或者是愚昧的大眾不屑相信那些過來人的呼吁?   奪取政權的目的是什麼,是為了獨占社會資源或更好地用自己的世界觀改造社 會。用暴力革命達到前一步并不是難事,但後一步卻傷透了所有共產黨人的心思。 所謂“先進的”生產關系,并不能靠手中政權的行政命令來一概而就,也并不是所 有的社會成員都熱愛新的先進的生產關系,這不光指那些舊時的寄生虫,就連所有 的救星照耀下的愚民們也是同樣。滿懷對共產黨的感恩戴德,并不影響他們對黨的 宏偉社會圖景的滿腦子懷疑。新民主主義後的社會主義革命,不幸必然由和平的變 革轉化成暴力的變革,由思想轉變的耐心說服轉變成粗暴強硬的行政命令,甚至發 展到暴力相加的壓制和壓服。   這一步,又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切身經歷的“必修課”。斯大林當然是始作 俑者。革命的口號中,“剝奪剝奪者”當然是最容易的一步,因為新社會的結構中 ,“原剝奪者”是階級敵對分子,是社會的另冊成員,是天經地義的革命對象。他 們對新社會來說,只能說是死有餘辜。可是要“剝奪非剝奪者”,社會主義革命就 不再那麼天經地義,革命就碰到新的、馬克思沒說清的阻力。於是革命的“命”就 重新落實到“原非剝奪者”中的一些人頭上。   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就是這樣過來的。據說“代表先進階級的思想,一旦掌握 群眾,就會變成無窮的物質力量”,但是“一旦”竟湮延為“一個漫長的歷史時期 ”,而且事實是,正是這些愚昧的“原非剝奪者”群氓們,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拒絕 這種思想,所以除了象文化大革命和蘇東波這樣的“無窮的(破壞性的)物質力量 ”之外,我們所見到的竟都是黨為灌輸這種“先進”思想所做的“導向”和驅趕。 ──這也就是所謂“人間天國”的鼓吹者感到切心痛惜的焦點。為了加速革命進程 ,原先用以對付“原剝奪者”的革命暴力,轉鋒加在“原非剝奪者”的頸項上,而 且從開始的那一天起,就再沒中止過。黨內不同政見被打成反黨分子,托派,反對 合作化的農民被打成人民的敵人,流放發配,就是工人中的“怠工者”也不輕易放 過。當社會主義運動成為恐怖運動時,革命的阻力就“迎刃”而解了。這樣的社會 主義革命經驗被發揚光大到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還不是因為大家都只是蘇共 的支部而已。   這在官場里叫什麼?就叫做“人民內部矛盾”,黨和所有“原非剝奪者”之間 的矛盾。怎樣解決?很簡單,“正確解決”,就是接著把與黨直接對立的那一部份 人民,划出“人民”之外,把他們划歸“革命的敵人”或革命的對象,這就是毛明 告全體人民的“即要作革命的動力,又要作革命的對象”,每個人都別想跑掉。暴 力的殺一儆百作用,就是對“人民”的現實教育。如果“革命的敵人”不選擇主動 對立就要誘導他們對立,引蛇出洞式的誘導,總不能叫暴力的社會主義革命失去打 擊對象。   現在的法寶不是“階級分析”而是“思想分析”,以香花毒草來區分敵我。可 惜所謂的毒草,一般來說,并不是原先的剝削階級為失去的天堂而反抗,大多數只 是對“革命”過程中所表現的與大旗上的口號不相符合的社會不公正所作的指正與 批評。而最大的社會不公正,就是共產黨用槍杆子強加於自身的“社會指導”身份 和對社會思維的當然壟斷。這種身份雖然只是披著某種主義的皇帝的新衣式的表演 ,但皇帝卻對每一個敢於說出事實真相的黃口小兒大加韃罰,絕不手軟。如果說“ 思想戰線”是黨的新的主要戰線,那麼監獄勞改就是這條戰線的主要戰場。社會主 義的高潮,在“剝奪思想者”的標記下,乘風破浪。   這也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共同道路,共同標志。但社會反應則依我們前 面所說道社會形態和社會思想程度由西向東,存在不同。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人 民內部對黨的離心傾向,正在火燎一般地傳播,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越來越顯 示其烏托邦的本質,社會主義的原本的光輝藍圖正慢慢地失卻對“人民”的吸引力 。如果這樣下去,社會主義革命由誰來進行呢?   怎樣解開這一新生產關系的死結?偉人之死給了共產黨人一個轉機。赫魯曉夫 的秘密報告,就是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新的和平時期到來時,對這種在人民內 部尋找“人民的敵人”的強制或暴力革命的實踐的集體檢討。其內在的進步意義在 於還賦社會主義以人道的柔和的面目,緩和黨和人民之間的矛盾,促進新的社會主 義革命高潮。黨承認自己的“過火”與“擴大化”,向受害人及當事人賠禮道歉, 但并沒在生產關系的改革這退回一步。但是,這樣做的代價,要在黨內付出。表面 上舊的代表人物,要划為“斯大林分子”──黨的不幸在於又重新開辟一條黨內“ 思想戰線”,但還是斗爭哲學的舊招數──并讓他們威風掃地,好讓黨以新的面孔 來重處人民關系,以便使人民能排除舊怨、重新整合在黨的周圍,形成新的一波。   這樣的檢討也有社會主義陣營內東西方不同的反響。中共就不愿按赫魯曉夫划 定的步伐前進,它不愿意犧牲自己的頭面人物來買小民們的歡心,它還正為它自己 的威攝力所造成的社會後果在彈冠相慶!這當然是主要因為黨的第二號人物沒有“ 揪出斯大林分子”的魄力與膽識,更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對內已是一元化的家天下。 毛不但不認為屠刀向內有什麼不對,而且把自己的“成功經驗”與斯大林的加在一 起,冠以“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論而再論。   這實在是因為中國這塊王道樂土上,王道總是能行得通的,老百姓總能壓得服 的,有形無形的辮子,總是可以用殺頭的代價挂在天下人的腦後的。可笑的是,即 使是以後的文化大革命,人民還是用黨的旗幟而不是用“反黨”的獨立行止來標明 自己的社會要求。而毛又一次地鑽了黨和人民之間矛盾的空子,一邊挑逗黨──指 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走輕車熟路去鎮壓人民,一邊挑動人民發泄對黨的怨氣 來造反,自己則在中間魚翁得利,他在叢中得意地笑。   魚翁得利,塞翁失馬。倒正好是文化大革命,叫人民看清了毛和黨的真實社會 面目。毛揭開黨的蓋子,黨就根本失去了其“社會指導”的身份,社會上馬上就開 始討論黨的政權的合法性,這是與毛借助人民的鐘馗來打鬼的原意大相徑庭的。現 在有人討論戈巴喬夫對原蘇聯的破壞意義,討論李登輝對國民黨的破壞意義,其實 真正應該追究的是毛對中共,對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破壞意義。這個暴君大樹了“ 一人反對全黨、獨夫反對全民”的光輝典范,把斗爭的矛頭對准每一個當權派和每 一個非當權派。斗爭的鋒芒之恨,打擊的面積之廣,不能不令每一個給他收拾爛攤 子的人都無從下手。   於是乎,中國出了個赫魯曉夫,作的是同樣的赫魯曉夫行徑,為革命的過火, 過火的革命,推出貨真價實的斯大林分子,以謝天下。我最佩服的,不是鄧的絕斷 ,而是我們的那句口號: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連先吃革命的苦果、再為 革命悔過,我們也要滯後三十年,重蹈一樣的覆轍。   那麼現在該言歸正傳,為什麼六四反倒發生在鄧的“溫和的”社會主義時期? 與蘇聯東歐的溫和的“修正主義”不同,鄧根本不是修正主義。與蘇聯東歐的政治 改革先行不一樣,鄧大搞經濟改革,在新獲得的“社會指導”的紅旗下,一夜間復 辟了資本主義。原先的社會不公正,退一步,進兩步,比原先更變本加勵。所以當 蘇東還是人民與僵化的“社會主義”對陣的時候,中國已經先行一步,演化成人民 與全面劫掠社會財富的“共產”者的更尖銳的矛盾。   六四的口號:反官倒,并非與僵化的社會主義制度清算,那僵化者已隨那僵尸 一起作古了,況且我們已經容忍了那麼多年,我們還可以容忍同樣的那麼多年,現 在是要清算社會的最大不公正,不是政治上的,而是經濟上的財產上的。這是比蘇 東還在清算社會的小不公正更加迫切的社會議題。這時人們就看到那些已經捷足先 登天堂的既得利益者為保住自己的天堂的百倍千倍的血腥與瘋狂。他們會為失去已 到口的肥肉而坐下與人民談判嗎?笑話!但是你以為他們真的“不狩不獵,胡瞻爾 庭有懸賞兮?”請看六四的北京長安街頭。他們的所占所有真是貨真價實的“狩獵 ”所得!   鄧原是把革命暴力延續到和平時期、把大刀向人民內部砍去的主將與積極成員 之一,是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作者之一。他的道歉與退賠,并沒有 鎖住他再次動刀的動機與需要,也沒有鎖住黨的如此的行為的後門。他們仍認為他 們是社會的主人,為所欲為,要砍要殺,監獄刑罰,無所不用其極,而人民只是他 們的佐餐。可這一次,他們的暴力,不再是躲在冠冕堂皇的新型社會制度的遮羞布 下面,而是赤裸無恥的為自身的既得利益在和平的時期,在和平的首都,強殺平民 、強殺平民之子。共產黨人的“革命”習性,真是根深蒂固的本性難移,傳到孫子 輩也不見其減。   犁頭只能在此入土,因為官倒激化的矛盾,超越了思想束縛的界限,直接關系 到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利益及生存。這就是為什麼六四并沒直接寫明政治主張,但又 是最直接地刺痛了統治階級的心窩。這不是政治斗爭,這是地地道道的生存斗爭! 天安門廣場上,學子人子為一方,老子太子為另一方,是為經濟的對立演化成政治 的對立。最後還是有種的、敢大動干戈的一方暫時取勝。   但是,這樣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確實是代價巨大,社會主義的合理 性,共產政權的合法性,暴力統治的合情性,明白昭示地提上全世界的法與理的公 審台!在此之後,大不韙在等待著鄧家屠刀的後繼有人,而鄧也在急切地呼喚他的 陣營中的夥伴們共登“大雅”之堂,迫不及待向每一個獨裁寡頭傳授他的血腥經驗 。羅馬尼亞的暴君齊奧氏倒有心與鄧同路,可那破裂的犁頭竟沒能叫他大功告全。 我敢說,如果沒有六四的血腥收場,就一定不會有蘇東波的多米諾骨牌﹔六四廣場 的鮮血,省下了蘇東人民多少的生命﹔六四犁頭的破裂,保証了多少生荒的成功開 墾!   六四的暴行,也向那些北京屠夫照清了他們的穢形,他們現在知道,每多殺一 個平民,他們的“功勞簿”上就要多加一筆,他們權力傾覆的天平上就多一課砝碼 。暴力的可行性就要達到極限。每一個人都可以看到,他們的本性仍然是“革命的 ”、嗜血的,但是六四真正是他們不道歉的自簽的開始。若不是因為六四的屠功, 他們會甘心忍受“五二零”這樣唾面自干的奇恥大辱?當年向京城集結的勤王軍旅 ,某種程度上,化解了同樣的野戰軍,今日在海峽對岸高度集結的狂暴歇斯底里。   我說的是,雖然六四沒能打斷中國大地上向人民施加暴力的罪惡鏈結,但是它 卻從心理上和道義上摧毀了其他地方人民可能承受的暴力……   以及那一個臭名昭著的對自己的人民施暴的國際暴力集團。 (二○○○年五月) ∼∼∼∼∼∼∼∼∼∼∼∼∼∼∼∼∼∼∼∼∼∼∼∼∼∼∼∼∼∼∼∼∼ 【楓華論壇】            請方勵之、李淑嫻澄清一個問題                ﹒馬悲鳴﹒   又快到「六四」周年了。中共那邊當然不許談論「六四」的是非,而海外則大 講特講。「六四」事件是團支部書記和黨支部書記之間的火并。雙方總數大約死了 三百來人。這在袁木當時答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記者湯姆﹒布羅考時就明確承認過: “死亡數字大體上三百人,包括解放軍,以及歹徒和少數圍觀的群眾。”(見《八 九中國民運紀實(下冊)》第884頁,第八行)。   事過境遷,當時很多人在激情當中不能自已,有些情緒化的觀點也情有可原。 但現在已經十一年過去了,除了當事的中共當局、八九民運的發難者外,作為第三 方的旁觀者應該能靜下心來冷靜客觀地分析一下當時的是非曲直了。那麼第一個要 做的就是澄清事實。當年發生了那麼多的事,到底哪些是真的,哪些只是謠傳。   下面附錄了一份1989年6月14日一名北大學生給《北京日報》的一封信 。主要是講他所認識的王丹其人。我對王丹的惡感倒并非來自這封信,而是八九民 運前,海外中文刊物轉載的王丹那套團干部式的講話和文章。   我對團干部的反感始於文革前的中學時代。王丹的講話和文章似曾相識,讓我 感覺到歷史輪回了一圈又轉了回來。在我的同齡人里,清華附中校團委委員出身的 《老井》作者鄭義就屬於我當年最反感的那類團干部。   我在初受階級斗爭教育時就很接受這種觀點,即騎在我們的脖子上作威作福的 人屬於我們的敵對階級。具體到中學生的現實生活里,騎在我們脖子上作威作福的 就是團干部。老師管我是沒辦法的事,人家畢竟比我們年長,還向我們傳授知識。 這些團干部不過馬屁拍得勤,法螺吹得響罷了。大家都是同齡人,憑什麼非要分個 等級高下?!   不僅如此。一重提階級斗爭,這些團干部翻手就把那些非無產階級家庭出身的 同學打成階級敵人。即使這些同學的父母曾經闊氣過吧,但只要他們本人不當團干 部,就不屬於我們的敵對階級。   鄭義他們家以前就是闊佬。鄭義自己又當到了校團委委員。不管哪朝哪代,他 們家世世代代都要當人上人。   王丹與鄭義屬一丘之貉。團干部到底後繼有人了。這種人雖然并無多少洞察力 ,膽子卻大得出奇,也沒什麼道德底線,平時就敢拿同學的前途利益和政治生命當 他們自己往上鑽營(他們自稱“爭取進步”)的墊腳石。一旦有了出頭的機會,他 們真敢拿同學和市民的血來洗天安門廣場。   「六四」剛過,《北京日報》上刊登了這篇北大學生的來信,所描述的事實雖 然無從詳細查考。但其中所描寫的王丹行事作風卻與此前我見到他的文章風格一致 。   記得王丹率人占領廣場最風光的時候,曾有電視記者采訪過方勵之。方不無得 意地面對鏡頭,紅口白牙地一口否認自己暗中操縱了這場運動。作為一名電視觀眾 ,我們就如不知道袁木的話是否真實一樣,也同樣不知道方勵之的話是否真實。   現在這封北大學生的信里寫明了王丹曾數度來廣場傳達方勵之夫人李淑嫻要他 們堅持的電話指示。這種指示是否就算操縱,這里不做分析。只請方勵之和李淑嫻 以你們自然科學家的良知對此作出澄清。   二位自認比共產黨干部更有道德良心,又都在美國生活了十年之久,還都是教 授知識分子。就請你們用美國人常用的“是/否(Yes/No)”句式回答:這 位北大學生信中所寫的是否事實。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八日前後,李淑嫻是否給王丹 打過要求他們堅持的電話?如果不全是事實的話,那麼有几成是事實。   當然在美國自由世界二位有權拒絕回答。但希望方勵之和李淑嫻不要效法共產 黨對絕食學生那樣置之不理。你們的老祖宗伽力略可不是這樣的。 『附錄』 《八九中國民運紀實(下冊)﹒第857-859頁》1989年6月14日 北大一學生 據《北京日報》報導,北大一學生於本月十四日給《北京日報》寫信,談方勵之李 淑嫻操縱王丹搞動亂。 信中說,我原本不認識王丹,只聽說他學習成績很差,從國政系蹲班到了歷史系。 但他很有來頭。每周三下午在校內「塞萬提斯」像下辦民主沙龍。已經堅持一年有 餘了。每期方勵之、李淑嫻出題目。主要是介紹方勵之等的觀點,還請過美國大使 洛德夫婦來講演。小有名氣。因此,很想結識他。可惜一直沒有機會。 四月十八日凌晨,我在人民大會堂靜坐請愿時,才第一次和他直接接觸。當時,我 們從北大走到天安門,已經很累了,又在大會堂前坐了很長時間,隊伍只有一百多 人了,很想回校。他出面和另一個人勸大家堅持,并兩次出去打電話,回來後向大 家傳達李淑嫻的意見。 記得一次他說,傳達李淑嫻兩點指示,一要堅持,現在李老師已在北大三角地貼出 大字報號召聲援,北大隊伍馬上就到。二是要求人大負責人接請愿書,通過合法手 段實現目的。當時對他的印象挺好,挺勇敢。隨後我就跟他接近起來。 隨著和王丹的接近,逐步發現他并不象有些人傳說的那樣好。如:四月二十日凌晨 ,我們沖擊新華門時,他鼓勵我們應該勇敢,可是警察一來他就跑了。 當時新華門前并沒有人被打,可他偏嚷說是「血案」。說北師大郭向東是被警車軋 死的。我告訴他,我親眼所見沒有血案,再說連郭向東的男朋友都証明是一輛電車 軋的,為什麼還說謊呢?他說,這是動員群眾的需要。他還說“你太傻冒了”。“ 為什麼我們提為在「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中受迫害的知識分子 平反時,李淑嫻老師讓把「知識分子」改為「公民」呢?這是斗爭藝朮。” 四月二十六日,我們都被《人民日報》社論驚呆了,王丹又急急忙忙從李淑嫻老師 那兒回來說:“我們要改變斗爭策略,動員群眾和他們干。”他急急忙忙參加會, 會上訂下了改變口號的決定。五月四日游行回校後,很多同學想復課了。王丹堅決 不同意。他提出五月十三日絕食。我問他為什麼?他說:“這時候正好可以藉戈爾 巴喬夫訪華壓他們。” 我心里對此很不滿意。為什麼要用洋人壓國人呢?這樣做是「愛國」嗎?五月十三 日絕食開始後,社會各界都很同情學生。但我發現五月十五日下午,王丹陪一個領 導人來到廣場時仍然十分精神,大聲講話,一點不疲倦。後來才聽說他雖然在絕食 聲明上簽了字,但因「斗爭需要」還不斷進餐。晚上也另有地方住宿。王丹的保鏢 說是在薊門飯店包了單間。經我後來打聽,此事確實。 隨著事態的發展,王丹的地位逐步提高。我要見他十分不易。只有一次,難得的機 會深談了一陣。我問他怎麼收場。他說不怕,只要鬧到方勵之老師那樣大的名氣, 他們就不敢動了。我問他最終的目的是什麼?他說,最低目標讓他們承認“高自聯 ”合法,給方勵之平反,民間辦報。最高的目標是建立“多元政體”,實現“精英 政治”。我問「官倒」還反不反?他說那是小事,隨後就坐著包租的小汽車走了。 六月三日凌晨,部隊還沒來,王丹見勢不好與另外三個人先從天安門廣場溜了。他 給了保鏢每人一千元,然後就乘一輛黑色牌照的轎車跑了。有同學看見他隨身帶了 一個提包,裝著數萬元錢。 當然,雖然王丹算是個風云人物,但我還是覺得他只是個小角色。每次發言都事先 准備的。沒有准備時就顯得語無倫次了。雖然他在香格里拉飯店專門舉行過一次記 者招待會,聲明與方勵之、李淑嫻沒關系,但我看還是關系很密切。也許是有人利 用他,也許是他利用了別人,都很難說。但在近兩個月的事件中絕不是像人們想的 那麼簡單。不幸的是,善良的人們總是把十分復雜的事情看得過於簡單了。但愿善 良的人們從王丹的真面目中得到點啟示。 該信的最後一段說:「由於環境不允許,我暫不署名。」 ∼∼∼∼∼∼∼∼∼∼∼∼∼∼∼∼∼∼∼∼∼∼∼∼∼∼∼∼∼∼∼∼∼∼ 【神州論壇】           想起了戈培爾─也談陳水扁就職演說                 -奕 豹-   我看過紀錄影片“第三帝國”,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演說時的神韻和風采絕對 不比陳水扁遜色。   美麗的姑娘千千萬,雄辯的演說家也是多種多綱多目多科地萬紫千紅。其中紅 杏一枝出牆頭的就是戈培爾之類,此類演說家都堅信“堅持荒謬堅持謊言,堅持到 底就是勝利”,因為他們寄翼堅持到一定程度就會動搖人們對真理判斷的信心。   陳水扁演說:“在二十一世紀來臨的前夕,台灣人民用民主的選票完成了歷史 性的政黨輪替。這不僅是中華民國歷史上的第一次,更是全球華人社會划時代的里 程碑。”   他還真講對了,這真是中華民國歷史上的第一次。這個由孫中山建立的、承續 著5000年中華文明、包括著960萬平方公里遼闊國土的多民族國家第一次由 一個旨在分裂中國國土的民進黨人總而統之,由一個公開為“馬關條約”唱贊歌的 民進黨人副而統之,由一個被執政黨黨魁規范“閣員不准搞祖國統一”的內閣行而 政之。   這不僅僅是中華民國歷史上的第一次,這完全可以借用陳水扁的話“也為全世 界第三波的民族分裂主義潮流增添了一個感人的例証。”   陳水扁算是“很卑謙”,他只是說他的當選僅僅是“全球華人社會划時代的里 程碑”。當然沒有人搞得清他所說的“全球華人社會”是個什麼東西,新加坡?渥 太華中華會館?蒙特利爾潮州同鄉會?但是所有人都很清楚,如果時代僅靠“用民 主的選票完成了歷史性的政黨輪替”來划分,那麼這樣划時代里程碑的出現大概不 會少於當初民進黨人在立法院表演少林拳八卦掌和太空道的頻率。   戈培爾老板的例子就比陳水扁經典的多。那個巴伐里亞的無父之子、“貧寒的 出身,能夠在這一塊土地上奮斗成長,歷經挫折與考驗,終於贏得人民的信賴,承 擔起領導國家的重責大任”的德軍下士,就是用民主的選票完成了歷史性的政黨輪 替,1932年納粹黨在選舉中的優勢遠遠不是民進黨贏得的那三四十萬選票,它 以一千三百七十四萬五千張選票的優勢一舉成為最大政黨。   在歷史上由“神聖的”“民主的”選票選出來的王八蛋,絕對不僅僅是阿道夫 .希特勒一人。即使在最最民主的國家中,那些言不由衷的總統、總理、首相、內 閣總理大臣在拜票時、就任時所開的美麗動聽而無法兌現的空頭支票就多的去了。   相比之下,陳水扁五月二十日開的這張氣虛的很,因為他有他的難處。   他說,“ 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選舉的過程讓全世界清楚的看到,自由民主的果 實如此得來不易。兩千三百萬人民以無比堅定的意志,用愛弭平敵意、以希望克服 威脅、用信心戰勝了恐懼。”   這種氣動山河豪情千萬丈的口氣掩蓋不住陳水扁所感到的“敵意”、“威脅” 和“恐懼”。   這敵意是什麼?是全中國人民捍衛祖國領土不可分離的堅強意志,是全世界絕 大多數國家都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   這威脅是什麼?是中國大陸恰好強大到了一個關鍵的檔次,一個“國際力量們 ”不敢輕而易舉地走“科索沃”之路的檔次。   這恐懼是什麼?是陳水扁和民進黨對外無法抵擋國際社會的“敵意”和中國大 陸的“威脅”,對內他代表不了“兩千三百萬人民以無比堅定的意志”,一旦他鋌 而走險,很可能就應了“爾曹身與名俱裂,不費江河萬古流”這樣的話。   自1950年第七艦隊開進台灣海峽之後,到李登輝上台之前,中華民國的總 統們并沒有陳水扁這樣的恐懼。即使在兩岸刀兵相見、你要解放台灣、我要反攻大 陸的50年代,國民黨人也沒有民進黨人的這份恐懼,因為除了東海艦隊不敵第七 艦隊之外,國共雙方兩岸人民都有一個民族情節:我們都是中國人。   25年前的文革期間,大陸北海艦隊為火速南下增援西沙,編隊決定走國民黨 防區內的台灣海峽,并向國民黨海軍明碼燈語表明意圖。對共產黨有切膚刻骨之恨 的蔣介石,一句“西沙軍情急啊”便開綠燈發行,捍衛國家領土完整之責躍然個人 恩怨政黨理念之上。   陳水扁說,要“用愛弭平敵意”。   他對中華民國對中華民族有那份作為普通中國人的愛嗎?你能相信他以前高呼 “台灣共和國萬歲”是由於身在江湖?今天“阿扁永遠以身為民主進步黨的黨員為 榮”是因為言不由衷嗎?他有南北朝鮮東西德的老百姓和政治家們對朝鮮民族和日 爾曼民族的那份愛嗎?   東西德的政治分治不算短,南北韓的武裝對峙比大陸台灣還要長,但在“東南 西北”的任何一方都沒人說各自的一方“因為特殊的歷史與地理緣故,蘊含了最丰 美多樣的文化元素”。所有的德國人談起歌德貝多芬都驕傲的拍胸膛,所有的朝鮮 人談起日本帝國主義牙都咬得格格的響。   最近在網上看了日本漢學家林思云先生關於評說汪精衛功過的文章,文章剖析 了汪精衛為什麼為大東亞共榮圈唱贊美詩的緣由。但即使從這樣的角度,我還是很 難理解民進黨人特別是中華民國第十任副總統呂秀蓮贊美“馬關條約”的心態。如 果1931年在台灣實行的不准說中國話(包括閩南話)、不准唱中國戲(包括歌 仔戲)的“皇民化”成功了,呂副總統秀蓮女士用什麼語言說話,陳總統水扁先生 怎樣創造“「文化台灣、世紀維新」的新格局”?   沒有作為中國人對祖國對民族的愛,沒人能彌平中國人民“追求民族和睦,維 護國家統一”的“敵意”。因為這樣的“敵意”是一股凝聚在5000年的文明之 中、凝聚在960萬平方公里國土之上,凝聚在海峽兩岸13億中國人民以及全世 界海外華人心中的希望、信心和力量。   五月二十日白天,陳水扁信誓旦旦,“我們在舉世注目的焦點中,一起超越了 恐懼、威脅和壓迫,勇敢的站起來!”   我猜想,晚上如果有國醫大師給他號號脈,那里准是一連串的“滑脈”和“細 脈”。因為任何人面對著這樣的“希望、信心和力量”或“敵意、威脅和恐懼”都 是那樣的卑微,不是“佃農之子、貧寒的出身”那樣的卑微,而是蚍蜉那般的卑微 。   陳水扁沒有戈培爾那樣幸運,戈培爾說話有以同英法抗衡的資源和軍備撐腰。 所以陳水扁只能說說這種連美國人也不會說的話,“不論目的何在、理由多麼冠冕 堂皇,戰爭都是對自由、民主、人權最大的傷害。”當然,在當年民進黨徒在立法 院大打出手的時候,陳水扁是不會說“不論目的何在、理由多麼冠冕堂皇,動手打 人都是對自由、民主、人權最大的傷害”這樣的話。   對於這些一句話不合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在光天化日之下在立法院之中比拳頭 大小的家伙,一旦強大到了一定的程度,你還會相信他們會說“我們如此謙卑,但 絕不退縮”這樣的話?還會唱“威權和武力只能讓人一時屈服,民主自由才是永垂 不朽的價值”這樣的頌歌?   盡管陳水扁活的比戈培爾辛苦的多,但還是不得不走戈培爾的路,因為他們都 不能說真話。   1939年德國潛艇U-30擊沉英國郵輪“雅典”號,但戈培爾能承認嗎? 他不得不說這是英國特務自己炸沉企圖嫁禍於德國人的。   同樣,今天陳水扁在就職中華民國總統時能宣誓效忠於中華民國憲法所特定的 中華民族嗎?他沒別的路可走。在他的就職演說中,他只能一遍又一遍的、冠冕堂 皇的、轉彎抹角的、赤裸裸的重復謊言:台灣不是中國的。   比如,“每一位福爾摩沙的子民都和阿扁一樣,都是「台灣之子」。不論在多 麼艱困的環境中,台灣都像至愛無私的母親,從不間斷的賜予我們機會,帶領我們 實現美好的夢想。 ”   比如,“台灣之子的精神啟示著我們:盡管台澎金馬只是太平洋邊的蕞爾小島 ,只要兩千三百萬同胞不畏艱難、攜手向前,我們夢想的地圖將會無限遠大,一直 延伸到地平線的盡頭。”   比如,“親愛的同胞,這一刻的光榮屬於全體人民,所有的恩典都要歸於台灣 ──我們永遠的母親。”   陳水扁5.20就職演說的字里行間涉及到兩岸關系的,只一個詞:台獨。   因此中國人民和全世界海外華人不要對陳水扁和他的內閣寄予任何不切實際的 希望:相信他有促進民族和睦和祖國統一的良好愿望。大陸政府也不必浪費時間去 策划與陳水扁內閣在祖國統一上的互動。   我一向認為,兩岸統一的關鍵在大陸,大陸的關鍵重在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 發展和繁榮。當大陸的精神文明、社會次序、文化教育、經濟水平、環境保護趕上 和超過台灣之時,兩岸人民走到一起的日子就不遠了。   但與陳水扁講這種話沒有一點意義。同納粹分子談和平與台獨分子談統一的後 果都是一樣的。   大陸政府要同一切旨在“民族和睦、祖國統一”的政黨包括國民黨、親民黨、 新黨聯合起來,為未來的和平統一探索切實可行的、兩岸人民都能接受的道路。   大陸人民和所有海外華人要堅決支持台灣人民反對台獨、維護中國神聖領土不 可分割的卓絕貢獻。對這一受國際法和中華民國憲法保護的偉大事業的支持應該是 大張旗鼓和理直氣壯的,不僅是道義上也應該是物質上的。應該鼓勵他們,有理不 在人少,15%的力量是很大的,在美國的非洲裔美國人就是這樣的比例,他們維 護他們的神聖權利不可侵犯使全美國人不敢掉以輕心。應該告訴他們,不要怕陳水 扁們對他們進行迫害,因為13億中國人民將是他們的強大後盾,將和他們一起肩 并肩地促進中華民族的和睦和統一。應該向他們致敬,因為他們在第一線反對分裂 祖國、主張民族和睦,他們對台獨分子猖狂氣焰的打擊是陳水扁們無法抵擋的。   大陸人民應該加強與60%“不統不獨”的台灣人民的相互溝通和理解。要用 事實讓他們了解,大陸人民不是青面獠牙共產共妻的匪徒。大陸人民也不是想到台 灣非法打工搶他們飯碗的偷渡客和甘心做小的二奶姨太太,大陸人民和台灣人民一 樣,都想擁有個人的事業、個人的家庭和個人的尊嚴。台灣已不是蔣介石時代的台 灣,大陸也不再是毛澤東時代的大陸,大陸正在走向市場經濟、走向民主政治、走 向文明和昌盛。   我希望會有這樣的一天,兩岸人民在台北、在北京、在松花江、在阿里山…… ,手拉著手歡呼:“中華民族大團結萬歲!”因為我堅信,任何人分割不了一個具 有五千年悠久文明的偉大民族。日本人失敗了,陳水扁也成功不了。 yibao╴h@yahoo.com ∼∼∼∼∼∼∼∼∼∼∼∼∼∼∼∼∼∼∼∼∼∼∼∼∼∼∼∼∼∼∼∼∼ 【神州論壇】               海峽兩岸之和戰大計                 -金岡-   本文是筆者最近關於台灣問題一系列看法和言論的概要。作為引玉之磚,供諸 位參考。             一,“兩國論”與《白皮書》   台海目前的緊張局勢,表面看來是因陳水扁贏得台灣“大選”,實際上是始於 “兩國論”的提出。   提出“兩國論”之前,李登輝還是“猶抱琵琶”,不敢把“台獨”的嘴臉全暴 露出來。“兩國論”是個分界線。盡管李登輝後來又作了些修修補補的文章,但其 “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本意是再清楚不過的了。在這之前,大陸對李登輝 “出埃及”,“在台灣”,“重返聯合國”,“邦交”爭奪戰,以及“台灣早就是 主權獨立的國家”的一系列得寸進尺還是采取步步退讓的態度:只要回到“九二年 海峽兩會共識”就既往不究。所以直到前年,還有辜振甫的大陸之行。去年甚至還 准備汪道涵訪問台灣。可以說,直到李登輝提出“兩國論”,大陸方面仍然抱有幻 想,希望海峽兩岸的和平談判會在台灣“大選”前取得進展,為今後几年的海峽兩 岸關系定下基調。這可以確實解釋成大陸方面的“和平誠意”,也可以看成大陸方 面沒有做好“動武”的准備,當然也可以說是大陸方面的“錯誤政策”。但不管怎 麼說,“兩國論”提出之前,大陸方面是打算“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而且只做 了“和平解決”的打算。   李登輝提出“兩國論”之後,大陸公布了《白皮書》。這是二十年來台海兩岸 關系的一個轉折點,表明大陸已經放棄了奉行了二十多年的“和平統一”政策,改 而采用“和戰兩手”并行的方針。其根源,自然是“兩國論”導致大陸方面的“和 平幻想”破滅。   《白皮書》公布後,各種不同的反應都有。唯人們皆側重於增加的一條“不能 無限期拖下去”的動武條件,卻忽略了第一條的刻意模糊。   筆者在台灣“大選”前十天寫的“初評《白皮書》”一文中指出,《白皮書》 的發表,是大陸改變在台灣問題上被李登輝牽著鼻子走的“被動反應”政策,試圖 重新掌握台海主動權的努力。   大陸本來的動武條件側重於“防”,防“台獨”、防外部干涉,有“不得已而 用之”的意思。“界限”分明,措辭明確:除非台灣宣布“獨立”、除非外敵入侵 台灣,大陸不會動武。“除非”二字,標明了“動武”乃是一種“沒有退路”情況 之下的不得已選擇。《白皮書》增加了一條“拖著不談也可能打”,將“防”的態 勢轉為“逼”的態勢。但大框架仍不離亞洲東部地區大國角力的布局(主要是中美 兩國戰略利益的均勢)。如筆者多次指出,美國在台海的底牌是:兩岸“對話狀態 ”下的分裂,盡量避免“對抗狀態”下的分裂。台海的軍事緊張局勢并不符合美國 目前在亞洲的整體利益。所以即使大陸對“拖著不談”的台灣施加壓力也并不觸動 美國的根本國家利益。美國反而可能會同時施壓,促成“談”的狀態,避免真打起 來。至於“以談拖統”,則正合美國利益,又不在大陸動武三條件之列。所以只要 兩岸走到談判桌前,談什麼、談多久,美國人都不會在乎。“談”上個五十年、一 百年美國才高興呢。   大陸只說了“拖著不談”才可能動武,可沒說談得時間太長也要動武。如果大 陸真的再進一步,威脅說如果台灣“以談拖統”大陸也會考慮動武,那才真正挑戰 美國的戰略利益,美國介入台海爭端的可能性才真正不容忽視。所以筆者認為,大 陸雖然增加了這個第三條,但於大局影響不大。   筆者當時著重指出:人們并沒有注意到,在增加了“不談也打”的第三條吸引 了世人注意的同時,大陸刻意模糊了“一獨即打”的第一條。這才是《白皮書》的 “新意”所在。大陸的新底線是:如果台灣出現走向“獨立”的重大事件,大陸就 要選擇武力解決。這比原來的“除非台灣宣布獨立”,否則不會動武要模糊得多。 “重大事件”的范圍如何界定?主動權完全操在大陸手中。比如李登輝提出“兩國 論”,以其台灣“總統”、執政黨主席的身份,就完全可以夠得上“重大事件”。 甚至類似台灣申請加入聯合國這樣的舉動,嚴格地講,也可以歸入走向“獨立”的 “重大事件”。大陸可以依當時的內外條件、世界大勢,對將來台灣領導人的“大 嘴巴”、小動作隨時做出反應,甚至動用武力。這在相當的程度上限制了未來台灣 領導人的活動空間。依筆者愚見這才是大陸公布《白皮書》的真正用意。果然不出 所料,在台灣“大選”前後,大陸的少壯派“台灣問題專家”,據說具有很強的軍 方背景的辛旗就一再強調:“台獨”領導人當選就是走向“獨立”的重大事件,大 陸就有可能動手!這是對《白皮書》“動武三條件”最“強硬”的解讀。所以陳水 扁這些日子謹慎言論,特別是其“就職演說”中提出的“五不”,實際上是受到了 《白皮書》動武三條件中第一條的制約。他所保証不做的“五件事”,件件都可以 看成“走向‘台獨’的重大事件”。   如筆者所說,大陸所以由“防”轉為“逼”的態勢,并故意模糊地擴大第一條 動武條件的范圍,主要是感到台海問題的主動權易手的威脅。   由於大陸過去用兩個“除非”公開了自己的底牌,即非不得已不會動用武力, 所以給李登輝之類的人很大的政治回旋空間。李的策略就是采用“邊緣政策”,或 者說相當於數學上的趨向“極限”的“逼近”方法,由於你的底線界限分明,所以 我可以不斷地“逼近”,但決不真正“到達”。而每“逼近”一步,都會引起大陸 和國際社會的緊張,借以“宣示”自己的存在,并擾亂對方的部署。大陸方面只能 被動應對,手忙腳亂中一旦出錯,便使對手有可乘之機。大陸如今特意地模糊了這 條動武的底線,正是為了將主動權奪回來。“逼近”一條定義模糊的界線是十分危 險的,你不知道何時會“越位犯規”,因為那個“位”定義在哪里,對手說了算。 而且你“越位”之後“吹不吹”你“犯規”,主動權也掌握在對手的手中。未來台 灣的領導人如果看不到這一點,台海再次發生危機、甚至走向戰爭的危險會大大增 加。所幸的是,陳水扁看來是少數几個讀懂了大陸的Message的台灣政界人 物之一。          二,言和:“一中多制”與“大中華貿易區”   如前所述,《白皮書》的提出,標志著大陸方面的對台戰略已經由“和平統一 ”轉向“和戰兩手”并舉。用美國人的語言,就是“大棒加胡蘿卜”的政策。   筆者曾說過,大陸方面過去單方面幻想“和平統一”,主要是基於所謂“民族 大義”的考慮:一是從己方出發,不想中國人自相殘殺﹔一是從對方出發,認為台 灣民眾會“心向祖國”。豈不知世界上的事情,從來是以利益作為“第一考量”的 。“民族大義”可以作為宣傳口號。但真正要爭取民心,還得靠“民族大利”。所 以如果要“言和”,就必須切實考慮台灣民眾和各政治集團的特殊利益。   首先可以做的是適當修改“一國兩制”的口號(注意,是“口號”、框架,而 非其具體內容)。   “一國兩制”當初確實是為解決台灣問題提出的,後來才有香港問題出來。但 是現在“一國兩制”首先應用到港、澳,給人以“港澳模式”的印象。所以不僅台 灣的普通百姓,甚至美國專門負責亞洲事務的職業外交官也有“一國兩制”就是“ 香港模式”的誤會。以致於董建華訪問北美,還要專門解釋說“不是‘一國兩制’ 不適用於台灣,只是香港式的‘一國兩制’不適用於台灣”。也正因為這些誤會, 李登輝、陳水扁之流可以對民眾宣傳說:台灣不是香港,不會同意“一國兩制”。 堅持使用這個口號,繼續用“兩制”來概括大陸,港澳,台灣三種不同情況,繼續 把“兩制”貼成“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不同政治制度”的標簽,只會造成更多 的誤會和反感。其實即使就目前的“一國兩制”政策來看,大陸和台灣的“兩制” 與大陸和香港的“兩制”,在行政、法律制度上就有根本的不同。前者可以保持軍 隊、有絕對終審權,甚至將來“台灣基本法”的制定、修改和解釋這樣的立法權、 釋法權也不會如港、澳那樣完全屬於北京的人大常委會。最多可能是雙方共同組織 立法、釋法機構。所以只說“兩制”,確有將台灣與香港等同的效果。所以大陸有 必要修改“一國兩制”的口號,比如改成“一個統一的中國,多種行政、法律制度 ”的“一中多制”,避免“一個國家”這樣給人以“‘一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 印象的提法,使用“一個統一的中國”這樣更容易為各方面接受的語言。因為“統 一的中國”當然是指兩岸統一後的國家,而非現在沒有實現最後統一的“中華人民 共和國”。同時將“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不同政治制度”用“多種行政、法律 制度”這樣中性、含義明確的語言代替,并以“多制”代替“兩制”來區別台灣和 香港、澳門。而過去所提出的“一國兩制”的實際內容在“一中多制”的基本框架 下保持不變,作為大陸方面的談判起點。   第二,考慮到一切利害關系本質上都是經濟利益的表現,大陸方面應提出切實 可行的,與“一中多制”的政治解決方案平行的兩岸經濟整合方案。   過去大陸對台經濟政策限於“吸引‘台商’投資”,“促進兩岸‘三通’”這 樣的短期,局部的具體政策,沒有一個全面的長期方案。這當然與過去十年大陸發 展經濟對資金的大量需求有關。現在大陸正在進入世貿組織,外部投資正准備大舉 “登陸”。大陸的“入世”談判已經由過去的設法吸引外資到限制外資進入中國市 場的比例和速度。可以看出大陸已從急需外部資金(包括台資)轉變成可以有選擇 地引進外資。正因為如此,對台資的需求和依賴已大大降低。現在正是調整對台經 濟政策的時機。   對台經濟政策直接反映兩岸利害關系,應該是大陸對台戰略的重要組成部份。 筆者愚見,大陸應當將“兩岸三通”的近期目標推延成“大中華貿易區”的構想。 這個“貿易區”由中國大陸、台澎金馬、香港、澳門四個關稅區組成,實行類似“ 北美自由貿易區”的貿易、投資的互惠,并以進一步形成“大中華經濟共同體”為 中期目標。通過逐步整合經濟,擴大兩岸利益的“交集”,最後發展成“大中華政 治共同體”,直到國家的完全統一,走歐洲由經濟整合到政治整合的路。             三,言戰:顯示打的決心和准備   如筆者判斷,陳水扁正在開始進行控制軍隊系統、情治機關一系列幕前、幕後 運作,以達到最後全面掌握政權的目的。這個過程要几年的時間。而且他不像李登 輝當年那樣可以“當國民黨主席、行民進黨路線”,操控、動用島內絕大部份政治 資源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所以大陸方面可以充份利用這一時機,政治上以“一中多 制”為號召,進可以作談判起點,退可以爭取民心﹔經濟上以“大中華貿易區”目 標,示民眾以利益,迫台灣當局就范,進一步發展兩岸經濟聯系,增強共同利益基 礎﹔軍事上立足於以實力為基礎,有准備、有把握,不輕言戰、言出必行,使“台 獨”勢力不敢冒險,以保証兩岸永久和平。   陳水扁的“就職演說”并沒有正面回應大陸的“一個中國”,甚至沒有使用過 去兩岸共識的“各自表述”。反而處處以“中國”和“台灣”排比、并列,反復使 用“台灣站起來”。看來陳水扁并沒有兩岸和平統一的誠意,只是采取“拖延戰朮 ”爭取時間,等待時機。聯系到兩月前台灣“大選”時,朱熔基發出措辭嚴厲的講 話,大陸軍方更不點名地說出“選擇陳水扁就是選擇戰爭”。人們當然會擔心,台 海兩岸會不會打起來?   筆者上面說過,人們只看到《白皮書》中增加了一條動武條件,卻沒有注意最 主要的第一條的刻意模糊。所以一旦陳水扁有什麼大的“台獨”動作,大陸就有可 能動武。但目前局勢并不符合《白皮書》的“動武三條件”。陳水扁在相當一個時 期也會極力避免做出“走向‘台獨’的重大步驟”。這几年時間里,陳要等羽翼丰 滿,大陸方面也需要一個准備時間。遲浩田說的所謂“朝發夕至”,指的是全部軍 事准備已經就緒之後。“不打無准備之仗”是軍事指揮的基本原則。兵家所謂:“ 實者虛之,虛者實之。”喊得越響,就越說明軍事准備沒有完成。如果真要動手了 ,這回可能會放出話來說:“汪道涵可能要去訪問”了。現在還遠沒到“暴風雨前 的短暫平靜”。但大陸方面必須顯示打的決心和准備。   現在海外輿論一致說,大陸采取的是“文攻武嚇”的方式。既然是“嚇”,台 灣方面當然沒有必要那麼害怕。所以李登輝出來說,“大家安了,大陸只是嚇唬人 了。”看來大陸有必要宣示“文攻武壓”的方針。“壓”不同於“嚇”,要使台灣 方面真正感到有“壓力”。至於具體的作法。這里就不講了,免得再讓唐飛這些人 學了乖去。 ∼∼∼∼∼∼∼∼∼∼∼∼∼∼∼∼∼∼∼∼∼∼∼∼∼∼∼∼∼∼∼∼∼ 【楓華詩苑】               那一個日子               -北林子-         我爬來爬去鑽來鑽去         在如蟻洞的街道         用破框子搜羅傳說的象征主義         到天安門的時候         正趕上人們在豎立一種雕像         遠處天光漸暗         坦克的輪軌聲卻越來越響         人群變亂         喇叭驟響         似乎誰在等流血         誰在分美元         後來天好像下雨了         好像有一吮奶的嬰兒在子時哇哇地啼哭         這時爆竹四起         天下正式開祭         我稍一走神         查點被軍靴踩死         我逃回北郊已是黎明         我的皮毛尚好只是一身雨腥         框子在奔跑中刮出裂縫         漏掉了主義         只剩了象征 ∼∼∼∼∼∼∼∼∼∼∼∼∼∼∼∼∼∼∼∼∼∼∼∼∼∼∼∼∼∼∼∼∼∼              居庸關寄              -文冰- 『序:此詩原於1989登居庸感懷而作。今再錄於此謹以相寄故國之遠。』            居庸關頭几傷情,            文章寫盡隨西風。            漢家非是厭胡曲,            儒道本來畏槍纓。            旌旗一搖三千血,            鐵騎忽來几人生?            連日烽火焚尸骨,            徹夜嚎哭泣鬼聲。            青磚初壘自秦始,            女牆高筑到滿清。            居庸有魂當知恥,            終是未能護圓明。            萬事無奈東流水,            四方空望古亡靈。            燕山側看京城矮,            荒原長放野風箏。            騷人附雅攀勝跡,            賈客苟且奔前程。            小樹淺草籬笆葉,            當是天生氣平平。            聖心超乎云塵上,            禪悟天地日月星。            九樂佛音度凡欲,            一注香煙祭空朦。            卜得前後八百載,            唯獨疏漏我姓名。 ∼∼∼∼∼∼∼∼∼∼∼∼∼∼∼∼∼∼∼∼∼∼∼∼∼∼∼∼∼∼∼∼∼ 『編者按』本期爭鳴欄目刊登了三篇文章。兩篇就最近北大學生為邱慶楓示威游行 事件所展開的爭論。金錄先生問:對一個普通刑事案件,為什麼此次北大行動“如 此超乎尋常”?金錄認為這表現了“北大人”乃至“中國大學生”的“高人一等” ,更進而引伸到八九年六四事件及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素質和責任問題,說“實在 讓人困惑不解。” 葦明先生對金錄的觀點提出了反駁意見。第三篇是高大鍇對王丹 “民族主義”的一些致疑。   您是否贊同這些作者的意見觀點?您怎樣看待這些問題?我們誠摯歡迎廣大讀 者參與討論。本刊特別聲明,所有爭鳴文章不代表楓華園觀點。 ∼∼∼∼∼∼∼∼∼∼∼∼∼∼∼∼∼∼∼∼∼∼∼∼∼∼∼∼∼∼∼∼∼ 【爭鳴】            有感於北大學生的示威游行               -金錄-   一個北大女學生被奸殺了。這是一個悲劇,一件令人心痛的事,然而這也是一 個普通的凶殺案件。雖然我沒有確切的數據,但我敢說在中國每天都有這樣的事情 發生:在繁華的城市,在邊遠的山區,在無數個大大小小的縣城鄉鎮。就是在美國 ,在西方,每天也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如果世界上每發生一件這樣的事情,那里的 人們就爆發一次大的示威游行,要求警察局長辭職,那麼世界各國的警察局長要天 天換,很難想象世界上是否還會有安寧之日。   在中國有許多需要抗議的事,我們卻聽不到抗議的呼聲。無數普通公民和下層 群眾遭到不公的對待,看不到知識分子和大學生為這些社會最底層的中國人抗議爭 辯。一位江西青年農民因村辦小學之事不斷告狀,結果被警察毒打割舌,我們沒有 聽到北大學生為此而抗議,要求公安部長辭職。一山東縣城法官在游泳時只因不滿 兩個小男孩對他的譏笑,便將一男孩拖入水中溺死,為此,我們沒有聽到北大學生 的抗議呼聲,要求司法部長辭職。那麼多法輪功信徒被拘留逮捕,我們沒有聽到北 大學生不平的抗議呼聲。如今為了一件普通的凶殺案,北大學生卻不停地示威抗議 ,要求教育部長和公安部長辭職。難道就因為受害者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嗎?   邱慶楓是不幸的,但她不過是許許多多其她不幸的中國女孩和世界各國不幸女 孩當中的一個。我不明白這個奸殺事件和許多其它無數個的奸殺事件有什麼大的不 同,引得北大學生如此大張旗鼓地抗議示威游行。當年在天安門廣場我曾問廣場上 的學生:除了 “反腐敗,要民主,要自由,要三元政治”等這些美麗動人的空洞口 號外,你們到底具體地要些什麼?今天,我想問這些因強奸殺害事件而示威抗議的 北大學生,邱慶楓奸殺案和其它發生在中國的奸殺案到底有什麼大的不同?使你們 對這一案件如此超乎尋常的激動。邱慶楓的生命是寶貴的,其他中國人的生命也是 寶貴的。把邱慶楓的死與許多被屈死冤死的中國人相比,那些更值得抗議?   中國許多知識分子愛把自己當作人民的啟蒙者,教育者,愛把中國的問題歸罪 與別人,且不知中國知識分子其本身對中國近百年的失敗挫折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共產黨的哪一次運動不是知識分子給打的先鋒,盡管很多知識分子後來又成為了 這些運動的受害者。“自由,民主,平等”是大學生和知識分子的口頭禪,而實際 上,又有多少人真正關心普通和下層中國人的權益?許多民主精英一方面高喊著民 主自由的口號,一方面則對普通中國人的遭遇漠視無睹,好像普通中國人的權益與 爭取民主自由無關。實際上,許多民主斗士和以追求自由民主著稱的大學生不但不 為爭取民主自由與普通中國人特別是那些下層中國人的權益無關而且喜歡把爭取民 主自由當作他們有別於廣大普通人民的特殊權力。君不見在1989年的北京4﹒ 27大游行中,游行隊伍中的大學生們一個個手拉著手唯恐工人和農民們加入他們 的隊伍。他們一方面高喊著爭取民主,一方面則在排斥另一些人爭取民主的權利。 為什麼?因為那些組織游行的人并沒有真正的自由民主平等意識,他們不是在爭取 民主而是在爭取民譽。他們不是在向當局請愿示威而是在請愿示威的名義下向當局 搖尾乞憐。他們非常在乎當局對他們的看法,祈望能夠得到當局對他們的諒解甚至 賞識。整個絕食運動的發起無非是要當局撤銷4﹒26社論,為民運精英們正身立 名,保証不秋後算賬。如果真正是為了民主自由,又何必在乎政府當局如何看待你 。所以我從不說1989年的六﹒四運動是民主運動。   就在胡耀邦逝世前不久,一位江西省的領導(省長還是省委書記長,我記不清 了)因貪污腐化罪被判刑兩年。當時在中國一位普通人偷盜上十几萬就有可能會被 判死刑,一般干部貪污上几十萬就有可能會判死刑,而這位共產黨高級官員光花在 其妻子娘家人身上的錢就達三十五萬美金。中國政府卻只判了他兩年徒刑。這且不 是丑聞笑話嗎(在此申明,本人反對對僅犯有偷盜和貪污罪行的人判死刑)?與六 ﹒四後的中國相比,當時88-89年的中國,政治上和新聞上還是頗有自由的。 可是,這丑聞式的審判并沒有在當時的報紙上和雜志上受到抨擊和異議。中國的知 識分子記者,社會精英以及大學生們對此保持了沉默,沒有人提出抗議。而几個月 後,為了胡耀邦的逝世,大學生和知識分子們卻蜂擁地聚會抗議,涌向天安門廣場 。 實在讓人困惑不解。   當學生們在天安門廣場上已曠日已久,北京交通一片混亂,所有報紙都一個腔 調,一味地贊揚學生時,有几個知識分子記者敢於批評學生,提出不同的觀點?當 許多明眼人已經預料到如此下去將有可能帶來軍管和流血鎮壓時,又有几個知識分 子精英敢於站出來,直言要求學生們撤出天安門廣場?那麼多社會精英中只有戴晴 和何新發出了不同的聲音,婉言要求學生撤出廣場。為此,直到今天我一直對戴晴 懷有敬意。當時國家都到了那樣一觸即發的危難時刻,一些精英知識分子們還在在 乎自己的名義。由於他們相信學生運動天然有理,便因此而不敢得罪學生,生怕給 自己在歷史上留下一個反對學生運動的名聲。自己的名聲是那樣的重要,比國家的 社稷存亡,比他人的生命熱血都重要。難道這就是對民主自由的信仰和追求嗎?   1982年(記得是這年),當一位大學生為搶救一位掉進糞坑的老農民而犧 牲了自己的生命時,這位大學生的舍己救人行為并沒有得到大多數大學生的贊同。 大學校園里發出的主流聲音竟然是張華的舍己救人是不值得的,因為一個大學生的 生命遠比一個老農的生命值錢。可悲可嘆而又荒誕的是,當時的一些報紙和雜志竟 然以張華該不該搶救那個老農作為議題進行討論。難道救人還有該不該的嗎?人生 而平等,Life is line!難道還有誰的命該救誰的命不該救的嗎?當 那麼多大學生振振有詞地申辯大學生的命比老農的命更有價值時, 你能相信這些肩 負著中國未來使命的年輕人能給中國帶來真正的“民主、自由、平等”嗎?雖然現 實社會是不平等的,而大多數人也做不到舍己救人,社會也不能強求每一個人都能 舍己救人, 但舍己救人的人絕對應該是英雄而不應該受到譴責。如果一個社會只講 究經濟價值而不講究精神價值,只追求金錢而不追求道德,那麼這個社會將會是一 個什麼樣的社會?那將是一個爾虞吾詐,虎豹豺狼橫行的社會。當年的大學生早已 畢業了,如今許多人正在腐敗的制度中左右逢源著,有的則早加入了腐敗大軍。   1987年(記得是這年),几個北大學生在飯館里同几個北京工人發生了口 角以致動手,一名學生被一名工人打死。這本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北大卻為此 進行了大規模的示威游行。屆時四名工人已被警察逮捕拘留,可北大學生還是不依 不饒,要求嚴懲凶手。當局在北大學生的壓力下,對四名工人進行了格外重的刑懲 。國有國法,家有家規,憑什麼就因為對方是北大學生,就對四名工人格外嚴判。 當時公安局并沒有袒護四名工人,北大學生憑什麼不斷地示威游行,要求對四名工 人嚴懲。這些學生到底有沒有法律觀念?難道大學生和工人打架就一定是工人的錯 ?難道打了北大學生的人就應該受到加倍的判刑?1987年那些參加示威游行, 要求嚴懲四名工人的北大學生無疑是在向世人宣稱:我們大學生是同普通中國人不 一樣的,我們是特別優秀的人,我們比其他人高貴,我們應該受到特殊的保護和對 待。除此之外,我實在找不出其它的解釋。   今天,北大學生又在為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游行示威抗議,到處又在漂流著一 股“學生運動天然有理”的氣氛。如今的北大人是不是又在向中國人和中國政府表 示:北大學生的生命比普通中國人的生命值錢,北大人是高貴的,特殊的,所以應 該受到特殊的保護和特殊的對待。一向以追求自由,民主,平等著稱的北大學生到 底想過沒有想過,當政府當局在你們的壓力下向公安局施壓,要求他們盡快破案時 ,在一時又找不到真正凶手的情況下,下面警察為了保住自己的飯碗,為了對上面 盡快有個交待,情急之下很可能會把一些無辜的人屈打成招,做為替罪羊向上面交 差。你們不認為在中國的現行制度下,這是極為可能發生的事情嗎?   我想哪一天,當中國大學生不再總認為自己高人一等,中國知識分子不再總把 自己當作受害者,把責任推給別人,開始自省其身的時候,中國就真正的有希望了 。知識分子的道德精神決定著國家的道德精神,因為他們是站著重要位置的人,他 們是拿筆寫文章占領著宣傳領域的人。 ∼∼∼∼∼∼∼∼∼∼∼∼∼∼∼∼∼∼∼∼∼∼∼∼∼∼∼∼∼∼∼∼∼ 【爭鳴】              無辜的北大人               -葦明-   讀了金錄的文章,覺得實在沒有道理。   北大一個女學生被奸殺,北大學生要開追悼會,校方開始不允許,引起學生公 憤是可想而知的事。於是校園內出現了大字報,集會等抗議形式。校方最後迫於學 生壓力而開了追悼會,才使校園平息下來。   本來,這是一次平常的凶殺案,學生們的反應也很正常,抗議的規模不算大、 時間也不算長。不知金錄先生為什麼偏偏眼光看得那麼遠,要把許多與這個事件沒 有關連的事情挂上鉤。   一個人被殺了,她或他所屬的那個群體反應自然最強烈。金錄先生指責北大學 生只為一個女學生被奸殺而抗議,而不為中國許多更悲慘不公的事件而抗議。從而 給大學生們一頂帽子,說他們自認高人一等。按這種邏輯,金錄先生應該指責去年 五月北約炸毀中國駐貝爾格雷得大使館後舉行抗議的中國人,因為如今這世道上比 這更悲慘不公的事件多的是,這些中國人卻沒有起來抗議。北約在炸死几個中國人 之前,已炸死的塞比亞人不知有多少倍,這些中國人沒作抗議,一旦有几個中國人 被炸死,中國人的抗議就一窩蜂地來了,按金錄先生的邏輯,豈不是中國人自認高 人一等?北約炸毀一座醫院難道不比炸毀一座大使館更慘無人道嗎?不知金錄先生 一生中有沒有參加過任何一次抗議?假如是的話,我可以肯定那不是這世道上最悲 慘不公的事件,那你為什麼不為所有比你抗議過的那次事件更悲慘不公的事件一次 次地抗議下去?   今天的北大學生,與六四時的北大學生是不同的一群人,金錄先生沒有理由把 對十多年前的北大學生的一肚子氣出到今天的北大學生身上。   另外,說中國大學生、知識分子對中國普通人的遭遇漠視無睹恐怕是結論下得 太草率了。金錄先生沒有聽到大學生、知識分子的呼吁也許是事實,但在輿論工具 被政府牢牢控制的中國,大學生、知識分子的呼吁又有多少機會能傳到金錄先生的 耳朵里呢?對金錄先生提到的那些中國普通人的悲慘遭遇作報導的記者難道不是知 識分子的一員、也曾經是一名大學生嗎?到底是中國的大學生、知識分子沒有為中 國普通人的悲慘遭遇作呼吁,還是金錄先生聽而不聞? 二千年五月 ∼∼∼∼∼∼∼∼∼∼∼∼∼∼∼∼∼∼∼∼∼∼∼∼∼∼∼∼∼∼∼∼∼∼ 【爭鳴】            王丹先生的民族主義到底是什麼?                -高大鍇-   在今年二月蘇曉康主編的《民主中國》雜志上看到王丹先生的文章,題為“沒 有恥感的‘民族主義’”。拜讀之後只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這里斗膽 向先生請教。   王丹先生闡述何謂真正的民族主義時,引用研究民族主義專家安德森的話,“ 還沒有人能成為真正的民族主義者,因為還沒有人能在自己的國家或政府犯罪時- -包括反對他的同胞公民時感到羞恥”、“作為共同事業的一員,他應該感到任何 以這一事業為名所作的每一件事都與他有一種道德上的牽連。”是呀,是呀!各個 國家的人民都為自己國家驕傲。美國人為美國的強大自豪,很少檢討其歷史上對其 他國家的犯罪,更不用說感到羞恥﹔日本政府不打算為二次大戰中對中國人民犯下 的罪行道歉,因為多數日本人并沒有為此感到羞恥。特別是中國現在的“新民族主 義者”,“如果他們真的以民族的榮譽為榮,以民族的恥辱為恥的話﹔如果他們真 的為了同胞的死而義憤難抑的話,沒有什麼比中國政府的‘六四’屠殺更是他們民 族主義情緒的賦武之地的了”。唉?“新民族主義者”譴責“北約”轟炸中國駐南 斯拉夫大使館,怎麼就是“無視”中共專制政府的“六四”鎮壓?海內外華人群情 激忿,強烈抗議“北約”對中國主權的肆意踐踏,這是否也是認同中共的獨裁統治 ?“西方人殺死三個中國人就要與之誓不罷休,而中國政府殺死成百上千的中國人 就可以坦然面對”是什麼意思?是不是說抗議的人們把“六四”都忘了?這種邏輯 本人不得要領,請賜教。   或許王丹先生對這些責問不以為然,認為是吹毛求疵,那就請先生把文章中的 “毛澤東味”改一改,別亂扣大帽子。什麼“假的民族主義”,什麼“‘妖魔化’ 西方”,什麼“嘩眾取寵”“矯揉造作”,什麼“缺乏理性基礎和明晰定位”,什 麼“這種‘民族主義’不虛偽嗎”等等。這種口吻是一種口誅筆伐,是明顯地把“ 新民族主義者”推到了對立面,是簡單化、庸俗化,是“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 要反對”。實際上民族主義是各種各樣的,不同層次的,怎麼好說別人的民族主義 都是假的,就你理解的民族主義是真的?你怎麼就那麼絕對正確?以搞民運的自詡 ,怎麼在行動上就一點不民主?   “六四”過去十年了,熱血沸騰的人們或遲或早都已逐漸轉入理性的思考,對 “六四”事件進行著冷靜客觀的分析。因為從當時的歷史背景看,“六四”事件并 不是簡單的民主運動被鎮壓。意識到只有自由、民主制度才能救國的愛國者們,從 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乃至國民性上對祖國的現狀進行進行不斷深化的研究, 決心走出一條中國自己的民主化之路,絕不能讓“六四”的血白流!然而,我并沒 有看到“民運”隊伍中的一些人在做應該做的事。他們動輒指責海內外華人的“狹 隘民族主義情結”,對中共現政權更是不問青紅皂白地大肆攻擊。且不說這種隨意 的行為有多麼的無理性、不負責任,就其效果看也是與目的背道而馳--實現中國 民主的大眾遠離“民運”而去。   這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你們這些人深深地陷在“六四”情結中,似乎天底 下只有“六四”鎮壓最反動、無人性,最令人無法容忍。那麼好吧,中國共產黨人 奪取政權後,馬上進行了“鎮反”、“肅反”、“三反”、“五反”﹔那無數無辜 人們的亡靈是否已經得到昭雪?五七年“龍顏震怒”,几十萬中國精英知識分子成 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的冤屈是否真正得到平反?荒唐的“大躍進” 造成一、兩千萬善良、真誠的中國人餓死的慘劇是否沒有“六四”災難深重?“文 革”十年,毛澤東發動一個人對全國人民的戰爭,毒害民族的心靈的悲哀該怎麼評 說?!王丹先生,您肯定會說,我從來不認為那些悲慘的過去不是中華民族的恥辱 。說得好,中國共產黨人統治中國後悲劇不斷,中國几千年封建統治,否定人性的 文化,使中華民族歷史上悲劇不斷,“六四”只是這些悲劇中的一個。   現在的問題是,您這樣指責“假民族主義者”是否能促進中國民主化的進程? 是否能把愛國的華人感召在民主、自由的大旗之下?相信您也是愛國的,您的民族 主義到底是什麼?   最後請王丹先生解釋“中國的形像因此(‘六四’事件)而在國際社會一落千 丈”。這話的意思好像是說中國的形像在“六四”之前好。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人 在“六四”之前還是不錯的,“六四”一鎮壓就糟糕了,是嗎?中國在“六四”之 後經濟上有了較大幅度的發展,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這是不是“國際 社會一落千丈”? 附:            沒有恥感的“民族主義”                 王丹   去年五月八日北約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之後,中國大陸青年知識分子中 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前几年寫作《中國可以說不》的一批人又雀躍而起,一方面得 意聲稱他們的“預測”被証實了,另一方面重新炮制新作。去年年底,題為《全球 陰影下的中國之路》一書出版,作者房寧、王小東、宋強等人,清一色的“新民族 主義者”,他們繼續其“妖魔化”西方的鼓吹,為民族主義情緒尋找合理化依據。   說這些人是“新民族主義者”,是因為他們所謂的“民族主義”缺乏理性基礎 和明晰定位,在學理及實踐層面上,都與我們過去所認知的民族主義大不相同。去 年第四期《天涯》雜志發表了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教授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的一篇文章,題為《民族主義的現在和未 來》,向我們提供了這種不同的對比。   安德森是研究民族主義的專家,他給民族主義下了一個定義:“當某一自然領 土上的居民們開始感到自己在共享同一命運,有著共同的未來,或當他們感到一種 深層的同道關系聯系在一起時,民族主義便產生了。”從這個定義中我們可以看到 ,民族主義的一個基本前提,是對共同未來的一致向往,換句話說,民族主義的基 礎是民眾對民族前景的明確期待。當國內那些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勾畫中國作為一個 與世界對抗的霸權大國的前景時,有多少民眾認同這種向往呢?當他們反對中國加 入WTO,反對好萊塢大片進入中國電影市場時,他們在民眾中又有多少同道呢? 說到底,現在被人畏之如虎的所謂“民族主義”不過是“銀樣蠟槍頭”,是少數知 識分子的一種情緒宣泄,定義其為“民族主義情緒”,而不是“民族主義”,恐怕 更為貼切。安德森分析“民族主義”時提出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見解,他認為民族 主義的一個基本特徵是“恥感”,即本著對民族的責任感而對本民族犯下的罪惡感 到羞恥。他說:“還沒有人能成為真正的民族主義者,因為還沒有人能在自己的國 家或政府犯罪時--包括反對他的同胞公民時感到羞恥”、“作為共同事業的一員 ,他應該感到任何以這一事業為名所作的每一件事都與他有一種道德上的牽連。”   以此標准來審視當今中國大陸那些自稱“民族主義者”的人,他們的民族主義 是假的民族主義。如果他們真的以民族的榮譽為榮,以民族的恥辱為恥的話﹔如果 他們真的為了同胞的死而義憤難抑的話,沒有什麼比中國政府的“六四”屠殺更是 他們民族主義情緒的賦武之地的了。中國的形像因此而在國際社會一落千丈,那些 民族主義者們,他們憤怒了嗎?他們的勇氣呢?難道西方人殺死三個中國人就要與 之誓不罷休,而中國政府殺死成百上千的中國人就可以坦然面對嗎?那些民族主義 者,他們對這個民族發生的這樣一樁巨大恥辱都可以無視,他們真的在乎這個民族 嗎?西方政府離得遠可以破口大罵,中國政府近在眼前就免開尊口,這種“民族主 義”不虛偽嗎?   所以我說,他們的憤世嫉俗是嘩眾取寵,他們的慷慨激昂是矯情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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