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枫　　华　　园　　　　　　　≤×≥　　　※ ※　　≤＼‖／≥　　　二零零二年九月三日出版　　　　≤＼‖／≥　　※ ※　≤≤＼‖／≥≥　　　　　　　　　　　　　　　　≤≤＼‖／≥≥　※ ※　　　　‖　　　　　　　　　　　　　　　　　　　　　　‖　　　　※ ※　　　　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日创刊　　特刊　总第三十四期　　　　　※ ※　　　　　　《枫华园》杂志社主办　　《枫华园》编辑部主编　　　　※ ※　　　　　　　　　　　　　　　　　　　　　　　　　　　　　　　　※ ※※※※※※※※※※※※※※※※※※※※※※※※※※※※※※※※※※ ～～～～～～～～～～～～～～～～～～～～～～～～～～～～～～～～～～ 　　　　　　　　本　期　目　录（ＦＨＹＴＫ３４Ｂ） ～～～～～～～～～～～～～～～～～～～～～～～～～～～～～～～～～～ 【枫华论坛】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之路　（四至六章）　　　　　　　　唐逸鸿 ※※※※※※※※※※※※※※※※※※※※※※※※※※※※※※※※※※ 【枫华论坛】 　　　　　　　　　　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之路 　　　　　　　　　　　　－唐逸鸿－ 　　　第四章　　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起跑线上 　　　＊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纷争 　　　＊　　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和阻力 　　　＊　　政治改革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机遇与挑战 　　　＊　　邓小平：实用主义者的踌躇和犹豫 　　回顾二十几年来的改革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两条明显的线索：一条是经济体制 上的观念更新、理论发展和制度改革，另一条则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的纷争和犹 豫，焦躁与踌躇，激进或退缩，以至高潮和低谷。 　　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二十几年来虽然也遇到过很多困难和阻力，但总的趋势 是在摸索中不断前进。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引进外资和开办经济特区，从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从个体经济和乡镇企 业的崛起到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机制转换和股份制改革，摸着这一块一块的石头，我 们一直在向河的对岸迈步，并以优异的经济发展成绩获得了世界的瞩目。 　　相比之下，政治体制改革却一直在纷争和犹豫中徘徊。从魏京生提出的“第五 个现代化”，即“民主现代化”，到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从倡导“全盘西 化”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从“新儒家”的泛起到“新权威主义”的论 争，从“姓资姓社”的诘问到“转观念、换脑筋”的呼吁，从反腐败中“治标治本 ”的思路到“建设精神文明”的口号等等，在这起起伏伏的高潮和低谷之中，中国 政治体制改革的脚步，还一直停留在原来的河岸上。当旧体制的僵化和腐败已经直 接威胁到国家、社会的稳定和整个现代化进程的时候，我们仍然没有选好迈出第一 步所需要的垫脚的第一块石头。 　　在二十几年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纷争中，大致存在着四种不同的观点，在这 里，姑且把它们称为保守主义、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政治改革观。冠 上这样的名字，只是为了称呼的方便，本身并不含有褒贬的意思，但是，对这四种 思想倾向进行认真的思考和讨论，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动 力和阻力、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原因和结果、今后政治体制改革的出路和前途 等等，无不与这些思想紧紧联系在一起。 　　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是多方面的。首先，出于对民主思想的信仰，出于追 求自由的天性，也出于对毛泽东时代的社会动荡和政治迫害的痛苦反思，许多知识 分子从邓小平改革一开始就强烈呼吁进行根本性的政治改革，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 和法治社会，一方面防止“文革”这样的社会动乱再次发生，另一方面也使中国人 早日享受到现代社会所应有的真正的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在一九七六年清明 节的天安门广场上，在后来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中，在八六年和八九年的游行 队伍里，我们都可以清楚地听到这种呼声。尽管这种政治改革思想有些超出中国的 社会现实，因而难于得到民众的广泛理解和当权者的大力支持，但它仍然是推动政 治体制改革的一种重要力量。 　　政治体制改革另一方面的动力来源于解决腐败问题的迫切需要。八十年代以来 ，干部体系的腐化问题日益严重，而造成腐化的根源在于现行的政治体制，在于政 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这一点不但早就为一些知识分子所认识，实际上也被不少 中共干部（包括胡耀帮、赵紫阳这样的高级领导人）和其他社会阶层所理解。在这 种认识的基础上，自然地产生了对现行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以根除腐败的要求。这 种要求实际上成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主要的出发点。随着腐 败问题的不断恶化，以及各种反腐措施的挫折和失败，这种政治改革呼声正不断高 涨，并将成为推动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力量。 　　但是，与此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也面临着强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两个 方面： 　　第一是毛泽东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保守思想的影响。在改革初期，这种阻力表现 得尤为明显。当时，中国人还远未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氛围中解脱出来，“左”的 和“极左”的思想还深深影响着中国人。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大 力宣传，使得一些人（特别是一些老干部）由衷地相信、盲目地接受或者由于某种 原因而顽固地坚持着这样的信念：社会主义制度，（或者更准确地说，当时人们所 理解的那种“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所能做出的唯一正确的选择，建立这种制 度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伟大功绩，是无数中国人付出沉重代价所换来的“伟大成果 ”，（他们中有些人甚至把建国以后的各种社会动乱也看作这些代价的一部份，） 因而，继续坚持这种制度的主要原则，继续坚持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理论和政治体制 ，是中国任何改革都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基于这种信念，这些人难于接受对 政治体制作任何根本性的改变，自觉不自觉地反对抵制着政治体制改革。 　　当然，这些人也同样感受到经济上的贫困，同样希望尽快发展经济、改善生活 。但是，他们把建国后三十年的经济贫困归咎于体制以外的其他因素，例如建国以 前长期的战乱和薄弱的经济基础、自然灾害、帝国主义（包括“美帝国主义”和“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封锁，等等。尽管他们也承认“文化大革命”和其它政治 运动对经济的破坏，但他们仍然相信在不触动原有的那种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包括 政治体制和基本的经济体制）的前提下，可以实现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的程度上， 他们也拥护改革，但他们实际上把改革看作在原有体制下一次发展经济的努力，而 不是对原有体制的深入的变革。不但原来的政治体制不容改变，经济上的“社会主 义基本制度”（例如公有制为主体、计划经济、非“剥削”等等原则）也必须始终 坚持。 　　随着开放改革运动大刀阔斧地深入进行，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经济体制 的深层关系和政治体制，都不可避免地被推入到改革的洪流之中，同时，随着中国 人思想的不断解放和进步，对改革持这种保守主义观点的人已经大大减少，并且逐 渐退出了政治舞台，这种保守思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也就随之逐步减小。但是 ，直到今天，这种阻力也还远没有完全消失，也仍然阻碍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 　　第二种阻力来自中共的干部阶层。 　　实际上，干部阶层正是现行政治体制的受益者。在现行体制下，他们不用通过 公开、公平的竞争或民主的选举就掌握权力，并且可以在不受监督的情况下使用权 力，凭借这种权力地位，他们往往又获得了很多特权，而且，这种特权一旦拥有， 常常可以终生享受。 　　这种特权的最重要方面就是经济上的利益。在当今的中国，干部们得到了各种 各样的特殊照顾，从高级住宅、豪华轿车到周到的医疗服务、免费使用的私人电话 ，以至于各种各样的吃喝玩乐的机会等等，衣食住行，无微不至。同时，在缺乏监 督的情况下，他们很容易凭借手中的权力换取更多额外的物质利益，这虽然是非法 的，但却一直没有得到必要的惩罚。 　　在现行的体制下，他们所得到的这些（合法的或者虽然不合法，但也可以从容 享受的）利益，是其他任何社会阶层所不可能得到的，而对现行政治体制的任何改 革，都可能影响到他们的这种特权地位和特殊利益，因此，从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出发，干部阶层自然地反对政治体制改革。 　　另一方面，由于腐败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抑制，腐败逐渐形成为一种风气，在 一些部门，有些腐败行为已经习惯化、制度化。这种风气的蔓延，使得当今绝大多 数的干部，都曾经（自觉、主动地，或者不自觉、被动甚至是被迫地）有过程度不 同的腐败行为。自然地，他们都担心在政治体制改革中会因此受到惩罚，因而，从 保护自己的本能出发，他们也自觉不自觉地抵制着对现行政治体制的改革。 　　当然，干部队伍中也有一些廉洁正直的人，他们一直（成功或不成功地）抵制 着各种腐败行为，他们也有着良好的政治抱负，也认识到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盼 望着政治体制改革并正在为之努力。但是，这毕竟还是少数，还没能改变整个干部 阶层总的状态。更令人忧心的是，这些人中的一部份，已经或者正在被严重腐败的 社会现实所吞噬，在不断的挫折面前无奈地放弃自己的初衷，或者被排挤出权力集 团，或者与其他的人同流合污。 　　如果说，保守主义的政治观念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正在逐步减小，那么，这 种来自干部阶层的阻力，则是随着腐化问题的日益恶化而不断加大。实际上，从八 十年代中期以后，这种阻力已经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障碍，也将是未来政治体 制改革所面对的最大的难题。 　　在这里，存在着一个令人忧虑的圈套：现行的政治体制，造成了干部阶层的现 状，而这样的干部阶层，又严重地阻碍着政治体制的改革，或者，换一个角度说， 不改变干部阶层的这种状况，政治体制改革将难于推行，而只有通过真正的政治体 制改革，干部阶层的这种状况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变。可以说，这个怪圈的困扰， 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困难所在。如何避开、松开或者解开这个怪圈，是需要我们认 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二十几年来，推动和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力量一直进行着激烈的对抗，这两种 力量的对比也随着改革的进程而不断变化。在改革的初期，阻力比动力要大得多。 那时侯，不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就连经济体制上的任何较大的改革举动，都会被认 为触动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而遭到不少人的极力反对。但是，随着改革的不 断深入和人们思想的不断解放，这种力量对比慢慢地发生了变化，虽然也有过几次 反复，例如八六和八九年两次政治运动以后对政治改革思想的压制，但总的趋势还 是朝着有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发展。 　　随着腐化问题的日益严重，基于反腐败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如 果这种趋势继续发展下去，力量对比的天平就可能偏向主张改革的一方，从而推动 中国真正迈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这也正是当前许多人所盼望并为之努力的目标 。 　　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两个方面的动力，即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和根治腐败 的迫切需要，实际上反映了关于政治改革的两种不同观点，我们将其分别称为理想 主义和现实主义。持这两种观点的人虽然都主张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由于出发点 和所追求的目标不同，他们所主张的改革措施、改革的规模和深度以及评价改革得 失的标准等也就不一样。 　　理想主义的政治改革观，主要存在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之中。在西方资产阶级革 命的平等、自由、博爱精神的影响下，他们希望把现代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引进到 中国来，按照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人权观念来建立中国的政治制度。这种思想的特 点，是把自由、民主和人权原则作为政治改革的行动准则，把建立符合这些原则的 民主制度作为政治改革的主要目标。 　　理想主义政治改革思想的渊源，一直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 甚至可以追溯到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时期。）辛亥革命的主要目标，就在于建立资 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民主（民权主义）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最重要的组成 部份。在“五四”运动中，“科学”和“民主”是两个最重要的口号，而其中作为 封建专制的对立物的民主思想，显然是从西方引进来的，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 。（用当时的语言来说，是从西方请进来两位先生：“赛先生”，即科学，Ｓｃｉ ｅｎｃｅ，和“德先生”，即民主，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当然，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五四运动，都没能实现建立现代民主政治的愿望， 但从那时侯起，西方式的民主思想和政治理念开始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传播，成为 理想主义政治改革思想的开端。 　　几乎就在“德先生”和“赛先生”被请进中国的同时，从西欧经过俄国又来了 一位“马先生”。与“德先生”比起来，这位马克思先生对当时的中国人似乎具有 更大的吸引力。马克思所设想的那种政治上平等、经济上均富的理想社会，很快吸 引了很多中国人。大批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从那时起，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想，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原来建立西方式民主社会的思想，成 了后来中国社会变革（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设”）的思想基础。 　　然而，在这种政治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实验，非但没有使中国人过上民主幸 福的生活，反而带来了一次次残酷的政治斗争、反复不断的社会动荡和近乎赤贫的 痛苦生活。不管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在于理论本身还是在于理论的实践者，三十 年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最终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不得不抛弃这种乌托邦式的社会 学说，转而重新寻找政治和经济的现代化之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从一九一 九年到一九七九年，中国人的现代化思想在“马先生”的带领下走过了一个圆圈， 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上！）这时，长期受到冷落和压制的建立西方式民主制度的思 想又开始在知识分子心中复活。在七六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和其后的西单民主 墙运动中，这种思想开始重新活跃起来，并在二十几年来的开放改革中产生重要的 影响。 　　在一九七六年的清明节，北京的青年工人和知识分子在天安门广场所朗诵的慷 慨激昂的诗句中，除了悼念周恩来，谴责“四人帮”之外，也充满了要求实行真正 的民主和自由的呼声。在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上，这种呼声更变得异常高涨。魏京 生甚至试图把民主同当时正大力提倡的“四个现代化”并排在一起，作为“第五个 现代化”。 　　民主墙运动被镇压以后，这种政治改革呼声暂时陷入低潮，但西方式的民主、 自由和人权思想又重新在中国知识分子之中广泛传播。不久之后，方励之教授开始 呼吁政治、经济全方位的开放和改革。在八六年和八九年的学生民主运动中，民主 改革的呼声达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高潮。 　　但是，客观地说，这种理想主义的政治改革思想并不十分符合中国的社会现实 。这是其最大的缺陷，也是二十几年来一直没能变为现实的重要原因。 　　首先，在要实现的目标上，理想主义的政治改革思想所倡导的，是建立高度民 主的现代化政治体制，他们实际上把这一目标放在首要的位置上。但是，一般的中 国人最迫切的要求，是尽快摆脱贫困，尽快过上富裕的生活，而改革的领导人所考 虑的首要目标，则是经济上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这种目标上的差距使得知识 分子的呼声难于得到一般民众的广泛支持，也没有得到政治领导人的认同。 　　其次，在政治改革的具体措施上，理想主义者的那种全面模仿西方国家政治体 制的主张，与中国的社会现实也有一定的距离。至少在当前的中国，实行多党制、 建立普选制度、实现广泛的政治自由、严格贯彻西方式的人权原则等等改革措施， 都是难于有效实行的。如果按照这种思想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但难于取得成果 ，而且还可能带来反面的效应。 　　对于这种思想来说，前苏联的教训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苏联解体以后， 这种呼声有所减弱，其原因就在这里。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时代所实行的政治改革措 施，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理想主义者主张在中国实行的。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当年也 曾经热切期盼苏联的改革能取得成功，以便影响和促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当然 ，用一个大的历史尺度去衡量，苏联的改革未必就是失败，但这种改革在苏联所造 成的社会震荡和经济代价如果发生在中国，那将是难以忍受的。特别是国家解体这 样的结果，对中国人来说显然无异于一场大灾难。因此，苏联的解体成为理想主义 政治改革思想的一个转折点，从那时起，不少知识分子开始放弃这种思想，实行西 方式民主改革的呼声也就不断减弱。 　　尽管如此，作为保守思想的一种抗衡力量，理想主义的政治改革思想在推动政 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中国人的观念更新和思想解放等方面，都有着巨大的 历史意义。 　　相比之下，第二种政治体制改革主张，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现实主义政治改革思 想，在时间上则要晚得多。这种思想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定位在解决腐败问题这 一点上，并不过多地考虑民主、自由等原则，同时，也不主张对现行的政治体制进 行迅速全面的改变，只是希望在现有政治体制的基础上，逐步建立有效的监督和制 约机制，以实现权力体系的廉洁和效率。在具体措施上，他们更注重对权力的监督 和制约，注重建立程序化的严格的权力运作制度，注重加强法制建设，而对于多党 制、普选制等等则并不热心。 　　相对来说，这种政治改革思想比较符合当前中国的现实国情，也比较具有可行 性。把反腐败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既符合当前的迫切需要，也容易得到 广大民众的支持，同时，由于所主张的政治改革的广度和深度比较有限，因而不会 引起保守势力太强烈的反对，实行起来阻力相对较小。至少对于近期的政治体制改 革来说，这应该说是一种比较现实的改革主张。 　　这种政治改革思想的产生，一方面是腐败的社会现实的产物，同时也为解决日 益严重的腐败问题提供了一条可能的出路。 　　　在某种意义上，新加坡正是按照这种思想来建立他们的政治体制的。这种体 制把防止腐败作为头等大事，而对于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和人权思想则不做过多的 考虑。尽管李光耀不时也会受到来自西方的批评，但是，新加坡在这种政治体制下 所实现的经济腾飞，却是任何人都不会否认的。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对持有这种政 治改革主张的中国人有着重要的启发。 　　当然，把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政治改革观分开来讨论，有点过于简单化。实 际上这两种思想常常混杂在一起，同时存在于很多人的头脑中，并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发生变化。如果说，在八六年的民主运动中，是理想主义的政治改革思想起着主 要的作用，那么，在八九年的民主运动中，则是现实主义的思想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六四运动被镇压，以及苏联解体以后，理想主义的政治改革思想逐渐受到冷落， 与此同时，随着腐败问题的日益严重，以解决腐败问题为首要目标的现实主义思想 则不断发展，不断被更多的人所接受，成为近期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力量。 　　正是由于这两种政治改革思想的共同作用，使得整个八十年代里关于政治体制 改革的论争变得非常复杂。在理想主义者实行多党制、普选制等等激进主张的刺激 下，保守势力对政治改革进行了极力的压制。不管是现实主义还是理想主义的政治 改革主张，在这种强大的压制下都无法变为现实。实际上，这两种基于不同的出发 点、有着不同的目标定位和评价标准的政治改革主张一直就没有被区分开来，而是 结合在一起，共同与保守势力进行抗争。然而，正是由于理想主义者的加入，使得 政治改革的主张总体上具有浓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具有超出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的 倾向。一直到现在，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政治体制改革似乎就等同于多党制、普选 制，等同于三权分立以至于总统选举，等同于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和人权制度，对 于中国的一般民众来说，这些都不是他们最迫切需要的，而正是这些内容，促使保 守势力把政治改革的浪潮一次又一次地打压下去。 　　在政治改革方面，中国的理想主义者是激进和前卫的，但是，他们的加入在某 种程度上恰恰减慢了二十几年来中国政治变革的步伐。这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 现象。 　　六四运动的结局和苏联的解体，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或者说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从那时起，知识分子发生了一次痛苦的“换脑筋”过程 。有些人不再热衷于政治理想，转而投身“下海”，把兴趣转向金钱和物质利益； 有些人则还沉浸在失败和挫折的痛苦之中，变得消沉和失落；也有一些人仍然坚持 着原来的理想主义思想，并为新的民主运动高潮而努力；更多的知识分子则逐渐转 向现实主义思想，以冷静的态度反思和调整自己的政治改革主张。 　　经过反思和调整，大部份知识分子变得更加平静和理智。总的来说，现实主义 的政治改革思想逐渐取得主导地位，这使得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可以在现实主义思 想之下展开。在这种思想之下，政治体制改革不再意味着多党制和普选制，而是意 味着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的建立，意味着以反腐败为目标的各种制度建设，这 就大大减小了阻力；另一方面，腐败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以反腐败为 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将得到广大民众的大力支持，具有较好的社会基础；同时，连 续多年的经济发展，也为政治改革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这些有利因素结合起来 ，为真正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创造了难得的机遇。 　　在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上，作为整个改革运动的领导者，邓小平的态度有着十 分关键的影响，特别是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在他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中， 我们又可以看到他整个改革思想的两个突出的特点：经济中心论和强烈的实用主义 态度。 　　对于邓小平来说，发展经济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他为中国人制定了一个“ 三步走”的发展计划。其中的前两步，也就是到２０００年国民生产总值比１９８ ０年“翻两番”的目标，实际上成了整个邓小平改革最主要的目标。他把这一目标 能否实现看作衡量改革成败得失的“试金石”，也把实现这一目标看作他的政治生 涯的最大愿望。 　　于是，在他那种强烈的实用主义思想之下，他把（直接）有利于实现这一目标 的改革措施排在了最优先的位置上，而对那些并不直接与这一目标有关，或者暂时 对实现这一目标可能影响不大的事情，则没有做过多的考虑，也不愿花大的力气去 解决。 　　在邓小平时代，在政治方面有两件重要的大事：一是解除思想束缚，为经济体 制改革扫清障碍，二是改进政治体制，防止权力腐化。但是，这两件事对邓小平来 说意义是很不一样的。前者对顺利推行经济改革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当中国人 的思想摆脱“左”的影响以后，经济体制改革才能顺利推进。而后者则暂时并不十 分需要。在改革初期看来，对于“翻两番”这样的短期经济目标来说，政治体制改 革也许不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基于这样的考虑，邓小平曾经积极推动（一定限度内 的）思想解放，特别是在改革的初期，但对于加强监督机制，防止权力腐化的问题 ，则采取了回避和退缩的态度。 　　七十年代末，当邓小平刚刚复出并开始领导改革的时候，不管是在经济体制改 革还是在政治方面，他都是一个先锋和旗手。他的改革思想相对于当时的很多中国 人来说，都是相当激进的。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声还在中国人耳 边回响的时候，他就坚决地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毫不留情的“全盘否定”，当城 市和乡村粉刷在墙壁上的“毛主席语录”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最高指 示”还清晰可见的时候，他和胡耀帮就已经着手为在文革中被迫害的干部平反。这 些在当时都是相当激进的。对于中国人来说，那段时间是少有的政治和思想领域快 速变革的时期。“实践标准”代替了“两个凡是”，经济建设代替了阶级斗争，“ 牛鬼蛇神”被平反，地主、富农被“摘帽”，人民公社被撤消，公检法机关被恢复 ，这一切同当时的农村体制改革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股空前宏大的改革浪潮，给 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活力。而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 用。 　　但是，政治领域的这种快速变革的势头并没有一直保持下去，邓小平很快为这 种政治变革设定了限度。当它超越了为经济体制改革扫除障碍这一界限的时候，邓 小平便采取措施遏止住这一势头，并把改革运动引导到经济建设的中心上。随着邓 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和西单民主墙运动被镇压，这一拨的政治改革浪潮 便结束了。 　　当然，思想解放的进程并没有完全停止，政治改革的呼声也此起彼伏。八九年 六四事件以后，中国出现了保守主义的回潮，出现了怀疑和否定前阶段的经济体制 改革的思潮。这时候，邓小平又一次站出来，呼吁人们“转变观念、换脑筋”。他 严厉斥责那种凡事总要考虑“姓资、姓社”的保守思想，由此掀起了又一次意义深 远的思想解放高潮。但是，九二年南巡的这一次努力，实际上只是七十年代末的思 想解放运动的又一次重演，只是为进一步的经济改革创造条件，并没有变为政治体 制改革上的积极行动。 　　对于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邓小平当然是十分清楚的，但是，他一直没有下大 力气去解决这个问题；同样地，邓小平也意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也曾多次 谈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但当他看到这种改革所可能带来的危险时，他便采取了 回避的策略。在这一点上，他的实用主义倾向表现得尤为突出。 　　对于现代化改革的整体目标来说，对于实现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来 说，根除腐败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而为了根除腐败，政治体制上的改革就是必 不可少的。但是，对于短期的经济发展目标来说，花很大的精力去试图解决腐败问 题，就有可能反而延缓了目标的实现。对于邓小平来说，这是他所不愿意看到的。 当腐败问题突出地摆在邓小平面前的时候，离他实现目标的时限２０００年只剩下 十年左右的时间了，此时，即使他还有精力去考虑这个问题，他也不愿因此影响他 的主要目标的实现。更何况，为解决腐败问题而进行的政治改革会带来不小的风险 ，而这方面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他所确定的经济发展目标，就可能化为泡影。 　　“翻两番”这个压倒一切的目标和强烈的实用主义思想，使得邓小平在反腐败 问题上踌躇犹豫，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上也渐趋保守，而就在他试图以经济上的 快速发展来掩盖或（暂时）回避腐败问题的时候，腐败问题以出乎意料的速度不断 发展、恶化，终于成为邓小平留给他的接班人的最大难题。 　　当然，我们很难因此而责怪邓小平的“短视”。对于他这样一个七、八十岁的 老人来说，时间实在是太宝贵了，他必须竭尽全力去实现“翻两番”这个在他的有 生之年可以实现的目标。 　　当邓小平开始领导改革运动的时候，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 ，这个岁数显然是太大了。（他自己就曾经感叹道：“我在八大时才五十二岁，一 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就七十二岁了。”）尽管和毛泽东比起来，邓小平 具有更开阔的政治胸怀，也具有更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但他也难免和所有的老人一 样，把自己预计的寿命作为制定阶段性计划的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制定一个在自 己的有生之年估计能够实现的目标，并全力以赴地去争取实现这一目标，而对于自 己预计的寿限以后的事情，则没有过多的考虑。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这都是一种“人之常情”，但当它发生在一位领导着十 几亿人的大国的政治家身上的时候，就是一种遗憾和悲哀。假如１９７８年的邓小 平象１９４９年的毛泽东那样只有五十多岁，情况可能就大不一样了。他可能会以 更全面、更长远的眼光去规划和推进中国的现代化改革。 　　经过二十几年的经济发展，经济总量“翻两番”的目标早就“提前实现”了， 经济上出现了相对宽松的环境，而腐败问题则变得更加严重，这种形势与当年邓小 平所面临的形势是大不一样的。如果说，邓小平是因为领导经济体制改革和实现经 济起飞而名垂史册的话，今后的中共领导人所面临的，则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不 可推卸的历史任务。如果说，步履蹒跚或坐在轮椅上的老一代领导人曾经久久徘徊 在政治改革的起跑线上的话，年富力强、步履矫健的新一代领导人理所当然地应该 越过这一起跑线，带领中国人踏上现代化改革的新的里程！ 　　　　　　　第五章　　政治改革与现代化进程 　　　＊　现代化社会的三个支柱：经济繁荣、政治和谐和科技进步 　　　＊　现代化改革的三个目标：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科技现代化 　　　＊　现代化改革的“西方式道路”和“东方式道路” 　　　＊　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和选择 　　　＊　经济发展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 　　　＊　近期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原则 　　“现代化”一词的含义是复杂的，也是颇有争议的。现代化究竟包括哪些内容 ？或者说，成功的现代化改革需要达到哪些目标，这些目标之间有什么关系？对于 这个问题，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将直接影响到所选择的改革道 路和所采取的改革措施，也直接影响到改革的结果。 　　特别地，在现代化改革诸多方面的目标中，政治现代化的目标处在什么位置， 它与其他方面的目标之间有什么关系？对于每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改革的国家来说 ，这都是首先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在当前的中国，我们一方面正处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另一方面，又面临着 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所引起的诸多矛盾。怎样摆好经济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这两 个目标的位置，如何对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原则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需要 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尤其成为一个迫切的 理论和实践问题。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现代化”应该是对当今人类社会发展所达到的最高水 平的概括，或者说，是对实现人类普遍追求的发展目标的最好状态的描述，因而， “现代化”的含义应该是多方面的，应该从人类所追求的发展目标和所达到的发展 状态来理解。 　　大致地说，人类的发展目标包括两个方面，即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精神生活 的充实和满足。（在一定的意义上，这正好对应于常说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人类社会的发展，正是在这两方面追求的驱动下实现的。在物质方面，人 们的需求刺激了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也刺激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从而促成了经济上 的繁荣；在精神生活方面，人们要求享有平等的机会和基本的政治权利，要求平等 享受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发展所带来的精神成果。这些追求促进了政治上的进步 ，促进了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普遍实现，促进社会不断走向公平与和谐，同时，也 促进了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国民素质的提高。 　　在具体的社会发展进程中，物质和精神这两种追求具体地体现为经济、政治和 科技三个方面的发展和进步。在当今的世界上，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或者说现代 化程度，大致可以从这样三个方面来衡量：第一，是经济发展水平，也即物质文明 的发达程度，这是社会发展水平最重要的标志。第二，是政治制度的先进性，即是 否有一套相对公平、有效、与社会现实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以保证各个社会成员享 有平等的机会和基本的政治权利，使得各个阶层都处在比较协调的社会关系之中， 促使社会保持相对的和谐与稳定。第三，是科技与教育的发展水平，包括国家的科 技实力、国民的受教育程度以及人口素质等方面。 　　繁荣的经济、民主和谐的政治关系、发达的科学技术，是一个现代化国家所应 该具有的三个特徵，是支撑现代化社会的三个支柱。经济繁荣使人们的物质需求得 到更好的满足，民主和谐的政治关系保证了人们公平的机会和基本的政治权利，从 而体现了人们在精神方面的追求，而科技、教育的发展既有利于经济的繁荣，也提 供了更多的精神产品。人类所追求的发展目标通过这三个方面而得到充份的体现。 　　显然，这三个方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既互相作用、互相促进，又互相缠绕 、互相牵制：较高的经济水平，是发展科技和教育事业的重要条件，也是政治民主 、社会和谐的必要基础；公平、和谐的社会关系，有利于尽可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发挥人的潜力，从而促进经济的繁荣，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口素质的提高； 而科技、教育水平的提高，又是社会全面发展的强大动力。 　　当今的许多发达国家，在这三个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经济上的繁荣和科 技、教育的进步自不必说，在政治上，这些国家也都普遍有一套比较有效的制度， 一方面保证社会各个成员具有相对平等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另一方面又使权力 的运作处于有效的监督之下，尽量保持权力系统的廉洁和效率，从而使社会保持稳 定和相对的和谐。 　　当然，也有一些例外的情况。某些国家在某种特殊的条件下，也可能在政治、 经济和科教三个方面中的某些方面达到较高的水平而其它方面并未同步发展起来。 最突出的例子是海湾国家。依靠丰富的石油资源，他们过着十分富足的生活，但同 时又保持着具有强烈的封建和宗教色彩的政治制度，科技、教育水平也不高。另一 个例子是前苏联，特别是在斯大林时代，通过推行强制性的工业化政策，苏联在经 济上也曾经得到迅速的发展，科技、教育也具有较高的水平，而政治上却长期处在 非民主的体制之下。 　　但是，这只是一些特殊的情况，而且也难以持久。假如有一天海湾地区的石油 资源枯竭了，或者人类找到了另一种更好、更廉价的能源，那么海湾国家的经济富 裕将会受到致命的影响。前苏联那种令人窒息的政治制度，不可避免地也慢慢窒息 了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引起了社会发展的停滞和活力的丧失，最终导致 了国家和社会的大变革。 　　然而，对于许多落后国家来说，我们常常见到的情况，则是经济、政治和科教 三个方面都同时处于很低的水平。在这些国家中，贫困的经济、腐败和缺乏效率的 政治、紧张的社会关系、落后的科技教育水平和低劣的人口素质这些因素常常纠缠 在一起，使国家长期徘徊在欠发达的状态之中。 　　这些国家的现代化改革，简单地说，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措施，促使经济、政 治和科学技术三个方面发展进步，逐渐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过程。 　　但是，在具体的现代化改革进程中，这三个方面并不是齐头并进的。在某一特 定阶段，我们可能把其中某一方面的目标作为中心目标，集中力量促成这一方面的 发展，而其他方面的目标则暂时处于从属地位，到了另外一个阶段，各个目标之间 的相对地位又可能发生变化。这样，在现代化改革的过程中，就总存在着选择这三 个方面之间轻重缓急关系的问题。 　　在这三个方面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几乎每个国家都认识 到了，但是，政治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两个目标之间的关系，却是一个需要认真讨 论的问题。实际上，这正是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改革中最重要的策略性问题。对 于这两个方面的目标之间的优先顺序和轻重关系，不同的国家作出了不同的选择， 由此，大致形成了两条不同的现代化道路： 　　第一条道路，可以叫做“西方式现代化道路”，其特点是充份重视政治上的民 主、自由和人权等目标，把这些目标放在首要的位置上。整个改革从政治变革入手 ，首先改变落后的政治制度，建立具有西方民主政治色彩的政治体制，以此作为现 代化改革的突破口，以政治上的民主化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从而 实现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五、六十年代的一些拉美国家，八十年代民主化浪潮中的 一些非洲国家，都选择了这样的道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 初的社会变革中也选择了同样的道路。 　　第二条道路，就是所谓的“东方式道路”。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一些亚 洲新兴国家（地区），就是通过这样的道路逐步走向现代化的。从各个方面看，中 国实际上也已经选择了这样的道路。 　　与西方式的道路相反，东方式的现代化道路的突出特点，是先从经济变革入手 ，把经济发展作为首先要实现的中心目标，而政治上的目标则暂时放在次要的位置 上，放在从属和服务于经济改革的地位上。在现代化改革的前期，政治上继续保留 带有非民主色彩的体制，把力量集中起来，首先促成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活水平的 迅速提高，然后，再以此为基础去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现代化目标的全面实现。 　　东方式道路的现代化过程，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即经济发展阶段和政治改 革阶段。在第一个阶段里，把发展经济作为现代化改革的中心任务，采取各种办法 促使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摆脱经济上的贫困状态。在这一阶段中，发展经济是压 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其它的工作，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和调整，都围绕着这一中心 进行，都为这个中心服务。政治上的民主、自由，社会的公平和人权等方面在这一 时期则处于发展缓慢的状态。从六、七十年代开始，“亚洲四小龙”都经历了这样 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从而摆脱了贫困落后的状态，为全面实现现代化奠定了 重要的基础。实际上，当前的中国也正处在这样的经济发展阶段。 　　当经济发展到较高的水平以后，这些国家（地区）再转向政治上的目标，开始 把建设更符合现代民主标准的政治制度作为主要方向，从而进入了政治改革阶段。 八十年代的韩国和九十年代的台湾，在政治改革方面都迈出了很大的步伐，大致上 说都进入了政治改革阶段。 　　不同的国家作出不同的选择，是有深刻原因的。对于不同的国家来说，在开始 改革的时候，各个方面的落后情况并不相同。有些国家（例如中国），经济上的贫 困最为严重，而有些国家（例如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则可能是政治上的矛盾更为 迫切，因此，各国在现代化改革中对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的优先选择也有所不同， 从而走上了不同的现代化道路。 　　在这种意义上，这两条道路本身原则上并没有明确的优劣之分，只有哪一种选 择更适合于具体国情的考虑。人们常常把中国的改革与苏联（俄国）的改革相比较 ，但事实上这种比较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中国和苏联当时对改革道路的不同选择 ，起因于各自不同的现实需要，而他们在改革中的成就与困难、成功与挫折，也只 反映了各自国情的不同，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的改革道路和改革策略之间的优劣。 　　当然，也有一些国家在各种各样的原因之下选择了并不十分符合具体国情的改 革道路。在一些经济十分贫困、政治上缺乏必要基础的国家中，实行多党制、普选 制等西方式的政治改革，就未必能取得好的效果，也难于由此带动现代化进程。从 南亚、拉美到非洲，我们都不难找到这样的例子。 　　在这些国家选择现代化道路的问题上，西方的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有着十分关 键的影响。在西方社会看来，实现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等是极为重要的，是 “现代化”的要义，因此也就是现代化改革的首要任务，而且，政治上的民主、自 由和人权的实现，必定会促进自由经济和市场的发育，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由于西方国家的繁荣和强大，（也由于西方的某些政治家们认定推行这样的价值 观“符合本国的利益”，因而大力宣扬甚至恣意强加给落后国家），这种政治思想 和价值观对落后国家的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促使某些国家在没有充份考虑具体 国情和必要的经济基础的情况下，选择了并不十分恰当的改革道路。 　　从邓小平改革一开始，中国就明确地选择了东方式的现代化道路，把发展经济 作为现代化改革的突破口和全部工作的中心，准备以此来带动整个现代化进程。作 为“党在新时期的总路线”的一部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从一开始就响 亮而明确地提出来。邓小平所设计的各个“战略目标”，包括国民生产总值“翻两 番”和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等等，都是经济发展方面的目标。在这种战 略选择之下，中国在经济改革方面投入了很大的力量，并促成了二十几年来的经济 成就。 　　在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之下，作出这样的选择，应该说是合理的，在一定意义 上也是必然的。 　　首先，经过长时间的社会动乱，中国在经济上几乎到达了破产的边缘，大部份 中国人生活在不得温饱的赤贫状态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贫困的问题是最紧迫 的问题，把发展经济作为改革的突破口，既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也是现实的迫切需 要。 　　与此相比，政治方面的改革则有着很大的困难。三十年的社会主义试验虽然没 有取得成功，但却留下了共产党一党专政和“左”的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现实 。长期的政治灌输和思想压制，使中国人在政治上处于极左思想深深的影响之中， 对于毛泽东时代政治体制的弊端以及改革这种政治体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当时的 人们还缺乏充份的认识，政治体制改革还不具备必要的思想基础。在这种情况下， 进行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既缺乏足够的动力，也难以迅速取得成效，难于作为现代 化改革的突破口。 　　促使中国选择东方式现代化道路的，除了发展经济的迫切需要和政治改革的困 难以外，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的政治和思想传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长 期的封建专制和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在政治上形成了极大的忍耐力，对政治 上的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这些东西并不十分敏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可以 在政治上对非民主、非自由体制的忍耐之下去争取经济上的发展，这正是东方式现 代化道路的特点。中国和许多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亚洲国家选择这样的现代化 道路，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在选择现代化道路这一问题上，“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对中国有着十分重要的 影响。也许是由于受到同样的东方传统的影响，也许是由于他们有着与中国相似的 情况，这些国家（地区）的现代化改革，也是从经济发展入手的，尽管他们也遇到 过不少困难，但都成功地摆脱了贫穷和落后，迅速地向现代化的目标迈进。这深深 地鼓舞着中国人选择同样的改革道路。 　　在东方式的现代化道路中，经济发展阶段是整个现代化改革中最关键的阶段。 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中国在经济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经济规模和总量上 已经相当可观，但是，在质量和人均水平上仍然十分落后，经济发展阶段看来还要 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经济发展仍是整个现代化改革的中心任务， 是压倒一切的奋斗目标。 　　然而，经济发展目标的中心地位，只是意味着这一时期各项工作都要围绕着这 一中心，为这一中心服务，而并不意味着这一时期的改革将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 不管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生产力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其中任何一方面的改革都会牵动其它的方面，都需要其它方面的改革相配合。因此 ，就在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即使我们暂时不考虑政治现代化方面的目标而仅仅是 为了发展经济这个中心任务，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也仍然的必不可少的。 　　围绕着经济发展这个中心目标，需要有很多方面的改革措施相互配合，相互推 进。这些措施，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生产力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与经济 体制改革相配合的）政治体制改革。 　　生产力改革是在技术层面上直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包括学习新技术、改进生 产方式、加大投资、引进新设备等等。这些措施对提高生产力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作 用，是显而易见的。生产力改革实际上也就是提高生产技术和劳动者素质的改革， 在这种意义上说，发展科技和教育事业，也是生产力改革的一部份，而且是生产力 改革中最重要、最有效的措施。正是基于这种重要性，邓小平才把科学技术的意义 提高到“第一生产力”的高度。也正是由于这种重要性，才有了当前的“科教兴国 ”战略。 　　但是，对于中国来说，生产力层次上的改革并不是最关键的，也不是最重要的 。如果仅仅局限在这个层次上进行改革，其成果将十分有限。在七十年代华国锋当 政的那几年里，就曾经试图通过这个层次上的改革来实现“四个现代化”。但是， 即使不被邓小平的复出所打断，那一次被称为“洋跃进”的改革努力显然也难以达 到预期的效果。 　　造成中国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生产技术的落后，而是在于僵化的经 济体制，在于这一套体制束缚了人们的主动性，窒息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 此，促进经济发展的最关键的措施，就在于改革这种经济体制，建立一种能够促使 人们努力劳动，发挥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充满活力的新体制。在这一点上，邓 小平是正确的，也是英明的。他选择了经济体制改革作为整个现代化改革的切入点 ，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改革的“中心环节”，一步一步地把改革引导到建立市场经 济体制这样的正确轨道上来。 　　在中国这种具体国情之下，经济体制改革将始终是整个经济发展阶段改革的重 点和中心环节，经济体制改革能否取得成功，市场经济体制能否全面建立，将是经 济发展这个中心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 　　然而，仅有生产力和经济体制这两个层次上的改革，也仍然是不够的。经济体 制和生产力是与政治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结成了一个互相牵制、互为因果 的链条。因此，任何一方面的改革，都需要其它方面的改革相配合，才可能取得成 功。 　　　在中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生产力这个因果链条显得尤其紧密。在这种 特殊的体制中，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束缚着人们积极性的僵 化的经济体制，实际上起源于同样僵化的政治体制；掌握着政治权力的干部集团同 时也紧紧控制着经济运作，直接干预着企业的运转。经济体制在这里实际上成了政 治体制的一种延伸，它既影响着生产力的发展，又受到政治体制的极大制约。改革 从经济体制这一点切入以后，必然会遇到来自旧政治体制的巨大阻力，当经济体制 改革向深层次推进的时候，这种阻力会越来越大，最终迫使经济体制改革停留在旧 体制的表面层次上，无法触及旧体制的核心部份。同时，腐败现象在政治体制和经 济体制之间的矛盾的背景下滋生蔓延开来，对经济发展以至整个现代化改革构成了 巨大的威胁。这时候，就需要对政治体制进行必要的改革和调整，以便为经济体制 的深层次改革清除障碍。 　　回顾二十几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人们普遍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就是这些改革 只涉及到旧体制的“外围地带”，而对于旧体制的核心部份，即国营企业制度的改 革，至今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的成果。在国营企业改革中所遇到的重重困难，很明 显地表现了旧政治体制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制约和阻碍。国企改革要取得成功，对各 级政府机关的职能和权限进行调整和规范，这时候便变得不可避免，也无法替代。 　　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生产力三个方面之间互相牵制、互相缠绕的密切关系， 使得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科技和教育的发展成为现代化改革中必不可少 的三个方面。即使是在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三个方面的改革也是缺一不可 的。如果把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比作一辆三轮车，那么，经济改革、政治改革 和科技进步，就是它的三个轮子：科学技术是前轮，转动起来可以带动整个车子前 进，而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是两个后轮，它们连在同一根轴上！经济发展 目标的实现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就依赖于这三个轮子的协调转动。 　　在二十几年来的改革中，我们把力量集中在了经济体制改革这个“右后轮”上 ，同时，由于发展经济的需要，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教兴国”的口 号之下，科学技术这个前轮也开始快速转动，但是，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左后轮” 却被人为地捆绑起来，未能与整个现代化进程协调转动。于是，这个无法转动的后 轮在路面上艰涩地摩擦、滑行。（在八六年和八九年还曾经摩擦出一阵火花！）随 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这个矛盾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突 出。而今，我们正迫切需要给这个轮子松绑，让它能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带动下也转 动起来，与其他轮子协调前进。 　　当然，这种经济发展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与俄国和东欧其他国家的政治改革 并不相同，与台湾、韩国进入政治改革时期后的民主化运动也不一样。我们当前所 需要的，是围绕着经济发展这一中心任务而进行的政治体制的调整，其目标直接地 定位在为经济体制的深层次改革清除障碍和根本解决腐败问题这两点上，而并不以 建立民主、自由的政治体制为目标。 　　这样的目标定位决定了在近期的政治体制改革中，需要遵循这样几个原则： 　　一　立足于为经济发展服务。 　　这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展开，以经济发 展的 需要为限度。 　　在这个原则之下，我们可以根据中国的社会现实，采取一些切合实际的改革措 施，来建立一种既能促使权力系统保持廉洁和效率，又能有效地把国家和人民的力 量组织起来投入到经济发展中的新体制，而暂时不必过多考虑这一体制是否充份贯 彻了民主、自由和人权原则，是否还留有一些专制政治色彩等等问题。在经济发展 阶段，政治上并不一定民主，甚至也不一定公平，但必须足以维持权力集团的廉洁 和效率，同时，在这一时期，人权标准也不一定很高，刑罚可能比较严酷，这些都 是难于很快改变的。政治上高度的民主、个人的自由和平等、充份的人权等等，这 些目标只能等经济充份发展以后，在现代化改革的下一阶段，即政治改革阶段中去 解决。 　　二　采取循序渐进而不是激烈的改革方式。 　　首先，政治体制的改革，涉及到当前的整个权力集团，而这个权力集团正管理 着整个国家，掌握着政治、经济大权，控制着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每一个环节， 如果这种改革过于激烈，就有可能引起大的社会震荡，并对经济发展产生不良的影 响，因此，对权力集团和权力运作制度的改革，对他们的权力行为的监督和约束， 都只能以循序渐进的方式一步一步稳妥地进行，以便把可能的震荡和影响减小到最 低限度。 　　其次，用一句常用的话来说，这样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件“前无古人的壮举” ，怎么样进行改革，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改革中会出现什么 问题，应采取什么对策，等等，这些都是无法预先得到答案的问题，都需要在具体 的改革过程中逐步思考，逐渐认识。因此，与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政治体制改革更 需要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这就需要掌握好改革的力度和速度，在积 极的态度之下，以稳妥的方式去争取实现目标。 　　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时期的政治改革是与经济改革配合进行的，是为经济改革 和经济发展服务的，而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是连续进行，不断深入的，它对政治改 革的要求也会随之不断深化。例如，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只是一个理论上的 概念的时候，在政治方面的要求是解决人们思想上的问题，促使人们放弃僵化的旧 观念，接受“市场经济”这种具有现代化意义的新观念，（于是，有了“换脑筋” 的呼吁）；当市场经济改革全面铺开的时候，就需要进一步调整政治体制，改变政 府的职能，减少行政体系对企业的直接干预，以便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向 市场体制的转轨；而当市场体制初步建立起来以后，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又会有更新 的要求，需要提高政府的效率，以便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等等。因此，这样的 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贯穿于整个经济发展时期，与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配合进行 ，逐步推进，而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快速完成。 　　三　以中下层权力为重点，慎重推行高层体制改革。 　　近期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权力集团的中下层，具体地说，就是放在 省级以下（不包括省级）的层次上。 　　这个层次的干部，与民众的关系最密切，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运作，都是在这 些中下级干部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他们的权力行为，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有着 最直接的影响。 　　实际上，当前的改革中所遇到的阻力，主要就来源于权力集团的这个层次。许 多改革措施在实行中因为被歪曲而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或者根本就无法贯彻执行（ 即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其原因就在于这个层次的干部；决策科学性 问题、政府机关的工作效率问题、地方保护主义问题、农民负担问题等等，这些对 经济发展有着严重影响的问题，主要都发生在这个层次上。同时，中下层干部的腐 化问题，是群众反映最强烈，最难以容忍的问题，也是当前社会矛盾最集中、最尖 锐的地方，因此，近期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把约束和规范中下层干部的权力行为作 为重点。 　　当然，省级和省级以上的干部，也存在着腐化问题，也需要加以约束和监督， 但是，这个层次的干部的腐化问题相对来说缓和一些，他们中不少人具有较高的政 治抱负，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他们的腐败问题。这个层次上的政治改革虽然是 必不可少的，但并不是近期政治改革的重点，应该十分慎重。而中下级干部则不同 ，他们数量庞大，关系复杂，是现行体制下难以约束的，因此，需要着重改革中下 层的权力运作制度，以新的机制来约束他们的行为。 　　四　正确认识近期政治体制改革的领导力量和推动力量。 　　关于近期政治体制改革的领导力量，我们寄希望于中共的领导人。这是因为： 　　首先，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迫切需要，任何一位开明的中共 领导人，如果想在未来的现代化改革中有所作为，如果想找到继续推进改革的新思 路，都会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一项主要任务。实际上，当前的许多中共领导人都具 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愿望，都有在未来领导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观条件。 　　其次，虽然邓后中共领导人的权力基础更为脆弱，但在中国这种具体的政治现 实之下，他们仍然具有领导政治体制改革的最起码的客观条件。在这种自上而下、 循序渐进的政治改革中，掌握权力是领导改革的先决条件，其它的社会力量如果要 领导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要先取得权力，而这样的过程将难免引起混乱，影 响到经济的发展。 　　近期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力量，则来自于最基层的民众。他们是权力集团的僵 化和腐化的直接受害者，对改革这种政治体制的必要性体会最深，要求也最迫切， 同时，也只有民众的力量，才能提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足够的动力。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象文革那样大规模发动群众参与政治改革。民众所能起到 的作用，只能是提供舆论支持和保持必要的政治压力，以使高层领导人有足够的力 量来推行政治改革，来领导建立约束和监督中下层干部权力行为的机制，而绝不能 再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夺取中下层干部的权力。 　　五　保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基于同样的原因，近期的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另一个原则，是保持共产党的领导 地位。 　　中共的地位问题，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最敏感，也是最困难的问题，这个问 题只能留到现代化改革的后期，即政治改革阶段中去解决。在近期的政治体制改革 中，不应该过多地涉及这个问题，而应以保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为原则。 　　首先，中共是一个严密而庞大的组织，由于历史的原因，它已经深入到中国社 会的各个方面，相对来说，它是当前中国社会最有效的组织力量，这种作用至少在 近期之内将是无法替代的，如果从根本上改变共产党的权力地位，将会引起大的社 会震荡。 　　第二，作为权力集团的基础，共产党是民众与权力集团之间的一个重要缓冲， 这对经济发展时期社会的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中共内部的机制也提供了推 行政治改革的一条有效的途径。 　　第三，虽然共产党的特权地位并不符合民主政治的原则，但是中共实际上集中 了中国几乎所有的优秀分子，仍具有一定意义上的代表性，而且，现在的中国共产 党，已经很少有意识形态色彩，也已经放弃了很多僵化的思想教条，因此，保留它 作为领导中国现代化改革的一种组织力量，仍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第四，当前中国的法制力量还相当薄弱，作为权力集团的基础，共产党内部的 组织纪律将是约束干部体系的一种重要力量。同时，这也有利于减少政治体制改革 所可能带来的震荡。 　　近期的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说是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服务的，但是，在 具体操作中，也有可能对经济发展产生（暂时的）负面影响。尽量避免或减小这种 影响，正是上述这些原则的目的。这些原则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要求在近期的政 治改革中，掌握好深度、广度和速度，以便减小阻力和震荡，顺利地实现预定的目 标。 　　当然，与经济体制改革一样，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课 题，也是一个无法预先给出答案的难题。我们无法回避的那条河，就横在我们前面 ，透过湍急的水流和飞转的旋涡，我们隐约可以看到河底的泥沙和石头，至于这些 石头是否稳固，是否可以垫脚，就不是我们站在河岸时所能完全知道的了。因此， 不管我们讨论好了哪些原则，确定好了哪些策略，最重要的，总是真正的实践和行 动。只有通过稳妥、细心的前提下积极大胆的实践，才可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真正答 案，才可能真正地实现目标。 　　第六章　　近期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与措施 　　　＊　改革的思路：从“党内民主”到“全民民主” 　　　＊　改革的重点：权力运作的程序化和制度化 　　　＊　整理体制结构，理顺党政关系 　　　＊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　营造内部制约机制：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基层分权制 　　　＊　扩大民意在政治运作中的作用，加强跨级政治联系 　　　＊　稳步开放基层选举，解决好界面问题 　　　＊　加强法制建设，营造外部监督机制 　　在总的现代化进程处于经济发展阶段这一大背景之下，近期阶段的政治体制改 革应该遵循前面讨论过的原则：立足于为经济发展服务，以保证经济改革的顺利推 进和保持权力集团的廉洁和效率为目标，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这个时期的政治 体制改革还无法根本解决共产党的特权地位这个复杂问题，只能暂时维持（或者说 容忍）共产党垄断权力这种政治现实。在这种前提下，应该首先把重点定位在共产 党内部（或者说整个权力集团内部），致力于在权力集团内部建立严格的权力运作 机制，建立按照党规国法运转的制度化、程序化的权力秩序，加强内部的监督和制 衡，建立有效的“党内民主”。另一方面，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逐渐将“党内民 主”扩展到“全民民主”，调动各种力量促使权力集团保持廉洁和效率，以此来解 决（至少是缓解）腐败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政治矛盾，并为下一步深入的政治改革 奠定基础。 　　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中进行政治改革，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 工作，从共产党（权力集团）的内部改革着手，有利于降低这种复杂性，减小由此 带来的社会震荡。共产党的权力地位的（严格的合法性）问题，则留待将来条件成 熟以后再解决。由近期政治改革首先实现的“党内民主”到远期的“全民民主”， 可以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两个“战略步骤”。由于政治改革首先在共产党内部进行 ，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仍然掌握权力，因此，这种改革应该比较容易起步，也不至 于引起太大的震动。共产党严密的组织结构正好提供了推行这种改革所需要的组织 手段。同时，由于共产党庞大的规模和特殊的地位，整个国家的权力都掌握在共产 党手中，党内的改革实际上也就是整个权力体系的改革，党内改革如果取得成功， 整个政治体制也就会有很大的改善，近期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也就有可能通过这 种有限的内部改革得到（全部或部份的）实现。 　　也就是说，可以把整个政治体制改革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在权力集 团内部（也即共产党内部）进行，民众的参与和监督只是作为促进这一改革的一种 手段，到了第二个阶段，再建立民众广泛参与的、按照民主原则运作的新体制。由 于共产党把中国社会绝大部份的精英分子都吸收进来，因此，我们也可以把第一个 阶段的改革看作是某种意义上的“精英民主”。规模庞大的共产党内部实际上也是 一个“小社会”，里面既有掌握权力的既得利益者，也有大量并未得到多少政治利 益的一般党员。由六千多万党员构成的这个“小社会”的规模，实际上比法国或者 英国的“大社会”都大，（这两个国家具有选民资格的人数都不超过六千万，）这 个“小社会”里的“民主改革”如果实现了，中国的“大社会”的民主化也就比较 容易实现。 　　当然，这种从“党内民主”到“全民民主”的思路也有不少问题需要讨论，例 如，这种“内部改革”的动力来自何方？如何保证这种改革的方向和进度？ 　　原则上说，改革的动力来自民众的压力和当前政治形势的迫切要求。但是，直 接推动和引导这些改革的力量，应该来自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这是前面讨论过的 一个原则。共产党的权力结构具有自上而下的特点，这种内部改革也应该是自上而 下进行的，领导和推动这些改革，是中共领导人不可推卸的历史重任。如果新一代 领导人不能担负起这项历史使命，不能审时度势、积极主动地推行这些改革，那么 历史就可能将超越他们、抛弃他们，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就可能以另外一种方 式推进。那时侯，那种（不管是共产党内部的还是全民的）自下而上的政治变革就 可能是一次激烈的权力革命而不只是一种温和的制度改革。 　　这种改革还需要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民众对共产党的特权地位的容忍。这种容 忍是有限度、有条件的，也是有时间性的。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时时对共产党施加 着压力，实行多党制和激进的民主化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共 产党本身未能迅速推行政治改革并取得成效，这种容忍就可能不再继续，那时侯， 这种由“党内民主”到“全民民主”的政治改革思路也将难以实现。 　　当然，就当前的情况来看，这些条件仍然有可能同时具备，也就是说，一方面 共产党的权力核心能够积极主动地领导和推动政治改革，另一方面，民众暂时还保 持着耐心和容忍，特别是各种激进的政治力量暂时还不足于主导政治改革，在这种 情况下，就有可能从权力集团内部改革开始，按照上述思路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 　　在这种思路下，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一些可能的改革措施和相关的操作性问题 。 　　近期最重要的改革措施，就是党内的制度建设。长期以来，中共内部形成了不 少权力规则，这些规则常常是不严格、不成文的，也常常是不固定的，随着形势的 变化而变化，也随着具体参与的人物的变化而变化。现在，应该把这些规则加以整 理，形成明确、严格的制度，并促使所有的人都严格遵守这些制度。 　　当然，这绝不仅仅是把未成文的规则写成文件的问题，而是对整个权力体系进 行重新设计和全面整顿的一个复杂的过程，将会涉及到很多人的政治利益，也会受 到很多阻力。在这个过程中，制度的设计和整理只是小小的一步，重要的是如何把 这些制度严格贯彻到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如何使权力行为变得程序化、规范化。 　　长期以来，由于内部的权力规则一直是很模糊的，可以因人、因时、因地而异 ，干部们也就可以得心应手地玩弄这些规则，使之对自己有利，如果把它们整理成 严格统一的制度，就必然对一部份人有利而对另一部份人不利，因此也就存在着如 何取舍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需要克服的困难。 　　第二个困难是如何保证这些规则得到严格的遵守。为了做到这一点，各种各样 的力量都应该加以利用，党内自上而下的压力、一般党员的监督、党内的舆论工具 等等，另外，应该适当地加强党内事务的公开性，适当发挥新闻媒介的作用，使一 般民众也能对此进行监督和促进。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长期以来，党内的一些权力规则常常是 与民主原则（包括中国的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原则）相违背的，甚至是“见不得人 ”的。这种情况当然应该改变，但是，在开始的阶段，我们对这一点暂时不应过于 苛求。在整理这些制度的过程中，应该尽量考虑到民主原则的精神，但也不必过份 拘泥于这些原则。对于那些确实有现实的必要而又难于很快改变的政治运作规则， 即使不十分符合民主原则，也应该明确整理出来，使之成为明确、公正的制度，并 接受监督。 　　共产党垄断权力这一点从根本上就不符合民主政治的原则，因此党内的权力制 度总会存在与民主精神相违背的情况。我们的首要目标，是实现权力运作的程序化 和制度化，如果能把这些原来模糊的、不成文并且可以随意改变的幕后规则变成严 格、明确、所有的人都应当遵守的权力运作规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进步。只有实 现了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对这些规则作进一步的改进，使之更符合民主原则。 　　具体地说，权力集团内部制度改革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全面整理体制结构，改 进和加强党的领导，理顺党政关系。 　　在现行政治体制中，长期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党的机构与国家权力机关的重 叠问题。共产党建立了一套与国家的权力机关基本上平行的机构，党的各级机构与 相应的国家机关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重叠现象。例如，各级党委与政府之间，党的 代表大会与人民代表大会之间，党的纪检部门与国家的司法系统之间等等，常常有 着相互重叠的职权范围。行政事务本应是各级政府的职权范围，但事实上却更多地 由各级党委在主导；对于干部的腐败案件，党的纪检机关和国家的法律机关都在管 ，而实际情况常常就是纪委先调查一番，再由检察院和法院审理一遍，（这些干部 在被逮捕之前，还得先开除党籍。）这样，这些职权相互重叠的机关之间的关系， 变得十分复杂。 　　这种现象显然很不利于建立制度化、程序化的权力运作规则，也不利于明确责 任、加强监督。在近期的体制改革中，首先需要对这种体制结构做深入的调整，改 进党的领导方式，全面理顺党政关系。 　　党政关系其实就是中国政治体制中的核心问题，这里所谓的“理顺”并不是企 图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而是在当前的政治现实之下，改革党的领导方式，调整党与 国家的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把党的领导地位加以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使权 力运作有章可循。 　　在这个问题上，以前也作过一些尝试。八十年代就曾经有过“党政分离、政企 分开”的口号，当然，由于种种的原因，“党政分离”的改革进行得并不顺利，八 九年以后，这种改革中断了，“加强党的领导”又成为主要的口号。 　　事实上，“理顺”党政关系并不是简单地意味着“党政分离”，更不是限制党 的权力，让共产党“把军队还给国家，把权力还给人民”。在当前的政治现实之下 ，我们所需要的，似乎反而是以某种方式把党政两套系统“合并”起来，整合成一 套分工明确、职责分明的体制结构，在这种“党政合一”的体制中，共产党仍然应 该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这种思路下，整合后的体制结构主要有这样几个特点： 　　首先，党的领导应该重点体现在“政治领导”上，体现在制定改革和发展的大 政方针，协调社会各个阶层的关系，在政治上加强国家的凝聚力，保证改革和发展 的正确方向等等方面。在这一点上，党组织应该具有某种“精英论坛”的性质，通 过充份的党内民主来讨论和制定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针，并通过党的组织机制和党 的影响力来促使这些方针得以贯彻。 　　其次，改进党的“组织领导”。在地方一级，党委不再参与具体的行政事务， 而把力量集中在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上，例如，掌握社会发展和改革的动态，制定大 政方针，监督和协调行政、立法、司法等各个机关的工作，调解它们之间可能产生 的矛盾。同时，赋予党委决定或者建议这些机关的干部人选的权力，或者说，保持 党对这些机关的人事安排的影响力，由此实现党的“组织领导”。 　　在现在的体制中，共产党对国家权力机关的“组织领导”常常是一种不公开的 、非程序化、非制度化的“后台作业”，这种情况应该改变。例如，可以明确规定 共产党拥有向各级机关推荐干部的权力，然后，依照严格的制度和程序，在充份的 （党内）民主的基础上去推荐各级机关的重要干部。在具体操作上，可以规定由党 代会向人大推荐行政机关负责人的人选，由人大批准任命。当然，人大应该拥有最 后的决定权，如果对所推荐的人选不满意，可以要求党委重新推荐，或者在某种情 况下自行推举人选。 　　在当前的体制中，行政部门并没有得到充份的权力来管理政务，而各级党委对 行政事务的干预由显得有些“名不正、言不顺”，这种状态也应该改变。至少在省 及省级以下，应该赋予行政机关足够的权力，统一管理行政事务，党委则仅限于管 理党务。同时，如果必要的话，也可以让各级党委的“一把手”兼任行政部门的首 脑，让党的官员以国家官员的身份行使权力。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做法更接近于西方国家里由执政党的领导人担任国家领导 人的做法，只不过西方政党的执政地位是在选举中赢得的，而中共的“专政”地位 是不经过选举的。 　　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权力应该主要掌握在党代会而不是在党委手中，党委书记 兼任行政部门的一把手以后，他既要接受党代会的监督，也要接受人大的监督。这 里，党代会和人大在某种意义上扮演着议会“两院”的角色，党代会有点类似于“ 上议院”，而人大则是“下议院”。以六千多万党员为基础的党代会，如果能够按 照严格的民主机制运作，行使这样的权力是可以接受的，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也就 由此得以体现。 　　在这些改革的同时，应该加强国家法律的权威性，把党也严格置于国家的法律 的约束之下。党领导着国家的立法机关，党（作为一个组织）的意志可以通过立法 机关制定成为法律，但党（的成员，特别是党的干部）自身也应该遵守这些法律。 党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对法律的制定和修改提出建议，但党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否则，政治运作的制度化、程序化根本无从谈起。对于党员和党的干部的违法行为 ，党的纪检部门不要干预国家的法律机关的调查和审理，由法律机关认定有罪以后 ，再建议纪检部门开除党籍，而不是开除党籍后，再允许法律机关逮捕。 　　另外，党对武装部队的“绝对领导”在近期阶段的政治改革中应该可以继续保 持，至少，对军队的领导体制的改革应该在最后进行。军队的领导体制的问题，并 不是当前的紧要问题，也不是近期的体制改革中所需要解决（和能够解决）的问题 。 　　当然，无论怎么说，让未经选举的共产党掌握这样的权力总是缺乏合法性，也 总是很难符合民主政治的原则。但这是一个难以很快改变的政治现实，在我们能够 根本改变这种不合理做法之前，首先应使其明确化、程序化，这相对于现在的幕后 “黑箱作业”总是一个进步。在近期的政治现实之下，如果我们只能在一种事实上 的“党天下”和一套制度化、程序化的“党国”体制之间进行选择，我们显然应该 选择后者。这种制度化、程序化但不甚民主的体制改革，对破解权力关系网，对提 高效率、制止腐败这些目标有着重要的意义。 　　权力集团内部制度改革的第二个方面，是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严格的选举 和任免制度。 　　当前，共产党的干部有的是经过选举产生的，也有自上而下任命的，但不管如 何，选举和任命都应该有严格的、实质性的程序和制度，该选举产生的，要进行真 正公平的选举，不要使选举继续成为一种没有意义的形式手续。如果觉得某些干部 不宜通过这种选举产生，就理直气壮地明确规定由上级任命，或者经上级推荐后由 党代会、人大或相应的机关批准任命。不要再把已经内定好了的人选交由党代会或 人大“等额选举”一番，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既没有必要，也不利于党内的民主气 氛。 　　同样地，任命的过程也要程序化、制度化，哪些干部该由哪个机关任命，权限 要明确，并且，对于该由集体讨论决定的任命，一定要确实由集体决定，要有严格 的（比如投票表决）手续，不要由某个人说了算。而对于那些可以由某个人决定的 任命，应该明确地把任命权赋予这些人并由他们承担责任。 　　实际上，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干部人事制度问题，更重要地是涉及到各个干部的 政治责任问题，或者说在政治上对谁负责的问题。只有当选举和任命制度明确以后 ，这种责任才能明确，对这些干部的监督、管理、评价、奖惩、升迁或贬免等等一 系列的制度才可能严格建立起来。 　　在政治责任的问题上，有一种做法很值得讨论，那就是所谓的“集体领导”原 则。一般来说，在没有明确的选举和任命制度，或者说没有明确的授权机制的情况 下，权力只能进行非程序化、非制度化的分享，而不宜（也不易）由某一个人独立 掌握，集体领导的原则是与这种情况相适应的。同时，在没有其他的监督和制约机 制的情况下，集体领导在某种程度上也起到了相互制衡的作用。但是，这种做法也 存在很多弊端。集体领导使得政治责任变得模糊起来，集体作出的决定原则上应该 由集体负责，但集体负责有时候意味着人人都有责任，有时候又意味着人人都不负 责任。这种情况使得各个干部的责任意识不够强烈，也不利于对他们的进行监督和 评价。另一方面，在这种集体领导之下，有能力、有抱负的人可能由于互相牵扯和 制肘而无法充份施展，平庸无能的干部又可能由此而得以滥竽充数。 　　随着选举和任命制度的逐渐明确，这种制度也应该逐渐改变，应该明确赋予各 个干部（特别是各个部门的“一把手”）以必要的权力和相应的责任，同时也加强 对他们的的监督。 　　总之，选举和任命制度的改革需要与程序化、制度化的监督和制约机制相配套 ，需要加强纪检制度，建立干部的考评和奖惩制度，规范退休退职制度，打破权力 终身制等等。这些方面的改革必须全面设计、配套进行，力求从根本上改变权力运 作的模糊化和非程序性的特点。 　　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八十年代末开始的公务员制度改革是一个良好的开 端，至少在指导思想上，是朝正确方向迈出了一步，但必须加大力度，并且把这些 思想真正地加以贯彻。 　　党内民主化、制度化改革，一方面有利于选拔优秀人才，有利于对干部的权力 行为进行监督，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加强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合法 性和合理性。如果党作为一个组织对各个方面的优秀分子是充份开放的，在党内又 有一定的民主机制和明确的规则，使得有抱负有能力的人能够通过公平竞争来获得 权力（并承当责任），那么共产党权力地位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就不再显得那么脆弱 。对政治体制改革本身，这是十分重要的。 　　权力集团内部制度改革的另一个措施，是建立中央领导下的基层分权制，以营 造内部的权力制约机制。 　　关于分权制的争论，已经进行了很久。权力分立和制衡制度，确有很多优点， 但也有一些缺点，尤其是在中国这种具体情况下，分权制所引起的权力分散确实有 可能带来很多问题。 　　实行分权制需要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存在着一种高于各种权力的最高裁决力 量，以便在必要的时候对分立的权力之间不能解决的矛盾进行最后裁决。在西方民 主国家里，这种裁决力量就是选民。当相互独立的权力机关之间出现无法解决的矛 盾时，就可以诉诸选民，以全民公决的方式来解决。但是，这个条件在中国是不具 备的。在当今的中国，虽然名义上“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人民并没有一种有效 的途径来行使最后的裁决权。在这种情况下，被邓小平描述为“三足鼎立”的分权 制，如果在国家的最高权力层次上推行，确实有很大的风险。 　　但是，对于中下级权力来说，就是另外一种情况。由于存在着上级权力机关作 为仲裁者，特别地，由于有了共产党这个强大组织的“政治领导”，中下级机关是 完全可以实行分权制的。也就是说，可以通过严格的制度，使得中下级的行政、立 法、司法各机关互相独立，互相制约，同时，各个机关又都在党的领导之下，由（ 同级或上级）党组织来协调和裁决，而在中央一级，则仍然保持党中央统一领导的 格局。这就是这里所说的“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基层分权制”。 　　具体地说，这是一种这样的体制：在最高权力层次上，仍基本保持现有的统一 领导格局，共产党中央拥有最高权力，领导立法、行政、司法等各个部门，而在省 、市级以及更低的层次上，则实行权力分立制度，赋予立法（地方人民代表大会） 、行政（地方人民政府）、司法（地方人民法院）和检察（地方人民检察院）等机 关以更大的独立性，（实际上，其他的一些部门，如经济统计、新闻出版、民意调 查等等，也应该独立。）分立的各个权力机关各自独立地向其上级（或下级）负责 ，同级的各机关之间则可以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各级党委则在这些分立的机关之 间起协调、组织作用。 　　实际上，这种体制就是希望把原来“块块分割”的地方权力重新组织成“条条 分立”的纵向结构，以改善体制结构，加强权力集团内部的制约机制，同时，党中 央通过掌握各“条条”的最高一级而实现对整个国家的领导。 　　这样的体制结构，有着明显的优点。首先，同级的权力机关没有上下级之间的 那种依赖关系，他们之间的相互监督会更加有效，同级的各机关对本地的地方事务 都更加了解，更便于相互监督。其次，中下层干部膨胀的权力可以因此得到有效的 制约，使得上层的决策和意图能够顺利地贯彻实施。最后，党的中下级机关从具体 政务中解脱出来，可以更好地掌握大政方针，更好地推进改革，更好地担当领导国 家和社会的角色。 　　从民主政治的原则来看，这种基层分权制显然还是有欠缺的。但对于中国近期 的政治改革来说，这可能是一种十分适当的措施。它既实现了分权制下相互制约的 目的，又解决了缺乏最高裁决机制的问题。当前，腐败问题、缺乏制约的问题主要 发生在中下层，而这一措施恰好就针对着中下层的权力结构，因此，它对于解决腐 败问题可能会有良好的效果。 　　在着力进行权力集团内部改革的同时，也应该进行必要的外部改革，一方面加 强共产党的权力基础，使之有足够的力量来进行内部改革，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民 众的力量来推动整个政治改革进程。 　　在当前的政治体制下，上下级干部之间有着强烈的相互依赖关系，这种关系使 他们构成了一个层层传递的权力链条。每一级干部作为这一链条中的一个环节，都 与其直接上级和直接下级有着密切的关系：依靠上级的提拔获得权力，依靠上级的 信任和下级的支持来巩固权力。而跨级的政治联系，则十分缺乏，特别的高层权力 与基层民众之间的政治联系，更加缺乏。一方面，民众的愿望难以直接影响高层的 改革决策，另一方面，权力中央的决策和措施，总是需要经过中间阶层的过滤，才 能到达一般民众。 　　这样的体制结构，有很多缺点。 　　首先，权力核心缺乏权威。由于无法“诉诸选民”，无法通过直接与一般民众 的联系取得支持，中央的权力基础事实上只是建立在中下级干部的支持之上，从而 也就难于有效地管制中下级干部，缺乏自上而下进行管制的力量基础。 　　其次，中层干部的力量过份膨胀。各种改革措施在执行种常常走样或者被歪曲 ，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其原因就在于中层干部身上。这些干部一旦腐败，就常常可 以一手遮天，欺压百姓，许多问题也就随着而来。 　　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措施，当然就是建立广泛的民主选举制度，然而，在近期 的体制改革中要全面实现这一目标是不现实的。不过，我们仍然可以采取一些有限 的措施来改善这种情况。 　　第一个措施，就是建立适当的民意表达渠道，使民众的意见对各个环节的权力 运作都能产生影响，从而建立跨级的政治联系。 　　在西方民主国家里，民意是权力最后的根据和依归。上至总统、总理、国会议 员，下至省（州）、市地方政府和议会议员，都由选民选出，直接向选民负责，民 众的意愿普遍地影响着政治运作的每一个环节。 　　在中国，由于缺乏广泛的选举制度和严格的民意表决制度，民意在政治运作中 没有发挥普遍有效的作用，而民意的作用，对打破权力集团中上下级之间的相互依 赖关系、改善体制结构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扩大民意在政治运作中的作用，是 近期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的措施。 　　在近期的体制改革中，我们不可能很快建立普遍而严格的选举和表决制度，但 是，有一种不太严格而又行之有效的民意表达方式，那就是民意调查（或民意测验 ），在当前的政治现实之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为此，可以建立独立于行政和 立法、司法机关的网络化的民意调查系统，定期或不定期地针对各种问题进行民意 调查，把调查结果在适当的新闻媒体或以其他的方式公布出来，并提供给各级机关 作为重大决策的参考和评判各项改革措施的依据，也作为评价干部的政绩和决定干 部职务升贬的参考因素。这种做法要加以制度化、法律化，贯彻在正常的政治运作 之中。 　　民意调查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把它作为政治决策的依据，加强了政治 运作的公正性，在一定意义上也加强了权力集团的合法性，同时，这种形式又具有 相当的灵活性，特别适合于中国当前的政治现实。 　　在当前的政治关系链条中，一个环节连着一个环节，而处在链条的两端的，是 民众和权力中央。这两者之间的政治联系，是十分缺乏的。民意调查加强了各级权 力机关同民众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建立跨级的政治联系，特别是权力中央与一般民 众之间的政治沟通，从而使政治关系链条的首尾连接起来，改善体制结构。 　　改善体制结构的另一个措施，是在适当的时候稳步开放基层选举，把乡、镇到 县一级的（行政）干部交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 　　之所以只限到县及县以下的干部进行直接选举，是因为在一个县（或区、县级 市等）的范围内进行直接选举具有较大的可操作性，在近期的社会现实中，一般民 众对县及县以下的干部相对比较了解，从而为直接选举提供了可能。另外，县、乡 镇、村这些干部与民众关系比较密切，对他们进行直接选举，民众具有较高的积极 性。同时，基层干部也是当前政治体制中矛盾最集中的地方，基层干部实际上已经 成为各种改革措施的最大的障碍，直接选举基层干部将有利于缓解这种矛盾。 　　但是，在基层干部的直选中，也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解决，例如，家族势力、 姓氏宗族观念对乡、村一级的选举可能有严重的影响，应该充份注意；对于直接选 举的干部，也应该有严格的监督和制约机制，要确实防止一些缺乏必要的才能和道 德品格甚至违法乱纪的人借助选举而掌握权力，独霸一方；另外，在直选的干部和 非直选的干部之间，存在着一个可能产生矛盾的界面，必须用法律严格规范他们之 间的关系。 　　与民意调查和基层选举相配套的，是新闻制度的适当改革。在反馈民众意见、 监督权力集团等等方面，新闻媒体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政治改革中，对新 闻制度的适当改革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当然，同其他方面的改革一样，这 种改革也要慎重稳妥地进行。 　　广义地说，近期政治改革的中心，其实就是法制建设。上面所讨论的这些措施 的目的就是确立严格的权力运作制度，这是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作为法制 建设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司法制度的改革，是适用于整个社会（而不仅仅是针对 权力集团内部）的法律体系的改革，包括加强立法、强化法律的普遍性、权威性和 公平性等等，这是近期政治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原则上说，法制建设是其他方面政治改革的一个基本前提，在中国，即使是共 产党（在缺乏民主的情况下）所制定的宪法中，也规定了公民的很多基本政治权利 ，但这些规定实际上都没有得到落实，因为宪法和法律都缺乏权威性。民主政治要 求社会的每个成员都按照公平严格的规则来参与政治运作，这种规则常常就以法律 的形式来体现，如果法律不具备足够的权威，特别地不被掌权者所遵守，那么民主 化改革便难以推行，其它的政治改革措施也将失去依托。 　　当然，这里的“法制”应该是指现代化的法律制度和法治观念。在中国人传统 的观念中，法律似乎就等同于统治者约束和惩治人民的规则，这种观念应该改变。 当前的法制建设的重点，恰恰就在于促使掌权者遵守法律。 　　在中国，长期存在着“法大还是党大”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看 。一方面，在当前的体制下，从立法机关到司法机关，都处在党的领导之下，在这 种情况下，党的集体意志可以通过立法机关制定成为法律。在这一点上，党作为一 个整体握有主导立法的权力，因而可以说党比法大。另一方面，每一个党员，特别 是每一个党的干部，都必须遵守法律，任何人都不应该有例外。在这种意义上说， 法比党大！其实，这并不是“党”与“法”的关系问题，而是政治规则的制度化的 问题，是个别人（即个别领导干部）的个人意志与（党作为一个整体的）集体意志 的关系的问题。尽管“法”也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制定的，但至少是成文的、严格 的、稳定的，是“拿得出台面”的。在近期阶段，我们可以先不追究所有的法律是 否都真正体现了大多数人的意志，也不去苛求立法过程的民主性，但一定要还给法 律以必要的权威地位，应该使每一个掌权者（作为个人）都严格遵守（作为集体意 志的体现的）法律，这样，政治运作的制度化、程序化才有可靠的保证。 　　近期政治体制改革中可以采取的措施还有很多很多，这里所讨论的，只是一些 简单的设想。这些设想，需要在具体的操作实践中，才可能得到更深的认识，得到 不断的补充和完善。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上面讨论的思路和措施，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才是适当的 和有利的，具体地说，是在中共主动推行改革，并且各种条件允许这种改革以自上 而下、渐进温和的方式进行的时候，这些措施才可能取得效果。在另外一种形势和 条件下，中国的政治改革完全有可能以另外一种（一般来说是更激烈的）方式进行 ，那时候，这样的思路和措施就可能完全不适应了。 　　当然，从中国的政治现实出发，从整个现代化改革的目标和利益考虑，从世界 其他国家政治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来考虑，这种政治改革方式可能是最适合于中国的 具体情况的方式，也是最有利于整个现代化改革的一种思路，而要将这种思路变为 现实，就有赖于每一个中国人的为之奋斗了。 （未完待续） 作者保留版权　ｅ－ｍａｉｌ：ｔｙｉｈｏｎｇ＠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 　　本期　责任编辑：远　东　　　　　　　　　　　　主　编：墨　雨 　　　　　校　　对：狂　风　　　　　　　　　　　　副主编：陆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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