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Ｘ≧　　　　　　楓　　華　　園　　　　　　　≦Ｘ≧　　　※ ※　　≦＼∥／≧　　　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出版　　≦＼∥／≧　　※ ※　≦≦＼∥／≧≧　　　　　　　　　　　　　　　　≦≦＼∥／≧≧　※ ※　　　　∥　　　　　　　　　　　　　　　　　　　　　　∥　　　　※ ※　　　　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日創刊　　周刊　　總第四四三期　　　　※ ※　　　　　　《楓華園》雜志社主辦　　《楓華園》編輯部主編　　　　※ ※　　　　　　　　　　　　　　　　　　　　　　　　　　　　　　　　※ ※※※※※※※※※※※※※※※※※※※※※※※※※※※※※※※※※※ ∼∼∼∼∼∼∼∼∼∼∼∼∼∼∼∼∼∼∼∼∼∼∼∼∼∼∼∼∼∼∼∼∼∼ 　　　　　　本　期　目　錄（ＦＨＹ０４０３Ｄ） ∼∼∼∼∼∼∼∼∼∼∼∼∼∼∼∼∼∼∼∼∼∼∼∼∼∼∼∼∼∼∼∼∼∼ 【楓華論壇】台灣人民的選擇　　　　　　　　　　　　　　　　　　中　貞 　　　　　　行刺陳水扁：詭異的彈道和台海未來　　　　　　　　　江流石 　　　　　　生子當如孫仲謀　　　　　　　　　　　　　　　　　　老　鄲 　　　　　　走出道德的誤區　　　　　　　　　　　　　　　　　　老笨牛 【史海鉤沉】中國政治學的開拓者－－張慰慈　　　　　　　　　　　智效民 　　　　　　小議陳獨秀的歷史地位　　　　　　　　　　　　　　　晨　光 【百草園】　“理”與“法”　　　　　　　　　　　　　　　　　　也　夫 　　　　　　我是“九斤老太”　　　　　　　　　　　　　　　　　金　泰 ※※※※※※※※※※※※※※※※※※※※※※※※※※※※※※※※※※ 【楓華論壇】 　　　　　　　　　　台灣人民的選擇 　　　　　　　　　　　　－中貞－ 　　二○○四年三月二十日台灣第十一屆總統及第一次公投的選舉已經落下了帷幕 ，陳水扁先生以二萬多選票勝出，取得連任成功。這場選戰的激烈是前所未有的， 其中的是非曲直也不是政策宣導所能左右的，這就是台灣意義下的民主，是我們必 須面對的一種民意選擇。 　　　　　　　　　　（一）選票就是民意 　　大選前夕陳水扁先生及呂秀蓮女士在台南市泛綠自己的大票倉中各挨了一槍， 即時便有漫天的謠言：國親雇佣槍手干的、組頭干的或獨立的民眾干的。事發當時 我正在上課，有學生悄悄告知我說阿扁遭槍擊的話兒未落，我立刻說了一句：“阿 扁贏定了。”回到系辦時又有系辦小姐告知此事，我當即分析說如果連宋領先四十 萬票以上泛藍還有希望，如低於這個數目則綠營還是要贏，每一槍可抵二十萬票。 如按挨槍的前一天台南市組頭開出的“連宋讓五十萬票”的賭盤估算，各方的估算 數字實在相差很小，因為這一槍打出了５０餘萬原本不愛投票的所謂中間選民，而 這些中間選民基本上因為這兩槍投向了綠營或者原本可能投給藍營的改成了廢票。 　　這是台灣人民自己的選擇，自己選擇了寶島未來命運的光輝歷程，他們既選擇 了自己心愛的領袖，也選擇了否定阿扁總統所提出的兩項公投議題。從南北選票的 分布看，這是一場族群戰爭的延續，最終還是占人口多數的族群獲得了勝利，雖然 這個勝利來自不易（兩軍相差不足三萬票），但畢竟是一場光輝的勝利。如果說四 年前因為國親兩黨的分裂而造就了陳水扁總統，那麼民進黨今天的勝利是完全靠實 力和技巧而獲得的。往後的日子中除非民進黨對自己父老鄉親大開殺戒，泛藍越來 越不會有太大的希望，因為他們中的有錢人都陸續地遷往了國外，他們自己的市場 變得越來越小，而在這些年來媒體所渲染的經濟、外交、失業率、自殺率、經濟成 長率等都是台灣歷年來最差的景況下台灣人民還是選擇了自己的領袖，說明本土化 是民進黨人這些年來最大的成就，其中宋楚瑜自己應當吞下這顆他本人於十几年前 便種下的苦果，也是歷史必然的規律。 　　歷史是不可能有如果的，如果沒有台南市那兩槍、如果沒有宋楚瑜當年堅持李 登輝出任的歷史、如果沒有當年的二二八、如果沒有當年的美麗島事件、如果沒有 那麼多的外省人離島而去等等就不會有今天的歷史。但是歷史的車輪不可能因為几 個如果而不會向前，只能因為几個如果而推遲它的進程。同理，世界歷史上如果沒 有共產主義這個怪胎、中國共產黨內只有周恩來沒有毛澤東、沒有三反五反、沒有 反右、沒有大躍進人民公社、沒有文革、沒有六四等等，如今的東方世界又有何等 的光景？ 　　民進黨缺少從政、經濟建設、社會安定的經驗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陳水扁總統 連任後，台灣的外交困境不太可能因為他的勝利而有所改善，雖然過半的民眾不領 公投票而導致公投流標，這種公投的結果也不會改變全世界看台灣的角度。阿扁的 前四年中台灣民眾在國際上已吃盡了苦頭，處處受制，但在整個外交政策與行動上 ，只強調台灣的獨立性、強調中華民國的不存在，強調獨立國際人格必然隨著阿扁 的再次勝利而成為當局制定政策的主要意識流。雖然這對於大部分安居島內的民眾 來說不會有太大的改變，但對於台灣的經濟卻是一種比之四年前有了更多未知數。 　　無論是那一家當選，台灣意識流也是一股歷史潮流。泛藍陣營對文化的本土化 、政治的獨立性、台海兩邊的互為獨立等的認同也已成為其政策的重心。如果國民 黨仍然堅持大中國的概念則永遠不會有執政的未來。連戰就曾說過：年輕一代有更 強的台灣意識是正常的，因為兩岸分隔這麼久且缺乏溝通，但擁有台灣意識并不等 同於支持台獨。這次總統大選藍綠攻防的整個過程也充分証明了政治民主化後任何 有意參選總統的政治人物都不能輕忽民眾認同台灣主體性的事實，強調台灣相對於 中國大陸的獨立國際人格勢必將成為朝野政黨的共同語言。 　　　　　　　　　　（二）選戰中的疑云 　　此次選戰疑云重重，公投票不足一半人領取而造成流標。一般認為不領公投票 的人應當會投國親的票，但開票的結果卻使專家們跌破了眼鏡，國親以少了近三萬 選票而飲恨敗果。同時報出有三十三萬張廢票，是歷年來的最高者，加上選前那離 奇的兩槍使得國親提出重新驗票、詳細報導槍擊事件等的要求。根據以往的經驗， 這種訴求雖然合乎情理，但很可能永遠不了了之，阿扁還是總統，連戰還是布衣。 　　如果查出廢票有某些問題，但如果槍擊事件永遠找不到凶手，那麼事情可能就 成了永遠的謎團。加上國親不是執政黨不可能有足夠的資源幫助調查此事，只要別 人在其中不認真地配合，這種事情則只能成了坊間扑風捉影但於事不補的歷史文學 話題。除非他們目前的無效選舉之上告成功造成重新選舉的局面，否則想登上第十 一屆總統寶座無非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如果光是做出驗票的裁決，一個桃園市就需 要一個月才能驗完，因為執政黨不可能提供足夠的人力配合此項工作。 　　現在國親能否東山再起是兩陣營面臨的最大問題，連戰絕不能因此戰敗北而已 萌生退意，宋楚瑜也沒有任何的資本產生挂冠而去的想法，目前兩黨都已有人呼吁 兩人續領敗軍為秋後立委選戰規划籃圖，否則他們兩軍在政治上的前景只能是凶多 吉少。退一步而言，如不能在此兩人淡出政壇之前將兩軍整合為一，則國民黨想東 山再起只能是一種永遠的夢想。 　　無論那兩槍是否為一種苦肉計，那也是天意及選戰策略的成功寫照。我對這几 年媒體所報導的經濟嚴重衰退、失業率居高不下、自殺率居台灣歷史上任何時刻之 冠、社會高度不安定、政務人員及國家企業領導人任人唯親等等作為及社會問題一 直不敢承認阿扁是一位合格的台灣民眾領導人的這一事實，但從他今天的選戰及最 後那兩槍看，阿扁的確在選戰方面計高一籌，如果不是苦肉計那就是十足的天意了 。但無論如何判斷都是台灣人民自己的選擇、是民意、是台灣未來的趨向，同時台 灣社會中的種種問題也可能是媒體過分渲染悲情的結果，而台灣人民，特別是三十 歲以下的年青一代、六十五歲以上的退休人員及南部台灣民眾對此并不認同。 　　二○○四年三月二十一日 ∼∼∼∼∼∼∼∼∼∼∼∼∼∼∼∼∼∼∼∼∼∼∼∼∼∼∼∼∼∼∼∼∼∼ 　　　　　　　　行刺陳水扁：詭異的彈道和台海未來 　　　　　　　　　　　　　　－江流石－ 　　陳呂遇刺，國親兩黨和外界立即預感大選可能翻盤。點票之後，陳呂果然取勝 。選舉之後，國親兩黨即感覺選舉不公。 　　姑且不論點票疑云，單看行刺陳水扁的彈道，真是詭異無比。 　　１、從行刺者離陳水扁的位置看，可能是近處，也可能是遠處。若從近處射擊 ，槍擊頭部或胸部即可，為何要從玻璃中穿擊腹部？若從遠處射擊，則只能（并且 是最佳）槍擊頭部或胸部，為何要從玻璃中穿擊腹部？此詭異一。 　　２、行刺陳水扁和呂秀蓮，絕非一般人敢為。最起碼要知道優先射擊頭部或胸 部。可這兩顆子彈，一顆射擊腹部，一顆射擊膝部，此詭異二。 　　３、從行刺者可能的位置看，一個應從正前方射擊，一個應從正側面射擊。可 兩個彈殼卻在一處，此詭異三。 　　４、從照片上看汽車玻璃上的彈孔，彈道與前排就座人員頭部相差極近。子彈 對玻璃的打擊和刺破空氣的聲音，足以讓其震驚。可是陳呂中彈後，卻無人知曉。 此詭異四。 　　５、從呂秀蓮遇刺的位置看，槍手必須從離地面一米左右處開槍，且子彈必然 射到汽車對面。彈道應在一般人腹部位置。從照片上看，汽車兩邊人山人海。在人 山人海中，子彈要不傷及任何一個人，其機率恐怕接近零。此詭異五。 　　６、以行刺論看，陳水扁和呂秀蓮兩人都遭槍擊，這是斬草除根的行動。全世 界恐怕只有大陸和美國敢策划這樣的行動。既要斬草除根，其方式必然歹毒無比。 若用兩顆毒彈，只要破皮流血，陳呂必死無疑。可兩人居然僅受輕傷。此詭異六。 　　上兵伐謀。陳水扁勝在謀略。陳水扁和李登輝知道，他們掌權一年，台獨力量 增加１０個百分點。所以，陳水扁只要再掌權四年，台獨力量增加到６０％－７０ ％。到時，大陸要用軍事方法解決台灣問題，必須要在台灣打五年仗。大陸軍方現 在還在計划几個星期解決台灣，真是痴人說夢。那些常規武器和導彈，除了欺騙大 陸的老百姓外，毫無用處。真要解決台灣問題，唯一的出路是每年增加１５０－２ ００枚核彈。這樣，在２００８年前，大陸有近１，０００枚核彈阻嚇美國。美國 和日本就會壓制陳水扁的台獨計划。陳水扁失去台獨的靠山，就會用完全不同的態 度來考慮大陸的武力威脅。可惜的是，大陸除了有能力買一百萬元的汽車，下一千 萬元的豪賭，攜一億元資金外逃，把“三個代表”寫入憲法，但是卻無錢發展核彈 。 　　陳水扁無恥，但自強而不賤。回頭看大陸，几百萬滿人統治几億漢人達几百年 。其間，滿人將漢人殺得血流成河，尸骨成山。如果說漢人怯弱，在滿人統治漢人 時，還可以解釋。可在清朝被推翻一百年後的今日，几乎所有的漢人都在對大清皇 帝歌功頌德，視大清帝國為中國的驕傲，把旗袍作為中國的國服，連中國的語言都 叫Ｍａｎｄａｒｉｎ。這該如何解釋？再看台海過招。大陸說：台灣宣布獨立，大 陸即軍事攻擊台灣。陳水扁就宣布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大陸說：台灣進行公投 ，大陸即軍事攻擊台灣。陳水扁就在３２０搞了兩個公投。几百萬滿人可以統治几 億漢人達几百年，２３００萬台灣人當然有能力把１３億大陸人玩個夠。兩個例子 ，加上新出籠的“和平崛起”的理念，足以推測台海未來。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自賤者死，自強者強。 ∼∼∼∼∼∼∼∼∼∼∼∼∼∼∼∼∼∼∼∼∼∼∼∼∼∼∼∼∼∼∼∼∼∼ 　　　　　　　　　　生子當如孫仲謀 　　　　　　　　　　　　－老鄲－ 　　“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生子當如孫仲謀。”我國古代的這一名句，是在贊 揚什麼？它是在鼓勵天下英雄“與中國抗衡”。當然，從正統觀念來說，它所指的 對立面，不是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就是販履席以出身的劉若彼等均可割據一方， 我們的仲謀兄為什麼就不可以也博他一個“亂世出英雄”？ 　　這其實就是諸葛亮一言為孫劉同盟抗曹奠定基礎的內在實質。諸葛亮說孫，說 是“你的滿朝文武們，若不戰而降曹操，他們不還是高官厚祿，頂戴如舊，可您哪 ？”孫權一下子受不了那“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淚水洗面之苦的我的後半生的 美麗憧憬在他胸中的滌蕩，拔劍而起，削去大案一角。於是，大殿之上，戎馬就成 了鹿，鹿就在中原。 　　多少偏安的背世王朝的熱血之士們，做過如此的“與中國抗衡”夢，甚至“王 師北定中原”的夢？可他們的領導核心們，卻偏偏都是不爭氣的混子。引得漢人精 英們，若不是“至今思項羽”，便是“生子當如孫仲謀”。火氣是大了一些，但無 奈更多几分。 　　“與中國抗衡”，可行乎？當然。曹操的百萬大軍，已多虛額，飲馬長江，更 是強弩之末，再加是萬里長江天塹，同盟攜手，這豈不是以逸待勞一方天時地利人 和的最佳結合？當此時也，與中國不也是可臨江一戰的嗎？ 　　以地方抗拒中央，以弱小抗爭強梁，軍事割據一方，這難道不是歷來“天下英 雄”的一致的行為准則嗎？遙想公謹當年是如此，遙想偉哥當年，又何嘗不是如此 ？ 　　“山頭鼓角相聞”。中央軍要進師剿匪，蘇區的紅旗能打多久？回觀中國的歷 史，每每都是軍事集團的演義。可只有到了最近，軍事集團的武裝演義才開始讓位 於軍事集團的和平較量。 　　你說，好不容易。我說，大氣候如此。連一向不許歐美諸侯“干涉內政”的中 央政府都在衷心地感謝美國人士對於台海局勢的表態，這其間還有“內政”嗎？我 所歸結的“和平較量”，固然不包括軍委主席的“空包彈”，也不包括總理的隔海 恐嚇，但誰都知道，大海對岸有近五百顆導彈在虎視耽耽，只不過未敢輕易鋌而走 險罷了。 　　作為中國人，我最不愿意看見的，就是中國人打中國人，我最不愿意聽見的， 就是一片狂熱的戰爭叫囂。不過，我理解我的同胞，理解他們對暴力，以及對中國 人的鮮血的嗜好。不敢打東洋西洋，不干碰北洋南洋，對於自己的同胞，那可是相 殘欲加，仿佛手到擒拿，對方都不是人的生命，只是不該有生存權的牛馬豬羊。現 在更有美國人空口無憑的尚方寶劍，可不是更加不可一世。 　　我要問問我的國人，你想“統一”人家，想教人俯首稱臣，你的收購單上有什 麼叫人欣欣向你的諸葛亮的時代，不須開出討好老百姓的單據，他還至少要保障滿 朝文武的利益不減，以影響朝政的決策。可任憑單據怎樣開，確難買孫權的決定一 票，才有赤壁一戰。在二十一世紀，在台灣現行的民主政治體制下，誰也沒有那集 權的一票，那決定的一票分散在千萬台灣人手中。除了中央極權的“統一”，你的 單子上有起碼的對台灣人民現在已有的一切權利和權力的保障嗎？ 　　台灣大選的結果，說明多數台灣人在怎樣影響政府的決策。在對待來自北方的 貌似強大的號稱中央的軍事集團，他們個個都是孫仲謀，都在導彈的彈道上在盤算 著“我現在投誠過去，能得到的是禍是福”。我想，在此當兒，香港的所謂“一國 兩制”的模式，及其實踐，可真是比戰爭比導彈更嚇唬著了台灣老百姓。 　　對台灣的大選，對“一部分先民主起來”的中國人行使他們的神聖權利，我倒 是前無可憂，後無可喜，僅以平常心度之。我只希望我的國人們，也以同樣的平常 心對待。但有一點，我覺得很欣慰，那就是，中國的那一角處，越來越多的中國人 ，在嚴肅并嚴峻地對待與處理自己應有并且已經爭取到手的最可寶貴的權力和權利 。 　　“生子當如孫仲謀”，也不過如此，對吧？ 　　（２００４－３－２０） ∼∼∼∼∼∼∼∼∼∼∼∼∼∼∼∼∼∼∼∼∼∼∼∼∼∼∼∼∼∼∼∼∼∼ 　　　　　　沖破思想禁錮的新觀點－－讓我們走出道德的誤區 　　　　　　　　　　　　－老笨牛－ 　　首先，我們必須明確這樣一個概念問題，即我們這里所說的道德觀念，與黨的 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同志關於以德治國論述中之德的觀念，是完全不同的。前者 泛指人們的社會行為和價值規范的標准，屬於社會人文科學的范疇﹔而後者則特指 領袖人物的政治品德和治國方略的組合，屬於政治思想領域的范疇。在我們展開論 述之前作這樣的澄清是非常必要的，以免有人誤解，以為我在批評以德治國的重大 思想理論呢。其實，只要不報有偏見，認真仔細地閱讀完我的這個帖子，大家就會 明白在以德治國與以法治國方面，我老笨牛是完全贊成將兩者合而為一，這就是我 們必須以德依法治國。所以我認為江澤民主席關於以德治國的思想與依法治國的思 想是密切相關的，是完全正確的，我們必須努力學習并實踐。限於篇幅，我在下文 的論述過程中將集中在道德觀念上，而不涉及領袖人物的政治品德和治國方略方面 的任何要素。 　　長期以來，在中國思想界存在著一種亞唯心主義的道德觀，其集中表現就是將 國民的價值觀等同社會道德，在這些所謂的思想家們看來，社會道德高於一切。然 而，對道德究竟是什麼？社會道德與社會法制的關系是什麼？等重大問題上面，這 些思想家門從來不敢也不可能給出我們很好的回答來。與此相適應的是，一些所謂 文人們，借用自己所擁有的話語權，也大打道德牌，并試圖以所謂的道德價值，通 過社會輿論工具來影響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什麼不能仇富啦，又是什麼公平是心 理認同啦，等等謬論充斥在中國形形色色的傳播媒體上，大有逼著以法治國的思想 綱領讓位的趨勢。這些文人們如此囂張，我老笨牛不得不上來說兩句。 　　人們的道德價值觀，往往通過人們的行為而表現出來，社會對人們的道德約束 一般主要是通過輿論來實現的。最近一個時期，我比較注意國內社會輿論的問題。 我認為目前國內社會輿論正在滋生著一種非常不健康的疾病，而且具有惡性擴散的 特徵。這種輿論疾病的表現之一，就是一些媒體的從業人員真將自己當作無冕之王 ，豬鼻子里插蔥裝起象來了，試圖用道德和輿論為武器，挑戰司法的尊嚴和獨立， 挑戰黨的領導和政府的應變能力。誠然，在當代中國社會，由於長期以來政府行為 的失當，造成人民與政府之間缺乏必要的溝通和信任。而且，更由於普通老百姓缺 乏必要的話語權，決策層似乎根本就無視民眾的呼聲，於是便造就了民眾對政府的 逆反心理和正話反聽的社會現象。網絡的出現，正在打破著政府一統輿論的局面， 於是便有了網民話語權。而網民們在經歷了几次輿論斗爭，并取得了勝利的情況下 ，似乎有些得意忘形，意圖主導社會，更為恐怖的是，某些別有用心的人試圖通過 輿論工具，用他們所認可的社會道德規范國家的行政和司法，這是極為危險的。 　　任何時候一旦得意忘形就必然導致失敗。中國的網民們假如不注意，同樣也擺 脫不了此命運。這就是我想說的，對於社會輿論疾病的泛濫，我們必須適可而止。 我必須認真地指出，在很多事情上完全無視民意是不對的，而任由民意導向也是不 科學不可取的。同樣，判斷是非方面完全無視社會道德是不對的，而任由道德規范 也是不科學不可取的。可惜的是，中國政府在如何把握民意方面，恰恰犯了上述的 兩種錯誤，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而在道德問題上似乎也是從一個極端走向 另一個極端。這無疑暴露了政府在行政上的不成熟和雜亂無章，說到底還是缺乏必 要的法規和制度。 　　辦事不依據法律，決策不按照科學，而是依據民意和虛無的道德，就是當前中 國各級政府的通病。几年前對少女落水事件的處理，就是依據所謂道德而處理的。 當時我就指出了此種處理對中國社會所可能帶來的長期危害問題。後來在討論劉涌 案時，我又注意到所謂道德問題可能給社會帶來的災難，并努力促使國民走出道德 的誤區。我非常痛惜為什麼我們的國家就不能痛痛快快地走向法制／治呢？為什麼 我們還要飽受那虛無且具有巨大的應人而異的道德之苦呢？ 　　如果大家還都不健忘的話，大概都能想起兩年多前的一件事，在中國的寧夏發 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個花季少女為此丟命，而一個市級官員為此丟官。事件本來 不大，但卻在全國范圍內引起了異常的一場爭論。在那次的爭論中，我老笨牛與老 朋友數學一樣，站在了主流輿論的對面，為一個我們并不認識的官員辯護。時過境 遷，當我們今天冷靜地坐下來，重新思考兩年前的那一交通事件及其圍繞著此事件 所發生的思想觀點交鋒，也許大家可能會更客觀一些了。我將自己在那個時期寫的 一個帖子轉到這里，除了想促使大家重新認真思考各自在那個事件中的立場和觀點 外，我更希望這個帖子對當前的公民道德教育產生積極的影響。站在不同立場持有 不同觀點的人，自然會對我的這個帖子有不同的看法和評價了，這是非常正常的， 假如我的每一個帖子都一邊倒地受到喝彩或棒喝的話，那就反而不正常了。 　　以下就是我在強國論壇上早期發表的兩個帖子，除了對個別文字作了修訂外我 是原封不動從老版中搬過來的，請大家閱讀批判。 　　　　剝去你的道德遮羞布：從我的老朋友數學的一個舊貼談起 　　我那吃飽了沒有事兒干的老朋友數學，這兩天又跑到ＱＧＬＴ上來氣人，這一 次他不僅將自己以前的老對手氣個半死，而且連他的追星族群體里的几個重要人物 也氣得夠嗆。話說為了堅持真理數學竟然不惜得罪自己的戰友，同我老笨牛站到了 一起，為那被人們罵的狗血噴頭的“Ｘ官”辯護，這還得了？於是什麼“無恥”啦 ，什麼“冷血”啦，什麼“不可救藥”啦，等等，等等，一股腦兒地全都率給了老 朋友數學。還有人諷刺說我的朋友數學是在過什麼律師癮，有人并且警告數學如此 “胡說八道”“有辱你的名聲”。反正我老笨牛是看花眼了，在我花眼的情況下， 數學的形像似乎更明晰了，也更高大了：我原來把數學定位於網絡時代ＱＧＬＴ上 的思想啟蒙家，如今我更傾向於將其定位於網絡時代ＱＧＬＴ上追求和捍衛真理的 旗手。 　　說實話敢於在輿論一邊倒的情況下站出來為那位倒□的市長說兩句公道話是不 容易的，是要一定的勇氣的。不僅如此還可能招來“道德衛士”的謾罵甚至親朋好 友的誤解，我老笨牛對此深有體會。這不，我在這壇子里還沒有多說什麼，就有人 開罵，我家里的親友寫信給我勸我不要逆流而動，據說我的老父親也大為不快埋怨 我怎麼會為那不得人心的壞官說話。這一次，如同上一次為那位在海外讓人家趕下 飛機的市長打報不平一樣，又是我老笨牛首先站出來為寧夏的王副市長打報不平。 按理說我是個始作俑者，大家要罵，要打，要殺應當先拿我來開刀，我的朋友數學 只不過是在大家的逼迫下迫不得己而勇敢地站出來同老笨牛一道為真理而吶喊的。 看見有人不顧一切的攻擊我的老朋友數學，如果我老笨牛還不支聲的話就有點太不 夠意思了，所以我就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了。 　　在對寧夏王市長事件的定性和分析上，數學與我老笨牛是基本一致的。我不厭 其煩地愿重復我的觀點，這是一起交通或意外事故，當時的官員并非無動於衷，但 限於當時的條件而無法救命，這同官員的道德毫無關系。再說了，當時在場的除了 官員外，還有許多應當屬於“人民群眾”范疇的公民在場。為什麼那些屬於“人民 群眾”范疇的公民也沒有去搶救呢？顯然是不具備搶救條件的。任何道德都不能也 不該要求一個人，用自己的生命去換取另一個人的生命，更何況在當時的情況下還 不一定能夠用一個人的生命，換回那個小女孩的生命。 　　現在批評市長的人們，可以毫不費勁的說，要是我當時在場我一定會怎樣怎樣 ，可惜的是他們當時并沒有在場，否則的話現在也許只能與王市長為伍，頻頻解釋 自己當時的行為了。我絕對不相信批評市長者中的任何人的道德，就一定會比那個 市長還高，否則當時在場的那麼多人為什麼沒有一個人去搶救呢？對於那些說大話 者的話我是不相信他們的，因為他們無法証實他們的所說，所以他們的說法只能永 遠是個假設。 　　寧夏王副市長事件被大眾傳播媒體炒的沸沸揚楊，再次反應了ＱＧＬＴ以及其 他媒體政策水平不高，缺乏政治敏銳，將一個本來普普通通的一個交通事故（或意 外事故），傳播為政治事件，不僅讓國內人民借此大發牢騷，而且讓海外敵對勢力 加以利用，借以攻擊黨的領導，丑化黨的形像。我老笨牛認為，一般來說媒體傳播 的功能重在引導和疏導，而不是任由民意泛濫。當然，民意是很重要的，是要反應 的，但專家和學者的意見也不能不聽。在這件事上實際上許多專家和學者都已明確 指出，此事不宜上綱上線，應當嚴格按照法律程序辦事。可是我們中間的許多人， 平時也在高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堅持依法辦事，以健全的法制和法治促進中國經 濟社會全面發展。但是就是在這麼一件具體的事件上卻忘記了法律的尊嚴，忽略了 法律的重要性，將道德提到了第一位。 　　道德是什麼？我在這里要提醒一下國人，我懷疑許多堅信“以德治腐敗”理念 的人德究竟是什麼恐怕自己也模糊不清。根據經濟人類學中功能學派的觀點，德實 際上就是一個群體的主觀好惡價值，在人們的社會、經濟、文化生活中的反應而已 ，它對人們的個體行為只有軟約束或指導功能，不具備強治的執行功能。再說了， 德既不能物化，又不能計量，我們怎能以它衡量什麼，從而達到治什麼的目標呢？ 在一個法律不公的社會里，只有傻瓜才會去講什麼道德﹔相反，在法律系統健全的 社會中，道德不用人們去強調，反而公民普遍重視道德。王副市長事件如何處理及 其結果將是中國社會法制／治史上重要的一頁。我痛惜一個小女孩因為這個交通事 故而失去生命，我更痛惜舉國上下對此交通事件的感情用事，只在什麼道德德的層 次上譴責，而沒有能夠理性地思考，在法律的層次上追究。這就是我們民族的悲哀 ！如果這次真的因為此事而將王副市長罷官，我看數學那小子的“天才”建議將不 得不考慮，悲呼？悲也！ 　　我們必須改變我們過去的以所謂的道德，來評論他人的惡習，應當一切以法律 為准。只有堅持法律公正，才能保証公民的基本權利。我們更要注意，小心有些腐 敗分子會以道德觀為坐標，試圖淡化業已存在的尖銳的社會問題，即：人民群眾與 腐敗官員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我老笨牛認為腐敗絕對不是什麼道德層次上的問題 ，而是法律層次上的問題，黨應當意識到并且充分尊重人民群眾，對腐敗官員要求 嚴肅地按法律制裁的權利。比如一些高干的所作所為，明明是犯了法，但在實際處 理中，往往卻是以黨籍（紀）論處，將所謂的道德處理置於法律裁決之上，這當然 是錯誤的。而王副市長事件，在我老笨牛看來似乎和腐敗是沾不上邊的，甚至也扯 不到道德方面，因此毫無必要在那里死死糾纏。 　　我無意為什麼人辯護，我只是遺憾我們這麼大的一個國家，要按那虛無飄渺的 什麼道德來治理，難道官員必須獻出自己的生命就才算是道德嗎？讓我看，在那種 情況下，讓不會水性的人去冒死救人也是不道德的。民意和輿論對這個事件的圍攻 ，絕對不應當看作孤立的事件，它是國民法律意識不足的表現，是民眾在道德誤區 中的狂躁。同時，透過這個事件也反應了政府目前應變能力極低，這麼小的一個事 件都控制不好，弄的舉國上下群起而攻，至於嗎？難道我們將王市長罷了官就能解 決問題嗎？可笑！如果是這樣，那麼有誰應當對那些沒有錢看病而等死的人負責？ 誰又應當對那些因為沒有錢，而被大學勒令退學的平民百姓家的孩子負責？如果是 這樣全國應該有多少官員被罷官？如此處理王副市長於法有何依據？今天王市長因 為一個意外而丟了官，明天是不是我老笨牛因為大聲咳嗽一聲，而恰恰我身旁的一 個路人心臟病突發，而恰恰我又無法將他送到醫院搶救那人就死了，從而需要我償 命？ 　　大家不要以為我在這里開玩笑，我不像我的老朋友數學，吃飽了撐得慌到這里 來要氣死什麼人，我的時間可以說和你的一樣寶貴。我之所以對寧夏副市長事件如 此重視，是因為我看到了某種潛在的危險，我想我的老對頭、老朋友數學也一定是 看出了什麼問題，才不惜被罵甘愿與我老笨牛，天津豹子，巴仁等，在這ＱＧＬＴ 上名不見徑傳的小人物為伍，一道為他也不認識的副市長辯護呢？希望大家努力仔 細再思考，中國官方如何處理寧夏副市長事件也關系到你、我、他的未來的命運。 自從有文字記載的人類社會以來，道德從來都是制約平民百姓的，而對當官的來說 ，道德連他自己的屁都不如。因此我愿大聲呼喊，我們必須改變以道德來評判他人 的惡習，因為道德是可變的，因人而異的，社會對道德沒有一個統一的標准。比如 包二奶的問題，我們普通老白姓肯定認為那不道德，但一些貪官污吏卻以有無二奶 來衡量自己的地位，老百姓的道德價值在他們的眼里是分文不值的。試想現在被揪 出來的貪官污吏，哪一個沒有二奶、三奶甚至八奶九奶的？普通老百姓連自己的老 婆孩子都養活不了，還哪有精力包二奶？ 　　所以我們必須加速國家的法律制度建設，在民間我們也要積極行動起來，廣泛 樹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切行為首先要以法律為准的價值觀。當然我并不否定 道德作為一種價值觀所存在的必要意義，但無論如何，道德不可以也絕對不能替代 法律，更不用說可以超越法律了。我堅信只有堅持法律公正，才能保証公民的基本 權利。當然我并不否定道德的價值和作用但道德必須要以法律為前提。不知我的老 朋友數學及網上各路大俠們以為然否？ 　　走出道德的誤區－－由社會對劉涌案改判之反應所引發的嚴肅思考。原本已被 判處死刑的遼寧省黑社會頭目劉涌，命大福大造化大，奇跡般的又被遼寧省高級法 院改判為死緩，社會輿論嘩然：民間反對聲從南到北一浪高過一浪，而官方的一些 機構和輿論機器，也發出了陣陣質疑的聲音，以至海外輿論媒體也沒有放過這個熱 點，也在不斷敲響邊鼓。在我看來，遼寧省高級法院對劉涌案的改判，不管原來的 動機和期望為何，所產生的實際效果，都遠遠超越了改判本身的動機和期望，能引 起全國上下從南到北的廣泛關注和討論，不能不說是遼寧省高級法院，在客觀上對 中國法治／法制建設的貢獻。而我老笨牛原本不打算再繼續為強國論壇盡義務，但 卻也忍不住由社會對劉涌案改判之反應所引發，對當代中國社會問題再次進行嚴肅 思考。 　　劉涌案改判的正確與否不是笨牛所能判斷的，但對於民眾就改判的結果，以及 劉涌雇請的律師所發表的許多看法，我卻有著與眾不同的分析和判斷。目前民眾對 此案改判比較一致的看法是，由於劉涌家出了高價（究竟是否如此我不得而知，權 且當作是吧）請了號稱中國刑事辯護天下第一的田某律師，而田某律師為了自己的 經濟利益，不遺餘力又是開專家論証會，又是運用政治資源和手段，并死抓住檢控 方証據來源涉及刑逼之問題，而迫使遼寧省高院改判。在這個問題上，民眾普遍地 進入到一個將道德與法律混同的誤區，從這個誤區又再次進入到另一個誤區，這就 是將市場經濟機制下人們的行為，特別是律師等經濟人的行為准則，就是經濟利益 驅使這一本來正當的准則，當作錯誤來批判。 　　廣大民眾從上述兩個誤區出發，自然會對田某律師極其行為進行討伐，而這種 討伐實際上暴露了當代中國社會最大的一個問題，這就是中央政府基於歷一寧等漢 奸經濟學者，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施政誤導，而動用政府的力量在中國強行推進 市場化機制，與中國的廣大民眾對激進市場化推進過程的不認同，不接受之間的矛 盾，已經激烈化到了極點。假如民眾能夠普遍接受和認同，中央政府激進的市場化 推進路線方針的話，那麼就不會對田某律師的市場行為進行批評指責了。非常可惜 的是，廣大民眾在譴責田某律師的市場行為時，卻從來沒有人涉及到這個根本性的 矛盾和問題，所以我老笨牛就不得不站出來說一說了。 　　從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和特點來說，田某律師的行為沒有任何可以挑剔的，在 市場經濟的體制下，誰有最高的支付能力，誰就可獲得最好的法律服務﹔而田律師 拿了人家支付的高額費用，自然就要兢兢業業全力以赴地為其委托人服務了，為自 己的當事人辯護，尋求最有利的判決是律師的天職，在這個方面大家對田律師的指 責，從市場經濟體制的角度看，是毫無道理和依據的。現在的問題關鍵在於當代的 中國社會，還不是一個完全的市場經濟體制下的資本主義社會，因此有許多社會問 題和矛盾，就還不能完全用市場經濟體制下的資本主義社會法則來解決。於是，在 介於市場經濟體制與非市場經濟體制之間的時間和空間下，一些在社會主義制度下 順利占有各種資源者，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就會有選擇性地享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 兩種制度的好處，而讓沒有資源者領教兩種制度的弊端。 　　劉涌就是因為曾經靠著與原沈陽市的貪官污吏慕綏新，馬向東們的合作，將慕 馬等人手中掌握的社會主義資源，同自己手中掌握的資本主義資源相結合，而橫行 霸道，積累起數億資產，并以此為資源為自己開脫罪惡。田某律師其人我不熟悉， 但從目前所披露出來的資料看，這位所謂天下刑事第一辯護律師，充其量也只不過 是一個善於將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資源相結合，為自己謀利的世俗法律服務商 而已。開專家論証會也好，運用政治手段也罷，其實都是在運作著社會主義制度下 的資源。而（根據推測，此點有待進一步澄清）給那些個專家們支付高額出場費， 則是對資本主義資源的巧妙運作。如此超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制度和兩種資源 現實的操作，不能達到目的才叫見了鬼。假如我老笨牛有著這兩種資源，我也能順 利實現自己的所有目標，相信強國論壇的網游都能夠如此。 　　所以，當代中國的一切社會問題產生的總根源，就是非驢非馬又驢又馬，一方 面要讓人民群眾為了實現所謂的市場經濟體制，而犧牲一些過去既有的社會主義制 度下所享受到的利益，比如穩定的工作，公費醫療等。而另一方面則要人民群眾接 受一些靠著社會主義制度而行資本主義事業的先富們，化公為私，揮霍浪費的事實 ，似乎全中國只有他們最聰明，而別人都是阿斗。劉涌案改判事件從表面上看似乎 是一樁司法審理過程中的量刑輕重問題，而實際上則是當代中國社會總問題和總矛 盾的一個具體體現。假如我們看不清楚這個事件所披露出來的社會總問題和總矛盾 的話，那麼我們將會陷入看不到方向和出路的為了改革而改革的偽社會發展的泥坑 中而永遠也無出頭之日。這就是我由社會對劉涌案改判之反應所引發的對當代中國 社會問題的一點嚴肅思考，但愿對大家有所啟發。 　　最後，我歡迎大家對我的帖子提出批評，補充。要知道這拋玉引磚是我老笨牛 的一貫作風嘛！謝謝大家。 ※※※※※※※※※※※※※※※※※※※※※※※※※※※※※※※※※※ 【史海鉤沉】 　　　　　　　　中國政治學的開拓者－－張慰慈 　　　　　　　　　　　　－智效民－ 　　本文就從李慎之的一句話說起吧。李慎之說：１９８５年秋，上海復旦大學召 開全國第一次中美關系討論會。李慎之到會講話，當時他已是中國社科院副院長， 負責社科院的國際片所和外事。會議期間的一個晚上，根據事先約定，我到他的住 所拜訪他，與以前一樣，他控制了整個談話，與我大談特談中國政治學的問題與前 景。當時他擔任中國政治學學會的副會長，稱中國政治學學會的章程極為民主，但 卻沒有可操作性。他甚至認為當時紅極一時的政治學所所長嚴家其其實并不懂政治 學，但中國沒有政治學家，只好勉為其難……（見《一個具有世界眼光的愛國者－ －追記李慎之先生》，及《世紀中國》等數篇文章，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ｃ ．ｏｒｇ．ｃｎ／，上網日期　２００３年０４月２３日）。 　　李慎之的話是有道理的。早在１９５２年院系調整的時候，為了學習蘇聯教育 體制，我國大學的政治學系几乎全被取消，從此政治學在中國再也不能作為一門獨 立的學科而存在。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以後，因為沒有政治學家，中國的體制改革只 能是“摸著石頭過河”，孰不知這與“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沒有兩樣。 　　然而，中國并不是從來就沒有政治學家。北京大學趙寶煦教授在《中國政治學 百年歷程》中指出：早在１９０３年，京師大學堂的課程共分八科，其中就包括“ 政治科”。這是中國在大學中開設的第一門政治學課。隨後，陸續興辦的復旦大學 、南開大學、清華大學都相繼成立政治學系。到了１９４８年，全國一百多所大學 中已經有四十餘所設立政治學系。在這些政治學系教書的著名教授有張慰慈、高一 涵、錢端升、張忠紱、浦薛風、張奚若、張匯文、蕭公權、蔣廷黻、周鯁生、李亞 農、薩孟武、鄧初民、樓邦彥、吳恩裕、王鐵崖等人。趙先生還說：既然要開政治 學課，就需要政治學教材。中國第一本政治學教材是一位德國教授的講演錄（翻譯 本），出版時間大約是在１８９８年戊戌變法前後。辛亥革命以後，中國現代教育 發展迅速，知識界對政治學的研究日益重視，由國內學者編著的政治學教材相繼問 世。這個時期出版的政治學專著，比較著名的有張慰慈的《政治學大綱》、高一涵 的《政治學綱要》、鄧初民的《新政治學大綱》、錢端升的《中國政府》、蕭公權 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和浦薛風的《西洋近代政治思潮》。其中張慰慈的《政治學 大綱》在介紹西方主要政治學說方面頗有影響，高一涵的《政治學綱要》對中國政 治制度論述甚詳，鄧初民的《新政治學大綱》是較早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政治 學問題的著作。（參見《東南學朮》２０００年第２期） 　　趙寶煦教授在學朮界頗有影響，是中國政治學學會的顧問。他在文章中多次把 張慰慈及其著作列在首位，說明張慰慈是中國政治學研究的先驅者，在政治學領域 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除了個別文章偶然提到外，多年來學 朮界對他了解很少，也沒有給他應有的地位。比如在大陸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 》（政治學卷）中，有張友漁和張奚若，卻沒有張慰慈。在台灣出版的《中華百科 全書》中，也沒有張慰慈。這對於一位中國政治學研究的先驅者來說，是很不公平 的。 　　不過，在陳玉堂編纂的《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和高增德主編的《中國 現代社會科學家大辭典》中，對張慰慈還是有所介紹的。前者偏重於個人經歷，後 者側重於學朮著述，綜合起來可以得到以下一些情況：張慰慈（１８９０，一作１ ８９２）江蘇吳江人。字祖訓，慰慈（亦作筆名，見“五四”時《每周評論》，有 《俄國的新憲法》、《女子解放與家庭改組》等，後見抗戰間《中原》等），亦署 慰（見《向導》８１，題《辱國殃民之辛丑條約》）。早年留學美國，哲學博士。 曾任北京大學、法政大學、上海東吳大學法律學院、中國公學政治學教授，安徽大 學圖書館長等職。…（據《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後任南京中國政治學 會干事。其主要著作：《英國選舉制度史》（商務印書館１９２３年）、《市政制 度》（東亞圖書館１９２５年）、《政治學大綱》（商務印書館１９３０年）、《 政治制度說》（神州國光社１９３０年）、《政治概論》（商務印書館１９２４年 ）、《政治學》（同上１９３２年）、《憲法》（同上１９３３年）等。其譯著有 《現代民治政體》（同上１９３１年）、《婦女論》（神州國光社１９３０年）等 。（據《中國現代社會科學家大辭典》）可惜這兩部辭典都沒有涉及張慰慈晚年的 情況，這就使讀者無法對他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印象。 　　　　　　重新出版的一本譯著 　　我注意到張慰慈這個人，是在十几年以前閱讀胡適的時候。後來一直留意與他 有關的資料，卻收效不大。最近在書店看到一套張慰慈等人翻譯的《現代民治政體 》（上下冊），真是如獲至寶。書買回來以後，我從《編者後記》中看到，編者對 張慰慈的“高手妙譯”評價很高，認為這本書雖然是數十年前的譯著，但現在看來 依然生動典雅，精美傳神。遺憾的是，書中對張慰慈沒有任何介紹。我冒昧向該書 責任編輯崔文輝先生咨詢，他告訴我，這本書是北京大學一位著名教授推荐的，至 於張慰慈的情況，他們并不清楚。為了進一步尋找線索，我向長於收集資料的几位 朋友打聽，他們對張慰慈也不大了解﹔我向遠在上海的程朝富（筆名程巢父）先生 請教，他給張慰慈家鄉的有關部門去信，對方回信說他們不知道這個人的情況。江 蘇吳江是一個人文薈萃的地方，這個回答實在讓人失望。我注意到，在《中國近現 代人物名號大辭典》中，還有個張慰祖（１８７３－１９２１）也是吳江人，在申 報館１９２２年出版的《最近之五十年》中，也有個水利學家名叫張慰西，不知道 他們與張慰慈有沒有關系。 　　《現代民治政體》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政治學著作。作者詹姆斯﹒布賴斯以《神 聖羅馬帝國史》和《美國平民政治》等著作享譽世界，是英國著名的政治學家和政 治活動家。該書根據作者多年的從政經驗和考察經歷，對法國、瑞士、加拿大、美 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的民主政體進行了深入分析，對民主體制的內涵、趨勢 和優劣作了全面論述，因此有人說這本書為現代民主政體提供了最有力的辯護。值 得注意的是，這雖然是８０多年以前寫的一本的專著，但至今仍然能給我們許多深 刻的啟示。 　　比如作者給現代民治政體下的定義是：“用投票表示主權意志的全民統治”（ 《現代民治政體　原序》，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李慎之說，當年中國 政治學學會的章程很民主，就是沒有操作性，問題恐怕就出在投票上。當然，僅僅 是投票也不能保証實現民主，所以書中還討論了輿論和投票的關系。作者認為：“ ……投票是否能發生功用，全靠它前面是否有一個成熟的輿論作先驅。那些造就輿 論的各種討論，能夠援助愛真理的公民，使他們投一張有意識的票。”此外，在投 票結束或“沒有選舉的時候，輿論能夠阻止黨見的沖突，防限政治領袖之鹵莽的行 為，并且可以節制政黨政府的濫用職權。”（同上，第１６０頁）這就是政治民主 與言論自由密不可分的原因所在。又如作者在談到現代民治政體的普適性時，是這 樣說的：第一，政治學研究的成果具有普世價值，那種以文化傳統、國民素質、社 會結構、歷史背景、地域特色……為借口，拒絕融入人類主流文明的說法，是完全 錯誤的。第二，政治學研究的目的，是想幫助人們選擇一種比較好的制度，這種制 度不僅有利於世界和平，更有利於本國社會的穩定。第三，好的制度可以使壞人變 好，壞的制度可以使好人變壞，建立一種好的制度，是關系到國家前途和個人命運 的大事。再如作者在談到為什麼要用比較研究的方法時，也明確指出：第一，由於 人類有相似的感情欲望、相似的思想程序和相似的發展經歷，所以政治學才有可能 成為一門科學，專門研究人類“共同的天性”。第二，要想從政治現象中獲得真正 的、確切的、直接的知識，最好的方法是置身於實際政治，或者用觀察到的事實去 研究歷史，從而得出自己的結論。第三，由於自然環境、文化傳統和歷史發展等原 因，政治學研究最容易被偏見所束縛、被黨派所支配，或者從不完全的事實中得出 完全錯誤的結論。使用比較研究的方法，不僅能避免這些錯誤，還可以把各國的特 色去掉，在權衡各種制度的基礎上，發現哪一種制度能夠取得最大成就。這些思想 和論述，對於我們理解民治政體的內涵及其操作性、對於我們認識中國政治體制改 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張慰慈在政治學領域的貢獻很大，僅 僅從這部譯著中，就可以看出他敏銳的政治眼光、深厚的學朮功力和強烈的問題意 識。可見張慰慈被遺忘，不僅對他個人很不公平，對我國思想文化的發展和政治體 制的改革，也是很大的損失。因此，挖掘張慰慈的學朮思想，尋找他的人生足跡， 了解他和時代的沖突，總結他的經驗教訓，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與胡適的友誼 　　作為最要好的朋友，張慰慈和胡適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少年時代。胡適說，大約 是１９０５年前後，他們就在上海澄衷學堂一起讀書。胡進入中國公學以後，張好 像是進了復旦公學（復旦大學的前身）。這一點，可以從胡適在庚戊（１９１０） 正月十五所記的日記中看出：“慰慈自蘇來，昨日已移入復旦，今日見訪。”（《 胡適的日記》第１３頁，中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胡適到美國留學後，張慰慈給他 寄過一部《馬氏文通》。這部書讓胡適大嘆作者“用功之勤”，對他產生很大的激 勵作用（《胡適留學日記》〔一〕，第四一頁，台灣遠流版）。大約在１９１２年 ，張慰慈也到美國留學，五年後兩人一起學成回國。胡適在《歸國記》中說，他是 民國六年６月９日離開紐約、於２０日到達文苦瓦（溫哥華）的。在此之前，他們 曾約好在那里會面，“慰慈先二日到，今晨迎我於車站。同居於一旅館。慰慈為澄 衷同學，五年前來美，今在埃阿瓦大學（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ｏｗａ ）得博士學位。”他還說：“吾七年前去國時，在上海旅館中與慰慈及仲誠為別， 今仲誠死已數年，與慰慈話舊，不勝今昔之感矣。”（《胡適留學日記》〔四〕， 第二四七頁）回國途中，輪船路過日本，他們本來不計划游東京了，但由於澄衷老 同學郭虞裳、俞頌華熱情邀請，還是去了一趟。 　　回國後，張慰慈也進入北京大學任教，并成為《新青年》和《每周評論》的一 位重要的撰稿人。他在《新青年》發表的文章有：《美國城市自治的約章制度》、 《美國委員式的和經理式的城市政府》、《美國勞動運動及組織》、《俄羅斯蘇維 埃政府》（譯文）、《最近德國政治變遷》等。在《每周評論》上發表的文章有： 《俄國的土地法》、《俄國的婚姻制度》、《俄國遺產制度之廢止》、《女子解放 與家庭改組》等。從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張慰慈的主要研究領域是城市制度、國 際政治和婦女問題。其中譯自美國學者的那篇《俄羅斯蘇維埃政府》，曾引起廣泛 的注意。 　　作為同學和同事，張慰慈和胡適的交往十分密切。１９１８年月１１月下旬， 胡適因母親去世回家奔喪，高一涵給胡適去信，除了羅列“送一幅摹本緞的帳子” 的十個學生之外，還告訴他：“慰慈前禮拜已寄一百元到源記”（《胡適來往書信 選》上冊，第２２至２３頁，中華書局香港分局１９８３年版）。魯迅在１９１４ 年３月２１日的日記中有如下記載：“得經子淵母訃，賻二元。”（《魯迅全集》 第１４卷，第１０５頁，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經子淵（名亨頤）與魯迅 是浙江兩級師范學堂的同窗好友，據說他的綽號“經亨頭”還是魯迅給起的，可見 當時辦喪事時，親朋好友送的禮金（舊稱“賻儀”）也就是兩元左右。如果這１０ ０元是張慰慈的賻儀，則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１９１９年初夏，不知什麼原因，胡適在張慰慈的扇子上寫下這樣的話：“愛 情的代價是痛苦，愛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這本來是一件小事，但陳獨秀看 到後又加了一句“我看不但愛情如此，愛國愛公理也都如此”，作為隨感錄發表在 《每周評論》上。几天後陳獨秀突然被捕，胡適作《愛情與痛苦》的小詩及後序， 既聲援了陳獨秀，也表達了自己的心情。 　　同年１０月，胡適陪杜威夫婦坐火車到山西講學。抵達太原後，他馬上就給張 慰慈和高一涵、章洛聲去信，談了沿途的見聞和他對山西的初步印象。作為一個山 西人，我對這封信比較注意。胡適說：“山西人生計很困難，養成了節儉的習慣， 故在火車上不肯吃車上的飯。正太路初成時，車上本有飯，後來因為沒有人吃，賠 累太多，故停止了。近年南人漸多，仍舊弄不到飯吃（自七時至下午五時），很覺 不便。”這是一則很有意思的社會史資料。相比之下，胡適一行“帶得有面包、黃 油、水果等，吃得很暢快。”（《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７１頁） 　　胡適還說：“山西大患在一貧字。”閻錫山推行新政不能用外地人，“故很有 狹陋的現象”。到了太原後，他對街頭見聞也有褒貶：第一，他看到街上到處是穿 藍衣服的學生，認為這種氣象很好，因為“白衣最不耐污，穿白衣是不做粗事的‘ 紳士架子’－－是游民的招牌”。第二，他對街上到處貼著標語非常反感，認為“ 這種‘聖諭廣訓’式的道德教育是不會有良好的效果的。”（同上，第７１至７２ 頁）眾所周知，胡適與李大釗在討論“問題與主義”時，也表達過類似的看法。他 說，主義變為抽象名詞以後，就成了愚人的說教，騙人的口號。這是他為什麼要主 張“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真正原因。 　　　　　　兩次簽名活動 　　為了發揮自由知識分子對公共事務的影響，張慰慈在五四運動以後，與胡適一 道參加過兩次重要的簽名活動。第一次是《爭自由的宣言》，發表於１９２０年７ 月。在這份宣言上簽名的共有七人，除了胡適和張祖訓（慰慈）以外，還有蔣夢麟 、陶履恭（孟和）、王征、李大釗、高一涵。宣言發表後，《東方雜志》在轉載的 同時還刊登署名文章，認為几位北京教授所爭的言論自由是自由之本。開放言論機 關，既可以“使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又“於國民運動必有裨益”（《東方雜志》 第十七卷第十六號）。如今這份宣言已經很難看到，就連劉軍寧主編的《北大傳統 與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的先聲》也未收錄，因此我想在這里介紹一下。 　　宣言一開頭就說：“我們本來不愿意談實際的政治，但實際的政治，卻沒有一 時一刻不來妨害我們。自辛亥革命直到現在，已經有九個年頭。這九年在假共和政 治之下，經驗了種種不自由的痛苦﹔便是政局變遷，這黨把那黨趕掉，然全國不自 由的痛苦仍同從前一樣。政治逼迫我們到這樣無路可走的時候，我們便不得不起一 種徹底覺悟，認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發動，斷不會有真共和實現。但是如果想使政 治由人民發動，不得不先有養成國人思想自由評判的真精神的空氣。我們相信人類 自由的歷史，沒有一國不是人民費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換來的。沒有肯為自由而戰的 人民，絕不會有真正的自由出現。這几年軍閥政黨膽敢這樣橫行，便是國民缺乏自 由思想自由評判的真精神的表現。我們現在認定，有几種基本的最小限度的自由， 是人民和社會生存的命脈，故把他鄭重提出，請我全國同胞起來力爭……”（同上 ，標點為引者所加）。 　　接下來，宣言從消極和積極兩方面提出爭自由的具體目標。消極方面包括：一 、廢除治安警察條例，把結社集會和游行示威的自由還給人民﹔二、廢除出版法， 把發行、印刷、出版的自由還給人民﹔三、廢除報紙條例，把發表言論的自由還給 人民﹔四、廢除印刷業條例，把印刷營業的自由還給人民﹔五、廢除預戒條例，把 居住、遷移、就業的自由還給人民﹔六、廢除戒嚴令中的有關條款，使上述自由不 得由行政官員隨意處置。積極方面包括：一、不得在憲法之外另立法律，限制公民 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通信的自由﹔二、確立《人身保護法》，使行政機關和 警察機關不經法庭審判，不得擅自拘留或懲罰每一個公民﹔三、組織“選舉監督團 ”，杜絕選舉中的舞弊現象。 　　以上各項，都是現代社會的必備條件。以積極方面的第一條為例，如今一談到 “以法治國”，就以為各種各樣的法律多多益善，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認識誤區。 許多人并不知道，所謂新聞法、出版法，不僅是限制言論自由的，也是違背憲法的 。因此該宣言呼吁：為了保障公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通信等自由，“不得 在憲法之外另立法律”。這一點非常重要。２０世紀上半葉，中國知識分子曾為此 作過不屈不撓的斗爭。直到１９４８年，國民黨當局根據出版法查封《新民報》以 後，王芸生還在《大公報》撰文說：“……言論與發表的自由，是人民的基本權利 之一，憲法例有保障的規定。出版法的立意，乃在限制言論與發表的自由，這與保 障民權的精神是不合的。”所以他大聲疾呼：“我們要求廢止與憲法抵觸的出版法 ，給新聞界以言論出版的自由”。（《１９４９年以前的大公報》第２０９至２１ ０頁，山東畫報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可惜自從共和國成立以後，這種聲音就再也 沒有出現﹔到如今，恐怕連懂得這個道理的人也很少了。 　　至於積極方面的第二條，則讓人聯想到駭人聽聞的孫志剛被害案。一個大學生 ，僅僅是因為沒有暫住証，就被警察收容并活活打死，真是曠古未聞的冤案。近年 來，僅廣州一地就不斷發生這類惡性事件。比如一個打工妹被收容站無理拘留後， 不但錢物遭洗劫，而且多次被強奸……，這說明“確立《人身保護法》，使行政機 關和警察機關不經法庭審判，不得擅自拘留或懲罰每一個公民”有多麼重要。與此 同時，人們也不能不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胡適和張慰慈等人在８０多年前提 出的問題，如今不但沒有解決，反而更加嚴重？ 　　張慰慈參加的第二次簽名是１９２２年發表的《我們的政治主張》。這份宣言 是胡適起草的。草稿完成後，胡適曾召集大家在蔡元培家開會，并在日記中詳細紀 錄了簽名經過。這一次簽名的一共有１６個人。從胡適日記看，張慰慈好像并沒有 到會，卻也簽了名，恐怕與他們之間的密切來往有關。與前一個宣言相比，這個宣 言比較低調，比如他們提出的政治改革目標，是建立一個好政府，以便向國內的惡 勢力作戰。好政府的涵義有兩點：一是充分運用政治機關為全社會謀福利，二是充 分容納個人自由，愛護個性發展。政治改革的基本要求是：必須有一個憲政的政府 、公開的政府和有計划的政治。這些意見，充分表現了自由知識分子對國家和民族 的負責態度。 　　　　　　　　兩本學朮專著 　　五四運動以後，《新青年》在辦刊方向上發生分歧，張慰慈是胡適的主要支持 者之一。在此期間，胡適與陳獨秀有些書信往來，也要經張慰慈過目。《新青年》 分裂後，年過而立的張慰慈在學朮上有非凡的表現。從《中國現代社會科學家大辭 典》可以看出，在大約十多年間，他一共出版十來部專著和譯著，其中由胡適作序 的至少有兩部。 　　一部是民國十二年（１９２３）出版的《政治概論》。這本書原來是為高中生 寫的一本教科書。據胡適介紹，它的最大的特點，是作者沒有在書中堆砌大量朮語 ，引述新奇學說，而是以一種“平易懇切”的態度和風格，把政治科學的概念、政 治制度的歷史當作普通常識，向讀者講述。因此胡適稱贊書中“處處注重政治生活 的訓練和政治制度的意義”，是普通公民應該閱讀的一部很好的政治學教材。我想 ，這本書如果能夠再版，不僅可以為我們補上這一課，還可以讓大家領略一下當年 的學朮風范。像胡適和張慰慈這樣的人，總能把高深的理論變成常識，使學朮研究 與思想啟蒙結合起來﹔而如今的一些專家學者，卻往往缺乏這種理念、這種本領。 　　在這篇序言中，胡適還用了大量篇幅與作者商榷。現在為人作序，大多是只說 好話，最後象征性地提點不足之處。但胡適不是這樣。他針對張慰慈所謂“民治或 共和制度決沒有單獨制造出公民的能力，就是在那几個人民自治權力最大的國家中 ，政治上的弊病也不能完全免去”等說法，列舉大量事實，提出不同意見： 　　 －－我們不能使人人向善，但制度的改善卻能使人不敢作惡。 　　 －－如果把間接選舉改為直接選舉，少數奸人就不會當選了。 　　 －－從民治國家的經驗來看，我們不能不承認這種制度是訓練良好公民的重要 工具。 　　 －－要造成良好的公民，只有兩條路：第一要給他一個實習做公民的機會，就 是實行民治的制度﹔第二要減少他為惡的機會，使他不敢輕易犯法。（引自《政治 概論》序，《胡適作品集》９，台灣遠流版） 　　由此可見，在建立現代民主制度方面，許多認識上的問題在當時就已經解決了 。現在有人又老調重彈，以國民素質低下和中國社會特色為理由，拒絕融入世界政 治文明的主流之中，這究竟是無知還是故意，需要認真對待，并進一步研究。 　　胡適為之作序的另一部書是民國十四年（１９２５）出版的《市政制度》。在 美國讀書時，張慰慈博士論文的題目是《美國市政之委員制與經理制的歷史與分析 》。《市政制度》可能是在此基礎上寫成的。胡適說：該書一個特別的長處，是“ 不偏重制度的介紹，而兼顧到制度背後的理論與歷史”。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 單介紹外國的制度，而不懂得這些制度的意義，是沒有益處的。制度的意義不全在 理論的如何完美，而在它的歷史的背景，－－在它的如何產生。”（胡適精品集： 《人生有何意義》第３８０頁，光明日報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在這篇序言中，胡適還介紹了張慰慈的一個觀點：“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一步是 從鄉村的生活變化到城市的生活”，因此能不能建設好、管理好一個城市，是衡量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有沒有能力實現現代化的重要依據。基於這一判斷，胡適認為 中國雖然已經擁有上海、廣州、武漢、天津等大城市，但是中國人并沒有擺脫農村 生活習慣，因此還不具備建設管理城市的能力。他希望張慰慈的這本書能夠引起國 民的注意，并指出：“我們若不能徹底拋棄鄉下人與鄉村紳士的習慣，中國決不會 有良好的市政。”（同上，第３８１至３８３頁）這些說法讓人聯想到ＳＡＲＳ的 肆虐。近年來廣東的許多小城鎮發展很快，過去几萬人的小縣城，現在成了上百萬 甚至几百萬人的大都市。在這些城市中，既有流光溢彩的摩天大樓，又有人畜共處 的農家小院﹔既有現代化的購物中心，又有販賣雞鴨魚蝦和野生動物的農貿市場﹔ 既有迅速富裕起來的城市居民，又有落後的生活習慣和常見的衛生問題……。更重 要的是，這里既有靈活的市場經濟體制，又有僵化的市政管理模式，這種混雜狀況 為ＳＡＲＳ的產生和流行提供了可能。有人說ＳＡＲＡ的爆發，是一個古老農業文 明與２１世紀科技共存的故事，也是一個為了掩蓋真相而引發的事故，真是恰如其 分。 　　話說回來，胡適在１９２２年創辦《努力周報》時，張慰慈是努力社的主要成 員之一。該報維持了一年半左右，張慰慈在上面發表的文章有：《制憲問題》、《 市政問題》（連載）、《多元的主權論》、《從英國最近的政黨狀況上說明這次內 閣改組的原因》、《什麼叫近東問題》、《德國的經濟議會》（連載）、《歐洲的 新國家》（連載）、《普魯士的新憲法》、《德國的賠款賬》、《羅爾問題》、《 新舊國家立法部與行政部關系的比較》、《政治改革的目標》、《革命和政治改革 》（連載）、《城市在文化史上所占的地位》（連載）等。其中《市政問題》和《 城市在文化史上所占的地位》，可能與《市政制度》一書有關。從文章中不難看出 ，張慰慈在城市問題上的研究水平，恐怕至今都無人能夠企及，這也是當今學界的 悲哀之一。 　　為了說明這一點，不妨以《市政問題》為例。在這篇文章中，張慰慈闡述了兩 個觀點：一是城市與中央的關系，二是城市政府的組織結構。關於前者，他說現代 城市與中央政府應該是一種自治的關系。所謂自治，并不是要脫離中央政府的管轄 去搞獨立，而是在中央政府規定的范圍內，獨立自主地處理自己的事務。至於後者 ，他認為市政府是具體管理本市市政的，中央政府是制定政策協調各地均衡發展的 ，二者在功能和職責上有很大不同，因此城市政府不應該照搬中央政府的模式。也 就是說，千萬不要以為中央政府有什麼機構，市政府就應該有什麼機構。他還以美 國歷史為例，提出城市政府的三個重要原則：“職權必須集中，責任必須確定，民 選的官吏萬不可過多。”（《努力周報》第１２期）張慰慈的這些觀點，對於開拓 我們的思路，推動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既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又有現實的指導意 義。 　　在張慰慈的倡導下，中國政治學界很早就把市政問題作為研究對象，并在大學 里設立市政專業。據復旦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的《復旦大學志》記載，復旦大 學政治學系在１９２７年就成立了市政組，到１９２９年成立市政學系，其主要課 程有：市政學大綱、美國市政組織、歐洲市政組織、中國市政沿革、中國地方政制 、以及市公安、市教育和市衛生等等。直到抗日戰爭爆發後，該校市政系才被迫停 辦。 　　另外，在第１９期發表的《多元主權論》中，張慰慈分析了一元主權論的特徵 ，指出這種理論“把國家抬高起來，把法律看做人民公共的意志，把主權當作國家 的政治基礎”，是要以“人民”的名義實現獨裁統治。為此，他介紹了拉斯基等人 的多元主權論，闡明這種學說的目的，是為了極力提倡各種團體的權利使之不受國 家侵犯，也是為了建立一種各行各業都有自治權的分權的政治制度。在此之前，張 慰慈還在其他文章中介紹過拉斯基的觀點，他大概是國內最早研究拉斯基的學者之 一。 　　　　　　兩次筆墨之爭 　　《努力周報》停刊後，張慰慈在１９２５年曾為《晨報副刊》寫過几篇文章。 當時《晨報副刊》剛剛改版，由徐志摩主持。張慰慈是徐志摩的好友，據說徐志摩 去世後，他是護送其靈柩回鄉安葬的少數朋友之一。徐志摩主持《晨報副刊》時， 張慰慈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他翻譯的叔本華的《婦女論》。為了閱讀方便，以免引 起誤會，徐志摩在發表該文時，還寫了一篇介紹文章。徐志摩說：叔本華對女性的 觀察，雖然并不完全正確，但他罵的是他們那個時代的婦女。當時歐洲婦女在男性 社會的壓迫下，往往是“不負責任，沒有公德心，孩子氣，欺騙，作偽，見識淺薄 ，奢華，瑣碎，虛榮心，嫉妒”的。但是隨著社會進步，歐洲婦女的社會地位有了 很大提高，這就使她們能夠拋棄各種陋習，擁有人格尊嚴，并在學識和事業上做出 自己的貢獻。 　　徐志摩還說：文章發表前，張慰慈曾“警告缺少幽默的讀者不必冒生氣的險” ﹔文章見報後，他也“盼望我們的男女讀者們都有某種程度的幽默”，最好將北京 婦女與叔本華罵過的歐洲婦女比較一下，看看她們的過去是不是我們的現在，她們 已經拋棄的缺陷是不是還被我們摹仿，她們已經獲得的權力、成績和報酬，在我們 這里是不是還很遙遠的事（《晨報副刊》第一二八九號，民國十四年十月十四日） 。盡管張、徐二人用心良苦，但文章發表後還是受到太太們的攻擊。為此，張慰慈 又根據藹理斯的觀點寫了《論婦女的智力》，并在文章附記中再次作了解釋。他說 ：我翻譯那篇東西，原想讓太太們看看罵得痛快不痛快，但是她們卻不僅罵作者， 而且連我也罵了。為此我覺得很榮耀，“可惜她們罵我的話都是口頭的，并沒有寫 出來給大家看，這倒是一種遺憾。”（《晨報副刊》第一四０三號，民國十四年十 一月二十五日） 　　張慰慈的“遺憾”很快被否定。１９２６年初，魯迅在《猛進》周刊發表文章 ，含沙射影地將張慰慈“罵”了一頓。他說：“叔本華先生以厭世名一時，近來中 國的紳士們卻獨獨賞識了他的《婦女論》。的確，他的罵女人雖然還合紳士們的脾 胃，但別的話卻實在很有些和我們不相宜的。”（《華蓋集　碎話》，見《魯迅全 集》第三卷，第１６１頁，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除此之外，該文還嘲諷 了胡適、陳源等人。這個小小的筆墨官司雖然沒有釀成正面文字的沖突，但其中的 是非和雙方的氣度卻不言而喻。 　　徐志摩主持《晨報副刊》時，還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就是組織“仇俄友俄 ”大討論。參加這次討論的大多是學界名流，前後發表文章數十篇，是“問題與主 義”和“科學與玄學”之爭以後，中國思想界又一次重要的思想交鋒。由於這次討 論是在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的歷史背景下展開的，討論的主題為“蘇俄究竟是我們 的朋友還是我們的敵人”，而且大家都能夠毫無顧慮地暢所欲言，所以它對於我們 重新評估蘇俄對中國人民的影響、進一步總結數十年來中國歷史的慘痛教訓，具有 很重要的作用。 　　在這次討論中，對陣的主將是左派學者陳啟修和自由派學者張奚若。張慰慈只 寫了兩篇文章，一篇是《阿瑪那－－一個試驗共產制度的社會》，另一篇是《我也 來談談蘇俄》。前者介紹了作者几年前在美國中部參觀的一個共產公社。該公社名 叫阿瑪那，是意大利後裔辦的。張慰慈發現，那里的人不愿意和外界接觸，也不愿 意讓世人了解他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他們只曉得過他們孤獨的共產生活， 他們決不肯像俄國共產黨那樣去宣傳他們的政策和制度。”此外，他們的政治制度 也不是“那種極端的民治主義”，而是類似於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晨報副刊》 第一二九八號，民國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這些介紹，對於進一步了解空想社會 主義與蘇維埃社會主義的區別，很有幫助。第二篇文章談了作者對蘇俄問題的看法 。張慰慈說，蘇俄對中國的影響可以分為外交和內政兩個方面。在外交方面，盡管 蘇俄外長於民國九年（１９２０）照會中國政府，表示要退還庚子賠款，取消俄國 商人在中國的一切特權，放棄沙俄在中國的一切權利，并聲明在中國人民抵抗帝國 主義侵略的時候愿意提供武力援助，但這一切不過是表面文章而已。事實上，中國 的廣東“已經在蘇俄的勢力之下，差不多可以算是赤化了”﹔如果北方也被控制， 中國就會被它同化。遺憾的是過去我們對這個問題并不在意，現在雖然注意了，但 是大家在討論“仇俄友俄”的時候，還是表現出重理想不重事實、重外交不重內政 等毛病。所以他認為，蘇俄的存在不是一個仇友問題，也不是一個學理問題，而是 一個事實問題。在這篇文章中，張慰慈還用大量篇幅談了蘇俄為什麼要實行新經濟 政策，以及這種政策的實質等問題。８０多年以後再讀這篇文章，處處可以看出作 者的真知灼見。 　　除了這兩篇文章以外，張慰慈還翻譯了開痕司（凱恩斯）的《論蘇俄》。這是 一篇分三期連載的文章。文章對列寧主義既是一種宗教信仰又是一種經濟制度進行 了深刻剖析，這對於人們認識蘇俄的本質也有很大幫助。 　　１９２６年下半年，胡適取道西伯利亞赴英國出席中英庚款委員會議，在途經 莫斯科時給張慰慈寫過几封非常重要的信。胡適在第一封信中說，如果我們要談政 治、干政治，“決不可沒有一點理想主義”。胡適在第二封信中說，到了莫斯科以 後，他看到“此間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說的有理想與理想主義的政治家﹔他們的 理想也許有我們愛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贊同的，但……他們在此做一個空前的偉大政 治新試驗﹔他們有理想，有計划，有絕對的信心，只此三項已足使我們愧死”了。 他還說，蘇聯雖然實行獨裁統治，但是從它的教育政策和教育統計來看，真是令人 驚嘆。胡適在第三封信中又說：“去年許多朋友要我加入‘反赤化’討論，我所以 遲疑甚久，始終不加入者，根本上只因我的實驗主義不容我否認這種政治試驗的正 當，更不容我以耳為目，附和傳統的見解與狹窄的成見。……至於這個大試驗的成 績如何，這個問題須有事實上的答案，決不可隨便信任感情與成見”（《胡適書信 集》上，第３７８至３８０頁，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在此期間，胡適還給徐志摩寫過兩封長信，進一步討論了以下問題：一、蘇俄 制度在學理上有沒有充分的根據？二、這個制度在事實上有沒有實現的可能性？三 、這個制度在實踐的方法上對不對？四、要實現這種制度，有沒有較為平和、較少 犧牲的路徑？ 　　胡適在日記中說，到了莫斯科以後，他遇到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梅里姆博士 和蘇俄外交委員會委員Ｔ﹒羅森斯坦先生，參觀了革命博物館和第一監獄，會見了 蔡和森和劉伯堅等人。這些活動對他影響很大，他甚至想放棄“二十年不干政治” 的誓言，親自出面組織一個政黨－－自由黨，在“充分承認社會主義的主張，但不 以階級斗爭為手段”的基礎上，從事改革內政的活動（《胡適日記全編》，第２３ ９頁，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從這些記錄中可見看到，那種走馬觀花式 的參觀訪問，對胡適的影響有多大。 　　離開莫斯科以後，胡適到了巴黎，曾與傅斯年去一家名叫萬花樓的中國餐館吃 飯。進門之前，里面有人散發傳單，說他是孫傳芳的走狗。這可能與胡適的好友丁 文江被孫傳芳委任為淞滬商埠總辦有關。胡適將傳單寄給張慰慈，張在不可思議的 同時，也為胡適的安全而擔心。他回信說：“巴黎與柏林的學生本來是最胡鬧的， 走狗這名稱怎樣會加到你頭上，這真是莫明其妙的笑話。……不過無論如何，你得 要非常小心才好，這般搗亂份子是無理可講的，吃了他們眼前的虧，實在犯不著。 最好巴黎、柏林地方少住為是。”（《胡適來往書信選》上，第４０６頁） 　　在巴黎逗留多日後，胡適到了英國，在那里他與羅素討論了蘇俄獨裁制度是否 適於中國等問題。當時羅素持肯定態度，胡適雖然表示“我們愛自由的人……有點 受不了”，但他還是承認：羅氏“也有道理，未可全認為不忠恕。”（《胡適日記 全編》４，第３９４頁） 　　１９２７年年初，胡適從英國來到美國。當他看到闊別十年的美國已經發生天 翻地覆的變化、其中最大的進步是汽車的普及之後，才拋棄一路上的糊涂看法。據 報載，當時美國已經擁有汽車２２３３萬輛，占世界總數的８１％，平均五人就有 一輛。有一次，胡適路過費城附近的一個工地，看到那里停著上百輛汽車。他以為 是舉行汽車比賽，沒想到都是工人自己的私車。這使他非常驚訝。在鐵的事實面前 他才重新看到自由民主的力量。他相信，如果沒有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美國是不 會取得如此成就的。與此同時，他還注意到美國社會在資本制裁、教育普及、勞工 待遇、稅收政策和人民幸福等方面都有一套健全的機制和完善的制度，他感到這確 實“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好的時代”。據說李大釗在被捕之前曾托人給胡適捎信，勸 他不要往西，更不要到美國去。胡適說，那些不愿意去美國看一看的人很可能是害 怕動搖他們的信仰和學說，這自欺欺人的作法也是一種迷信。（《漫游的感想》， 見《胡適作品集》第１１卷，台灣遠流版） 　　　　　　與胡適友誼的發展 　　１９２７年８月，張慰慈在《現代評論》發表《薩各與樊才第的案件》。從胡 適為該文所寫的《附記》中，我們可以看出張慰慈介紹這個案件的用意所在。胡適 說：“慰慈的這篇文章是八月二十二日以前做的，那時薩各與樊才第的死耗還不曾 傳到這邊。現在現代評論的記者要慰慈加一個跋尾，補記他們的結局。不幸慰慈有 點病，不能作文字，他托我補作几句。……這案子引起了全世界的抗議，我們中國 人卻只有低頭思索，不能加入這抗議的喊聲。我們不配譏彈美國，人家為了兩個工 人的生死鬧了七年之久，審判與復查不知經過了若干次，然而至今還有許多人替死 者喊冤，鳴不平。我們生在號稱‘民國’的國家里，兩條生命算得什麼東西！殺人 多的便是豪杰，便是聖賢，便是‘真天人’。我們記敘薩樊的案子，真是忍不住要 低頭流愧汗了。”（《現代評論》第六卷，第一四三期） 　　除此之外，他們還有多次文字合作。比如１９２２年是《申報》創刊５０周年 ，作為一種紀念活動，該報以《最近之五十年》為題，邀請著名學者從不同角度介 紹這５０年來中國和世界的進步。當時胡適寫了《五十年來之世界哲學》和《五十 年來中國之文學》。也許是忙不過來吧，胡適請張慰慈和高一涵完成前一篇文章的 政治哲學部分。張在文章中深入淺出地介紹了國外政治哲學的流派、變遷與分歧， 完全符合編者提出的“得其至精，可以窺專科﹔得其大概，可以充常識”的要求（ 《最近之五十年﹒致讀者》，上海書店１９８７年影印版）。 　　步入中年後，胡適與張慰慈仍然保持著良好的關系。在胡適的日記中，有關張 慰慈的記載很多。比如１９２８年６月１４日，胡適還在上海中國公學擔任校長時 ，曾在日記中說：“與孟和、慰慈同吃飯，談了許多時候。”（《胡適日記全編》 ５，第１５２頁）又如１９３０年８月２７日，已經離開上海回到北大執教的胡適 在日記中寫道：“慰慈說我的《哲學史》中《淮南》一章的政治思想一節，頗有把 近世思想讀進古書去的毛病。我細想去，此一節確有此病。”（同上，第７６７頁 ）從這些記錄中，可以看出兩人的交友之道和他們親如手足的友誼。據日本學者橋 川時雄介紹，除了在大學執教外，張慰慈還擔任過財政部秘書、滬寧滬杭甬鐵路管 理局運輸課副課長、北寧鐵路管理局總務處長、鐵道部參事和南京中國政治學會干 事等職務（參見《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鑒》“張慰慈條”，中華法令編印館民國二十 九年版）。從目前掌握的材料來看，張慰慈棄學從政應該是１９３１年以後的事。 當時，張慰慈好像把家安在上海，大部分時間在南京等地做事。 　　正因為如此，胡適每到南京、上海，都要和他見面。１９３１年１月，胡適赴 上海出席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簡稱中基會）會議，於１７日“到任光家中吃 飯，慰慈夫婦在座。”（《胡適日記全編》６，第２９頁）兩天後，“慰慈來，同 飯。”（同上，第３４頁）又過了三天，胡適到徐志摩家看望陸小曼，到老朋友徐 新六家打牌，“有慰慈、潘、王，諸家夫婦”作陪（同上，第３８頁）。那一年， 蔣夢麟擔任北大校長，胡適任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８月５日，胡適出席“北 大中基會合作研究特款顧問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討論新增設的“研究教授”人選 。研究教授月薪４００元，由北大和中基會撥款共同支付，是胡適等人挽救北大的 一個重要舉措。胡適說，會議決定聘請汪敬熙等１５人為研究教授，陶孟和竭力“ 主張加張慰慈，但慰慈自己愿意本年不受，故夢麟未提出。”（同上，第１４１頁 ）這也許是張慰慈離開學界的一個轉折點。 　　查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七十六年出版的《國民政府職官年表》， 張慰慈是在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２日擔任鐵道部參事的。我估計上述“財政部秘書、 滬寧滬杭甬鐵路管理局運輸課副課長、北寧鐵路管理局總務處長”，都是在此之前 的職務。另外，在１９３３年３月底，汪精衛曾托張慰慈給胡適帶信、請胡適出任 教育部長。當時汪以行政院長身份兼任鐵道部長，并住在鐵道部宿舍。根據這些情 況推測，當時張可能已經在鐵道部做事了。看到汪精衛的來信以後，胡適表示他不 參加政府，是想保持一點獨立地位，以便“為國家做一個諍臣，為政府做一個諍友 ”。為此，他向汪精衛推荐王世杰（字雪艇）擔任這個職務（《胡適來往書信選》 中冊，第２０８頁）。 　　進入鐵道部以後，我只看到張慰慈的兩則資料。一則是從網上搜索到的：據《 廣州市志》記載，廣九鐵路建成後，就成為廣州和香港之間最重要的交通干線。但 由於各種原因，廣九線交通運輸多次中斷。為此，穗港雙方曾多次進行交涉，但收 效不大。民國二十三年（１９３４），雙方又有盡快讓兩路接軌的愿望，於是國民 政府鐵道部於６月１７日派張慰慈、莫介福為代表，赴廣州參加中英雙方為廣九路 通車而舉行的談判。７月２８日，雙方代表在新條約上簽字，終於解決了這條鐵路 的聯運問題。這個材料可能來自鐵路部門的檔案，估計還可以從中找到有關張慰慈 的資料。 　　另一則來自胡適的日記。１９３４年初，胡適赴南京參加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 事會會議，於１月３１日“午後三點到浦口”，又是張“慰慈、（楊）亮功來接” 站（《胡適日記全編》６，第３０９頁）。會議結束後，他們在２月３日晚一同乘 火車去上海。胡適在第二天的日記中說：“昨夜慰慈預料今天火車必誤點，因為各 方的黑暗勢力都恨京滬路局長黃伯樵的弊絕風清，故用種種黑暗手段，要使伯樵不 安而去。火車誤點，即是一個方法。果然今早火車誤了一點鐘！”（同上，第３１ ２頁）這說明，張慰慈對這類黑幕比較了解，而且非常痛恨。 　　２月１０日，胡適從上海到南京住了一天，准備回北平去。這時張慰慈已經返 回南京，因此胡在日記中有“慰慈來，劉英士來，我們大談。同到益州飯店吃午飯 。飯後同去地方法院看守所訪問獨秀…”以及“慰慈與Ｍｉｃｈｏｎ〔米橋〕同來 吃晚飯，……慰慈十一點回上海”的記錄。（同上，第３１９至３２０頁） 　　誠如胡適所言，進入官場後，張慰慈自然失去了獨立的地位，因此在胡適３０ 年代創辦的《獨立評論》上，几乎看不到張慰慈的名字。這顯然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不過，張慰慈并沒有就此封筆。回到北平後，胡適在３月１４日的日記中寫道： “校讀慰慈譯的Ａｂｂｏｔｔ：”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阿博特：《歐洲的擴張》〕”﹔在１６日的日記中，又有“校張慰慈譯稿，他也不 免有小錯”云云（同上，第３４７至３４８頁）。 　　那几年，胡適不僅要到南京、上海開會，有時還要從上海出境訪問。這時，張 慰慈總是不辭辛苦地迎來送往，安排一切。１９３３年６月中旬，胡適去加拿大出 席第五屆太平洋國際學會會議，於１３日“八點到浦口站，慰慈、亮功、歆海在站 接”。下車後，胡適“到鐵道部慰慈處，洗了一個澡”，然後出席王世杰安排的午 宴。這時王世杰已經擔任教育部長了，該部政務次長是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段錫朋 。吃罷午飯，胡適由段錫朋帶領，與張慰慈、何思源又一次看望了關押在看守所的 陳獨秀，然後與王世杰“到鐵道部去見汪精衛”（同上，第２１６頁）。１４日晚 ，胡適離開南京去上海，許多朋友們都來送行，只有“慰慈送我到上海”（同上， 第２２１頁）。到了上海以後，“即往慰慈家中……吃飯後，小睡”（同上，第２ ２２頁）。１８日胡適離開上海，張慰慈兩次到碼頭送行（同上，第２２７頁）。 　　１９３４年年底，胡適赴香港講學。“七點三刻，火車進上海北站”，還是“ 慰慈來接”。隨後，張慰慈替他買了船票，他“等候慰慈回來了，把要事安排”之 後，才出門辦事（同上，第４２２頁）。第二天是１９３５年元旦，早晨七點，大 概是害怕胡適著涼吧，“慰慈帶了薄外套來”。隨後張慰慈一直陪著他，“吃了早 飯，上渡船，……上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哈里生總統號〕船 ”。直到九點即開船前半小時，他才“送慰慈回去”（同上，第４３３頁）。 　　１９３６年７月１４日，胡適經上海赴美國參加第六屆太平洋國際學會。凌晨 兩點，是張慰慈夫婦送他上船的（同上，第５９９頁）。１９３７年４月底，他到 南京、上海開會，他說這次與張慰慈見面，心情十分高興。５月初，二人和段錫朋 、錢端升、劉馭萬一同吃飯，“吃得最為暢快。”（同上，第６８４）７月底，胡 適參加廬山談話會以後再次來到南京。８月中旬，南京已經成為日軍飛機的主要轟 炸目標，他還與張慰慈等人湖中泛舟，“苦中作樂”（同上，第７０４頁）。９月 初，胡適受蔣介石委派，以非官方身份出訪歐美，向國際社會揭露日軍侵華罪行。 臨行前，張慰慈為他“取得旅行換的外匯”，并與許多朋友送他上船（同上，第７ ０９至７１１頁）。這說明，在眾多的朋友中，張慰慈與胡適的關系最融洽，最密 切。 　　　　　　　　　　棄學從政的苦惱 　　抗日戰爭開始後，鐵道部於１９３８年１月１日裁撤，張慰慈離開那里，出任 資源委員會購置室主任。資源委員會原名國防設計委員會，是南京政府管理重工業 、特別是軍事工業的一個機構。它曾經隸屬於參謀本部和軍事委員會，主要負責人 是著名地質學家翁文灝。抗戰爆發後，翁文灝擔任經濟部部長，資源委員會歸經濟 部管轄，其主要負責人是翁的得力助手錢昌照。據１９７９年出版的《辭海》介紹 ：抗日戰爭期間，資源委員會“壟斷了國民黨統治區的鋼鐵、有色金屬、電力、煤 、石油、機械、電工、化工等重工業部門，所轄企業達１２８單位（１９４５年底 ）”，可見這個委員會及其購置室的責任非常重大。 　　為什麼資源委員會要實行“壟斷”呢？這與當年流行的社會主義思潮有關。１ ９５４年胡適回台灣參加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曾在《自由中國》雜志社的 茶會上發表演說。演說從殷海光翻譯哈耶克談起，反思了斯大林極左社會主義和希 特勒、墨索里尼極右社會主義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以及對世界的危害。他說：“ 中國士大夫階級中，很有人認為社會主義是今日世界大勢所趨﹔其中許多人受了費 邊社會主義的影響，還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學生。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在政府任職 的許多官吏，他們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只有依賴政府，靠政府直接經營的工業礦業 以及其他的企業。從前持這種主張最力的，莫過於翁文灝和錢昌照，他們所辦的資 源委員會，在過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國的工業礦業，對於私有企業（大都是民 國初年所包辦的私有企業）蠶食鯨吞，或則被其窒息而死。他們兩位（翁文灝、錢 昌照）終於靠攏，反美而羨慕蘇俄，也許與他們的思想是有關系的。”（《胡適之 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二三七四頁）這本來是一位朋友在信中對他說的話，他給大 家讀這封信，除了完全同意對方的觀點外，還表達了几個意思：一是要向大家懺悔 ，說他當時也有過類似想法，犯過同樣錯誤﹔二是要提醒人們，“革命是最獨裁的 東西”（列寧語），其結果往往是極端專制的奴役之路﹔三是要告訴大家，所謂“ 資本主義不過是‘勤儉起家’而已”，資本主義和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哲學，“ 是天經地義、顛扑不破的。”（同上，第二三七五至二三七七頁）胡適是一位具有 世界性眼光的思想家，他的話對於了解中國知識分子在２０世紀上半葉的思想狀況 和他們在救國問題上的路徑選擇，很有啟發。 　　抗日戰爭初期，張慰慈奔波於香港、上海、重慶、昆明以及越南、菲律賓之間 ，非常辛苦。盡管他毫無怨言，但不久後卻因為另外一些原因向翁文灝提出辭呈。 １９３８年底，張慰慈在信中向胡適傾吐心中的委屈。他說：“在所謂抗戰時期， 決不是我們講建設的時候，因為所謂廠礦決非立時立刻可以辦得起來，等到辦了一 半停止，不是前功盡棄，白費金錢？但乙藜（按：錢昌照字乙藜）先生一類人物只 曉得海闊天空，亂吹亂唱，今天辦這樣，明天辦那樣，至於怎樣去辦，辦了以後又 有怎樣影響，他們毫不計及，到了今年秋天，湖南湖北江西等處的廠礦就拆的拆， 搬的搬，毀的毀，不曉得白費了多少金錢。可是經過了這樣的教訓以後，他們還是 不能覺悟，照樣的要買這樣，買那樣，還是大刀闊斧的去干。但我卻不愿意把有用 的金錢由我的手里白花出去，所以借了另外一個題目，打了几個電報向資源委員會 辭職。”（《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第３９２頁）錢昌照在１９４９年前後，一 直是重要的統戰對象。張慰慈的話為我們了解當年的內幕，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角度 。 　　翁文灝知道資源委員會已經留不住張慰慈了，便想讓他“回部工作”。在張慰 慈眼里，翁文灝雖然“是一個極好的好人，但膽子太小，氣量不大，很不容易有作 為”（同上）。再加上回了經濟部以後，他看到“大部分人到了現在還是‘做官’ 不是‘做事’”（同上，第３８９頁），便以父喪為名，請假回了上海。在此之前 ，翁文灝還想派他攜帶一批重要文物去紐約參加即將舉行的博覽會，後因行政院害 怕丟失改變主意，一般文物又很難征集，故未成行。 　　回到上海以後，張慰慈本想閉門讀書，卻又感到無聊。翁文灝叫他回去，他想 與其“跟了他們亂吹亂叫”，還不如“在家坐到沒有飯吃的時候再說。”（同上， 第３９７頁）從這種賭氣的話里，可以看出他的心情很壞。他給擔任駐美大使的胡 適去信，試探有沒有可能到美國工作。胡適勸他還是回重慶去，但他堅決表示：“ 實在不愿意再去鬼混。”（同上，第４１９頁） 　　經過一番努力，翁文灝決定派他擔任駐美國商務參事。這雖然符合他的想法， 但是實行起來卻非常困難。一開始是缺乏經費，後來翁文灝又以“形勢有變”為由 ，讓他“暫緩赴美”。於是他只能滯留上海，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在此期間，張 慰慈替胡適辦過許多事，其中包括替胡太太寫信，向陶希聖轉信等等。陶希聖曾經 是汪偽集團重要成員，他認為“這位陶先生又是很靠不住的一個人”，勸胡適不要 和他來往（同上，第４３７至４３８頁），以免壞了名聲。 　　１９４０年初，張慰慈經朋友介紹，在英國帝國化學工業公司謀了一個職位。 該公司與我國有商務往來，他認為“加入該行，能為我國政府機關出力之處甚多” （同上，第４４８頁），便不顧翁文灝挽留，辭去了原來的職務。他為什麼要這樣 呢？我們可以從他寫給胡適的信中略窺其苦衷。他說：“在此抗戰期間，本來是政 府機關的人，忽而脫離政府，去加入外國的商業機關，實在是說不過去。可是在去 年年底的狀況之下，我確是無他辦法可想。一則我是不要使詠霓（按：翁文灝字詠 霓）為難，我另外尋到一個吃飯的地方，我可以向他辭職，他亦可以放我走。二則 假使我不另想辦法，我亦只有在上海做我的駐美商務參事，這豈不是笑話嗎？”另 外，他還有一個念頭，就是學一學人家的經營方法，這也是他做出上述選擇的一個 理由。（同上，第４６７至４６９頁） 　　正像翁文灝對胡適所言：“欲跳出政府機關，在中國又決非容易”的事（同上 ，第３５９頁）我不清楚張慰慈是什麼時候離開那家英國公司的，只知道從１９４ ３年３月到１９４４年５月，他擔任經濟部參事（參見台灣版《國民政府職官年表 》），１９４５年６月２７日到１９４６年，擔任戰時生產局參事（《民國職官年 表》６６６頁，中華書局１９９５年版）。從此以後，胡適與張慰慈的來往明顯減 少，只是在１９４９年３月３日的日記中，有“５：００：慰慈、孟錄（同徐太太 去）”的簡單紀錄（《胡適日記全編》７，第７４８頁）。至於“去”向何處，則 不得而知。 　　　　　　　　　　　　結束語 　　抗日戰爭前夕，面對強敵的入侵，胡適曾對翁文灝說：“此時我所焦慮的是： 興學五十年，至今無一個權威政治學家，無一個大法官，無一個法理學家，無一個 思想家……”（《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第３５８頁）。這其實是一種更深刻、 更負責任的憂國憂民之情。把這句話和張慰慈的命運聯系起來，真是讓人感慨萬分 。根據張慰慈的教育背景和學朮成就，權威的政治學家對他來說應該是當之無愧， 但他卻走了另外一條路，這是很可惜的事。由於資料有限，我們不知道張慰慈為什 麼要做這樣的選擇。也許他是想以詹姆斯？布賴斯為榜樣，讓自己從實際政治中“ 獲得真正的、確切的、直接的知識”。但是他不知道，中國社會不會給他那樣的機 會。這就使中國不僅少了一個優秀的政治活動家，也失去一個權威的政治學家。當 然，中國政治學的真正劫難，是在張慰慈“去”了以後。因此，他在政治學方面的 貢獻，不僅知者甚少，而且至今無人超越。從這個意義上說，張慰慈固然沒有在學 朮道路上堅持到底，但是他的人生經歷和研究成果，卻是一筆重要的學朮遺產和思 想財富，應該引起我們的關注。 　　（２００３、６、） ∼∼∼∼∼∼∼∼∼∼∼∼∼∼∼∼∼∼∼∼∼∼∼∼∼∼∼∼∼∼∼∼∼∼ 　　　　　　　　　小議陳獨秀的歷史地位 　　　　　　　　　　　－晨光－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八十年周年大慶的日子里，那些建黨初期的歷史風云人物 又被大家盡情地歌頌著，但是，對於中共的開山鼻祖陳獨秀，人們卻處在一個迷惘 的心境之中。現在中國政治上層對陳獨秀的評價本想以低調處理，想人為地把他淹 沒在歷史長河之中，但卻又辦不到，因為陳獨秀對中共來講，實在是太重要了。低 調處理和人為的淡化他，反而引發了種種疑團，讓人們困惑不解。面對陳獨秀這個 歷史人物，為了研究他，追求真實的了解，又引來了不少有識之士深層次的思考， 作為一個黨史愛好者，我也不免在其中了。 　　有人問，陳獨秀應為何種人，是“好人”還是“壞人”？如不能一言定之，是 否可看作功過各半、毀譽參半之輩？ 　　我答曰：是好人，更是偉人，是中華民族近代史上少有的偉人。 　　又問：陳獨秀在中共成立之初，曾有右傾機會主義之過，如何還能算作偉人？ 功過實在難以平衡。 　　我再答：評論中國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應當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則，即應以中 華民族為重。凡是歷史上使中華民族繁衍、生息、發展、興盛，推動中華民族進步 者，當為“好人”，其中成績較大者，則為偉人﹔反之，凡是使中華民族衰退、禍 亂、停滯、阻礙中華民族前進者，當為“壞人”，其中危害較大者則為罪人。 　　以此標准作為評論歷史人物之准則，則能從大處著眼，事理易明了。 　　回想上個世紀之初，陳獨秀發起和推行以“民主、科學”為中心的新文化運動 ，他本人亦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帥，陳獨秀實為中國進入近代文明社會立下首功者 之一。他在中國最早傳播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共產學說，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開山鼻祖 ，無論對於中國，對於中共，都是功勞巨大。 　　可是現在，中國很多人只認同毛澤東為中華民族偉人，如一輪紅日出東方，照 耀千秋。而陳獨秀僅是一時的政治風流之輩，如流星瞬間里划過夜空，偶有閃爍。 毛陳兩人完全不可相比。但是，如果按以上評論歷史人物之原則，將毛氏之功過與 陳氏之功過相比，也許就會得到另樣的結論。 　　過去對陳獨秀的非議，多為中共黨內路線斗爭之成敗為原則，以陳獨秀二十年 代在中共黨內之右傾機會主義而追其咎，定其為“壞人”，這實在有所偏頗。即便 如此，就以中共內部的功過事非而言，也不應當低估了陳獨秀。因為，陳獨秀創建 了共產黨，功不比毛澤東小，而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之過，不比毛澤東文化大革命 之錯大，更何況陳獨秀的那些錯誤大都來自共產國際，非陳一人獨當之。陳與毛比 ，功大錯小，為何陳獨秀不能是偉人？ 　　再者，以中華民族之利益和中國共產黨之利益相比，民族之利益應高於黨派之 利益，評價歷史人物亦應如此。如此論功，陳獨秀開創中國新文化運動之功為中華 民族之功，而毛澤東創建中共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共黨派之功。因此， 陳功大於毛功。而論過，也應是民族之過大於黨派之過，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之過 ，是對中共一黨之過，而毛澤東文化大革命之過，是對中華民族之過。因此，陳過 小於毛過。 　　當然，毛澤東和陳獨秀都是那個時代中國政治舞台上的風云人物，他們的功過 均不止以上兩項，作為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的黨派領袖，評價他們的功過是非是很 復雜的事情，它包含了丰富的內容，不能這麼簡單地比較。但以上兩項功、過，確 實都是過去評價他們的主要依據，只不過沒有進行對照比較而已。 　　為什麼毛澤東在現代史上被奉為如此偉人，而陳獨秀至今仍被毀譽不一呢？細 細想來，原因故然很多，棄皮毛而提其宗，可以認為，毛澤東曾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開創者，執掌政權，叱吒天下，曾為“人君”。而陳氏與政權一生無緣，始終為 一介書生，一直是個“草民”。几千年來，中國編纂歷史的指導思想上，始終強烈 地有著重“君”輕“民”的文化傳統。即使成了“人君”、“黨君”，也還有重“ 正統”輕“傍支”的封建思想。認識到這一點，就不難對現在中國目前對陳獨秀的 低調淡化的評價產生過多的疑惑了。 ※※※※※※※※※※※※※※※※※※※※※※※※※※※※※※※※※※ 【百草園】 　　　　　　　　“理”與“法” 　　　　　　　　　－也夫－ 　　我和一個美國長大的，會講中文的中國小伙子聊天，他現在上大學一年級。有 件事我很慶幸，處理完之後還有些得意。沒想到我這個老頭子被批判了一頓。 　　有個下雨天我開車出門，過十字路口時前邊的車子往道右邊的加油站里拐，可 車子拐到一半忽然停住了。咱早就盯著呢，和前邊的車子保持了相當的距離，就怕 這事兒，可沒想到雨天路面特別滑，緊急煞車後還是撞到了那輛車子的尾部。我是 美國車，那輛是日本車﹔當然是我的車安然無恙，日本車稀里嘩啦，車燈碎了，殼 子也癟進去一大塊。 　　這個喪氣。那輛車里蹦出一幫南美來的、半黑不白的男孩子，大喊大叫著問我 是否懂英文，有沒有汽車保險，要看我的駕照。我有多冤！這前邊開車的想什麼哪 ！不拐進加油站，停在路上不是找撞嘛。但我知道，美國講“法”不講“理”，從 後面撞了人家，甭管什麼情況，這個責任是我的，法就是這麼規定的。你只能心里 罵“王八屁股爛龜□（規定）”。 　　我跟他們說，立刻把警察叫來，該怎麼辦就怎麼辦。但這幫孩子忽然蔫了。這 時我注意到，開車的是個胖胖的白人半大小子，他坐在司機座上低著頭不說話。一 下子，我猜到開車的半大小子沒駕照，他大概是悄悄地把老爹的車開出來兜風吧？ 咱神氣起來了，“如果你們覺得是我的錯就叫警察，如果不是這樣，你們趕緊走吧 。”那幫小子聽罷二話沒說，開著車一溜煙的不見了。 　　“我要是你，第一件事情是叫警察。”我的年輕朋友慢條斯理。他說，如果那 個開車的真沒駕照，他的罪可不輕，可能會被禁止三年不許開車。 　　“哎，得饒人處且饒人。干什麼這麼惡呀？再說我能得到什麼好處？”我有些 不以為然。 　　“當然有好處啦！”他蹦起來。“你可以指著你車前邊的一些早先被撞過的什 麼損傷地方嚷嚷‘這被撞壞了’，然後開到修車鋪里大肆檢查，讓那個無照開車的 家伙大大地賠錢。” 　　“算了，算了，反正我的車子也沒撞壞。咱們也得通情達理一些嘛。” 　　“太錯啦！”我的朋友臉都脹紅了。他說我的好心會被別人鑽空子，到時候被 “宰”是自找的。“如果這幫孩子把你的車號記下來，他們就可以和車主布置一個 陰謀，然後報案，說你開車撞了他們的車，你在出事後開車逃跑！” 　　“他們還有良心嘛？！警察能信他們的嗎？如果警察相信他們說的，我撞了他 們後逃跑，天下還有地方講理嗎？” 　　“美國不認良心，只認法。這并不是說美國人個個都沒良心，是說你的‘大慈 大悲’會被沒良心的人鑽空子。他們會說，是有駕照的人開的車，根本不是那個白 人半大小子。你在後面撞了他們的車後逃跑了﹔還好，有人把你這個犯罪的家伙的 車號記下來了。” 　　“信口雌黃！” 　　“他們有一大幫証人。你能找到几個？”我語塞了。小伙子一笑，“好人可以 當，但也得想著保護自己呀。記住，下回如果再遇到這種情況，第一件事就是叫警 察。” 　　開竅，開竅！我們這些在中國長大的，并生活了几十年的人，中國文化在腦子 里根深蒂固，愛說“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在西方社會最好把這話忘了 。在任何事情面前首先想到是否合乎法律。或者有特別荒謬的法（這個“荒謬”是 對被損害了個人、集團和階層利益的人們而言），那你要做的，是先把這個對你來 說荒謬的法改了，或者去掉。千萬別喊著“你們還講理不講理”地跟別人打架。 　　我們中國人在美國這塊法制的土地上可是沒少吃虧。中國人啊，太愛講理了。 在教育子女上，有多少人因為打了孩子被判有罪，最後連孩子的撫養權也丟失了。 有多少人不懂法，在財產上吃了大虧。有多少人在自己的權利遭到損害時卻不懂得 上法庭打官司……這都是不懂法呀！ ∼∼∼∼∼∼∼∼∼∼∼∼∼∼∼∼∼∼∼∼∼∼∼∼∼∼∼∼∼∼∼∼∼∼ 　　　　　　　　我是“九斤老太” 　　　　　　　　　－金　泰－ 　　鎮子靠著一條交通要道的商業街上有個熱鬧的商場，里面有兩個大服裝店和許 許多多小門帘兒，還有家電影院。妻子和女兒有時去逛，我很少光顧，因為印象不 佳。可這天晚上我卻在里面無所事事地瞎逛。女兒和女伴兒說在考試之後放松一下 ，前來看場電影，講好晚上九點來接她們，我按時到了，卻不見她們的蹤影。這已 經不是第一次了！好几次她們都不守時，讓我等了又等。 　　我之所以不愿意去那兒，并不僅僅“無所事事”，還在於氣氛令人不快，說確 切些是看不慣那里怪模怪樣的青少年的舉態。電影院邊上是一片游戲機，一群群的 男孩子沒完沒了地在上面瘋狂，亂哄哄，用玩具槍“掃射”，開“賽車”等，還有 種兩個人一起蹦的游戲，咋一看好像是兩個舞步很一致的人在“跳舞”。真可以用 “群魔亂舞”來形容。 　　電影院前邊的大廳里放著許多桌椅，那是為吃快餐的人們准備的。男女青少年 們往往擠坐在一起。男孩子常裝出一副放蕩不羈的樣子，頭發染成淡黃色或天藍色 ，并用發膠黏成個雞冠狀，肥大的牛仔褲脫在地上，褲襠盡量接近地面，使他們走 路都困難。女孩子們是彈力的黑色緊身衣，肚皮露出來，肚臍上有環才時髦，頭發 也是染得五顏六色，嘴唇涂成藍色，耳朵上并挂著大大的耳環。女孩兒不斷發出的 尖叫能讓你的無名火當時就冒出來。可我必須在此等人。咱在他們中間顯得那麼不 倫不類，渾身的不自在。 　　在我不得不度過的極其無聊的一個半鐘頭里，我還發現另外几個像我一樣做父 母的人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在吵吵嚷嚷的青少年中尷尬。大概都和我一樣的“任 務”吧。 　　我基本上是在電影院門口張望一會兒，然後在各個小門帘兒之間閑逛，心里全 是抱怨和忍耐。在我不知道是第几次在商場里的小門帘兒一個個亂逛一圈之後，我 看到了女兒和她的女伴兒。她倆正想找些零錢打電話。象這二位沒有手機的女高中 生也真是鳳毛麟角。 　　“都几點了？說好九點，現在都快十點半啦！”我真是有些惱怒。 　　“誰說九點了？”女兒瞪圓眼睛。“我說到時候給你打電話。” 　　“你說了嗎？” 　　“千真萬確。” 　　天哪，我已經老到耳背的程度？算我倒□。“那就趕緊走吧。” 　　先把女兒的同伴兒送回家。回來的路上誰也不講話，我們之間有著隱隱的敵意 。我終於忍不住問道：“什麼電影？” 　　“‘魔戒’。” 　　“不是看過了嗎？” 　　“這是新出的一集。” 　　“如果出到一百集，你也要看下去？” 　　“我不就是和同班同學看場電影嘛。我一年才來几次？” 　　“到這里來的青少年都很糟糕！一大群一大群的，看看他們惡心的樣子。我看 你們高中那些壞孩子總跑到商場里來胡鬧吧？他們不會有什麼出息的。” 　　“我是不是也很糟糕？”女兒很不滿。這顯然是沖著我說“到這里來的青少年 都很糟糕”來的。 　　“我是說‘你們高中那些壞孩子總跑到商場里來胡鬧’。”我在強調一個“總 ”字，而且也不想和女兒吵架斗嘴。可她卻咄咄逼人。 　　“什麼‘壞孩子’！怎麼是‘壞孩子’？學校里這樣的同學多了，都是‘壞孩 子’？” 　　“我看他們是極少數。” 　　“你怎麼知道的？剛才還說‘一大群一大群的’。這是極少數嗎？” 　　“那最多占１０％。” 　　“真是搞統計的。但你的根據是什麼？你調查了嗎？” 　　你看看這小丫頭，還振振有詞起來，盡鑽我的空子。我必須得和女兒多說几句 。“反正他們跟你們這些學生不一樣。他們根本就不好好學習吧？將來能干什麼？ 大學都上不了。高中畢業隨便找個藍領的活干，一輩子也就那樣了。這叫什麼生活 ？也就是湊合活著。永遠……” 　　“行了，行了。講了多少遍了。”女兒不耐煩地說。“既然我們和他們不一樣 ，你還發愁什麼呢？” 　　“常給你提點兒醒，怕你學壞。那些怪模怪樣的家伙不學好。到時候就會吸毒 ，光想著性，最後走上犯罪的道路。” 　　“可我并沒有認為他們‘不學好’。他們從來沒犯法，只不過想快活、快活。 怎麼，照你的說法，只有他們才會‘走上犯罪的道路’？你不是經常在家里說‘美 國政客的很多行為就是犯罪’嗎？” 　　“你為什麼總和我抬扛？”我的聲音提高了。“‘美國政客的很多行為就是犯 罪’和我現在說的‘不學好’是兩回事。這些怪模怪樣的家伙總不會是功課很好的 人吧？” 　　“我喜歡學習，我功課好。這是因為我有興趣。那些同學不愛學習，他們愛干 他們的事情，你怎麼能說他們‘不學好’呢？我想問你一個問題，他們到底有沒有 犯罪？” 　　我這女兒是‘學校政治辯論隊’的，我趁早別和她辯論這些扯不清的問題。“ 那如果你也喜歡他們那樣，你也去？”我這可以將她一軍了吧？ 　　“當然了。但我不喜歡那樣做，因為還有更有興趣的事情要干。” 　　謝天謝地，女兒“不喜歡那樣做”。“那不得了，他們就是沒出息唄。” 　　“爸爸，我求你別這麼說好嗎？懂得尊重別人好不好？” 　　我們又沉默了。唉，讓我再苦口婆心一下吧。“我們上學那時候就是一門心思 把功課學好，決不讓大人為我們操心……” 　　“讓我把你這說了不知多數遍的話接下去。”女兒打斷我。“從來不和品行不 好的同學來往，懂得如何克制自己。我們那會兒學習條件多差呀，沒有自己的房間 ，要干很多家務，根本也沒什麼好吃的東西……後來又趕上‘文革’，想學習也沒 辦法。時間就這麼耽誤過去了。後來我們再上大學讀書多苦呀。現在你們有這麼好 的條件學習，一定不要辜負我們對你的期望。怎麼樣？爸爸，你再補充几句？”女 兒笑瞇瞇。 　　我啞口無言。得，咱是“九斤老太”。 ※※※※※※※※※※※※※※※※※※※※※※※※※※※※※※※※※※ 　　本期　責任編輯：翰江浪人　　　　　　　　　　　主　編：　丁凱文 　　　　　校　　對：幼　河　　　　　　　　　　　　副主編：　幼　河 　　　　　發　　行：梁　平　　　　　　　　　　　　技朮主管：蔣　怡 　　　　　讀者服務：丁凱文　　　　　　　　　　　　公關主管：麗　莉 ∼∼∼∼∼∼∼∼∼∼∼∼∼∼∼∼∼∼∼∼∼∼∼∼∼∼∼∼∼∼∼∼∼∼ 　　　稿件問題建議紅娘等請寄　fhy-cm@fhy.net 　　　　《楓華園》網站地址　http：//www.fhy.net/﹔http：//www2.fhy.net 　　　　　ftp.fhy.net　(152.2.242.227)pub/fhy ∼∼∼∼∼∼∼∼∼∼∼∼∼∼∼∼∼∼∼∼∼∼∼∼∼∼∼∼∼∼∼∼∼∼ 訂閱或停訂本刊，請寄電子信到下列郵址服務站，信內容（僅需一行）： subscribe　list名稱　Your　Name　或　unsubscribe　list名稱 （例如，訂閱簡體字版本需要送電子郵件到：listserv@fh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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