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枫　　华　　园　　　　　　　≤×≥　　　※ ※　　≤＼‖／≥　　　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日出版　　　≤＼‖／≥　　※ ※　≤≤＼‖／≥≥　　　　　　　　　　　　　　　　≤≤＼‖／≥≥　※ ※　　　　‖　　　　　　　　　　　　　　　　　　　　　　‖　　　　※ ※　　　　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日创刊　　特刊　　总第三十四期　　　　※ ※　　　　　　《枫华园》杂志社主办　　《枫华园》编辑部主编　　　　※ ※　　　　　　　　　　　　　　　　　　　　　　　　　　　　　　　　※ ※※※※※※※※※※※※※※※※※※※※※※※※※※※※※※※※※※ ～～～～～～～～～～～～～～～～～～～～～～～～～～～～～～～～～～ 　　　　　　本　期　目　录（ＦＨＹＴＫ３４Ａ） ～～～～～～～～～～～～～～～～～～～～～～～～～～～～～～～～～～ 【编者按】　　政治现代化－中国的必经之路　　　　　　　　　本刊编辑部 【枫华论坛】　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之路　（一至三章）　　　　　　　唐逸鸿 ※※※※※※※※※※※※※※※※※※※※※※※※※※※※※※※※※※ 【编者按】 　　　　　　　　　　政治现代化－中国的必经之路 　　中国在经济、文化、体育、科技、国防等领域，应该说已经走上了现代化之路 。这从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和加入世贸、中国电影在国际上频频得奖、中华健儿在 奥运扬威及北京主办奥运、中国航天事业的成功等等可以略见一斑。然而，中国在 政治领域至今没有大的改变。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实现政治现代化只是早晚的问 题，而不是会不会的问题。中国应该如何走上政治现代化之路，很值得认真探讨和 研究。如何在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减少挫折、减小震荡，如何更顺利地实现目标， 这是中国人在今后几十年内需要解决的问题。 　　《枫华园》最近荣幸地收到唐逸鸿先生十四万字的力作“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之 路”。一九九七年，这本书曾由明镜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关键问题－中国即将进 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唐逸鸿先生近期重新整理了书稿，并授权《枫华园》全文刊 载，以飨读者。 　　尽管本书写成已有五年，今日读来却丝毫没有过时之感。看来这是一本经得起 时间考验的优秀之作。作者集敏锐的观察、切中要害的分析、一针见血的观点、成 熟理性的思考于一体，写出了一部具有很高专业水准的政论专著，实在难得。这本 书对于关心中国改革的有识之士将会有很多启发和助益，对于推动中国进一步的改 革，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唐逸鸿先生的电邮地址为ｔｙｉｈｏｎｇ＠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欢迎与 他交流。另外，作者保留版权。 　　《枫华园》欢迎读者来稿，就唐逸鸿先生提出的观点加以讨论。 ※※※※※※※※※※※※※※※※※※※※※※※※※※※※※※※※※※ 【枫华论坛】 　　　　　　　　　　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之路 　　　　　　　　　　　　－唐逸鸿－ 　　　　　　　　　　　　　前言 　　当今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激烈变革的伟大时代。从七十年代末开始的开放改革 运动，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二十几年来，中国的生产力迅速发展 ，国力逐渐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整个国家，正满怀信心地向 现代化的目标迈进。但与此同时，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很多新 的和旧的问题和矛盾，也不断显现出来，并变得越来越尖锐。政治上的权力腐化问 题、社会秩序和法制不健全问题、经济上深层次改革所遇到的严重阻力、高速度与 低效益的矛盾、分配不公、发展不平衡等等，这些迫切的问题，困扰着当今的中国 ，也阻碍着现代化改革的进程。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现代化改革，正处在旧的阶段已经结束，新的阶段即将 开始的关键时刻。要解决当今中国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看来需要有新的思路和新的 方法，而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积极推行必要的政治体制改革，使政治体制不断适 应经济体制的变化，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从根本上清除权力腐败的根源。只有这 样，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才可能顺利地向前推进。 　　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是紧密结合，相互牵制的。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走向 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要对政治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必然伴随着一个政治现代化 的过程。虽然这两者不一定完全同步发展，但是，我们决不可能在长期回避、压制 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实现经济持续、长久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已经 造成了旧的僵化的政治体制与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严重矛盾，作为这一矛盾的 最主要产物，便是越来越严重的权力腐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权力腐化的根源在于 现行体制，在于这种体制中监督和制约机制的缺失。而权力的腐化，一方面阻碍着 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阻碍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建立和完善，阻碍着生产力的进一步 发展，另一方面也引发了许多其它的社会问题，引起人民的不满和社会关系的紧张 。如果这种情况长期得不到改善，那么，紧张的社会关系所引起的张力加大到一定 的程度以后，就将突破约束它的各种力量，而以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而这，很可 能就是一场新的社会动荡，那时候，经济上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就可能都付之东流 。 　　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政治现代化，实现社会的民主、自由和公平，是许多 中国人由衷祈盼并愿意为之奋斗的理想。但是，即使我们不去考虑这种政治上的信 仰和追求，仅从解决当前所面临的社会问题的层面出发，仅从发展经济这种最现实 的目标考虑，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以铲除贪污腐化，提高政府效率，建立公平和谐 的社会关系，也是一种迫切的需要。当前改革中的各种矛盾，特别是已经严重恶化 的腐败问题，一直在不断地提示我们：中国，已经到了迫切需要启动政治现代化进 程的时候了！ 　　历史和现实，早就把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对于整个现代 化改革来说，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份，也是一个无法绕过的难关；对于十几 亿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挑战；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将是中国现代 化改革成败的关键！能否顺利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能否建立一套与经济发展水平 和具体国情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将决定着中国在经济上能否长期稳定地发展，决定 着中国能否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化强国，决定着十几亿中国人未来的命运！ 　　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更复杂、更困难的工作。两千多年 的封建传统和三十年的“社会主义”试验所留下来的政治遗产，是远非一朝一夕就 能改变的。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看来也不可能依靠大规模激烈的民主运动来实现 。当前，中国正处在发展经济的重要时期，在迫切需要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的同时 ，又必须设法保证社会的相对稳定和秩序，防止再次发生大的动乱，保证经济的发 展不受到大的负面影响。因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长期的 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许许多多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非常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讨 论。 　　作为有幸处于这一伟大变革时代的中国青年，作者一直由衷地关注着这些问题 。在八六年的游行队伍面前，在八九年的天安门广场上，在涌动的经济大潮和腐败 的社会现实之中，作者同许许多多的青年人一样，一直在不停地思考着，思考着中 国的历史和现实，思考着中国现代化改革的目标和前途，思考着中国走向政治现代 化的可能的道路。 　　本书所记述的，就是作者关于这些问题的一些想法。 　　作者一直认为，在当前的现实之下，对于有志于中国的现代化变革，特别是有 志于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海内外中国人来说，最重要、也是最现实的工作之 一，就是通过认真的思考和讨论，在思想上、理论上为新的改革作好充份的准备。 　　当然，这种研究面临着一些现实的困难。除了作者自身的局限之外，客观上的 困难是不言而喻的。对于本书中可能存在的片面或不成熟的地方，希望阅读者能够 谅解。如果本书能为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的话，那么作者 的愿望也就实现了。 　　尽管有着各种各样的困难，本书在写作和出版的过程中，仍然得到了一些志同 者的热情帮助和支持，对此，作者表示深深的感谢。 　　　　　　　第一章　　中国的现代化改革 　　　　＊　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从左宗棠到毛泽东 　　　　＊　邓小平改革的伟大成就 　　　　＊　当前中国社会问题和矛盾的焦点：权力腐化 　　　　＊　邓小平改革的局限性 　　　　＊　此起彼伏的呼声：政治体制改革 　　　　＊　六四运动：邓小平改革的转折点 　　　　＊　“后邓小平时代”的改革 　　现代化改革作为一种运动，在中国至少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１８４０年 的鸦片战争，迫使古老而又封闭的中国不得不打开国门，去直接面对强大的现代世 界。随后，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国，一次又一次地让中国人蒙受了屈辱和失败。从那 时候起，在中国实行现代化改革，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强国，就一直是一代又一 代社会精英强烈而又痛苦的愿望。从左宗棠、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到康有为、梁启超 的戊戌变法，从清朝末年的新政改革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以及后来的五四运动 等等，中国人为了这个梦想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尝试，虽然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挫 折，但却一直初衷不改，前仆后继。对现代化的渴求、一次次的尝试和失败，成了 中国近代和现代历史的主旋律。实际上，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 会主义建设”，也是这一现代化进程的一部份。那种狂热的经济“跃进”和文化“ 革命”，其最原始的动机，仍然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现代化。 　　由于种种的原因，这一系列的尝试都没有获得成功。满清时代的几次努力，都 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局面；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专制 体制，并尝试着建立一个资本主义共和国，但随后不久，中国又进入了军阀混战的 混乱时期，现代化进程步履维艰；北伐战争胜利后，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的 领导下，中国进行了近十年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 ，这一进程却因日本侵华战争而中断，并因国民党在与共产党的内战中的失败而结 束。 　　１９４９年，共产党人赢得了内战的胜利，掌握了政权。饱受侵略和战乱之苦 的中国，终于又实现了和平与独立。随后，毛泽东和共产党把中国人的现代化梦想 转化为“共产主义理想”，号召人民把追求现代化的热情投入到建设社会主义和共 产主义的运动中。于是，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以追求想象中的共产主义社会这种新 的形式，开始了又一次新的尝试。然而，狂热的共产主义理论和热切的现代化渴求 结合在一起，很快把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带入到激进的经济“跃进”和可怕的社会 浩劫之中，其结果，便是对经济的严重破坏和反复不断的社会动乱，不但现代化的 理想没有实现，中国与现代世界的距离，反而变的越来越远了。 　　毛泽东领导下的这场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说是又一次 致命的打击。中国又一次痛失了实现现代化的良好机遇。就在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 大炼钢铁、吃大锅饭和对“文化”进行“大革命”的时候，以“四小龙”为代表的 一些亚洲和拉美国家（地区），抓住了可贵的机遇，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和社 会的进步，而经济上贫困落后、政治上混乱不堪的中国，则远远地被抛在世界现代 化潮流的后面。 　　就这样，历史和现实把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人逼上了一个没有退路的绝境：要么 赶快实行真正有效的现代化变革，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跟上现代世界的步伐，要 么等待着被开除“球籍”！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人的热情和信心，并没有因为这一次的失败而消失，反而 变得更加强烈。于是，当邓小平再次发出向现代化进军的号召的时候，中国人又一 次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现代化改革的运动中去。 　　１９７８年以后，在邓小平等的领导下，中国开始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开放改革 运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面对着贫穷落后的严重局面，面对着长期政治斗争给中国人带来的巨大痛苦， 邓小平果断地抛弃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放弃了依靠不断的“阶级斗争” 来维持中共权力基础的做法，转而以“四个现代化”作为号召，逐渐把中国人的注 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把“发展经济”确定为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工作重心 ”，　并由此促成了二十几年来的经济发展。 　　与毛泽东的闭关自守和浪漫的理想主义不同，邓小平采取了对外开放和实用主 义的态度。在他的领导下，中国一方面打破长期闭关自守的孤立状态，主动打开国 门，逐步对外开放，大力引进国外的资金和技术，另一方面，对毛泽东时代僵化的 经济体制进行大胆的改革，放弃了计划经济和许多曾是“社会主义”经济“基本原 则”的教条，逐步朝建立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 　　面对着发展经济的中心任务，有一种直接的措施，就是在技术层次上促进生产 力的发展，例如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设备，建立新型企业，促进生产技术的进 步，等等。但是，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仅有技术层次上的措施是远远不够的。毛 泽东去世以后，他的接班人华国锋在其短暂的当政期间，就曾经试图通过引进技术 和资金、创建大型现代化企业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但都收效不大。（这也就是当年 的“洋跃进”。）对此，邓小平有着不同于华国锋的思路。他把注意力放在比技术 层次更高的层次上，从而为中国的改革找到了一个恰到好处的切入点：经济体制改 革。 　　造成中国经济落后的最主要的原因，并不在于资源匮乏、土地贫瘠或者气候恶 劣等自然因素，甚至也不在于技术落后、劳动者素质不高等因素，而在于毛泽东时 代令人窒息的僵化的经济体制，在于这种体制严重地压抑着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影 响着人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对于发展经济的目标来说，改 革这种体制比直接引进资金和技术、直接建设现代化大企业更重要。同时，相对于 政治体制改革来说，经济体制改革所遇到的阻力要小一些，也比较容易起步并迅速 取得成效。因此，对于当时刚刚经历了“文革”劫难而“百废待兴”的中国来说， 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是推进整个现代化改革的一个十分恰当的切入点。 　　二十几年来的改革，在经济方面可以说是一场全面而深刻的制度创新。在毛泽 东时代旧的经济体制下，过份集中的所有制形式剥夺了个人在生产劳动中的自主权 ，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分配制度取消了个人通过刻苦劳动获得更多报酬的可能 性，从而严重地窒息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造成生产效率低下、人民生活普遍 贫困的被动局面。打破这种僵化的经济体制，建立一种能有效地促使人们努力劳动 、有效地提高生产效率的新体制，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从根本上说，邓 小平所发动的改革，就是围绕着这个目标进行的。 　　在农村地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实际上得到了土地，或者说得到 了土地的使用权和自主权。这是他们几千年来所渴望得到的。（在先前共产党领导 的土地改革中，他们曾经得到过，但很快又以集体化和合作化的名义被剥夺了。） 在这种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生产形式下，农民可以比较自由地进行耕种，并有权支 配按规定上交后剩下的产品，这样，农民通过努力劳动就可以得到更多的粮食和其 它产品。在城市中，通过打破“铁饭碗”和“大锅饭”，实行包工制、计时、记件 工资制和各种各样的奖励制度，把工人的收入同他们所付出的劳动联系起来，使他 们同农民一样，有了通过努力劳动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的可能性。这些措施，成功 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或者，按照常用的说法，“解放了生产力”。于是，中国 人又发挥出他们固有的聪明才智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热情地投入到工农业生产中， 并在短短的十几年间，创造了令人振奋的经济成就。 　　随着改革的深入进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也在发生变化。全民所有制的绝 对地位受到削弱，个体经济、乡镇企业、外资和合资企业的蓬勃发展，使所有制形 式不断地趋向多元化。八十年代，中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口号 ，从而明确地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所谓的“产品经济”模式，为进一步的改革创造了 重要的条件。在九二年的中共十四大上，又明确地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目标。至此，中国的经济体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已经放弃了传统的“社会主 义”模式，转向具有现代化意义的先进的市场经济模式。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转变 。 　　当然，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中国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 远未全面建立起来，大量的经济行为还有待规范，国有大企业的改革，还任重道远 。但是，无论从什么样的角度看，二十几年来的改革，在经济体制上的进步都是显 而易见的，由此带来的发展成就也是十分明显的。 　　从八十年代开始，中国的经济一直以很高的速度增长，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多 年保持在百分之八左右甚至两位数的高水平。这种高速度的增长，使得中国的经济 规模迅速扩大，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国人终于摆脱了长期的赤贫状态，初步 解决了温饱问题，并开始向较为富裕的“小康”水平发展。从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 上看，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巨大进步。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民众消费水平的提高，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逐渐成 为一个现实的大市场。这一大市场吸引了世界上许多企业，纷纷到中国来投资和寻 求合作。大量外资的涌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强劲的推动力。与此同时，随 着进出口额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增长，中国的经济已与世界经济紧密结合起来，这将 有力地促进进一步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 　　二十几年的开放改革中，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科学技术水平的迅速 提高。从改革一开始，科学技术就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邓小平把科学技术称为“ 第一生产力”，多次号召中共的干部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他的倡导下， 知识分子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些昔日的“臭老九”获得了一种新的角色，得 以把他们的知识和才能发挥出来，在经济建设这个“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 同时，随着对外开放和外资的涌入，中国的生产技术，特别是工业生产技术，获得 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度、跳跃式的发展。通过积极引进和不断的学习吸收，中国在很 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其他国家几十年才完成的技术进步过程。如今，发达国家的各项 先进生产技术，几乎都在中国找到了用武之地，都在中国落地生根。 　　对科学技术的重视，成为邓小平改革思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而今，这种策 略已经产生了引人注目的效果。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不论是理论科学还是应用研 究，不论是尖端技术还是一般的生产技术，都有了显著的提高。而科学技术的进步 ，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除了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之外，这场改革运动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中国人思 想上的进步。二十几年来，在生产力获得解放的同时，中国人在思想上也获得了一 定程度的解放。在某种意义上，这也许只能算是这场改革的一个“副产品”，但对 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说，其意义并不亚于经济上的发展。 　　大致上说，这种思想上的进步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是在官方的倡导和推动下所促成的思想解放。为了推行改革，邓小平需 要对毛泽东时代许多僵化的理论进行清算，需要解除“左”的和“极左”的思想教 条对改革的束缚。在邓小平的推动之下，中共很快对毛泽东时代的“极左路线”进 行了批判，对“文革”作了“全盘否定”，并明确放弃了作为一次次政治运动的思 想基础的阶级斗争理论，代之以一种较为现实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理论。这 些措施一方面为经济改革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在思想上的进 步。 　　在推动改革的过程中，邓小平曾多次呼吁人们要转变观念，换“脑筋”。在这 种呼吁之下，中国人的脑筋一根接一根地不断更换，思想观念也随之一次又一次地 不断进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很突出地体现了这种思想上的变化。七 十年代末，在邓小平、胡耀帮等“改革派”的推动下，“实践标准”被确立起来。 这是“改革派”在与“凡是派”的斗争中的一个重要胜利，也成了启动开放改革运 动的思想号角。其后，“实践标准”演变成“生产力标准”，９２年初，邓小平在 南巡时又把这个标准进一步发展成“三个有利于”。这样，随着“标准”一步一步 地放宽，许多在旧的标准下不被允许的做法，在新的标准下都成了“真理”，从而 为各项改革打开了绿灯。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思想也不断取得进步，不断地从毛 泽东时代“左”的教条中解放出来。 　　第二，随着思想上的控制和政治上的迫害的相对放松，中国人开始享受到一定 程度的思想自由。毛泽东时代那种狂热的个人崇拜和愚民式的政治宣传，以及对政 治言论和政治思想的严酷控制，已经被中国人所唾弃。人们开始学会自己观察和思 考，开始敢于在私下甚至公开的场合大胆谈论自己的想法，对政府和共产党的政策 提出不同的见解，对各种不合理现象表示自己的不满和意见。相对于世界上的民主 国家来说，这是微不足道的，也远远落后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要求，但是，相对于 刚刚结束的那个黑暗时代来说，这种进步是十分明显的，也是十分可贵的。 　　第三，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国人在接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 时，也开始有机会接触到西方世界的各种政治、社会学说和民主、人权思想。尽管 一直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压制，这些思想仍然在不断传播，并逐渐被中国人，特别是 中国的知识分子所接受。这将对现代化改革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回顾近代以来历次的现代化运动，我们可以看到，二十几年来的这场改革，是 第一次获得较大的实质性成果的尝试。尽管，中国离真正的现代化还有很远的距离 ，但是，中国的现代化列车，已经真正地开动起来，已经离开了我们徘徊许久的起 跑线！这场开放改革运动，无疑将会成为中国真正走向现代化的伟大开端。 　　然而，对于中国任重道远的现代化进程来说，这场改革，也仅仅是一个开端而 已。它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不断地显示出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在当前的改革 中，遇到了很多越来越突出的困难和矛盾，在很大的程度上，这些困难和矛盾与二 十几年来的改革在思想上的局限性和实际运作中的片面性有关。要解决这些问题和 矛盾，以我们原有的思路和方法，看来是不够的。在未来的改革中，我们需要突破 这种历史局限性，在更开阔的思路和更全面的基础上去推进现代化改革。 　　邓小平领导的这场改革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在经济体制方面大刀阔斧的改革和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裹足不前的保守态度之间的鲜明对比。如果我们把政治体制改 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比作现代化改革的两条腿，那么，二十几年来的改革，就一直处 在“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状态，甚至可以说是以“单脚跳”的方式进行的。邓 小平反复强调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却没有注意 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两条腿走路”，并且，“让两条腿都使劲” 。这种改革思路上的片面性，成为邓小平改革最大的局限性，也成了当前改革中所 遇到的很多困难和矛盾的根源。 　　二十几年来，在经济体制上大胆改革、不断创新的同时，在政治上却没有对毛 泽东时代保留下来的体制作必要的改革。直至今天，中国的政治体制无论在政权结 构上还是在具体运作上，都与毛泽东时代没有太大的差别。共产党掌握了几乎全部 的权力，整个社会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由一个以共产党为基础的庞大的权力集团 控制着，从各级行政机关到法院、检察院，从人大到政协，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到新闻媒体，从武装力量的指挥到大企业的管理等等，都是如此。同时，权力的运 作基本上局限在党内的一个特权阶层中进行，既不透明，也不公开，一般党员和群 众对此没有足够的影响能力和监督作用。整个权力集团缺乏外部的民主监督，缺乏 促使其保持廉洁并忠于职守的外部压力。另一方面，在权力集团内部，由于权力过 份集中，整个体制呈现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缺乏权力的分立和制衡机制，缺 乏足够的权威力量来严格执行权力集团的内部纪律。同时，在干部任免过程中也缺 乏公开性、公平性、竞争性和程序性。这些特点，又使得权力集团缺乏有效的内部 制约和监督机制，缺乏促使他们保持廉洁和效率的内部压力。二十几年来，中共的 干部集团就在这种既缺乏内部制约，又缺乏外部监督的情况下去领导经济改革和经 济发展，于是，腐败问题便不可避免地在这个过程中滋生蔓延开来，并不断恶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旧的政治体制与新的经济体制之间， 出现了严重的矛盾。这一矛盾，实际上是当前改革中最根本的矛盾。作为这一矛盾 的主要产物之一，便是权力的普遍腐化。缺乏监督的体制使得一切的权力拥有者都 可以轻而易举地用权力来换取经济上的利益，而经济的发展又为这种行为提供了物 质基础。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使得权力腐化的制度基础一直没有根本的改变 。于是，权力腐化的问题便随着改革的进行和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断蔓延， 不断恶化。从基层官员到高级干部，从沿海到内地，从行政机关到法律机关甚至到 武装部队，从小范围、秘密状态发展到习惯性、制度性、集体性和半公开化。实际 上，腐败已经逐渐形成为一种风气，这种风气又反过来影响其他（原来并未腐败的 ）干部，诱使他们接受和参与同样的行为，从而形成了“大官大贪，小官小贪，（ 几乎）无官不贪”的严重局面。 　　权力腐化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贪污腐败行为侵蚀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 成国家财产的损失和浪费，造成社会的不公平现象，引起了社会关系的紧张。腐败 的干部总是把自己的私利置于最高的位置上，致使中央的很多改革决策难以推行， 或者在推行中严重走样，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 个“下”决不是指一般的民众，而是指中下级干部。腐败的农村干部向农民强行摊 派，加剧了农民的贫困，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并引起农民普遍的不满和反抗。在 很大的程度上，这是造成农业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许多干部享受着高级骄车和豪 华住宅，而教师少得可伶的工资却一欠再欠，一拖再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教 育危机，当然只会不断加剧。更为严重的是，执法机关的腐化，使得各种违法行为 未能得到应有的制裁，法律难以有效地执行，社会治安没有得到有力的维护，各种 违法犯罪行为日益猖獗，这一切，都严重地威胁着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威胁着进 一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威胁着中国的整个现代化改革进程。 　　在中国这样的体制下，党政官员腐败了，各种社会问题就会随之而来；当腐败 行为蔓延到法律机关以后，包括腐败行为在内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就无法得到有效 的制裁，社会就会趋于混乱；而当腐败行为进一步蔓延到军队以后，一切就可能变 得无法收拾！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实际上，腐败问题已经成了当前中国社会最紧迫 的问题，它既是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的产物，又是当前很多问题得不到 解决的根本原因。当前的很多社会问题，例如农民问题和农业危机、国营企业的效 益和管理问题、大量工人下岗失业问题、国有资产的流失问题、分配不公和发展不 平衡问题、治安问题、教育危机、环境问题，等等，都与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 关系，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是以腐败问题的解决为前提的，都有赖于一个廉洁、 有效率的干部体系。 　　权力腐化的根源，在于现行的政治体制，在于旧的政治体制和新的市场经济体 制之间的深刻矛盾。解决权力腐化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于推行必要的政治体制改革 ，以营造一种与市场体制和中国的社会现实相适应的新的政治体制。只有这样，经 济体制改革和整个现代化进程，才能长期顺利地向前推进。当前改革中所遇到的困 难和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二十几年来在这方面的保守和停滞所造成的。而 这，应该说就是邓小平改革的最大的局限性。 　　当然，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除了对其必要性缺乏充份 的认识之外，对它的艰巨性和危险性的忧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于毛泽东时代由 政治运动所引发的社会动乱，许多中国人至今还记忆尤新，心有余悸，八十年代末 以来，世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变革中的社会动荡，更加深了我们的这种 顾虑。就在这种顾虑之下，二十几年来，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一直处在举棋不 定、裹足不前的状态。 　　但是，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说，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份 ，也是一个无法绕过的难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困难，恰恰就是整个现代化改革的困 难的核心！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体制，实际上是整个旧体制的核心。旧的经济体制从 根本上说是从属于政治体制的，是旧的政治体制的必然产物。如果我们仅仅局限于 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而不去努力改革政治体制，那么即使能够取得短期的效果， 这种改革也是难以持久的。在这种意义上说，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具有更 根本的意义。 　　就当前腐败问题日趋恶化这一社会现实来说，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比推行进一步 的经济体制改革更具有迫切性。如果我们继续因为困难而回避，或者因为忧虑而压 制政治体制改革，那么我们的现代化路线，就是不全面的，也是难以持久的。如果 我们不能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这个问题，不能以坚定而稳妥的措施去启动和推进政 治体制改革，那么，它所引起的矛盾就会变得越来越尖锐，越来越难于解决，而当 这种矛盾所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恶化到一定程度，由此产生的社会张力加大到一定 的限度以后，一场更危险的社会动荡就可能出现！那时候，我们可能已经完全失去 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机会，而陷入到一种无法自拔的困境之中！这是我们今天面对着 不断恶化的腐败问题所产生的一种深深的忧虑。 　　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不是直到今天才为人们所认识。政治体制 改革的强烈要求，实际上伴随着邓小平改革的整个过程。早在改革初期，许多知识 分子出于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和对“文革”这样的惨痛教训的深刻思考，就一直在 呼吁政治体制改革。更多的人出于对改革中各种问题和矛盾的思考，特别是解决腐 败问题的迫切需要，也强烈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后一种改革要求不但存在于 知识分子之中，也广泛存在于广大市民和部份中共干部之中，并随着腐败问题的日 益严重而越来越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实际上，中共的很多高级领导人，也有过同 样的想法和要求，可惜他们没能成功地将这种想法付诸实施。 　　不管是基于哪一种出发点，许多人对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现实都有着强烈 的不满，八六年和八九年两次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实际上就是这种不满的集中表现 。 　　八六年的民主运动，可以说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次强 烈的呐喊。对于政治上的民主和思想上的自由，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是最为敏感的 ，也是最为迫切的。从改革运动一开始，知识分子就热切地盼望着邓小平能兑现共 产党所允诺的真正的民主，能给予他们更多的学术和思想自由。以方励之、刘宾雁 、王若望等为代表的一些知识分子，一直在不断地声讨现行政治体制的黑暗和腐败 ，一直在倡导自由、民主和人权思想，倡导现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原则。但是，当时 的改革现实与他们的这种愿望的距离太大了。政治体制改革只停留在口头上，迟迟 未见真正的行动，他们所盼望的民主、自由看来仍遥遥无期，对言论、思想的压制 却依然如故。对此，知识分子自然有着强烈的不满，这种不满积聚起来，便导致了 八六年末、八七年初的大规模民主运动。 　　这一次运动的导火索，是在安徽合肥市中国科技大学的一次基层选举。在那种 中国式的“民主选举”中，面对着被指定的毫不了解的候选人的名字，学生们有一 种强烈的被人愚弄的感觉。（由于年龄的关系，他们中很多人是第一次拥有选举权 ，因而也就更珍惜他们的权利，对那种愚弄民意的选举更不习惯，更加反感。）激 动的学生们在集会上对这种选举制度以至整个政治体制进行了愤怒的声讨，进而走 出校门，举行示威游行，要求进行政治改革，要求实行真正的民主。科大学生的行 动，得到了全国各地大学生迅速而积极的响应。于是，爆发了一次全国性大规模的 学生民主运动。 　　学生们的这种要求，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和响应，也得到了同样有实行政治改 革愿望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理解和同情。但是，尽管如此，学生们的愿望仍然没 有实现。在各种各样的压力之下，八六“学潮”很快以胡耀邦下台和方、刘、王被 开除出党的方式结束了。 　　应该说，在这次运动中，学生们（和一些知识分子）所提出的政治改革主张， 大多具有浓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他们所提出的多党制、“全盘西化”等口号，多少 有点超越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因而也就难于形成更广泛的共鸣。但是，不管他们 的政治改革主张有多少可行性，这一次民主运动所发出的信号是明显的，那就是对 政治体制改革的强烈要求！如果这种呼声能够得到足够的重视，能够促使改革的领 导者正视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需要，及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积极而稳妥地 推行必要的政治改革措施，那么，中国的改革，也许就会由此走上一个全新的阶段 。 　　可惜的是，由于种种的原因，情况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本来正在酝酿的政 治体制改革措施，因为胡耀邦的下台而搁浅。八六学潮以后，开始了一场很有声势 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政治上更趋保守。 　　然而，政治体制改革的强烈要求并没有因此而消失，知识分子对政治自由的渴 求与当时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缓解，反而由于反自由化运动而变得 更加尖锐。同时，腐败问题在那段时间内正迅速发展，日趋严重，由此也激发了通 过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腐败问题的要求。这些要求一直都未能得到响应，于是在两 年后演变成为一场规模更大的民主运动。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民主运动，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是八六学潮的继续，是在 八六学潮中没有解决的矛盾再次激化的产物。这场运动的爆发，虽然还有很多复杂 的原因，但呼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仍然是参加这次运动的大部份学生、知识分子 和市民最主要的愿望。而这次运动的导火线，正是在八六学潮中被迫辞职的中共总 书记胡耀邦的逝世。与八六年不同的是，这一次的政治改革要求，更多地是出于对 腐败的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和解决腐败问题的迫切需要。虽然其中也有不少理想主 义的政治口号，但在很大的程度上，这一次的政治改革要求比八六年更加成熟，也 更具有现实意义。 　　六四运动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自发的（而不是由共产党发动的）政治运动， 也是最有影响的政治事件之一。这一场运动的前因后果，以及它对中国整个现代化 进程的深远影响，是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不管其结果如何，在这场运动中人们 所表现出来的责任感、使命感、政治热情和勇敢精神，是十分令人难忘的。 　　六四运动，可以说是邓小平改革的一个转折点。六四以前，是邓小平大刀阔斧 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时期。在这一段时间里，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并非一帆风顺，但 却不断地向前推进，广大人民热情地支持邓小平的改革，积极地参与到建立新的经 济体制的改革中。但是，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济的不断发展，政治体制与经济 体制的矛盾日益显露出来，邓小平的改革路线“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缺陷日益 明显，干部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的问题日趋严重，政治体制改革从一种思想上的信 仰和追求变成了一种迫切的现实需要，六四运动实际上就是这种迫切需要与社会现 实之间的矛盾的产物。 　　在六四民主运动被镇压的同时，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之间的的矛盾又一次被强 行掩盖起来。八九年以后，中国的改革实际上进入了一个过渡时期，经济上的改革 继续推行。随着１９９２年邓小平的南巡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市场经济作为一种 目标模式被明确提出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又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整个现代 化改革在邓小平所设计的轨道上继续向前推进。与此同时，政治体制上的改革仍然 裹足不前，甚至更趋保守，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不断发展，不断激化， 这一矛盾所引起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由此产生的张力正在不断积累。中国的现 代化改革，正在这种矛盾和张力中迫切地等待着一个政治、经济全面改革、协调发 展的新时期。 　　作为这场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个人的思想对改革有着极大的影响。他 也曾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但却一直没有把这种言论付诸行动。也许， 这是由于他对政治体制改革所可能带来的风险的重重顾虑，或者，是由于八六年和 八九年的民主运动打断了他的思路，打消了他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信心和念头，也 许，是由于他在那种强烈的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希望全力实现经济上的快速发 展而暂时回避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或者用经济上的快速发展来掩盖或绕过政治体 制改革的难题，但无论如何，没有及时推动政治体制改革，都将成为他在这场改革 运动中最大的失误。 　　１９８４年的国庆节，当年轻的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上由衷地打出“小平您好 ”的标语的时候，邓小平所领导的改革运动和他本人的政治生涯，都达到了一个辉 煌的顶峰。五年后，同样在天安门广场上，当愤怒的学生和市民们发出“小瓶（平 ）万碎（岁），万万碎”的诅咒的时候，邓小平的改革，已经明显地显示出它的历 史局限性。中国的现代化改革，在困难和矛盾中，正呼唤着一种新的思路，正等待 着一个政治、经济全面改革、协调发展的新时期。 　　当然，邓小平的历史功绩是伟大的。正是他带领中国人真正地走上了现代化之 路。不管他的思想有多少局限性，他对中国的现代化改革的巨大贡献和对整个民族 振兴的伟大的历史功绩，都将永远被人们所称颂。 　　人们曾给毛泽东这样的评价：“建国有功，反右有过，文革有罪”。与此相仿 ，有人也给邓小平这样一句评价：“领导经济改革有功，压制政治改革有过，镇压 六四运动有罪”。但是显然地，这两句话中的功、过、罪的比例是很不一样的。对 于邓小平来说，他的功要比过大得多。他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一方面反映了他 的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对那种曾经使中国人（和他本人）深受 其害的社会动乱的深深的忧虑。至于这里所说的“罪”，那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需要在更大的时间跨度和更开阔的历史视野中，才可能作出冷静、全面的评判。 对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许多人在六四运动中的所作所为和功过得失，历史一定会给 予公正的评价。 　　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具有过人的胆识和伟大的魄力的领导人来组织和推动。历 史曾经试图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邓小平，可惜他没有能担当起这个重任。无论是 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是对于他的个人生涯来说，这无疑都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 　　当然，历史终将超越他的这种局限性。随着改革形势的不断发展和各种矛盾的 日益恶化，中国的改革，正在积聚着突破这种旧思路的力量，正在酝酿着新的思路 和新的措施，正在准备着进入新的“后邓小平时代”。 　　“后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应该是“邓小平改革”的继承和发展。对这两个阶 段的改革所面临的形势和问题作一个简单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一些差 别。 　　首先，邓小平改革开始时，摆脱经济上的困境是最紧迫的任务，因此，邓小平 把经济在量上的增长作为最主要的目标，把ＧＮＰ的高速增长看作改革的最主要的 成果。相比之下，“后邓”时期的经济形势要宽松得多。经过长期在数量上的增长 ，温饱问题已经初步得到解决，今后的改革应注重质的提高，注重效率和效益的增 长。 　　其次，在政治上，腐败问题已经成为当前最紧迫的问题，这是邓小平改革开始 时所没有的一种新形势。在今后的改革中，解决腐败问题将是一个悠关全局的重大 任务。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真正起步，积极推进，必须用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 两条腿走路。 　　还有，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邓小平改革侧重于“破”，而邓后的改 革则应侧重于“立”。在邓小平改革时期用得最多的词语中，“开放”和“放开” 也许是最重要的两个：开放特区，开放沿海和内陆城市，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 放开物价，下放权力，等等，这一系列的措施都是为了解除毛泽东时代那种僵化的 体制对人们的束缚，消除那种窒息着人们的思想和活力的氛围。或者换句话说，是 为了打破一套旧体制。而邓后改革的重点，应该在于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建 立全面而严格的法律体系，建立足以支撑起现代化中国的新的政治、经济、社会体 制。 　　当然，邓小平改革中的许多宝贵思想，必须继续发扬。例如，实事求是的作风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原则、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方向、对科学技术的重视 ，等等。 　　　第二章　　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斗争 　　　　　＊　中国的政治体制：监督和制约机制的缺失 　　　　　＊　毛泽东所面临的三大问题 　　　　　＊　毛泽东式的对策：群众运动 　　　　　＊　“文化大革命”：一次灾难性的权力斗争 　　　　　＊　１９７６年，失去支撑的中国 　　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是从毛泽东时代沿袭下来的，虽然做过一些调整，但整 个体制的框架并没有大的改变。现行体制中的很多问题，实际上都可以在毛泽东时 代找到它的根源。因此，讨论中国当前和今后的政治体制，应该从毛泽东时代开始 。 　　早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之初，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就明确提出了自由平等的口号 ，他们主张公民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一切权力最终都属于选民。同时，权力应该 受到充份的监督和制约，才能保证不被滥用。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逐步建立了一套严格的选举制度和权力监督、制衡机制。尽管这种制度也远非 十全十美，但是，它确实能保障公民在政治权利上相对的平等，保证公民参与政治 运作、表达政治主张的最起码的权利，同时，也相当有效地防止了权力被滥用和当 权者的腐化。 　　然而，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继建立起来的社 会主义国家里，政治平等和权力制衡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充份的重视。西方国家的选 举（授权）制度和权力分立（制约）制度被斥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把戏”，资本主 义制度下的民主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自己的民主”，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是 假民主。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共产党认为应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或“ 人民民主专政”，只有这才是真正的、最广泛的民主。但是，“无产阶级”和“人 民”这样的概念是十分模糊的，在这种模糊性之下，一部份人的政治权利常常被无 端地剥夺和压制。同时，即使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内部，所实行的也只有“ 专政”而缺乏民主。虽然宪法也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但是，却一直没有一套严格、公平的制度，使人民的这种基本权力得以真正体现 。人民代表大会实际上同各级行政机关和法律机关一样，都由共产党控制着，或者 更确切地说，由党内的一个特权集团控制着，而这个特权集团，既没有强有力的外 部监督，也缺乏有效的内部制约。各级干部获得权力所依靠的，不是公平、公开的 制度化、程序化的竞争，而是权力集团内部的缺乏规则和约束的政治斗争。一般的 民众（包括大量的一般党员）对此既无力影响，也无权监督。正是在这样的政治体 制之下，毛泽东领导着他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之下，邓小平领 导着他的现代化改革。 　　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体制，实际上是传统的封建极权体制、斯大林式的专制制 度以及现代民主制度的一个混合体。其中既保留了封建体制的一些特点，例如权力 终身制、最高领导人拥有无法制约的权力、缺乏法治观念等等，又引入了一些具有 现代民主政治色彩的做法，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当然，更主要的，是苏联式的共 产党垄断权力的专政制度。从毛泽东时代开始，中国的政治体制就一直是这三种因 素的混合体，只是在不同的时期这三者的比例和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 　　实际上，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所建立起来的政权，与中国历史上农民起 义后建立起来的政权是十分相似的：依靠暴力斗争夺得政权，把权力分配给在斗争 中的有功者，由这些人作为各级官员组成一个权力集团来统治国家，一般的人民实 际上只得到经济上的利益，并未得到政治上的权力。这种情况与西方国家资产阶级 革命后的情况是很不相同的。在这些国家中，革命胜利所得到的权力被赋予一般的 公民，确认公民的平等地位和政治权利，再由公民通过选举把权力授予（立法、行 政等方面的）官员，由他们组成相应的权力机关来领导国家。 　　几千年的封建传统，给中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尽管共产党自诩是一个“彻底 反帝、反封建”的政党，但是，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国家，仍然未能摆脱封建 传统的影响，仍然保留了明显的封建政治色彩。作为一个农民领袖，领导共产党打 下江山的毛泽东，俨然成为红色中国的“皇帝”。他虽然没有封建时代的皇帝那样 的极权，但仍然是至高无上、难于监督的。共产党的各级干部的权力，也不是通过 选举获得的，而是自上而下授予的。这些，都与封建时代的政治体制十分相似。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马列主义政党，中共又自然地把苏联的政治制度作为模板 ，建立起斯大林式的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整个国家的政治权力，由共产党这个规 模庞大、组织严密的政治组织掌握着，权力的运作，实际上局限在这个组织之内进 行。 　　与此同时，为了（至少在表面上）兑现“人民当家做主”的许诺，共产党又建 立了人民代表大会这种形式上的“议会制度”（以及具有“准议会”性质的人民政 协制度）。尽管处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协与西方国家的民主议 会有着明显的差别，但这在一定意义上仍然体现了政治体制中现代民主制度的因素 。 　　就这样，中国的封建政治传统、共产党一党专政的苏联模式以及现代议会民主 制度这三种本来各异其趣的体制因素被组合起来，构成了社会主义中国这种独特的 政治体制。这显然不是一种民主体制，但也不是一种完全的专制体制，于是，很多 独特的问题就在这种独特的体制中产生出来。 　　在不同的时期，三种体制因素在整个政治体制中的作用和影响也有所不同。在 毛泽东时代，封建政治传统和共产党一党专政这两个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细 说起来，在毛泽东时代的不同阶段，这两种因素所起的作用也有所不同。在文革以 前，共产党垄断权力、一党专政的特点表现得比较突出；而在文革中，共产党的组 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满朝文武”也被贬黜殆尽，共产党的权力体系几近瘫痪， 只有封建皇帝一样的毛泽东还在其皇位上叱吒风云。）与此同时，现代民主制度这 种因素被严重弱化了。在毛泽东时代，人大不但完全沦为一个“橡皮图章”，而且 在很长的时间内连盖这枚图章的形式上的手续也被免去了。到了邓小平时代，政治 体制的封建色彩有所减弱，共产党的特权地位也变得不再那么天经地义。与此同时 ，中国人的法治观念和民主意识日渐苏醒，人民代表大会获得了一定意义上的独立 性和影响力，政治运作中的民主因素有所加强。在未来的政治变革中，构成现行体 制的三个要素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将会继续变化，而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就将具 体地体现在这种变化上。 　　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对于毛泽东这样的最高领导人来说，有三个重要的问题需 要解决。 　　第一，是如何维持共产党的统治地位和本人的权力。 　　这个问题包括两个层次。首先是维持共产党统治的合理性。共产党是权力集团 的基础，权力集团的地位是以共产党的特权地位为前提的，只有保持共产党的地位 ，权力集团才可能长期维持。 　　这里说到了统治的“合理性”而不说“合法性”，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合法性 与“法”有关系，在民主国家看来，没有经过民主选举所获得的权力原则上说是不 合法的，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本身就是宪法所规定的，（当然也就“合法 ”了）。另一方面，不管是在什么国家里，某个政党或某个当权者能够掌握权力， 总有很多现实的理由：或者是通过民主选举而获得授权，或者是人民由于某种原因 （例如宗教信仰、政治理念、意识形态、个人崇拜等等）而支持他们，或者人民出 于某种目的（例如发展经济、抵抗外敌）而认可或容忍他们，或者，人民虽然难以 容忍，却没有力量推翻他们，这些理由都足以使一个政党或一个政治人物保持权力 。因此，维持权力地位所需要的是“合理性”，而不一定是“合法性”。 　　严格地说，中国共产党从来就没有获得人民的明确授权，因此，它并不是一个 一般意义上的执政党，而是一个“专政党”。各级官员也不是通过真正的民主选举 产生的，而是在权力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中产生的，因而，就需要为共产党的统治 和这一权力集团的权力地位寻找合理性的基础。这是问题的第一个层次。 　　问题的第二个层次，是对于一个权力拥有者来说，如何在权力集团内部保持自 己的地位。对于各级干部，这个问题都是存在的，但对于高级干部，特别是象毛泽 东这样掌握最高权力的政治人物来说，这个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在中共这种体制下，获得和保持权力的主要方式，是政治斗争。这种斗争不是 一种公开、公平、按照一定规则进行的竞争，而是在党内，或者范围更小的集团内 的一种不公开的、缺乏规则的斗争。因此，经常表现得异常激烈和残酷，而且，常 常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动乱，“文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第二个需要毛泽东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保持权力集团的廉洁和效率，以便有效 地统治国家。 　　在中国，整个社会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由这个以共产党员为主体的庞大的特 权集团控制着，社会的每一步运转，都在这个集团的控制下进行，也都依赖于这个 集团的有效运作。同时，法制很不健全，也十分软弱，特权集团实际上具有超越法 律的权力。因此，如果这个集团僵化或者腐化了，就将无法有效地统治国家，社会 也就难于顺利运转，各种发展目标也就无法实现，而这最终又会反过来威胁到这个 权力集团的地位。因此，保持权力集团的廉洁和效率，实际上具有比民主国家更重 要的意义。 　　然而，由于缺乏公平的竞争和严格的监督机制，缺乏明确的责任意识，权力集 团很难避免僵化和官僚主义，很难具有高的效率。同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这 样的权力集团还常常避免不了走向腐化的趋势。实际上，保持廉洁和效率的迫切需 要与僵化、腐化的自然趋势之间的矛盾，正是这种专制体制的一个先天性矛盾。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贫困的国家里，任何一个当权者所面 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至于实现中国人 的现代化理想。 　　实际上，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每一次社会运动，都是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 和口号的，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还是孙中山、蒋介 石，以至毛泽东、邓小平，都是如此。 　　１９４９年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国家的主权与和平基本上都实现了，这时候 ，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就成为最重要的任务。而且，如果这一目标能够实现，那 将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一个伟大功绩，其它的种种问题，都将会得到容忍和原谅。 只可惜，经过毛泽东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实验，特别是经过十年的“文革”浩劫，中 国的经济，一直处于贫困和混乱之中，现代化更是无从谈起。 　　从掌握政权以来，保持共产党的统治地位、防止权力体系的僵化和腐化、发展 经济及实现现代化，就一直是中共的领导人所面临的三大问题。无论对当年的毛泽 东，还是其后的邓小平，都是如此。邓小平以后的新一代中共领导人，至少在政治 体制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之前，也将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三大问题而进行 的各种努力和斗争，成了１９４９年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线索，也将决定着邓 小平以后中国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运动的走向。 　　面对着这样三个问题，毛泽东所采取的办法，就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作为一 个通过暴力斗争取得政权的农民领袖，他所擅长的，是指挥他的军队，巧妙地与敌 人周旋，或者浩浩荡荡地与敌人撕杀。战场上的辉煌胜利使他变得非常自信，使他 相信可以把这种轰轰烈烈的做法带到经济建设和政治斗争中，可以用大规模的群众 运动来解决他所遇到的一切问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 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 　　首先，在五十年代，毛泽东发动、领导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经济运动，包括合作 化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等等，试图通过这些运动来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 活，以至于实现理想中的“共产主义”。 　　然而，毛泽东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一败涂地。在经济工作上，他看来缺乏足够的 耐心和现实主义的态度。他不止一次地批评经济工作中“小脚女人”的作风。实际 上，这不仅仅是他对邓子恢的批评，（邓子恢作为副总理曾一度强烈反对过快实行 农业合作化，从而招来了毛泽东的批评。）而是形像地反映了他对整个经济工作的 态度。也许是受到斯大林的合作化和工业化的巨大成就的鼓舞，也许是由于在战争 年代的辉煌胜利中形成的自信，或者是出于实现共产主义的热切的渴求，他似乎相 信中国人能够创造奇迹，相信只要充份发动人民进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国完全 能够以超常规的高速度发展经济，完全可以获得与在战场上的胜利一样辉煌的经济 成就。 　　于是，当中国刚刚从长期战争的蹂躏中喘过气来，国民经济刚刚走上恢复、发 展的正轨的时候，毛泽东便提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发 动了经济上的“大跃进”，企图以十五年、七年甚至更短的时间赶上英国，超过美 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作为这种试验的第一刀，他提出了１９５８年的钢产 量要争取达到１０７０万吨。这足足比１９５７年的产量增加一倍！看来他并没有 考虑到新建高炉所需要的时间，因为炼钢铁并不一定需要高炉。热情洋溢的中国人 很快便把伟大领袖的号召付诸行动，在全国各地建起了几百万座土“高炉”，人们 把所能找到的废钢、废铁以及并未报废的铁门、铁窗、铁锅等等都砸烂了，放到土 高炉中去烧，烧出来的，却是一炉炉让人啼笑皆非的铁水。这种做法的结果，当然 是可想而知的。（其实，大炼钢铁运动对工农业生产、对能源和生态环境所造成的 严重破坏，也并不是很容易想象得到的！） 　　也许，中国人确实能够创造奇迹，但是，毛泽东的这种乌托邦式的经济试验， 却毫无疑问是要失败的。大炼钢铁只是这些经济试验中小小的一幕，他那著名的“ 三面红旗”，没有一面不给中国带来严重的灾难：大跃进破坏了正常的生产秩序， 导致了生产力事实上的严重下降；人民公社的大锅饭造成了严重的浪费，短短一两 年间，就几乎耗尽了本来就不多的粮食储备，成为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那场全 国性的严重饥荒的主要原因。成千上万因极度营养不良而水肿，甚至因饥饿而死亡 的中国人，给毛泽东的经济试验加上了恰如其分的注脚。 　　当然，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建设，也不是一点成果都没有，但是，这些成果与一 系列经济实验的失败是无法相比的。建国以后，也曾有过一些经济发展比较正常的 时期，但是，这些时期恰恰就出现在毛泽东还没有把他的经济政策付诸实践，或者 没有兴趣、没有时间顾及经济政策的时候。例如，建国后到大跃进前的几年、大跃 进失败后到“文革”前的经济调整时期，以及１９７５年邓小平复出主管经济的短 暂时期。实际上，很多经济成就都是在这些时期里取得的，而且，即使是这些成就 ，在一次次的社会动乱中，也几乎都丧失殆尽！因此，即使考虑到所取得的成就， 即使考虑到这些经济试验背后的良好动机，我们仍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毛泽东时 代，在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这一问题上，是完全失败的。 　　毛泽东所发动的另一类群众运动，也是规模更大、范围更广、影响更深的运动 ，则以维护共产党的权力地位为直接目的。土改运动、镇压反革命、反右运动等等 都属于这一类。 　　在土改运动中，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也参照斯大林在苏联的做法，共 产党把中国人按照在国民党时期家庭的富裕程度为标准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 贫农、雇农（以及城市里的资本家、工人、自由职业者）等等“阶级成份”，强制 性地剥夺了地主和富农的绝大部份土地和财产，也剥夺了他们部份的人身权利，发 动“贫下中农”对他们进行批斗。那些在国民党时代过着贫困生活的农民被告知， “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是他们贫困的原因，而现在，他们已经被“大救 星”毛主席和共产党“解放”了，“翻身”了。在这种循循善诱之下，农民们把他 们原有的对富人的不满或者被煽动起来的对“地主阶级”的“深仇大恨”发泄到“ 地主阶级”身上，对他们进行无情的批判，以至肉体上的残酷折磨。 　　当然，土改运动也有其经济上的动机，把土地分给农民，对农业的发展和国民 经济的恢复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相对来说，其政治目的是十分明显的。（对比一下 大陆和台湾的土地改革，可以更明显地看出这种政治动机。）通过这种方式的土改 运动，中共获得了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农民的感激和支持，这是其统治地位的一个 雄厚的基础。 　　五十年代后期，中共政权的专制统治和许多过于激烈的做法，引起了很多人， 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不满。他们纷纷提出批评和意见，甚至把矛头指向共产党和当时 的政治体制，一时间，共产党的地位似乎又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这时候，毛泽东又 一次挥起拳头，发动了“反右”运动，对敢于对共产党的权力地位提出疑问的“右 派分子”进行镇压。几十万曾经对共产党提出过激烈的批评、温和的意见以及善意 的建议的知识分子遭到无情的迫害，他们被剥夺了言论的自由甚至工作的权利，不 得不去接受长期的劳动改造和违心的忏悔。对知识分子的这场大规模的迫害，至今 还让许多身历其事的中国人心有余悸。 　　反右运动的结果，便是知识分子普遍的沉默。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很少 有人敢于对共产党的权力地位提出疑问或挑战。 　　为了维护共产党的统治地位，中共在发动一系列的群众运动的同时，还不断地 进行政治上的宣传，把“阶级斗争”的理论灌输给中国人。 　　按照共产党所宣扬的“阶级斗争”理论，社会分为几个阶级，敌对的阶级之间 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大多数的中国人，属于“无产阶级”或“农民阶级” ，这个阶级当然需要一个领导他们进行斗争的力量。而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 队”，在以往的斗争中，已经领导广大“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因此，只要 “阶级斗争”继续着，共产党便可以自然而然地继续担当这个领导角色，继续掌握 国家的大权。“阶级斗争”的理论在这里成了中共权力地位的一个重要依据。这也 正是毛泽东特别强调“阶级斗争为纲”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共产党还不断地为中国人描绘“共产主义”的美境。那种用中国农 民朴素的话来说“要什么有什么”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的理想社会，对中国人来说确实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于是，中国人把实现现代化的 强烈梦想真诚地寄托在共产主义理想之上，真诚地希望共产党领导他们走向“共产 主义”，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为共产党的统治提供了合理性基础。 　　在为维护共产党的地位而努力的同时，毛泽东也在为他本人的权力地位而斗争 。而他斗争的手段，仍然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文化大革命”便是一个典型的事 件。 　　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的动机，一直是一个深刻而复杂的问题。这场运动虽然已 经过去了四十年，人们还是没有充份的机会对它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和探讨。不过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文革运动实际上仍是政治斗争的产物，是权力斗 争的一种极端形式。对于毛泽东来说，发动这场运动的最根本的动机，在于维护他 本人至高无上的权力地位。 　　五十年代经济实验的失败，造成了毛泽东个人威望和号召力的下降，也造成了 他和其他领导人之间实际上的距离。对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这些较有耐心和 能力领导经济工作的人，毛泽东既妒忌又蔑视，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危机感。经过大 跃进的经济灾难之后，严重的现实迫切要求对经济进行调整和恢复，这时候，刘、 邓、周等人便得以大显身手，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并很快取得成效。同时，各级 地方干部也由于现实情况的需要，慢慢地把注意力转移到恢复经济的工作上来。经 过六十年代初的努力，国民经济又慢慢地恢复了元气。而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一 直处于一种低姿态，处在一种置身于具体事务之外的地位。对于这一时期的经济工 作，他已经没有了以往那种随心所欲、一言九鼎的“发言权”。这就使他产生了一 种权力危机感。对于他这样一个处于最高地位而又对权力极端敏感的人来说，这是 难以容忍的。这种危机感造成了他和刘、邓等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和对中下级干部的 不信任，这便是他发动文革运动的政治原因。 　　毛泽东的政治天才和政治手腕，在文革运动中又一次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按照“阶级斗争”的思维习惯，他用“大字报”的方式把刘少奇、邓小平等宣 布为“资产阶级司令部”，并号召人们“炮打”这个“敌军司令部”。刘、邓一下 子就措手不及地被置于十分被动的境地，并逐渐变得无力反抗。 　　对于不少中下级干部，毛泽东也一直心怀不满。在他看来，这些人五九年以后 似乎就背叛了他，不再热衷于跟他继续搞那种经济试验了。在此后的几年中，他们 竟然紧跟“走资派”，死气沉沉地走起“小脚女人”步子来。于是，（正如邓小平 所说，）“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事实上，毛泽东一直都不承认他的那 些经济试验的失败，一直认为大跃进的“成绩和问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 关系”。他把当年的大饥荒归咎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自然灾害，仍然相信用大规模 的群众运动可以成功地发展经济。于是，他把大多数的中共干部看作是“敌军司令 部”领导下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兵卒”，在炮打“司令部”的同时，也应该打倒这 些人，撤换这些人，击溃“司令部”指挥下的这支部队，只有这样，才能按照他的 想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然而，中共的这些干部人数众多，掌握着各级的领导权，并且，他们中很多人 在战争年代也立过战功，在群众中具有一定的威信，要剥夺他们的权力，以至打倒 他们，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这时候，毛泽东想出了一个令人叹服的天才绝招 ：发动无数的青年人，利用他们的热情和冲动，向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发起进攻。于是，“毛主席一声令下，小将们立即上阵，一下子就把这些家伙统 统揪出来了。”（江青语）。千百万被有意煽动起来的热血沸腾的“红卫兵”，在 “誓死保卫毛主席”的神圣口号中，在“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和“文攻武卫”等 等口号的故意纵容和刻意挑唆下，冲向各级机关，“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 当权派夺权”。这些横冲直撞的“革命青年”，很快就砸烂了公（安）、检（察） 、法（院）机关，打倒了各级党、政领导，砸烂了中共苦心建立起来的政权体系， 把中国推向一片混乱和浩劫之中。 　　毛泽东的这一斗争手段，是极为高明的。一批批在战争年代指挥过千军万马、 立下过赫赫战功的中共干部，在多如牛毛的“红卫兵”甚至“红小兵”的围攻下束 手无策，坐以待毙。上至刘少奇、彭德怀、贺龙这样的高级官员，下至各省、市、 县、公社的干部，都只能任由“红小将”们夺权、批斗，对无中生有甚至滑稽可笑 的指责无可奈何地低头认罪，对人格上的侮辱、人身权利的蹂躏以至肉体上惨无人 道的折磨忍声吞气。这情形，就象小说中描写的人类遇到了由数不清的蚂蚁组成的 蚁群时的情况一样。中共的干部们与数量巨大而且比群蚁更有破坏力的狂热青年之 间的对抗，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能够创造出这一策略，无疑是天才的，但敢于把这一策略真正地加以运用，则 还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和胆量，必须能够无视大规模发动群众参与权力斗争所可能带 来的灾难性的后果，能够无视这种践踏法制、砸烂一切、破坏一切的“革命运动” 对社会所可能造成的巨大冲击。 　　也许，毛泽东确实相信最终能够达到“天下大治”，但是，作为中国的最高领 导人，作为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为八亿人民的领袖，不知道他如何能够无视 在“大治”之前的“天下大乱”，无视他自己成千上万昔日的部下所遭受到的惨绝 人寰的迫害，无视亿万中国人在令人发指的暴行中自相残害的人间惨剧，无视这种 “革命行动”给国家和民族所带来的巨大灾难。 　　也许，人们将永远也无法知道，作为一个政治领导人，当时的毛泽东如何在个 人的政治利益和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之间取得平衡。 　　当然，对于他来说，目标确实很快就达到了。一方面，刘少奇一夜之间从共和 国主席变成“叛徒、内奸、工贼”，被“永远开除出党”，被“批倒、批臭、批深 、批透”（江青语），并惨死开封；邓小平作为“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被剥 夺了权力，回到江西去当钳工；而其他各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则被红 卫兵砸得头破血流。这样，对他的权力地位的威胁都消失了，他也就不再需要为此 感到忧虑。另一方面，千百万红卫兵在他的指引下纵横突击，所向无敌，他们不远 万里，浩浩荡荡地涌向北京来“朝圣”。在他的“亲密战友”林彪的极力吹捧下， 毛泽东的地位又被捧举到了至高无上的神圣地步。这一切，都使他得到了无可比拟 的心理满足。当毛泽东一次次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上百万手举语录本、胸戴领袖 章的热血沸腾的年青人挥手的时候，那个“波澜壮阔”的场面，确实让他又一次领 略到个人政治生涯的“辉煌”。 　　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动乱所造成的灾难，实在是罄竹难书。数以千万（甚至数 以亿）计的热血青年把他们被刻意煽动起来的狂热激情恣意地发泄到所有可以发泄 的对象上去，其破坏作用是难于想象的。在那种堂吉珂德式的对“阶级敌人”的警 惕和“仇恨”中，他们不但砸烂了公检法，砸烂了中共的权力体系，也砸烂了祖宗 传下来的文物和一切他们认为应该砸烂的“四旧”；他们不但挖掉了“中国的赫鲁 晓夫”，也想挖“孔老二的祖坟”；在用尽酷刑迫害、折磨大批的中共“当权派” 的同时，他们也随心所欲地侮辱、迫害知识分子和一切他们认为可以迫害的“牛鬼 蛇神”；而把“牛鬼蛇神”蹂躏得死去活来以后，他们自己便跟自己斗了起来。处 于半疯狂状态的青年人在“誓死捍卫毛主席”的神圣口号下，拿起了真刀真枪，开 出了大炮坦克，投入到武斗的战火之中，在短短的时间内，把“全国山河”搞得“ 一片（血）红”。 　　在这场“大革命”中，夺权、砸烂的斗争以及各种派别之间的武斗，夺去了上 百万人的生命；不计其数的中共干部和知识分子被批斗得体无完肤，家散人亡；大 串联、大批斗造成了生产的荒废和极大的经济损失；刚刚建立起来的初步的法律制 度和政治体系荡然无存；文化、科技和教育事业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整整一代 人的青春，就在这种可笑而又可悲的“革命运动”中付诸东流；刚刚实现和平的国 家，又陷入到一场空前绝后的人为的大动乱之中。 　　对于今天那些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中国青年来说，“文革运动”就象是一个 惊心动魄但又难于理解的故事，一个被先辈们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着，但又总是讲不 完，也讲不清楚的故事；对于曾经亲身经历过这场运动的很多人来说，这至今仍是 一场无法挥去的恶梦，一道刻骨铭心的刀痕；然而，对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来说， 这就不仅仅是一个故事或者一场恶梦，而是一场灾难，一次浩劫！如果我们可以（ 也但愿我们能够）把从鸦片战争到“文化革命”这一百余年的历史看作中国从传统 形态到真正走上现代化道路之前的一个过渡阶段，那么，“文革动乱”就是中国这 一段灾难深重的历史中最后的一次深重的灾难！ 　　今天，每当我们认真地思考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总会想到很多深刻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一样，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的动机 ，也有其比较良好的一面。他的固执和自信使得他一直不肯承认他在经济事务上的 错误和失败，不能容忍刘少奇等人对经济所进行的调整和整顿。也许他确实认为刘 、邓等的做法将会把中国引向危险的资本主义或者修正主义道路，而只有按照他的 那一套想法和主张来建设国家，才能把中国带向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于是，他需 要纠正这些做法，需要设法夺回对经济建设和其它事务的控制权，以保证国家不偏 离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方向”。 　　在这种意义上说，五十年代的经济试验的失败，已经为文革运动埋下了伏笔。 文革动乱可以看作由于国家建设路线的分歧而引起的政治斗争，或者换句话说，文 革动乱是一次规模更大的“庐山会议”，两者都是因为经济政策的分歧而引起的政 治斗争。庐山会议只是反对敢于对毛泽东的经济政策提出批评的彭德怀等人，因此 规模比较小，也很快就取得胜利，而文革的时候毛泽东所要打倒的，是已经用实际 行动对其经济政策进行明目张胆的“修正”并且已经取得成效的刘少奇、邓小平等 人，以及紧跟这些“走资派”的各级干部，这些人为数众多并且握有大权，因而难 度极大，规模和破坏性也远远大于庐山会议。为此，毛泽东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 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对“文化”进行“大革命”的名义广泛发动青年人，引导 和利用他们的力量来实现他的目标。 　　但是，即使在这种意义上，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的良好动机，也是十分模糊的 。事实上，在文革运动中，对于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毛泽东并没 有一个完整的设想，或者说，他只有前一半而没有后一半。他只是号召青年人去造 反、去夺权、去砸烂，而当红卫兵真的打倒了他想打倒的人，砸烂了他想砸烂的一 切以后，他却没能说出下一步该如何建设这个国家，没能指出一条有别于刘少奇的 建设社会主义的明确道路，甚至也没能为红卫兵找到下一个斗争目标，只好把这些 横冲直撞的青年人送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让贫困、封闭的农 村生活去化解他们的热情和冲动。 　　因此，在更大的程度上，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的动机，只是来源于他对权力的 极度敏感和难以满足的欲望。他绝不愿失去对国家和党的绝对控制和领导，不愿意 让别人在某些方面大显身手而自己处于局外人的地位，也绝不容忍别人不断上升的 威望和权力对他的地位构成威胁。对于他来说，这些看来比什么都重要，以至于要 不择手段地来达到这些目的。 　　当然，在更深的层次上说，导致文革动乱的根源，也在于中共的政治体制本身 。 　　任何一种政治体制，要保持相对稳定和正常运作，都需要有一套严格的运作规 则。例如，西方民主社会里的分权制度、选举制度，或者中国封建社会里严格的极 权制度。在这其中，权力运作的裁决机制十分重要。当权力的竞争、分配、使用或 罢免等等过程中出现矛盾的时候，就必须有一种裁决机制来解决。在西方社会里， 宪法是这种裁决的依据，当矛盾出现在行政、立法机关时，宪法法院（或者最高法 院）就起到裁决作用，当最高法院无法裁决、矛盾一方对裁决不服、或者最高法院 本身也成为矛盾的一方时，还可以动用最后的，也是最根本的一种裁决机制：诉诸 选民，由选民作出最后裁决。而在封建社会时代，最高统治者就是最终的裁决者， 其至高无上的极权地位维持着他驾御一切的绝对权威和其裁决的有效性。 　　如果缺乏有效的裁决机制，权力运作中的矛盾就不能通过正常的途径来解决， 而只能以非正常的政治斗争来决定胜负，“文革”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毛泽东所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专制体制，它与封建时代的 政治体制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同时它又是一种不完全的专制体制。共产党一直标榜 这种体制是历史上最民主的政治制度，为了体现这种“民主”，中国也建立了像人 民代表大会制这样的形式上的民主制度，也提出民主集中制这样的原则。但是，即 使是这些本身并不十分完善和合理的制度和规则，实际上也从未被真正遵守过，共 产党实际上凌驾与整个制度和法律之上，而毛泽东自己又凌驾于共产党之上，因而 也就难以受到法律和制度的有效制约，于是，在一套形式上存在而实际上不被遵守 的规则之下，政治运作变得没有规则。 　　另一方面，在共产党自己制定的民主制度没有被遵守的同时，毛泽东又不能象 封建君主那样进行极权统治。通过长期的权力斗争，他成功地建立起个人至高无上 的地位，但是，他仍然没有驾御一切、裁决一切的绝对权力，没有那种“君要臣死 臣必死”的极权。他的地位，也没有象封建君主那样稳固和天经地义，而是处在一 些潜在的威胁之中，特别是当他的经济政策遭受到严重的失败之后，他更加感受到 这种威胁的存在。于是，他必须为消除这种威胁而斗争。 　　这样，在徒有民主的形式而没有民主的实质的同时，具有封建帝王色彩的毛泽 东又未能拥有封建帝王的绝对权力，这使得整个权力运作缺乏有效的规则和裁决机 制。当毛泽东本人成为权力斗争的一方的时候，这种斗争便可能发展成一种残酷野 蛮的不择手段的较量。 　　在封建社会里，为了保证最高统治者的绝对地位，历史上许多开国皇帝总要贬 免甚至诛杀辅助他登上权力颠峰的有功之臣，以免这些人日后对其地位构成威胁。 轻则宋太祖赵匡胤那样的“杯酒释兵权”，重则“狡兔死，走狗烹”，这样的事情 在中国历史上曾反复出现。但是，当毛泽东领导共产党成功地取得政权的时候，他 已经显然不可能再这样做了，这就为日后的权力斗争埋下了祸根。象刘少奇这样在 革命中同样功勋卓著的领导人时时构成了对他的潜在威胁。在中国的这种政治体制 下，毛泽东恰恰又很难找到一个有效的正常途径来解除这种威胁。他既不能（也不 敢）象戴高乐或者丘吉尔那样把自己的政治主张诉诸选民，让人民来裁决他与刘、 邓之间的政治分歧，也不能象刘邦对待韩信那样，找个理由给刘少奇下一道“革职 查办”甚至“赐个全尸”的圣谕，于是，当他需要为他那决不愿意放弃的权力地位 而斗争的时候，就只好选择“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非常手段，国家和民族于是也就 陷入了灾难之中。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可以把中国和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比较。在 苏联，通过血腥的镇压和清洗，斯大林成功地消除了对他的权力的所有威胁，实现 了个人的极权统治，从而使肃反以后（到斯大林死前）的苏联不再有严重的政治动 荡。毛泽东却没有做到这一点。他虽然也整肃过地富反坏、惩罚过知识分子，但这 些都是针对权力集团以外的。对中共权力集团内部，除了贪污腐化的刘青山、张子 善、“向党发难”的高岗、饶漱石和直言不讳的彭德怀之外，直到文革之前，并没 有什么大动作，形成不了苏联那种气氛和效果。因而，毛泽东不得不时时注意着他 所面临的政治上的（现实的和潜在的）威胁和挑战。在苏联，斯大林拥有了裁决一 切的权力，他实际上成了政治运作的最后裁决者，从而实现政治上的稳定和统治的 有效性。对于东欧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实际上也存在着政治运作的最后裁决 ，那就是苏联。作为社会主义的老大哥和东欧集团的领导，苏联对这些国家的政治 运作起到了裁决者的作用。尽管“布拉格之春”也引起过一些混乱，但强大的苏联 坦克无疑维持了这种裁决的有效性。然而，毛泽东权力地位（相对的）脆弱使得他 没能成为政治运作最后的裁决者，在当时的中国也不存在任何有效的外部裁决力量 ，因此，当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自己成为政治矛盾的一方时，政治运作和政治 斗争就陷入了混乱之中。 　　对文革历史的深入思考，常常导致了令人失望的结论。从这一段至今还有着巨 大的影响的历史中可以看出，我们还远没有走出这样的怪圈：要么拥戴和效忠于一 个至高无上、驾驭一切的君主，把整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他一个人身上，祈望着他 具有必要的能力、良好的抱负和足够的良心；要么忍受着没有权威和规则的政治斗 争所可能带来的社会动乱。至少在中国建立起完善的民主政治体制之前，我们还将 继续为这个怪圈所困扰。（仔细想起来，当赵紫阳和邓小平一九八九年出现严重的 意见分歧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没有什么正常的途径来解决！） 　　当然，如果毛泽东获得了不受威胁的权力地位，如果他具有驾驭一切、裁决一 切的绝对权力，也许中国将会陷入更深的困境之中。假如中国人跟着他多炼几年钢 铁，多吃几年“大锅饭”，或者多来几次“文化大革命”，其后果是令人不寒而栗 的。 　　经过一次次的群众运动，毛泽东并没有成功地解决他所面临的三个问题。残酷 的政治斗争和无情的镇压，固然消灭了可能威胁到共产党权力基础的反对力量，维 持了党的独裁地位，但是，党内的政治斗争却使这个党变得支离破碎，难于有效领 导国家。毛泽东本人虽然维持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但这是依靠对昔日的战友（和今 日的政治对手）的无情斗争得来的。文革运动使得他众叛亲离，那些有能力与他一 起建设国家的人都被他打倒了，而他自己选定的接班人不久也背叛了他，在这种情 况下，他再也不可能在建设国家方面有所作为了。 　　在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这一问题上，毛泽东的失败是显然的。在这一点上， 他远远比不上斯大林。中国也曾仿照苏联的做法，建立了一些重工业，并取得了一 些成果，但是，更进一步的经济试验和其后的社会动乱，使这些成果都丧失殆尽， 整个中国，一直处在极端贫困之中，工业化、现代化更无从谈起。对于毛泽东来说 ，经济上的失败是最根本的失败！这是一个严酷的教训，也对后来邓小平领导的改 革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三个问题中，表现得比较缓和的，是防止腐化的问题。五十年代，中共的干 部也曾出现过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的问题，中共也曾发动过“四清”、“三反五反 ”等运动来解决这些问题，甚至还枪毙了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高级干部，但是， 随着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的到来，这个问题变得不再突出了。反复不断的 政治运动，使得毛泽东时代的干部时时有着一种强烈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有效地 促使他们自觉保持廉洁。在当时，任何哪怕数量极小的贪污行为都可能被上升为政 治问题或阶级问题，从而引来毫不留情的镇压。另一方面，当时极端贫困的经济状 况，在客观上也抑制了中共干部的（可能的）腐化行为。同时，在一个政治运动轰 轰烈烈的年代，每个人都绷紧了所有的神经，时时对付着政治上各种各样的形势， 在这种情况下，官僚主义的问题也不很突出。只有当政治运动暂时缓和下来，人们 又开始关心经济问题，开始回到国家建设的事务上来的时候，干部体系的官僚主义 和低效率的问题才显示出来。 　　毛泽东时代干部的廉洁是确实的，但这种廉洁的代价却是痛苦的。它并不是通 过正常的法律约束或者有效的政治体制来保证，而是通过一次次的群众运动和残酷 的政治斗争来实现的。时时处在政治斗争的危机之中的干部队伍，虽然廉洁，却不 能有效地领导国家、建设国家，因此，这种政治斗争的方式，并不能继续用来解决 权力腐化的问题。在这种意义上说，毛泽东仍然没有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 　　当毛泽东带着他的遗憾和晚年的悲凉进驻“毛主席纪念堂”的时候，他所留下 来的，是一个极端贫困的国家，一个混乱不堪、失去支撑的社会，一个拥有执政地 位但却支离破碎的党，一支尚未腐败但也同样支离破碎的干部队伍。正是在这样的 形势之下，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走向现代化的伟大改革。 　　　　　　第三章　　邓小平改革中的权力腐化 　　　＊　阶级斗争：一个过时了的工具 　　　＊　邓小平的新思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 　　　＊　权力腐化：需要用新办法解决的老问题 　　　＊　腐败现象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 　　　＊　权力基础、权力关系网与权力腐败 　　　＊　民众的监督：被窒息了的力量 　　　＊　反腐败：亡党／亡国的困境 　　　＊　政治体制改革：值得尝试的出路 　　作为毛泽东的继承人，邓小平面临着同样的三个问题：维持共产党（和他本人 ）的权力地位、保持中共干部队伍的廉洁和效率、发展经济以及实现现代化。这些 都是他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指导思想上，邓小平有两个显著不同于毛泽东的特点：经济中心论和实用主 义思想。这使得他以不同于毛泽东的方式来对待所面临的问题。 　　面对着刚刚经历过文革动乱而百废待兴的中国，邓小平坚决地摈弃毛泽东的“ 阶级斗争”理论，果断地停止了反复不断发动政治运动的做法，转而设法把人们的 注意力转移到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这一目标上来。他把发展经济作为首要的目标 和全部工作的中心，号召人民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实际上，邓小平不但把发展经济作为“全党的工作中心”，而且把维护共产党 和他本人地位的希望，也寄托在经济发展的成就上。１９８９年，他就曾承认：“ 我们一直以为，经济搞不好了，就会翻车，现在看来，政治搞不好了，也会翻车。 ”也就是说，他一直把“翻车”同经济发展（的失败）紧密联系起来。即使经历了 八九年的事件，他实际上仍然坚持这种基本观点。１９９２年，他在南巡中再一次 号召人们，要“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一百年动摇不得”。这其实也是他对 他的接班人的政治交代。 　　只要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维护共产党的地位、保持自身的权力 ，就总是中共最高领导人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但在这点上，邓小平比毛泽东要明智 得多。“阶级斗争”的理论，虽然可以作为共产党权力地位的理论基础，也可以用 来打击政治对手，维护自己的权力，但在实际运作上却有很多问题。一方面，需要 不断进行“阶级斗争”的宣传，甚至不断地制造出“阶级斗争”的“事实”来，以 证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从而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找到理由根据 。然而，中国人早已厌倦了毛泽东时代那种愚民式的政治宣传，在这种情况下，继 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将会受到强烈的抵制，将难以“抓纲治国”。另一方 面，饱受贫困折磨的中国人迫切希望尽快发展经济、改善生活，尽快开始真正的现 代化改革，在这种情况下，谁能领导中国人实现（或接近）这一目标，谁就将得到 人民的拥护，其权力地位也将获得稳固的基础。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果断地用“ 经济建设中心论”来代替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把全党和全体中国人的注意 力，都转移到经济建设这一目标上来。这是一个非常英明的选择，也为经济发展和 现代化改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对于毛泽东来说，权力地位是靠政治斗争和个人崇拜来保证的，经济上的失败 并不容易导致政治上的“翻车”，因此，他在经济建设方面拥有更大的活动余地和 回旋空间，可以大胆地试验他那些理想主义的（或者说是乌托邦式的）经济主张。 相比之下，邓小平在经济上并没有多少进退的空间，而几乎是处于只能成功，不能 失败的境地。除了依靠经济发展成就以外，他已经没有多少其他的手段可以有效地 维持共产党和他自己的地位，因此，对于他来说，任何经济上大的失败都将是难于 承受的，都有导致“翻车”的危险。当毛泽东的经济试验导致了六十年代初的大饥 荒的时候，他仍然能够让中国人勒紧腰带，和他“共度难关”。但在邓小平时代， 只要物价指数增加几个百分点，就足以引起一阵紧张。实际上，ＧＮＰ年增长率和 通货膨胀率对邓小平来说，远远不止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攸关全局的严重的 政治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他“放松”“阶级斗争”，转而靠经济发展来维 持权力地位的一个结果。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处境也是促使邓小平把几乎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经济方面 而没有在政治改革方面有所作为的原因之一。 　　当然，“阶级斗争”对于邓小平来说，仍然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当共产党或他 本人的地位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他也会毫不含糊地拿起这一武器进行斗争。七十 年代末，当西单民主墙上的大字报开始公开质疑共产党的专制地位的时候，他便毫 不迟疑地加以镇压。一九八六年，以方励之为代表的一些知识分子大声呼吁实行西 方式的民主制度，尊重公民的政治权利、尊重人权，同时，也对中国现行的政治制 度和共产党的独裁地位提出疑问。这时候，邓小平搬出了他的“四项基本原则”作 为武器，与之进行斗争。他解除了同情知识分子和学生运动的中共总书记胡耀帮的 职务，把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开除出党，并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资 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在一次重要的讲话中，他意味深长地提醒人们：五十年代的 反右运动，“我们对它没有全盘否定”。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这句话的份量 是不言自明的！尽管邓小平不太可能再发动一次毛泽东式的反右运动，但他这句话 的用意却是明确的。他在告诫知识分子和其他人：不要对共产党的权力地位提出任 何挑战。 　　一九八九年春，中国爆发了又一次大规模的民主运动，要求实行民主、结束共 产党独权专政的呼声空前高涨，中共的地位受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威胁。这时候 ，他又一次挥起“人民民主专政”的拳头，下令人民解放军开进北京，用武力平息 这场“反革命暴乱”。相对于毛泽东时代的很多政治灾难来说，六四事件也许算不 了什么，但是，长安街上的坦克车和响彻京城的枪声，却又一次清楚地表明了他维 护共产党和他本人权力地位的坚定决心。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他的“四项基本原则”中最重要的一项，他已经把这些 “原则”写进了中国的宪法。在邓小平时代，中国的政治体制仍然是毛泽东所建立 起来的那个框架，权力的运作，仍然局限于共产党内的一个小集团，而共产党的领 导地位，则是这个权力集团的基础。对于邓小平来说，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或者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除了政治信仰和意识形态上的原因之外，更多地是出于对中 国政治的现实考虑。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共的干部体系，包括他本人的权力地位 ，就将失去基础，他所设想的一切蓝图，也将无从谈起。因此，在维护党的领导这 一问题上，他是毫不含糊，也是毫不手软的。 　　在发展经济方面，邓小平取得了毛泽东望尘莫及的成就。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 ，他摈弃了很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教条，对经济体制进行广泛、深刻的改革， 逐渐突破旧的体制框框，建立具有现代化意义的市场经济模式。同时，以发展生产 力为首要目标，广泛地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经验，成功地使中国的经济获 得了飞速的发展。 　　但是，就在经济上阔步前进的同时，另外一个问题却变得越来越突出，越来越 严重，这就是权力腐化的问题。在毛泽东时代，反复不断的残酷政治斗争和极端贫 困的经济状况，维持着干部队伍的廉洁。在邓小平时代，政治斗争的压力大大减小 了，经济发展水平却不断提高，而在这一过程中，促使干部保持廉洁的新办法和新 机制又没有建立起来，于是，腐化问题不可避免地滋生蔓延开来，并随着经济的发 展而日趋严重，逐渐成为困扰中国改革的最大难题。 　　从根本上说，权力腐化的根源在于现行的政治体制。二十几年改革中腐化问题 日趋严重，其原因就在于这场改革的片面性。在改革旧有的、僵化的经济体制的同 时，并没有对与之相配合的、同样僵化的政治体制作相应的的改革。随着经济的发 展和新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旧的政治体制与新的经济体制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 严重的矛盾，权力腐化，实际上就是这种矛盾不断激化的产物，是政治体制改革严 重滞后的结果。 　　在改革过程中，特别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邓小平也曾对政治体制进行 过一些调整，例如，撤消人民公社，加强各级党、政机关和公、检、法系统的建设 ，在思想领域终止对领导人的神化和个人崇拜，放弃僵化的马列主义教条，强调实 践标准和务实思想，允许一定程度上的思想自由等等。但是，对于毛泽东时代所建 立起来的整个政治体制，并没有作深入的改革，共产党一党专政，权力运作局限于 一个小集团之内，缺乏明确的运作制度和约束规则，缺乏公正、公平的竞争机制， 缺乏必要的新闻与舆论监督，缺乏独立、有效的司法系统等等，这些情况都没有得 到根本的改变。 　　二十几年来，我们就在这种毛泽东式的政治体制的框架之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和市场经济建设，也就在这个过程中，中共的权力体系不断地走向腐败。 　　腐败现象的发展和蔓延，既有着深层的主观因素，也有着复杂的客观原因。 　　在二十几年的改革中，人们对金钱和物质利益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 允许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之下，中国人都争先恐后想成为“先富起来”的那 一部份人，干部阶层当然也不例外。在其他人想方设法甚至不择手段地赚钱致富的 情况下，干部们自然也就有了依靠手中的权力来获取经济利益，使自己也富裕起来 的欲望。这实际上就是诱使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主观原因。 　　应该说，“允许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口号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在某种意 义上说，它解放了中国人被长期压抑的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引导人们通过努力劳动 来创造更多的财富，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来说，这是极为重 要的。但是，这种追求如果没有得到必要的约束和引导，也会成为各种不合法行为 的动力。 　　在更现实的层次上，改革初期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各级干部较低的收入水平，使 得这种欲望变得更加强烈。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工资制，一直被沿用下来。在毛泽东 时代，干部的收入一般来说都高于其它的社楚炮层，但改革开始以后，情况发生了 变化。先是农村在“包产到户”的新政策下，涌现出不少的“万元户”，接着，“ 个体户”在城镇中也纷纷致富，而在这个过程中，干部的工资却没有多大的提高， 他们在整个社会中的相对收入水平下降了。一个普通干部，如果规规矩矩地只依靠 合法的收入，他的生活大概只能维持在中等水平。这显然是不会令他们满意的。而 且，干部与工人和农民不同，他们实际上没有什么途径，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劳动 合法地得到更多的收入。相比之下，农民可以努力争取丰收而得到好处，工人可以 通过更努力的劳动获得更多的奖金或计件工资，也可以从事第二职业，个体户则可 以通过努力经营来获取更大的利润，而干部们除了领取固定的工资和奖金外，并没 有多少合法的途径来提高收入。这种状况，更加强了他们依靠所掌握的权力来获取 额外的（不合法）收入的欲望。 　　当然，“高薪养廉”的办法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是难于实行的。一方面，国家 不可能拿出很多钱来给干部们发高薪，另一方面，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 的干部们也不值得享受高薪。在对干部人事制度进行根本改革，裁减冗员、提高效 率之前，大幅度提高机关干部的收入水平是不太可能的。这样，干部阶层实际的合 法收入与他们的期望值之间，就总存在着差距，这种差距，成了腐败行为的内在动 力。 　　实际收入与期望值之间的差距，在其它社会阶层中也是广泛存在的。这种差距 的存在，可以促使人们努力劳动来增加收入，也可能诱使一些人以不法的手段来谋 取经济利益。而对于手中掌握着权力的干部来说，如果这种差距较大并且长期存在 ，如果他们收入的提高速度明显慢于其它阶层，而又没有正当、正常的途径来改变 这种状态，那么他们就会趋向于利用掌握权力这个便利条件来获取不合法的经济利 益。这种行为一旦开始，就不容易停止。他们一旦尝到甜头而又没有受到应有的惩 罚，就会一发难收，腐败现象也就会越趋严重。腐败的干部即使已经过上了富裕奢 侈的生活，也难于感到满足，因为对财富的欲望在这个过程中也会随之膨胀，从而 促使他们变本加厉，铤而走险地攫取更多的非法财富。 　　就在产生腐败现象的这种主观因素不断强化的同时，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力量 却变得越来越脆弱。权力集团内部的制约机制本来就很不健全，在二十几年改革中 不但没有得到加强，反而有所削弱。而来自权力集团之外的监督力量也长期受到压 制，无法发挥作用。这样，腐败行为不但有主观的动力，客观上也有了滋生蔓延的 条件。 　　不管是在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还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要保证当权者忠 于职守并保持廉洁，都必须对他们进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使他们不敢滥用手中的 权力，不敢依靠所掌握的权力来换取个人经济上不应有的利益。每当这种制约和监 督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时候，权力系统就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腐化。 　　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既可以是 纵向的，例如，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自上而下的管制，或者是民众对各级官员自下 而上的监督；也可以是横向的，例如，在权力分立体制下各个独立的权力机关之间 的相互制衡。既可以通过强制性的暴力手段例如法律或者非法律的镇压来实现，也 可以依靠政治信仰、宗教信仰、个人崇拜等等道义力量所形成的约束力来维持。但 无论是哪种形式，这种制约都必须足够强大，才能有效发挥作用。 　　现代西方的民主国家，普遍地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权力制约机制。在这些国家里 ，广泛的选举制度、权力的分立和制衡制度、舆论监督与新闻自由、分权制之下独 立的司法体系等等，使得整个权力系统的运作得到较为有效的制约，各级官员权力 的获得和运用、政绩的评价、奖惩、职位的升迁和罢免等等过程，都处在较为有效 的监督之下。这些国家当然并没能完全消灭权力腐化现象，但却能使大部份的腐化 行为得到必要的惩处，从而避免了腐败的蔓延。 　　在民主制度下，权力是自下而上授予的，因此，权力的制约以自下而上的监督 为主。在专制制度之下，国家权力实际上被某个特权集团或某个特权人物所垄断， 一般的民众难于干预权力的分配和运作，因而也就难于自下而上地进行有效的监督 。在这种体制下，促使权力体系保持廉洁的力量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管制，依靠权 力集团内部的约束机制。然而，不幸的是，在专制体制下，权力集团内部的约束机 制常常很不完善，软弱无力，因此，专制体制常常与权力腐化相联系，这是专制体 制的一个先天性缺点。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权力是自上而下授予的。处在权力体系峰巅的皇帝，是 一切权力的拥有者，而作为“朝廷命官”的各级官员，他们的权力原则上都是皇帝 授予的，因而也就受到皇帝的监督。至高无上的皇帝不仅掌握着权力的授予和剥夺 ，掌握着各级主要官员的升迁和贬免，还掌握着这些人的生杀大权，这就给皇帝提 供了监督各级官员的有力手段。因此，在封建社会里，思想开明并且勤政的皇帝有 时也可以比较有效地管理各级官员，使之保持（在当时意义下相对的）廉洁并忠于 职守。 　　当然，封建专制体制远远不是一种完善的体制。整个国家的权力，集中于一个 人手中，对于这个人的权力，也就没有任何制约和监督。实际上，封建帝王常常可 以名正言顺地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一切国家事务“金口玉言” 。整个国家的命运，实际上系于他一个人身上，这是十分危险的。历史上固然有过 开明君主统治下的太平盛世，但昏君暴政之下的混乱也常常给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 。 　　然而，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不管是自上而下的管制，还是自下而上的监督 ，两种机制都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一方面，由于没有明确而严格的民主制度，自下 而上的监督机制缺乏必要的基础，另一方面，合法性和合理性都相对脆弱的共产党 中央（和最高领导人），又不可能象封建帝王那样理直气壮地对各级官员进行管制 ，这样，各级官员的权力便失去了必要的制约和监督，腐败现象也就有了滋生的条 件。当不再有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政治运动来威胁干部们的权力的时候，当经济发展 取得相当的成果以后，腐败现象便迅速地蔓延开来。 　　不管在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下，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与权力的授 受关系相一致的。权力的授予者是最终的监督者，而权力的被授予者则是被监督者 。因此，要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首先就必须明确权力的授受关系。如果一切权力 属于皇帝，那么各级官员就从皇帝那里获得授权，并接受皇帝的管制；如果一切权 力属于选民，那么官员们就必须在选举中获得授权，并接受选民的监督。如果没有 严格的授权机制，没有明确的权力授受关系，就难于建立强有力的监督机制。中国 现行的政治体制中，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中国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同时又规定了“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的原则。显然，只有在共产党获得人民的明确授权的前提下， 这两者才是统一的。但是，这个前提实际上从来就没有得到严格的检验，这样，权 力属于谁的问题在理论上就没有严格确定。 　　在实际运作中，权力的来源、获得权力的途径等等问题则变得更加模糊，“人 民”并没有充份的机会来行使他们的权力，在耳熟能详的“当家做主”的口号下， 中国人其实从未真正地“当家做主”过。（五十年代初，当中国农民扬眉吐气地“ 斗地主，分田地”的时候，他们曾经认为这就是“当家做主”，但是，当“农业合 作化”运动开始以后，他们才意识到他们其实并不能“做主”，不管他们愿意不愿 意，都必须服从共产党的“政策”，而这种政策的制定，不要说一般民众，就连共 产党自己的很多干部也无权过问。）邓小平改革开始以后，这种情况也没有多少改 变，“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仍然没有得到体现，干部们仍然在没有得到“人 民”的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垄断权力，于是也就不可能自觉地接受“人民”的监督。 　　另一方面，在拥有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内部，或者在实际掌握权力的干部集团内 部，也缺乏公平、公开、程序化的权力运作机制。各级干部获得权力、维持权力所 依靠的，是权力集团内部的一种非程序化的、缺乏规则的政治斗争。权力的授受关 系在这种政治斗争中变得很不明确。除了努力在权力斗争中获胜之外，中共的干部 们其实并不清楚他们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从而也就很难清醒地认识到他们应该接 受谁的监督。 　　从根本上说，造成中共内部这种状态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共权力地位（的合法 性和合理性基础）的脆弱性。在现行的体制下，包括最高领导人在内的各级干部的 权力基础，都不是很稳固的。一方面，现在的体制不象封建时代那样，皇帝拥有天 经地义的最高权力，从而使各级官员从皇帝那里得到的授权也变得天经地义；另一 方面，各级官员也无法象西方民主国家那样，通过严格的选举直接从选民那里得到 明确的授权，他们只能依靠在权力斗争中的优势来维持自身的权力，这种权力的合 法性和合理性都是容易受到质疑的。 　　这种状态，促使各个干部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依赖的紧密关系，以便保证自身在 权力斗争中的优势。在现在的体制下，上级的信任和提拔，是下级干部获得权力的 保证；下级干部的支持，则是上级干部在权力斗争的重要筹码。一个干部要获得升 迁，就必须设法取得上级的信任，同时，一个干部为了在权力斗争中取胜，又必须 设法培养和提拔一些支持自己的下级干部。这样，他们之间便结成了各种各样“官 官相护”的权力“关系网”。在这种体制下，上至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下至各级地 方干部，都未能置身于这种关系网之外，整个权力集团，则在这些关系网的牵扯之 下，成为一个封闭、复杂的利益集团。 　　在中共内部的这种复杂的政治网络中，权力的授受关系变得十分复杂。上下级 之间的依赖和支持是相互的，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紧密的“利益同盟”，但是，这 又是一种不公开的、心照不宣的幕后交易，而不是一种公开的、严格的权力授受关 系，这就使得与权力的授受关系相对应的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变得很不明确，权力 集团的内部监督机制因此也就难于有效发挥作用。事实上，各级干部所处的各种复 杂的关系网，常常为他们提供有力的保护，在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情况下， 对于有腐化或渎职行为的下级，其上司即使想管，也常常“下不了手”，更何况， 上司常常就是其下级的保护者。而对于上级干部的腐化行为，下级当然更难于进行 监督。 　　不管是在权力集团内部还是外部，权力授受关系的模糊性总是使政治上监督和 被监督的关系变得模糊不清，使得对权力运作的各种制约和监督力量未能有效发挥 作用。在这样的意义上说，现行政治体制的这种弊端，正是出现腐败问题的最根本 的原因。 　　在中共的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共地位 的合法性同腐败现象之间的相关性。 　　在毛泽东时代，中共的“第一代干部”绝大多数都在战争年代立过显赫的战功 ，这成了他们权力基础的有力补充。对于这些干部来说，他们的权力一方面是上级 授予的，是在党内的政治斗争中赢得的，但在更大的意义上也是他们自己“用生命 和鲜血换来的”，（即所谓“打江山者坐江山”，）这就使他们的权力具有牢固的 基础，不至于过份地依赖于权力集团内部的关系网。同时，对“毛主席”和共产党 的伟大功绩的大力宣传，也不断地加强他们的权力地位。这种较为牢固的权力基础 使得他们有充份的力量来管制和监督他们的下级，使得一个高级干部在自身廉洁的 情况下可以约束他的下级保持廉洁。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权力基础，当年毛泽东大 笔一挥，就可以解决刘青山、张子善的问题，而不必担心会危及自身的权力地位。 　　毛泽东去世以后，以邓小平、陈云等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人”掌握了权力。 这些第二代干部大多数也在战争年代中立过功，同时，他们又是毛泽东时期“林彪 、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受害者和幸存者，这些经历成为他们权力基础的重要补充 。 　　但是，相对于第一代干部来说，他们权力基础显然要脆弱得多。在这一时期， 对领导人的个人崇拜大大减弱了，对“阶级斗争”和共产党的伟大功绩的宣传也大 为减少，这使得在战争年代的功绩不再成为掌握权力的充足理由，因此，中共的第 二代干部的地位并没有第一代干部那样稳固。 　　在这种相对脆弱的权力基础之下，权力集团内部的相互依赖关系加强了。即使 是作为“领导核心”的邓小平，也时时担心着政治上的“翻车”，也摆脱不了这种 依赖关系。在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的牵扯下，一个干部即使自己是廉洁的，也难于 对其下属进行理直气壮的有效管制，于是，对于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邓小平也总 是有着各种各样的顾虑，对于比刘青山、张子善还要恶劣的腐败干部，邓小平有了 力不从心，“下不了手”的感觉。 　　而对于在二十几年改革中提拔上来的所谓的“第三代领导人”来说，情况则更 加严重。第三代领导干部主要是一些知识分子出身的“技术官僚”，他们绝大多数 是在建国后才参加工作的，没有什么“革命功绩”可以作为权力地位的基础。同时 ，又没有一套真正的民主选举制度使他们能够获得人民的明确授权，没有一个有效 的途径使他们能在人民的信任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的权力地位，这就使他们的权力地 位缺乏必要的基础。这是这一代“跨世纪接班人”的先天弱点。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从中央到地方，从最高的权力核心，到一般的中下级干 部，都处在强烈相互依赖的权力关系网之中，依靠这种权力关系网来赢得权力斗争 ，从而保证自身的权力地位。对于这一代的中央高级领导人来说，各地、各部门的 众多“诸侯”的支持，是他们的权力地位必不可少的保证，因而，这众多的中下级 干部是他们所“开罪”不起的，对于他们的腐败行为，也就难于有严厉管制的力量 。同样地，一个省级或者更低级别的干部也有类似的处境，他们也同样必须依靠其 下级的支持来保住权力，因而也就难于对下级进行有效的管制。权力基础越脆弱， 各个干部之间的相互依赖就越强烈，这种权力关系网也就越广泛、越强大，而在这 种关系网的作用下，权力集团内部的制约机制就越难发挥作用。正是在这种关系网 之下，象王宝森这样的腐败干部，便可以长期得到庇护，也正是在这种关系网的牵 扯之下，即使在一片愤怒的“反腐败”呼声之中，江泽民对于陈希同“同志”，也 不得不网开一面，以免危及自身。 　　不明确的权力授受关系、脆弱的权力基础、复杂的权力关系网络，使得整个权 力集团更趋于封闭和保守，也更具有排他性，使得他们成为游离于民众之上的一个 特殊的利益集团，这是中国现行体制的重要特点。正是这些特点，使得权力集团内 部的监督、制约机制无法发挥作用。这便是腐败问题的体制根源。 　　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当前的权力制度，其公平性和开放性还比不上科举制度 下的封建社会，那时候，尚且有明确的、相对公平的规则，使一般的老百姓（知识 分子）得以跻身权力集团，而现在，权力运作的过程几乎都是在缺乏规则、缺乏公 开性的情况下进行的。中共的干部集团，实际上已经形成一个封闭、保守的特权阶 层。用人们通俗的话来说，他们是“当官的”，而其他的人（包括很多一般党员） 则是“老百姓”，干部阶层的特权和经济上不合理的利益，已经引起了其他阶层的 强烈的不满，“当官的”和“老百姓”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一个很尖锐的社 会矛盾。 　　权力基础的相对脆弱，同时也促使权力集团尽力压制来自民众的外部监督，从 而进一步地窒息了对腐败行为的监督力量。 　　由于中共从来就没有获得过人民的明确授权，因此，对于来自人民的批评和意 见，对于人民的监督，中共一直就不能很好接受，一直就存有戒心。早在毛泽东时 代，中国人就处在“有话没处说”或者“有话不敢说”的处境中。出于对共产党及 自身权力地位的忧虑，毛泽东对别人的意见和批评向来十分敏感，有时甚至是相当 反感。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对权力集团的监督实际上是十分困难的。反右运动之后 ，几乎再没有人敢于提出实质性的意见和批评，也几乎没有任何正常的渠道来反映 这种意见和批评。毛泽东去世之后，这种情况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改变，不但那些有 害于共产党地位的批评受到严厉制止，对党的干部的意见和建议也常常被看作一种 “反党情绪”而难于得到容忍，这就更使得人民群众对各级干部的行为无法进行监 督。本来，这是一个更根本、更重要的监督力量，但是，这种力量一直受到严重压 制，一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种特殊的“舆论形式”，那就是“大字报”。当然，它 更多地被用来表达红卫兵“打倒”“砸烂”的愿望，但是，它毕竟提供了人们公开 表达意见的一种渠道。西单民主墙运动，主要就是借用这种方式进行的。到了八十 年代初，随着“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取消，这种舆论形式被 明令禁止了。而与此同时，又没有开辟任何其它的“言路”，这样，就把表达意见 的“正当渠道”几乎都给堵死了。在这种情况下，尽管群众“雪亮的眼睛”早就看 到了干部们的腐化行为，但也只能是“目瞪口呆”，无可奈何。更有甚者，在取消 了“四大”以后，中共还曾发出过一道命令，禁止人们用匿名信的方式对干部进行 检举，其理由是有些人“花我八分钱，让你查半年”，（当时寄一封信的邮资是八 分钱，）用匿名的方式对中共干部进行“不实”检举而又无法追查（举报者）。在 当时的情况下，检举干部（即使是匿名的）常常会遭到残酷的报复，禁止匿名检举 实际上无异于剥夺人们对各级干部进行监督的最后的可能手段。 　　这样，新闻和其它舆论工具被严格控制着，大字报和匿名检举成为非法，人民 几乎被剥夺了公开表达意见的一切权利，当然也就不可能对干部集团进行任何有效 的监督。而正是在大字报和匿名检举被宣布为非法的同时，中共的干部集团开始走 向腐化。随着腐化行为的不断严重，人们对此产生了极大的不满，而这种不满又不 可能通过什么“正常的渠道”来表达，只能以八六年和八九年那样的“过激行动” 的形式爆发出来。 　　对民众监督力量的压制，突出地表现了共产党在政治上的一种两难的局面：让 群众参与监督党的干部，那么整个干部集团的权力基础就可能受到冲击，共产党统 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弄不好就有“断送江山”的危险；不让人民参 与监督，则不但要受到民主思想的压力，而且无法管束好整个干部集团，无法避免 腐化问题的产生。在反腐败以至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上，邓小平一直处于这一两难 局面的困扰之中。对于新的中共领导人来说，在进行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之前，这 种局面还将会继续下去。 　　当然，后来情况有了一些好转。在赵紫阳担任总书记的时候，加强了各级党政 机关的信访工作，开设了举报电话，让市民（以署名或匿名的方式）举报他们所掌 握的各级干部贪污受贿的线索。举报电话很快在全国普及开来，并且显示了很大的 威力。再后来，新闻媒体也开始在反腐败中发挥作用，（近年来，新闻媒体在反腐 败中的作用显得相当突出，也相当有效，老百姓甚至将此戏称为“电（视）青天” ）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可惜的是，当人们终于能够匿名检举，终于能够使用举报电话，终于可以在新 闻媒体上看到对各种腐败行为的公开报导的时候，腐败问题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 度，已经远远不是举报电话和有限的新闻报导所能够遏止的了。 　　就这样，在内部缺乏制约、外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腐败现象在权力集团中滋 生和蔓延。从个别人秘密状态下小数额的贪污受贿，逐渐发展为普遍性、习惯性、 甚至半制度化、半公开化地获取不正当利益。由于长期得不到有效的惩治，腐败现 象逐渐形成为一种风气，深深地渗透到权力运作的每一个环节中。从高级官员到中 下级干部，从行政部门到法律机关甚至到武装部队，腐败象癌症一样在整个政治肌 体中迅速扩散，不断侵蚀着肌体中的每一个细胞，诱使这些细胞发生病变，而病变 了的细胞又使得整个权力体系难于正常运转，难于有效地领导进一步的现代化建设 。 　　如今，腐败就象已经扩散到全身的癌症一样，成为难于治愈的顽疾。 　　面对这一严重的局面，二十几年来也曾有过一些解决的尝试，包括一次次的整 党和反腐败运动，但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收效甚微。这一严重的病症，已经 远不是一两付“清热解毒”的汤药就能治愈的了。 　　解决腐败问题的最大困难在于，国家机器的运转、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共产党 的政治地位等等，都只能依靠这个权力集团来维持，因而，不可能对这个权力集团 中腐化的干部进行广泛的惩治。如果按照党纪国法严格执行，当前的干部中很大的 一部份人至少要被撤职。（甚至，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先枪毙，后审判，没有一 个是冤枉！”。）这样的话，共产党的江山要靠谁来维持？把共产党的官僚体系全 部砸烂而又能保持江山不倒，大概只有当年的毛泽东能做到。然而，现在就算还有 谁真的也能做到这一点，即使不考虑这样做对社会造成的震荡和对经济发展可能的 影响，也未必就能彻底解决腐败问题。如果造成腐败的深层原因没有根除，谁又能 保证换上来的新的干部就能保持廉洁呢？ 　　于是，我们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困境之中。用邓小平自己的话来说，“反腐败， 要亡党，不反腐败，要亡国”！这确实是对这种困境的精辟的概括！共产党虽然没 有“党国”的说法，但党与国却结合得远比国民党时代紧密，在这种情况下，无论 是“亡党”还是“亡国”，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说，都将是一场灾难。 　　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也许就可以找到避开这个两难境地 的出路。 　　之所以说“反腐败，要亡党”，是因为这里把反腐败等同于直接严厉惩处腐败 的干部。实际上，这并不是反腐败的唯一内容，甚至也不是最主要的内容。腐败问 题的根源，在于现行的政治体制，在于这种体制下监督和制约机制的缺失，因此， 反腐败的重点，应该在于改革这种体制，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的力量，营造一 种能够有效促使当权者保持廉洁的新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 。而对于有腐败行为的干部，重要的应该是促使他们改过自新，而不是去严厉惩罚 他们。他们中很大的一部份人，是在被动甚至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被卷入腐败之中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这种腐败的风气的受害者。在当前的干部队伍中，也 有很多确实有才能、有抱负的人，如果他们确实能够痛改前非，并且交回不正当所 得的财物，未必需要把他们都严加惩治。 　　这样，我们也许就能在不“亡党”的情况下制止腐败现象，依靠反腐败的成果 来避免“亡国”的危险。 　　而这一切的关键，就在于及早开始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开始被耽搁了的政治 现代化进程。 （未完待续） 作者保留版权 ｅ－ｍａｉｌ：ｔｙｉｈｏｎｇ＠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 　　本期　责任编辑：苇　明　　　　　　　　　　　　主　编：墨　雨 　　　　　校　　对：幼　河　　　　　　　　　　　　副主编：陆建平 　　　　　ＰＳ制作：王　锋　　　　　　　　　　　　　　　　丽　莉 　　　　　网络发行：王　锋　　　　　　　　　　　　　　　　苇　明 　　　　　订阅快递：王　锋 　　　　　读者服务：墨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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