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枫　　华　　园　　　　　　　≤×≥　　　※ ※　　≤＼‖／≥　　　二零零二年九月十日出版　　　　≤＼‖／≥　　※ ※　≤≤＼‖／≥≥　　　　　　　　　　　　　　　　≤≤＼‖／≥≥　※ ※　　　　‖　　　　　　　　　　　　　　　　　　　　　　‖　　　　※ ※　　　　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日创刊　　特刊　　总第三十四期　　　　※ ※　　　　　　《枫华园》杂志社主办　　《枫华园》编辑部主编　　　　※ ※　　　　　　　　　　　　　　　　　　　　　　　　　　　　　　　　※ ※※※※※※※※※※※※※※※※※※※※※※※※※※※※※※※※※※ ～～～～～～～～～～～～～～～～～～～～～～～～～～～～～～～～～～ 　　　　　　本　期　目　录（ＦＨＹＴＫ３４Ｃ） ～～～～～～～～～～～～～～～～～～～～～～～～～～～～～～～～～～ 【枫华论坛】　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之路　（七至九章）　　　　　　　唐逸鸿 ※※※※※※※※※※※※※※※※※※※※※※※※※※※※※※※※※※ 【枫华论坛】 　　　　　　　　　　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之路 　　　　　　　　　　　　－唐逸鸿－ 　　　　　第七章　　东方传统、压制社会与政治现代化 　　＊　政治现代化的目标、道路与“中国特色” 　　＊　社会中的压力、张力及其平衡 　　＊　自由社会、专制社会和压制社会 　　＊　压制社会模式与现代化改革 　　＊　压制社会的演变轨迹 　　＊　压制社会模式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原则上说，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最终目标，与世界上其它国家一样，都是希望建 立民主、自由和法制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充份平等，每个人都享有 充份的自由和民主权利，都受到法律公平的保护，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潜能，实现 自己的生命价值。但是，作为一个具有深远封建传统而又经历了三十年失败的社会 主义实验的东方大国，中国有着明显的独特之处，有着其他现代化改革中的国家所 没有的很多特点，这就是我们的政治现代化改革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也许，很多事 情我们都需要从头做起，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在一夜之间抛开所有这些传统包袱 ，在废墟上去重建新的体制。深厚而独特的传统，决定了我们需要寻找一条与之相 适应的独特的政治现代化道路。 　　也就是说，政治现代化的目标本身并没有什么“中国特色”，但是，实现这些 目标的道路，将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我们的政治传统和现实国情的影响，将不可避免 地具有独特的“中国特色”。 　　对于我们的政治现代化改革来说，有两个传统包袱是无法推卸的。一个是共产 党一党专政的政治现实，另一个是长期的封建政治传统。在这两者之中，前者的影 响是现实、直接的，后者的影响则是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具有更广泛、更深刻的 。 　　我们所要实现的主要目标，是民主、自由和法制（以至于平等、人权）等等， 但是，这些恰恰正是我们的传统社会里所缺少的。作为封建政治的思想基础的儒家 思想，并不包含（或者说不强调）这些内容。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形成了一套完 整而严格的纲常规矩和伦理道德，但这里面却没有多少民主、自由和法制的成份。 在这一点上说，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任务是艰巨的，几乎一切都必须从头做起。 　　在民主、自由和法制这三个主要方面中，法制建设应该放在最优先的位置上。 这里所说的法制建设，包括各种法律和制度的确立和贯彻，也包括前面讨论过的权 力运作的制度化、程序化改革。原则上说，法制是民主和自由的一个基本保证，而 从可操作性方面考虑，法制建设是最容易起步并最容易首先取得成效的突破口，因 此，法制建设应该作为近期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整个政治现代化过程中 首先推行并首先取得成效。 　　而对于民主、自由这两个较远期的目标之间的关系，我们则需要认真讨论。作 为现代西方社会的两个重要特点，民主和自由常常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在我们 的具体国情之下，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这两个方面并不一定会同步发展，也不一 定需要同步发展。因而，对这两个方面我们应该分开讨论，分别对待。事实上，民 主和自由这两个目标在整个政治现代化改革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是不一样，而 我们的封建传统对政治改革的影响，我们政治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就将具 体地体现在这一点上。 　　在那些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方国家里，在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台湾以 至韩国、日本等国家（地区）的政治改革中，人们也曾经或正在面临着类似的问题 ，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探索和选择，在具体改革中的经验和教训，为我们提供了极 其重要的启示。 　　为了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对中国的政治传统作一些分析，需要对 东方社会的特点以及这种特点与自由、民主的目标之间的关系有一个较全面的讨论 。 　　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社会里，总会有一套规范、调整社会成员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关系的制度。人类创设和维持这些制度的目的，在于规范和约束社会的各个成员的 行为，保证各成员一定的权利，同时又规定了他们一定的义务，从而使社会保持相 对的和谐和稳定。 　　在任何一个社会，各个社会成员的利益之间（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既 有共同的部份，也总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既有经济上的，也有政治上的，而建立 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目的，也就在于调整这种矛盾，使之保持必要的平衡。 　　一个社会里的各个成员，或者各个阶层，总是尽力争取自身（经济上或政治上 的）最大利益，尽量地扩大自己所占有的份额，这就形成了一种社会张力。在这种 张力的驱动下，社会的各个成员的利益之间有着互相挤压、互相摩擦的趋势，因此 ，就需要一套制度来规范他们的利益关系。这种制度通常表现为强制性的，以法律 或道德的形式出现，并依靠国家暴力或其他力量来维持。它对社会成员形成一种压 力，迫使各个社会成员约束自己的行为和利益要求，以便与其它社会成员达成妥协 ，维持一定的利益分割格局。当这种压力大于各个成员（或各个社会阶层）由于利 益矛盾而形成的张力的时候，社会就能保持稳定。这时候，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处于 相对稳定（但不一定平等）的利益地位上。反之，如果有某些成员或某个阶层没有 处在适当的位置上，他们就将进行反抗，从而加大社会张力。当这种张力超过了现 行体制所能提供的最大压力的时候，整个社会体制就要发生变革，或者是和平的利 益调整，或者是激烈的暴力革命和秩序重建，直至形成新的利益分割关系和张力－ 压力平衡。 　　在人类历史的不同时期，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有着很大的差异。简单地说 ，在远古的原始时代，人们处在基本平等的关系之中。由于收获或捕获的食物刚够 全体成员维持生存，因此只能实行平均分配。同时，由于几乎所有的人都需要从事 同样的活动（例如狩猎或种植），社会分工极不发达，因此，群体的行为也由群体 的成员共同决定。这样，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各个成员都是相对平等的。后来，出现 了奴隶制的人身依附关系和封建体制下的权力垄断和世袭制度，这时候，社会成员 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很不平等的。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利益关系，特别是政治 利益关系，又趋于相对的平等。 　　但是，即使在那些很不平等的社会里，社会压力和张力也仍然有可能达到平衡 。换句话说，平等并不是平衡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份条件），但是，平等却与张 力和压力的强度有着一定的关系。一般来说，在较平等的社会里，张力和压力可以 在较低的强度上保持平衡，而在不平等社会里，巨大的张力和同样巨大的压力仍然 可能达到平衡，尽管这时候的平衡可能不太稳定。 　　例如，在奴隶制社会中，奴隶阶级固然有很大的反抗力量，但强有力的国家暴 力和残酷的刑律也具有足够的压力来压制这种反抗，从而实现社会平衡。在中国的 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强大的道义力量，有效地压制着由于政治上的不平 等而产生的社会张力，加上对反叛者的无情剿杀，维持着长期的张力－压力平衡。 　　也就是说，社会关系越不平等，反抗这种制度的张力就越大，维持这种社会关 系所需的压制力量也就越大，这就意味着国家暴力（相对于当时个人的反抗力量来 说）越强大，刑罚也就更加残酷。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总的趋 势是社会关系变得越来越平等，而伴随着这个过程的，是刑罚不断趋于宽松，社会 张力和压力不断减弱，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必然结果。（当然，这种大趋 势只是在社会处于稳定状态的时候才成立，当社会处于不稳定状态时，社会平等与 社会张力之间会有很复杂的关系。） 　　从张力－压力平衡的角度，我们可以分析社会发展史的很多问题，例如，通过 细致考察张力－压力的强度变化和互动关系、张力－压力相互平衡的条件、平衡的 稳定程度、引起平衡失稳的可能因素以及从一种平衡状态到另一种平衡状态的社会 动力学过程，我们可以对人类历史上的社会形态、社会形态的变迁以及其它很多历 史事件进行深入的分析，并可能由此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果。 　　不过，在这里，我们的主要兴趣是从张力－压力平衡的角度来分析东方社会与 西方社会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对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在社会的张力－压力方面，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表现出明显的不同。这种不同 ，正是这两种社会的最根本的差别，也是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在政治体制上的差异 的最根本的原因。 　　在西方社会里，社会压力较小并且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严格细致的经济法律 ，对私人财产和个人的经济利益进行了有效的保护，同时，也对社会成员的经济行 为进行必要的规范，从而形成了严格的经济秩序和经济制度；在政治上，西方社会 对个人的压力是相当宽松的，个人享有广泛的政治权利，享有高度的思想和行动自 由，在不妨害他人的前提下，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价值标准来行动。 　　在东方社会，情况则很不一样。（在这里，我们姑且限于讨论亚洲东部受儒家 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而不讨论西亚和埃及这些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东方国家， 也不涉及印度等南亚国家，尽管下面有些讨论对这些国家也是适用的。）在这些东 方国家里，个人受到很大的社会压力，这种压力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有，但在政治 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东方社会里，个人的社会意识、政治行为、思想言论、伦 理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等等都受到巨大的压力，受到了强有力的规范。来自国家机 器、统治集团、新闻媒体、社会舆论，以至宗族、家庭、政党、团体、工作单位等 等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压力，促使人们按照一种统一的模式来生活和思考，促使人 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与社会趋同，与群体保持一致。 　　这种差别实际上就是东西方社会最根本的差别。西方社会广泛的个人自由与东 方社会对个人在思想上、行为上的重重约束之间的鲜明对比，实际上就根源于社会 压力的这种差别。这种差别还进一步造成东西方社会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 不同状况，并将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 　　在东方社会的这种压力之下，个人的自由受到了严重的压制。在东方社会，个 体的力量被认为是渺小的，而群体的力量则非常强大，强大的原因在于群体中的个 体在强有力的压制之下思想和行动高度一致。这就是东方社会的最显著的特点：缺 乏个人自由。 　　东方社会的另一个特点，是缺乏政治民主。但相对来说，这个特点并不是根本 的，也不是东方社会必然具有的特点。在东方社会里，个体在强大的压力下被组织 成思想和行为高度一致的群体，而群体行为的决策，则可能由少数人作出，也可能 由多数人决定。在一些已经进行了民主化改革的东方国家或地区，例如新加坡和台 湾，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已经被广泛接受，但缺乏个人自由这个根本特点则仍然根 深蒂固地存在着，这正是这些国家（地区）仍然具有明显的东方特色的原因。 　　也就是说，东方传统首先并不与民主原则相矛盾，但却与自由精神相抵触。东 方社会特殊的群体结构，从根本上说，并不排斥民主，但却反对自由。东方社会与 西方社会最大的差别，并不在于是否有高度的政治民主，而在于是否有广泛的个人 自由！ 　　当然，民主和自由是紧密连系在一起的，没有广泛的自由，就不可能有完善的 民主，没有充份的民主，自由也就失去它的价值。但是，当我们需要细致考察一个 社会的特点的时候，这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分开讨论的，并且，这两者也并不 总是同步发展，在某些特殊的条件下，在社会发展的某些过渡时期，民主和自由可 能具有很不相同的发展程度。 　　从是否民主的角度考虑，我们可以把社会分为民主社会和专制社会两大类；从 个人是否享有充份自由的角度，或者说从个人所受到的社会压力的强度来考虑，我 们又可以把社会分为低压力社会和高压力社会，或者叫做自由社会和束缚社会两类 。一般地，东方社会常常属于束缚社会，而西方社会则多数是自由社会。 　　显然，这两种分类如果排列起来，就会有四种可能的组合：民主的自由社会、 专制的自由社会、民主的束缚社会和专制的束缚社会。 　　封建时代的中国和中世纪的欧洲，处于专制的束缚社会状态。在这种情况下， 权力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并且，个人的行为受到了严格的控制。现代的西方国家 ，则是一种自由的民主社会。在这些国家里，权力最终掌握在全体选民手中，社会 按照大多数选民的意志来运作（至少原则上是如此），与此同时，个人的行为没有 受到太多的限制，具有广泛的自由。上述两种社会状态，是具有普遍性的状态，也 是曾经长期稳定存在的社会形态。 　　相比之下，另外两种组合则具有临时性和过渡性的特点，只存在于某种特殊的 历史条件下。例如，非洲的一些落后的王国，可以看作是自由的专制社会的例子。 在这些国家中，实际上没有强有力的政府，也没有足够强大的宗教或者道德力量去 束缚社会成员的个人行为，因此，他们享有较大的个人自由，但同时，这些落后王 国的政治又是一种典型的专制体制，这就形成了个人自由与权力垄断共存的特殊的 社会状态。 　　在这四种组合中，我们最感兴趣的，是民主的束缚社会这种形态。在具有束缚 社会传统的东方国家的政治改革过程中，如果民主改革取得一定的进步，而对个人 自由的束缚仍然没有放松，就会形成这种社会状态。看来，这将是东方国家从专制 的束缚社会到民主的自由社会的演变过程中的一种过渡状态，或者说是中国这样的 东方国家政治现代化的一条必经之路。 　　在这种政治状态下，社会可能是民主的，或者是比较民主的，不管是否有严格 广泛的选举制度，社会基本上是按照大多数人的意愿发展的，与此同时，个人却不 享有广泛的自由，强大的社会压力，仍然促使人们在行为上（以至思想上）与群体 保持高度的一致，从而形成强大的群体意志和群体行为，去争取实现某种强烈的群 体目标（例如经济发展，例如抵御外敌）。 　　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事务基本上是由多数人的意志决定的，同时， 少数人被强制按照多数人的意愿来行动，或者说，多数人的意志压制着少数人的行 动，使整个社会在行动上和思想上趋于一致。在这种体制下，少数必须服从多数， 不但行为上必须按多数人的意见统一行动，不允许少数人我行我素，在思想上也以 多数人的意见为基础，形成强大的压力，迫使整个社会思想达到统一，从而形成声 势浩大的共同行动，去实现某一共同目标。 　　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社会称为“压制社会”。它是一定程度的 民主和对个人自由的有力的约束组合起来的产物，是介于民主的自由社会和专制的 束缚社会之间的一种具有过渡性质的社会模式。 　　对于亚洲这些深受封建政治传统影响而又处于经济落后状态的国家来说，当他 们开始政治现代化改革的时候，民主常常会先于自由得到发展。 　　首先，从原则上讲，“民主”代表着政治上的平等，因而它的合理性和重要性 是显然的，人们对这种平等的要求也是天经地义的。“自由”却没有这样的特点， 至少，“自由”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没有“民主”那么强烈。只有在民主状态下，才 能保证国家和社会按照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愿望来发展，但只要社会是平等的，社会 的各个成员同样地自由或者同样地不自由，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合理的。特别是在中 国这样的东方国家里，人们对民主的要求比对自由的要求来得更加强烈，也更加迫 切。 　　其次，从可操作性方面考虑，民主更多地表现为一套看得见的制度，建立这种 制度的尝试有可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取得一定的效果，而自由则需要一种思想观念 上的转变，这种转变是比较缓慢的。在这两者之间，民主化改革显然更容易首先被 选择作为政治改革的具体措施，并且首先得到发展。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当一个群体面临着强烈而紧迫的共同目标的时 候，群体中个体的思想和行为就有一种天然的趋同性，这种趋同性对个人自由有着 明显的抑制作用。在中国和其他一些东方国家里，发展经济正好就是这样一个压倒 一切的强烈的共同目标。 　　这种强烈的共同目标，要求社会的全体成员尽可能地一致行动，以便形成强大 的群体力量去争取实现最大的共同利益，而不允许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想法“我 行我素”。当这种共同目标足够强烈的时候，一致行动的必要性便会成为一种共识 ，这种共识对个人自由有着强有力的压制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个人自由会发展得 很慢，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则可能取得迅速的进步。 　　这样，在一定的阶段里，这些国家就会处于一定程度的民主和对自由的有力束 缚同时并存的状态，也即处于“压制社会”模式。这是一种过渡状态，是从专制的 束缚社会到民主的自由社会之间的一个必经的阶段。在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中，我 们很有可能也会经过这样一个阶段，因此，有必要对这种社会模式进行较详细的讨 论。 　　在一定的程度上，新加坡可以看作这种社会模式的一个例子。新加坡的政治制 度，应该说是民主的，但新加坡社会与欧洲和美国那样的民主自由社会却有着显而 易见的差别。在新加坡，传统的儒家思想、强有力的宣传、政府对社会舆论和社会 动态的精心引导等等，都保持着对个人的明显的社会压力，促使他们认同一致的文 化传统、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促使他们勤奋工作，俭朴生活，同时，严格而细致 的法律也时时管制着个人的行为，使他们不但不敢随地吐痰、不敢在汽车上涂鸦， 也不敢吃口香糖、穿喇叭裤、蓄长头发。 　　压制社会模式对政治和经济的现代化进程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个人行为方面 较大的社会压力，有利于把整个社会的力量最大限度地组织起来，形成大规模的共 同行动，集中力量去实现发展经济这样的重要目标。对于现代化改革中的国家来说 ，这是一个十分有利的因素。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中，发展经济是一个很重要的 任务，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这是一个需要全体国民集中力量去为之奋斗的共同目 标，因此，需要把全体国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共同去实现这个目标。这就需要有足 够的社会压力，来保持群体行为的一致性。 　　如果与此同时政治民主化改革能有一定的进展，能够保证领导者的正确决策和 有效组织，这种强大的群体行动就有可能使得国民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而这正是 现代化改革的一个首要目标。 　　实际上，当一个国家面临着某种重大的目标时，这种体制不但是有利的，也是 必要的。在面临发展经济的重大任务而又具有深厚的封建政治传统的东方国家中， 实行这种体制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明智而又不可避免的选择。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平等和自由永远是追求的目标，但是，自由是需要一定的 代价的。自由带来了社会成员目标和行动的多样性，因而难以最大限度地集中力量 去实现某一共同目标，对于经济处于落后状态的国家来说，这种代价是需要认真考 虑的。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台湾、新加坡，在现代化改 革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都曾经经历过这种压制社会模式，而他们的经济发展方 面的成功，充份显示了这种选择的合理性和重要性。 　　更广泛地说，当西方自由国家处于某种特殊状态，面临着某个重要的共同目标 时，也会暂时转入这种体制。例如，在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时，战胜敌人成为重要的 的共同目标，为此，就需要把全体国民最大限度地组织起来，一致地去实现这个目 标，此时，民众所受到的社会压力就会加大，个人的自由会受到更多的限制，强大 的公众舆论和战时体制将营造出一种适当的气氛，迫使少数人与其他的多数人一致 行动，而不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而我行我素。这时候的西方国家，也就不同程 度地具有压制社会模式的一些特点。 　　有时候，西方的政治家和国会议员们总是难以理解东方国家的政治现实，总是 希望立刻把西方社会的自由和人权观念引进到东方国家中，这种愿望不管有着什么 样的出发点，总是难于实现的。当一个国家面临着贫穷落后的严重局面，面临着发 展经济的迫切任务的时候，暂时以个人自由上一定程度的牺牲来换取群体行为的一 致性，换取经济发展目标的更快实现，是一种不得已、也很明智的选择。 　　对于压制社会里的自由和民主，我们还可以作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不管在什么社会里，个人的行动自由总要受到一些限制。最主要的限制来自两 个方面，第一是自然条件，第二是不能妨碍别人（平等的）自由的原则。 　　如果仅仅受到这两个方面的限制，个人自由就会达到一种完善的状态。在这种 情况下，每个人都可以在自然条件允许和不妨碍他人自由的前提下，按照自己的意 愿来决定自己的行动，按照自己所理解的最好方式去争取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这 是个人自由的最高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人的自由如果再扩张，就意味着 其他人的自由要受到侵犯。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总的个人自由达到 了最大值，达到了可能的最高状态。 　　在很大的程度上，现代的西方社会已经接近这种状态。尽管在西方社会里个人 尚未完全平等，某些人可能还要受到额外的限制，但总的来说，西方社会的个人自 由已经接近了这种最高状态。 　　处在另外一个极端的，是奴隶社会的状态。这是一种极不自由的社会。在这种 社会里，一部份人（奴隶）被剥夺了几乎全部的个人自由，只能按照别人的意愿去 行动，以便实现另一部份人（奴隶主）的最大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奴隶主当然享 有很多“自由”，但从整个社会总的状态来说，这是最不自由的社会，是最缺乏个 人自由的一种极端状态。 　　压制社会里的个人自由则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在压制社会里，对个人自由的 最根本的限制仍然是自然条件和不妨碍他人自由的原则，但除此之外，每个人又都 被要求按照大多数人选择的方式去行动，以便使群体行为保持一致。由于各人的想 法总是有所差别，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总有一些人（理论上说应该是少数人）不 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行动，不得不在选择行为方式的权利上做出一些牺牲。但是这 种牺牲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也能分享一份的）群体利益和共同目标， 而不象奴隶那样是为了别人的利益。这是压制社会里个人自由的基本特点。 　　当群体的共同目标确实需要一致的共同行动来实现时，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服在 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难以避免的，压制社会里对个人自由的压制，在这种意义上也就 有了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与对个人自由的压制不同，一定程度的政治民主对于压制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 的。只有实现了一定的民主，才能保证所确立的行为目标确实代表了群体的共同利 益，而不是个别人的私利，这对于维持压制社会的凝聚力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另一方面，政治民主化并不妨碍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的实现，因而，压制社会 模式从原则上说并不排斥民主。民主制度原则上完全可以在这种社会模式下发展。 当然，由于没有充份的个人自由的配合，这种情况下的民主将难于达到现代西方社 会那样完善的状态。在这种民主体制中，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地思考和讨论。 　　压制社会与传统的封建社会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民主，使得 社会能够按照大多数人的愿望发展。但是，由于没有充份的个人自由的配合，这种 民主是不很完善的。特别是在改革的前期，常常缺乏严格的民主运作制度，很大一 部份权力可能由某些社会精英甚至是某个铁碗人物所掌握，由他们（按照他们所理 解的大多数人的利益和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来领导国家。这种情况下的压制社会 ，我们也可以称为“权威下的压制社会”。在某种意义上，这类似于八十年代讨论 过的“新权威主义”体制。 　　当然，这种情况下的权威人物与专制体制下的极权人物是有根本区别的。在压 制社会下成为权威人物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对国民的共同目标的认同和贡献。权 威人物必须认同国民的共同目标，并带领人民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这是他 的“权威”的合理性基础。如果他确实作出了成绩，人民就可以容忍他的权威地位 ，容忍他对权力（在一定程度上非民主）的垄断。而他一旦背离了共同目标，一旦 不能作出应有的成绩，民众的力量也可以推翻他。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表面上可能 没有严格的民主运作制度，但民众的意愿仍然主导着基本的决策和群体行为的方向 ，这种体制也就有别于封建专制体制，而是一种“压制社会”体制。 　　压制社会下，也可以有较广泛的民主制度，有严格的选举制度和议会民主等等 ，这种情况可以称为“民主的压制社会”。相对于权威下的压制社会，这是一种进 步。在这种情况下的压制社会，也会更有活力，发展更快。但由于缺乏广泛的个人 自由，这种体制下的民主仍然是不完全的，仍然有待于在适当的条件下向民主的自 由社会转变。 　　原则上说，压制社会只是一种过渡状态，它可能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在一种最 理想的情况下，经过一定时期的努力以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共同目标顺利实 现了，这时，原来为了实现群体目标而压制个人自由、强调一致行动的那种必要性 和合理性便不再成立，社会压力就会逐渐减小，对个人思想和行为的束缚就将逐渐 放松，民众也就逐渐享有广泛的个人自由，压制社会由此便逐渐向民主的自由社会 过渡，政治现代化的目标也由此逐渐实现。这是压制社会模式最理想的一条演变轨 迹。 　　要实现这种理想的转变，需要由很多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经济发展 的成功。 　　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压制社会也可能倒退回到原来专制的束缚社会模式，造成 这种倒退的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经济发展上的失败。在这种失败之下，社会张 力将会不断加大，民众对领导人或者领导集团的不满也不断加强，如果这时候的民 主制度还未能发挥有效的作用，未能以和平的方式促成领导人的正常更换，那么就 可能出现两种结果：领导人强制取消民主机制，重新构建专制体制，社会又回到专 制的束缚社会状态；或者民众以激烈的（以至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政治领导人。 　　在一种更特殊的条件下，如果经济发展的目标已经实现，或者已经接近实现， 但社会又面临着新的问题，面临着强大的外部压力，这时候，压制社会状态就可能 难于很快转变为自由的民主社会，如果这种外来的压力诱发了严重的民族主义思潮 ，压制社会就有可能更极端地向法西斯社会转变！ 　　这种可能性虽然不大，但也是一种值得警惕的倾向。 　　在某种意义上，法西斯社会可以看作一种极端的、特殊的压制社会。事实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德国和军国主义时代的日本，在很多方面也具有压制社会的 特点。在这种社会里，个人也受到极为强大的压力，其自由也受到严重的限制。当 然，德国和日本走上法西斯的道路，有着很多特殊的原因，在日本，封建的政治传 统、来自西方更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外部压力和经济发展的成功是三个重要的 条件，而对于德国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作为战败国所受到的外部压力则是 最重要的原因。 　　出现这种情况需要很多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沉重的外部压力和极 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崛起。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如果与成功的经济发展和逐渐强大的综 合国力结合起来，就可能偏离和平发展的道路。对于中国来说，出现这种情况的可 能性是很小的，但这仍然是在未来的发展中需要全体中国人时时警惕的一个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政治领导人需要有清醒的头脑，需要掌握好“爱国主义 ”宣传的分寸，时时注意民族主义情绪的动态，更不能试图把自己的权力地位的合 理性建立在民族主义情绪的基础上。在当前的中国，除了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这 个共同目标之外，任何其他的理由（例如民族主义、对外战争、意识形态、阶级斗 争、个人崇拜、宗教信仰等等）都不能用来作为掌握权力（或者说垄断权力）的理 由。否则，就可能使国家背离正确的发展方向，这是十分危险的。另外，中国也应 该继续坚持和扩大对外开放，让中国与世界有更多的联系，让中国人更多地了解世 界，以免在狭隘的眼光之下产生偏激的情绪。 　　另一方面，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中国也需要有恰当的态度。中国能 否发展和强大起来，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中国人自己，而不取决于西方国家（的支持 或反对），如果企图阻挡中国的发展，企图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就可能反过来刺 激中国人（片面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发展，到头来对中国和西方国家自己都是很危 险的。 　　近代以来，中国长期受到西方强国的侵略和欺侮，这种欺侮不但记录在历史教 科书上，记录在圆明园的那几根破柱子上，也时时潜伏在每一个中国人的思想深处 。如何正确处理这种情绪，如何以正确的心态同西方国家相处，本来就是中国人需 要认真解决的一个问题，西方国家任何围堵、遏制中国的不友好的企图，都将增加 这个问题的难度，这对谁都是没有好处的。 　　从中国社会所具有的东方传统出发，我们需要选择一种与这种具体国情相适应 的政治现代化思路，在这种思路下，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过程可以概括为：封建专制 －社会主义下的专制－（权威下的压制社会，如果有的话－）民主的压制社会－民 主、自由的现代化社会。 　　如果说，近期政治改革的重点是建设法制，那么接下去的步骤将是发展民主， 以便保证社会按照大多数人的意愿发展。在这个阶段里，社会将一直保持着对个人 的较大的压力，以便促使人们更好地共同行动，以强大的群体力量去实现经济腾飞 ，去赶超世界的先进水平。而当这一目标实现以后，我们就可以与世界其他国家的 人民一样，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开始享受思想上、行动上广泛的个人自由。这时 候，我们的现代化目标就得到了完全的实现，中国也就将成为一个政治民主化、经 济市场化、社会法律化、思想自由化的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 　　　　　第八章　　共产主义、共产党与中国的政治现代化　一 　　　＊共产主义的传入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方向性转变 　　　＊１９１９－１９４９：争夺现代化运动领导权的斗争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激进的实验和无奈的失败 　　　＊共产主义：一种已被证伪了的社会学说 　　　＊邓小平：让共产主义在中国“安乐死” 　　　＊邓小平理论：一种尚未成熟的替代理论 　　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运动对二十世纪人类历史的巨大影响，是无论怎样描 述都不过份的。随着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从一 种社会学说和政治理想开始变为一场真正的社会实验。在其后的七十余年里，从欧 洲、亚洲到非洲，从西伯利亚、巴尔干半岛到加勒比海，地球上将近一半的人口， 直接地加入到这场空前的社会实验之中，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去营造一种全新 的社会制度，而人类的另一半，则加入到对抗这种思想和制度的阵营中。这种对抗 ，主宰着刚刚过去的这个世纪的人类历史，而且，其影响还会再延续很长的时间。 　　二十世纪，正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时期，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中国 也被深深地卷入到这场社会试验中，因此，共产主义对二十世纪中国的影响，更是 刻骨铭心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和现代化进程，无不与共产主义思 想和共产主义运动紧紧联系在一起。沉重的封建传统、热切的现代化渴求和激进的 共产主义理论结合在一起，使得中国的这场社会变革表现得异常地激烈和复杂。显 然，这场社会主义试验并没有取得成功，但是，它却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等 方面给现在和未来的中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如果从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传入中国的时候算起，共产主义（ 理论和实践）在中国已经有了八十多年的历史。这八十多年中，共产主义在中国大 致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 　　１９１９年－１９４９年：共产主义思想传入中国，不断传播扩大，并与当时 的现代化思想结合在一起，对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产生巨大的影响。共产党所倡导的 共产主义式的现代化路线与国民党的资本主义式现代化路线分庭抗礼，进而，共产 党与国民党为取得对现代化运动的领导权而进行政治对抗和武装斗争，并以共产党 的胜利而结束。 　　１９４９年－１９７８年：中国人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投入到建设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的运动中，努力去实现共产主义和现代化的双重理想。激进的乌托邦式的 经济试验和其后的政治斗争导致了贫困、饥饿和严重的社会动乱，现代化进程在无 奈的失败中徘徊。 　　１９７８年以后：邓小平对这场不成功的社会试验进行清理和纠正，共产主义 思想逐渐被人们抛弃。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一种实用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进入了 一个崭新的阶段。 　　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关键时刻传入中国的。辛亥革命以后，由于 袁世凯的复辟和其后的军阀割据，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 和国的理想，迟迟没能实现，中国人长期祈盼的现代化改革，在军阀混战的枪炮声 中步履维艰。对此，人们普遍感到失望和彷徨，知识分子和很多有志之士，正在为 中国现代化变革的出路而苦恼。正在这个时候，随着“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 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很快就为许多知识分子所接受，并积极加以改造 、发展和传播。这种社会学说很快与中国人的现代化渴求结合起来，成为现代化改 革的一种新思路。 　　对于当时的很多中国人来说，马克思所设想的那种理想社会，确实有着很大的 吸引力。实际上，这种设想与中国人心目中早就存在的理想社会模式有着很多不谋 而合的地方。在朴素的中国农民看来，“共产主义”与历史上农民革命的基本口号 “均贫富，分田地”简直就是一回事；贫困而劳累的“无产阶级”则把“财产公有 ”，“消灭剥削”看作他们摆脱贫困状态的希望所在，把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 ）看作他们“翻身得解放”的契机；而在很多知识分子看来，建立这种“劳动人民 当家做主”的新体制，也许正是彻底打破封建专制、走出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政治僵 局的一种很有希望的选择。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当然还不可能估计到后来在建设共 产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而在当时唯一正在建设这种 新制度的俄国身上，人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全新的国家，一种崭新的社会，是“世 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李大钊语）。在这种强大的吸引力之下，很多人心目中原 来还相当模糊的现代化愿望逐渐转化（具体化）为这种社会理想，马克思主义和中 国人的现代化愿望于是便结合起来，成为中国现代化变革的一条崭新的思路。自此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发生了一次方向性的转变。 　　在此之前，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主要思路，就是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实业， 以消除贫困和提高国力，逐步在经济方面（进而在其他方面）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不管是以康梁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还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共和派，其基本主 张都是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则不一样，他们主张的是建 立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铲除私有财产，建设“劳动者的国家”，实现财产公有、 共同劳动、共同消费、高度富裕的理想社会。 　　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现代化思路，其共同的根本目标都是使中国摆脱贫穷 落后的状态，在经济上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但是，在如何实现这种目标的问题上 ，在未来社会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等等方面，两者显然存在很大的差异，这种差 异所引起的矛盾，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政治对抗和武装斗争的根源。 　　对于当时中国的富有阶层来说，共产主义是无法接受的，也是难以容忍的，而 代表着资本主义式现代化路线的国民党，当然也就难于容忍共产党势力的崛起和共 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因此，他们不断地排斥（以至迫害）共产党人，这就引起了共 产党的反抗。尽管国民党和共产党有过两次并不十分密切的合作，但这两次合作的 基础，都是暂时而紧迫的共同目标，（一次是推翻军阀势力，另一次是抗击日本侵 略），而不是在现代化路线问题上的相互接近或相互妥协。作为两种思路的代表， 国共两党在现代化问题上的根本份歧，即使在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辅助农工 ”三大政策的时候，也并没有实质性的缩小。实际上，当共同目标实现以后，两党 总是很快就分道扬镳，并继续为争夺现代化进程的主导权而相互斗争。 　　在二、三十年代，共产党的力量还比较弱小，他们在与国民党的对抗中处于明 显的劣势，不得不为自身的生存而斗争，因此，也就没有能力对具体的现代化改革 产生直接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国的现代化改革，主要在国民党的领导下按照资本主 义的思路进行，并且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成就。 　　但是，国民党领导下的现代化努力并没有持续多长的时间。１９３７年，日本 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使得这一进程不得不暂时中断。日本投降以后，中国很快 又陷入了内战。终于，共产党取得了内战的胜利，由此也取得了对中国现代化进程 的主导权。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从此开始了社会主义阶段。 　　国民党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贡献和影响，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从１９２ ７年南京政府成立，到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这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国 民党政府领导了一些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改革，在基本的经济制度（例如税收制度、 货币制度等等）方面做了一些模仿西方的尝试，同时，在发展民族工业方面，也有 了一些进展。在这十年里，中国的经济（在国统区）曾经以很高的速度增长，这些 ，都为以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不过，在这段时间里，国内的战争还一直没有停止，因而，这些经济改革实际 上只在一小部份地区进行，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和工商业领域，在广大的农村地区 ，蒋介石还没有（机会和时间）推行他所设想的土地改革。因此，仅从这些仓促而 有限的改革，我们还难于对国民党的现代化路线作出评判。假如不被后来的战争所 打断，这些改革努力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看来也难于估计。 　　当然，对于历史来说，从来就没有假设，只有事实。而历史的事实就是，共产 党赢得了内战，取得了政权，而蒋介石则退守台湾，去苦心经营台湾这条后来的亚 洲“小龙”。 　　共产党人取得政权后的这段时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良 好机遇。一方面，中国重新实现了主权独立，结束了外国列强的侵略的殖民统治， 这是全面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条件。另一方面，历经战乱的中国人对新中国 充满信心，对盼望已久的现代化改革饱含热情，随时准备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投入 到建设新社会的运动中去。 　　当然，也有一些不利的因素，例如，美国的遏制和封锁政策、国民党反攻大陆 的威胁、长期战乱后薄弱的经济基础等等，但是相比之下，有利因素还是主要的。 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从来就没有过这样好的机会和条件，可以在和平稳定的环境 中，在上下一心的情况下展开现代化改革。如果能够按照一种切实可行的路线去发 展经济、建设国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应该可以取得迅速的进展。 　　然而，这种愿望并没有变为现实。 　　共产党在建国的初期，曾经推行过一些恢复经济的应急措施，并且确实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建国初期的近十年里，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现代化改 革的美好前景展现在中国人面前。但是，当毛泽东开始按照他所理解的共产主义理 论和他自己的天才发挥，领导中国人展开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试验以后， 失败和挫折便一个接一个地降临到中国身上，美好的前景和热切的期望一次又一次 地化为了泡影。从合作化、大炼钢铁，到大跃进、人民公社以至文革运动，激进的 经济试验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不完善的政治制度带来了残酷的政治斗争和不断 的社会动荡，而无情的思想压制和政治迫害则剥夺了人们基本的政治权利和思想自 由，阻碍了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中国人所盼望的富足 生活和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并没有实现，共产党所许诺的种种美好理想，也远没 有变为现实。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无奈的失败和严重的挫折中痛苦地徘徊。 　　毛泽东领导的这场共产主义试验的失败，是无可争议的。不必夸耀三十年中我 们建立了什么样的工业体系，养活了多少亿人口，不要计较１９７９年的某某产品 的产量是１９４９年的多少倍，（如果拿１９７６年跟１９５８年比，这个比例可 能会大打折扣。）也不要惦记着我们的卫星如何上天，我们的“两弹”爆炸得如何 辉煌，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考察一下三十年来的发展历程，考察一下经过这三十年 以后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考察一下在长期的社会动乱中中国人的民主权利和政 治生活，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当初所提出的两个目标：富足的生活和当家做 主的权利，都没有实现。或者说，在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方面，我们都没有取 得应有的进展。如果我们再看看我们的周围，看看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展，我们的 这种失败就显得更加明显，更加无可辩驳。 　　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说，这场试验的失败，是又一次沉重的打击。仅仅是 这被耽搁了的三十年的时间，就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在这三十年中，我们错过 了多少难得的机遇，丧失了多少本该属于我们的优势，更不用说多少中国人在这种 贫困和动乱中经受了多少痛苦和磨难。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这一次的失败是令 人痛心的，也是发人深思的。 　　当然，共产主义的失败并不仅仅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而是全球性的。毛泽东去 世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运动，实际上是这种失败的第一个信号，而当社会主义的“ 老大哥”苏联终于分崩离析的时候，共产主义运动也就奏完了他的最后一个乐章， 只剩下一段至今尚在回荡的尾声。 　　共产主义的兴起和失败，将是留给未来的历史学和社会学家的一个巨大的课题 。曾经席卷全球的这场社会运动的迅速溃退，其深刻的原因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导致共产主义运动全面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看来就在于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 （以及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不科学的，是不符合人类的天性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的。这种思想的执行者又把这种理论发展到了更偏激的极端，终于使得这场社会试 验不得不以失败告终。 　　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有一个最基本的设想，就是社会的不断发展 将使物质产品变得极大丰富，人们的需求可以得到极大的满足，从而出现“各尽所 能、各取所需”的新社会。同时，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也将导致人们思想觉悟的极 大提高，导致出现不需要国家、不需要军队、不需要法律、不需要政党的理想社会 。所有这些设想的基础，就是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可以充份满足人们的需求，并使 得人们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极大提高。但是，这个前提其实是难于成立的。 　　人有着各种各样的需求，包括食物、服装、住所等物质需求，也包括爱、美、 荣誉、权力等等精神上的需求。这些需求原则上说是无限的，是永远也不可能得到 充份满足的。 　　单单从人类对物质产品的需求上考虑，当人们食不果腹的时候，人们所需要的 ，是食物的营养，是维持生命所需要的热量，而当人们得以温饱以后，便开始考虑 食物的味道、食物是否精美等等。生产力的发展当然可以为人们提供充足的营养， 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能保证人们在食物方面的需要得到了充份的满 足，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生产更可口、更新鲜、营养更均衡、更有利于健康、更精 美的食品。这种努力将是无止境的，人们对食物（的质和量）的需求将会随着物质 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提高，这种需求总是与所能得到的满足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很 难想象有一天这种需求会得到完全的满足。 　　作为一个例子，中国封建社会的皇帝们，完全可以得到（当时人类所可能得到 的）任何最好的食物，但是，他们对此也并没有感到“极大的满足”，也仍然期望 着更好的食物。不管我们未来的生产力如何发达，有限的自然资源总不可能为我们 每个人都提供封建帝王那样的食物享受，那么我们对食物的需求，就总是得不到完 全的满足。 　　再如，在服装方面，当人们衣不蔽体的时候，人们需要用衣服来御寒，但当御 寒不再成为问题以后，人们便有开始追求服装的款式、服装的美感。巴黎的时装博 览会上，时装的款式一年年地更新，而获得一套精美的时装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是 用来御寒的服装所无法比拟的。只要人类对服装美的追求不会停止，这种情况就将 会继续下去，很难设想有一天这种追求会因为得到“充份的满足”而停止。同样地 ，未来的人们也不可能仅仅满足于遮风避雨房子，或者一套公寓，而有限的地球土 地资源即使都用来盖大别墅，也未必能让所有的家庭都满意。 　　人类对物质的（现实的和潜在的）需求，是永无止境的，而可资利用的资源， 则是有限的，社会生产力的水平，也是逐步发展的。有限的资源、逐步发展的生产 力与无止境的需求之间总是存在着矛盾，因此，人类的需求与所能得到的满足总是 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总是不可能得到充份满足。（从而也就不可能实行“按需分配 ”。）实际上，这种距离，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动力。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还忽略了人类的另一种需求，即精神方面的需求。这种需 求实际上比物质上的需求更加强烈，更永无止境。精神需求虽然与物质需求有一定 的联系，但总的来说这两者是相对独立的，至少，物质产品的丰富并不当然导致精 神需求的满足。人类对爱，对美，对荣誉，对权力，对自身生命价值等等的追求， 随着社会的发展正越来越成为人们各种行为的主要动力。这种追求的强烈程度决不 亚于物质方面的追求，更不可能因为“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而得到满足，反而因 为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成为社会张力（或者说社会成员之间利益竞争）的主要根 源。精神方面的这种追求显然永远也无法得到“充份的满足”，在这一方面，需求 与满足之间的矛盾表现得更加突出。马克思把他的“物质第一性”的原则从他的哲 学引申到社会学中，把精神需求看作从属于物质需求的一种“第二性”的需求，认 为“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将可以解决精神需求上的矛盾。在这一点上，他的错误 是显而易见的。忽视人类的精神追求，看不到精神需求方面的矛盾对人类社会的巨 大影响，使得他把人类社会的理想（有点庸俗地）仅仅寄托在物质产品（在数量上 ）的极大丰富上，而这种“极大丰富”在他当时看来又是可以预期的，于是，“共 产主义”社会的设想便应声而来。 　　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的根本错误，看来就在这里。 　　只要人们的（物质或精神）需求不能得到充份的满足，人与人之间就总是存在 着竞争，这种竞争并未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渐消失，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 发展，不断改变竞争的形式、竞争的规则和竞争的领域。原则上说，这种竞争是永 恒的，因此也就总需要强有力的强制性措施来规范。马克思所设想的那种没有国家 、没有法律，“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也就永远不可能实现。需求与满 足之间的永恒矛盾，引起了社会成员之间永恒的竞争，正是这种永恒的矛盾和竞争 ，促使人类社会永不停息地向前发展。 　　马克思的这种社会学说的产生，有着一定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在马克思所生活 的那个年代，社会生产力还比较落后，社会的大部份成员还必须为温饱而奔忙，当 时的人们，确实很难想象当生产力充份发展、物质产品丰富起来以后，当人们不再 需要为温饱而奔忙以后，人类社会将会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在当时的人们看来， 只要物质产品充份丰富，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似乎就都可以迎刃而解。在这种情况 下，马克思的这种社会理论的产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 发展和物质产品的不断丰富，随着人类逐渐走向大工业化和信息化社会，我们已经 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的需求如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当某一方面的需求得到 一定程度的满足以后，人们的需求就会上升到更高的层次，需求与所能得到的满足 之间的距离仍然存在，于是，人们就继续为这种更高层次上的需求而奔忙，继续为 这些需求而互相竞争。 　　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生活在资本主义的初期发展阶段，各种社会矛盾显得相 当突出，资本主义制度也表现得相当野蛮，马克思的理论也就具有相当激进的斗争 色彩。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们并没有充份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和 自我调节能力，不愿意考虑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下争取社会进步的可行性，（“ 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把这种思想称为“修正主义”，称为“共产主义的叛徒”并 加以批判。）他们号召人们用激烈的暴力革命方式来夺取政权，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以便建设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的这种片面而激进的社会学说，经过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诠释 、改造和发展，变得更加偏激，更加远离人类的天性和社会发展的现实，而在此指 导下进行的社会主义试验，当然也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当然，也有人至今仍不承认共产主义的失败。在他们看来，共产主义理论本身 并没有错，问题出在实践上的偏差。但是，这种说法是难于成立的。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国家里，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铁托、波尔布特，以至 卡斯特罗、齐奥塞斯库、霍查等等以很不相同的方式实践着马克思的理论，但都没 有获得成功。不管还有多少具体的理由，共产主义理论本身的不合理性，总是一个 无法否认的根本原因。有些人至今还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没有经历东欧式剧变 的社会主义国家身上，但是，即使在这些“尚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共产主义思 想也正在悄然消退。在“开放改革”和“开放革新”中，中国和越南正在一步步远 离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近年来的古巴，已经明显地出现了开放和变革的迹象；只有 “在伟大的主体思想的光辉”照耀下的北朝鲜，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金日成 、金正日的“主体社会主义”学说的“指导”之下苦苦支撑着，但是，好像也没有 多少人坚信金正日“同志”还能继续坚持多久。 　　经过了世界范围几十年的社会试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总体上已经被证明是不 正确的，至少，经过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诠释、发展并付诸实践的这种马克 思主义理论是行不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被这场历时七十余年的全球性的社 会试验所证伪！这就是二十世纪的人类在付出沉重的代价以后所得到的一个沉重的 结论。 　　当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学说，仍然包含着一些合理的成份，例如，马 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和批判，尽 管有些偏激和片面，但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这些合理成份将被保留下来，并 将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继续产生影响。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庞大繁杂的系统，不同的人对它有着不同的理 解和诠释，以不同的方式来继承和发展这一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向来就有多种 学派。除了“正统”的马克思理论之外，还有法兰克福学派等等“西方马克思主义 ”流派。这些理论学派都曾经（并将继续）对许多西方国家产生一定的影响。 　　近几年来，共产党或由前共产党改组而成的左派政党，在东欧国家里又出现了 引人注目的回潮。在波兰，在匈牙利，在罗马尼亚，甚至在俄罗斯，原来的共产党 人又重新在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这时候的这些左派政党，只是代表 着一种偏左的政治路线，而不再坚持以前的那种强硬的马列主义教条。在某种意义 上，他们正是保留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合理成份的一种代表。 　　也许，通过各种流派的发展和左派力量的重新活跃，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得到恰 如其分的批评、吸收和发展，并作为众多的社会学理论的一种而得到恰如其分的重 新定位。 　　当邓小平接过领导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接力棒的时候，共产主义在中国实际上已 经到了它的最后阶段。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引下，我们走进了一个没有出路 的死胡同。而当这位“伟大舵手”撒手人寰的时候，这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试验 事实上败局已定，正在等待着总结和收场。 　　在三十年来反反复复的挫折和失败中，不少中国人早就开始怀疑共产党所宣传 的这种社会理论的合理性，文革运动把这场试验的悲剧性结果推演到了淋漓尽致的 高潮。在无情的事实面前，绝大部份的中国人，不管是备受贫困和饥饿折磨的广大 农民、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虚度年华的“知识青年”，还是在文革运动中遭 受无情蹂躏的知识分子和其他“牛鬼蛇神”，以及被反复无常的政治运动搞得疲惫 不堪的中共干部，都开始意识到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至少，不再相信毛泽东式的 社会主义试验能够取得成功。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逝世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寿限已尽。 历史和现实，都在呼唤着中国现代化改革的新思路。不管是什么人，如果还想按照 “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来领导中国，都将难以长久，就算能暂时强行维持着， 最后的结果也可能就是苏联、东欧那样的激烈崩溃。任何人要想收拾好这个残局， 就必须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指出一条切实可行的新思路，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 任务。 　　这个任务，就历史性地落到了邓小平的身上。这位一生与中国的共产主义紧紧 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者，被时代选择出来领导中国人清算这场失败的社会主义 试验，并且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重新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 　　在这种情况下的邓小平，所能作出的选择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作为文革运 动主要的受害者之一，作为“党内的第二号走资派”，他对毛泽东的那一套做法早 就很不以为然，就在毛泽东还活着的时候，他就曾经悄悄地试图“修正”这些做法 。一旦有了驾御局势的权力，他当然将义无返顾地担当起这个任务。 　　当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已经完全放弃了共产主义思想，也许，在他的思想 深处（而不止是作为一个策略性的口号），他仍然是在为（他所理解和信仰的那种 ）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但是，不管他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何强调“社 会主义方向”，他所领导的改革，在客观上总是使中国一步步地远离马克思主义的 这种错误理论。 　　实际上，对于邓小平来说，“四项基本原则”看来更多地是一些策略性的政治 口号，一个实用主义的政治工具，而不是一些“基本原则”。对于他这样一个实用 主义者来说，“原则”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成果，是经济发展的成就。或者， 按照他著名的“猫论”，中国需要的，是能逮到老鼠的好猫，而猫是什么颜色则是 无关紧要的。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这只猫，显然没有逮到过什么老鼠，因此 ，也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于是，在他领导的改革运动中，毛泽东时代的那些“社会 主义”教条被一步一步地抛弃了，至少在经济领域，这些教条而今已经成为历史， 而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经验，则被毫不犹豫地引进到中国新的经济体制中来。 　　在讨论如何评价毛泽东时，邓小平曾经说过，如果“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 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 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这句话实际上正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他的实用主义思 路。在这种思路下，提出和坚持“毛泽东思想”（和“四项基本原则”）最主要地 是一种实用的需要，是为了让老工人、贫下中农和干部们通得过，而不是一个思想 信仰的问题。 　　仔细考虑他所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 一项具有实质性的内容，而这同时也是政治形势的一种现实需要；另一个原则“坚 持无产阶级专政”有时被用来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同样也是一种现实的需要。除 此之外，“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两项则是空洞的 ，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 　　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概念，本来就是相当模糊的。即使是在中国人“鼓足 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实际上也没有多少人对这些 概念作过深入的思考，没有多少人对这些概念有过清晰的认识。在毛泽东时代，由 于强大的政治宣传和残酷的政治斗争，人们本能地接受了一套被强加的共产主义和 社会主义的概念，但是，即使在这个时候，这一套概念也是零零碎碎并且不断变化 的。反复无常的政治运动，把中国人（包括中共党员）的思想搞得晕头转向，疲惫 不堪，在文革运动中，人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至“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概念更被践踏得残缺不全。 　　邓小平上台以后，也并没有对这些概念进行什么解释和分析。在七、八十年代 ，他也曾经一次次地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但他却 从未明确地解释他所要坚持的“社会主义”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从未明确地 告诉中国人，什么才是社会主义。 　　赵紫阳在他担任中共总书记的时候，曾经说过，“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在谁也 说不清！”他的这句话，也许是不经意说出来的，但是，这确确实实是一句大实话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不但赵紫阳和当时的很多中国人说不清，就是邓小平自 己，也没有（或者说没能）说清楚过。（用邓小平自己的话来说，“什么叫社会主 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是在摸索之中。”）事实上，在邓小平改革的过程中 ，社会主义一词（的说法和用法），总是随着形势而不断变化，先是告诉人们，社 会主义不仅仅是毛泽东的那种一大二公的体制，“包产到户”也是社会主义，接着 ，社会主义经济成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国的社会主义，成了“社会主义的 初级阶段”，然后，又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再后来，乾脆连“姓资 姓社”的问题也“不要争论”了。 　　在现在所能听到的说法中，“社会主义”的含义还剩下两项内容，一项是“共 同富裕”，一项是“公有制为主体”。但事实上，这种说法是与当前的改革形势相 对应的，而不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原则”。在邓小平最初“鼓励一部份人先富起来 ”的时候，并不去探究这个口号与社会主义原则的关系，后来，当贫富悬殊、发展 不平衡的问题日趋严重的时候，他便同时强调“共同富裕”，并顺便把这归纳为社 会主义的一个原则。实际上，缩小贫富差距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是一个重要“原则 ”，是实现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台湾的发展目标就是“民主、自由、 均富”。）而不是社会主义独有的特点。同样地，当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私有化改革 遇到重重困难，把国营企业私有化这一路子看来走不通的时候，我们就强调“公有 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则，但如果苏联和东欧的私有化改革最终取得成功 ，或者我们找到另外一种有效的私有化方式来改革现在困难重重的国营企业，那么 这条“原则”也完全可能不再被提起。 　　八十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些词语仍然被使用着，但已经逐渐成为 了习惯性的修饰语，逐渐失去了具体的内容，相应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个 “基本原则”也就失去了明确的方向。与此同时，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和 经济建设思想连同毛泽东版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被抛弃以后，“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也不再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 　　于是，当我们再也搞不清楚我们要坚持的那个“方向”和“思想”具体是一个 什么样的方向或思想的时候，我们也就等于什么都不用坚持！ 　　八十年代，邓小平还不时强调一下社会主义，以便和“资产阶级自由化”作斗 争，到了１９９２年，当邓小平提出不要再讨论“姓资姓社”问题，而把行动标准 弱化为“三个有利于”的时候，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便被彻底 被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邓小平的那种实用主义价值观，是以经济为中心、以经 济发展成果为评价尺度的行动标准。 　　不管邓小平是有意还是无意，中国的共产主义终于在他所领导的改革运动中平 静地消逝了。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 ，终于顺利地实现了“安乐死”！应该说，这种“安乐死”的结局比苏联和东欧那 种“突然死亡”的结局要好得多，所引起的痛苦也小得多。１９９２年，当邓小平 告戒中国人不要再纠缠于“姓资姓社”问题的时候，实际上他是给中国的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服下了最后一包安眠药。 　　仔细考察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存在形态和演变轨迹，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种 消亡过程。 　　共产主义在中国，首先表现为一种政治信仰。在共产党建国以前到建国初期这 段时间里，这是共产主义在中国主要的存在形态。那时候，很多中国人真诚地信仰 共产主义，热切地盼望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并长期为这一目标而努力奋斗。 这种信仰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灵魂”，是共产主义在中国存在的根本保证。正是 因为有了这种由衷的信仰，才有了共产党的诞生，才有了许多人为共产主义而“抛 头颅、洒热血”，也才有了共产党的胜利和共产党政权。 　　但是，这种由衷的信仰却在“大跃进”的狂热和惨败中，在人民公社的“大锅 饭”和其后的大饥荒中，在不堪回首的“文革”大动乱中一步一步地破灭了。无情 的事实，不断地证明这种社会理论是片面的、错误的，中国人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也就逐渐消失了。事实上，仅仅是五十年代的经济试验的失败，就已经大大地动摇 了这种信仰。正是因为如此，才会有刘少奇、邓小平对这种社会主义路线的“修正 ”，共产党内才会出现那么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毛泽东时代，由于强大的意识形态压力和残酷的思想压制，也由于愚民式的 政治宣传和对西方各种政治思想和社会理论的严格封锁，中国人在失望和麻木中尚 没有明确放弃共产主义，尚保留着对共产主义名义上的信仰。到了邓小平时代，随 着这些思想枷锁的松动，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随着中国人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认识 和对三十年社会主义试验的反思，人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很快就土崩瓦解了。现在 ，即使在共产党员里面，对共产主义的（哪怕是形式上的）信仰也已经难以维持了 。 　　当中国人这种由衷的信仰消失以后，共产主义在中国也就失去了灵魂，它的消 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主要形态，还表现为一套建设国家的 理论。这些理论并不都来自马克思，而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和改造，是“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在这段时间里，这一套理论 对中国人有着强大而广泛的影响。无论是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当时的中国都是 按照这一套理论来建设的。在当时毛泽东和很多共产党人心目中，只有按照这一套 “共产主义”理论，才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国家， 而任何偏离这些理论的做法，都是危险的，都有可能把中国引入资本主义或修正主 义的“深渊”。在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按照这些理论展开的声势浩大的经济试验中， 共产主义可以说达到了它在中国的“生命历程”的巅峰，而这种试验的失败，事实 上也就注定了其最终被中国人抛弃的命运。 　　毛泽东去世以后，中国人很快地抛弃了这一套失败的理论。在邓小平所倡导的 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而不是这些理论教条 。在这种标准之下，只要能长成庄稼，结出果实，人们可以不再去考虑所种的是资 本主义的草还是社会主义的苗。在邓小平改革中，马克思的理论、斯大林的经验和 毛泽东的教条都被一步一步地抛弃了，代替这些理论的，是实用主义的指导思想， 以及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经验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的经济改革措施。共产主义 在中国，也就不再能通过政治和经济理论而存在并发挥作用。 　　如果说中国人的真诚信仰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灵魂，那么这一套具体的政治和 经济理论则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肉身”。在灵魂逐渐消散，肉身不断腐朽以后， 共产主义在中国实际上就已经死亡了。这个过程并没有引起激烈的社会震荡，反而 是与经济上的蓬勃发展相伴进行的，因此，与在东欧国家的那种“突然死亡”不一 样，共产主义在中国经历的是一种平静、和缓的“安乐死”。 　　当然，共产主义在中国现在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在中国，至今还有少数人一 直怀念着共产主义。这些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那些至今仍保留着毛泽东时 代的“政治脑筋”的“老革命”。他们一直未能接受共产主义失败这个现实，一直 在期盼着以某种方式继续走（他们所理解的那种）“社会主义道路”。这种人其实 为数不多，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减少，但他们至今还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 。另一类怀念共产主义的人则范围更加广泛。他们所怀念的其实不是共产主义，而 是毛泽东时代的一些良好的社会风尚和社会道德。共产党一直把这些称为“共产主 义风尚”和“共产主义道德”。这些道德风尚其实并不是共产主义所专有的，西方 国家对共产主义深恶痛绝，但他们的这些道德风尚却“发扬”得比中国要好得多。 但是，由于在长期的宣传中与“共产主义”的习惯性联系，中国人在怀念这些道德 风尚时，总是习惯性地以为自己是在怀念共产主义。不过，无论如何，他们中的大 多数人还是支持改革的，只是不满意在改革中出现的社会风气和道德水平的倒退， 因此，他们对“共产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道德”的怀念对中国的现代化改革并 没有多少消极的影响，并且，随着中国人进一步的思想解放，这种被强加的联系也 会逐渐消失。 　　在七十年代开始的改革中，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邓小平一方面利用一切可以 利用的办法，全力以赴发展经济，（而不管这些办法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的原则 ），另一方面又在理论上坚持保留“社会主义”的名义，并把所有的改革措施都归 纳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名下。于是，作为一些习惯性的修饰语，“社 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些词汇现在还经常能见到。但是，对于“什么是社会主 义”的问题，邓小平也坦承“我们是在摸索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这些词语，也就失去了实质性的内容。于是，尽管我们还在 使用“社会主义”这些词，却不必再去讨论“姓资姓社”的问题了。 　　就这样，在作为政治信仰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作为国家建设理论的共产主义教条 都被人们抛弃以后，共产主义在中国而今只是作为一个没有实质内容的口号而存在 ，或者，换句话说，在灵魂和肉身都消亡以后，共产主义在中国如今还剩下一个“ 牌位”。保留这个牌位，对少数至今还在怀念共产主义的人来说是一种策略性的妥 协和必要的安慰，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则在甩掉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个理 论包袱以后，在一条崭新的道路上义无返顾地向前推进。 　　当然，在这里也存在着一个重要问题。在传统的马列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 想”）被抛弃以后，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严重的理论空白，这时候，就需要寻找一种 替代理论，以便支撑起中国的现代化改革。 　　实际上，这是落在邓小平肩上的另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在中国这种政治 现实下，理论并不是一般的理论学者所能建立的，只有掌握最高权力并且具有足够 的威望的政治领导人，才可能把他的思想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并且使这种理论具有 足够的权威性。当然，邓小平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做了一些努力。他的“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看来就将是这样一个替代理论。 　　但是，他的这项工作做得还很不够。在这场规模宏大的开放改革运动中，有很 多重大的原则问题和基本的理论问题，他都没有（来得及）解决，也没有（来得及 ）指导或引导人们去解决。同时，在他的理论中，还存在不少有碍于进一步的现代 化改革的框框，其中有一些是由于他自身的思想局限所造成的，有一些则是他出于 各种考虑而不得不提出的策略性口号。对于这些，他本应该在有生之年作出系统的 整理和交代，以免日后成为新的理论包袱。但是，他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当然，他的这些理论工作一部份已经被他的继承人所继承。近年来，中国在政 治领域有了很多新口号、新提法、新理论、新思想，但这些都还很不够，也不成熟 ，不足于形成完整有效的系统，不足于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产生明显的指导作 用。在这方面，不管是现在的江泽民，还是以后的其他领导人，都有很多事情要做 。 　　支撑中国未来的现代化改革的理论，看来将是各种传统理论的融合，这其中包 括：（经过现代社会过滤的）儒家思想的部份内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的一些合理成份、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经济理论、有选择的西方政治理论（包 括部份的民主、自由和人权思想，权力制衡的原则和政治体制的一些经验），等等 。将这些东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作为“邓小平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将是 一项复杂而重要的工作，而指导这项工作的“基本原则”，应该就是邓小平自己一 直倡导的实用主义思想。 　　回顾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经历，我们总有一种深深的遗憾：从１９１９年到１９ ７９年，中国人的现代化思想，在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似乎刚好走过了一个圆 圈，又回到了原来的方向上。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终于又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了。 也许，我们还有很多思想包袱，还有很多理论框框，也许，我们实在被耽搁了太长 的时间，但是，我们毕竟已经不再徘徊了！ 　　第九章　共产主义、共产党与中国的政治现代化　二 　　　＊共产党：一份必须慎重接受的政治遗产 　　　＊中共的权力地位：“合理性”基础和潜在威胁 　　　＊共产党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 　　　＊多党制：一种需要认真考虑的选择 　　　＊非党制：一条也许可行的新思路 　　作为一种现代化思路，共产主义在中国经过了近七十年的反复试验和屡屡失败 ，终于逐渐消逝了。但是，作为曾经具体领导这场试验的政党，共产党却继续保持 着强大的执政地位，继续掌握着中国现代化改革的领导权。在这场失败的社会实验 所留下来的许多政治遗产中，共产党无疑是最有份量，也是最需要我们慎重处理的 一部份。 　　在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里，由于共产主义是“突然死亡”的，代表着共产主 义的共产党，也就常常被突然解散或者迅速改组。实际上，在这些国家中，共产主 义死亡的最主要的标志，正是共产党的垮台。垮台后的共产党或者被强行解散，或 者被改组后作为一个一般政党参与多党制的竞争。尽管近年来共产党在其中一些国 家的选举中又重新上台，但是，这时候的共产党，已经是民主政治下参与多党竞争 的一个政党，而不再是以前那种未经人民选举而垄断权力的“专政党”。 　　然而，中国的情况则很不相同。共产主义的消亡是与共产党自己领导的一场成 就卓著的经济改革同时进行的，并且，这是一种按部就班、悄然消退的“安乐死” ，因而并没有引起社会的震动。（其实，直到今天，很多中国人都还没有认真注意 到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消亡。）共产主义思想作为一种思想信仰和政治理论在大部份 中国人的心目中渐渐消失了，但整个政治体制却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共产党的执 政地位也没有受到严重的挑战，反而在规模上不断壮大，继续牢固地掌握中国的政 治大权。 　　这是一种看起来相当矛盾但又实实在在的政治现实，也是当前研究中国政治问 题时总要讨论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当然，这种“矛盾”实际上只是表面的，如果深 入考察当前中国的社会现实和中共自身的特点，就会看到，这种现象的存在，有着 许多具体而深刻的原因，这些原因，构成了中共当前权力地位的“合理性”基础。 　　第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共意识形态色彩的淡化。在二十几年来的开放改革运动 中，中共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色彩越来越明显地减弱了。七十 年代末，当邓小平号召人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的时候，中共的意识形态色彩就开始淡化，随着改革运动的发展和中国人 的思想解放，人们开始接受实用主义的思想，开始以实际运作的结果来评价各项经 济改革措施，而不再以马克思主义的“条条”和毛泽东思想的“框框”来苛求社会 主义的“纯洁性”。作为改革运动的领导力量，中共自身也逐渐把注意力集中在具 体的经济改革措施上，集中在“四个现代化”、“三步走”这些比较实在的经济发 展目标上，不再强调“共产主义”理想，不再奢唱“共产主义”的高调。渐渐地， 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共产党只是一个掌握权力、领导改革的实实在在的政治组 织，它与共产主义这种模糊的“理想”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于是，尽管 中国人抛弃了共产主义，但却并不一定要同时抛弃共产党。 　　事实上，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消逝，之所以能在平静中顺利实现，最重要的原因 正是中共自己首先主动放弃这种理论。这是一种顺应历史潮流的明智之举，也是中 共为了继续领导中国的现代化改革所必须作出的选择。共产主义的溃败，已经成为 一个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如果没有自觉地与共产 主义保持距离，中共就将象东欧国家的共产党那样，与共产主义理论一起被中国人 所抛弃。另一方面，毛泽东时代的共产主义试验，曾经给中国人带来不堪回首的巨 大痛苦，中共只有主动放弃（甚至主动批判）这种乌托邦式的理论，才可能部份地 免去对这些痛苦所必须承担（而又几乎无法承担）的道义责任，其自身的权力地位 ，也才可能得以继续维持。如果说，当年的共产党是依靠共产主义这种社会理想来 号召人民、夺取政权的话，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则需要依靠自身意识形态色彩的淡 化，依靠与共产主义这种失败的理论的自觉疏远来保持其权力地位。 　　细想起来，在当今的中国，共产党与共产主义之间的疏远，有时已经到了让人 哑然失笑的地步。在大多数的共产党员心中，“共产主义”已经成了一种遥远、陌 生的理论，成了一个模糊而空洞的名词，而身为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则可以在不 经意之间“漏嘴”说出一句大实话：“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在谁也说不清”。江泽 民当然不会再这么说，但是，他在心里大概也一样地说不清楚，并且，看来他也不 会再试图说清楚什么。 　　在这一问题上，倒是西方的政治家们的眼光显得有些过时了。他们总还是把共 产党跟共产主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总还在以冷战时期的那种意识形态对抗的眼光 来看待中国共产党。殊不知，中国共产党与共产主义的联系，有时候甚至还没有西 方国家里的一个“修正主义”式的左派政党那样紧密。 　　对于中共这种明智的选择，共产党人应该与其他中国人一样感到庆幸，如果我 们真的象当年的华国锋那样继续严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继续强化中共 自身的意识形态色彩，中共可能早就象苏联或者罗马尼亚的共产党那样在一夜之间 土崩瓦解了，即使依靠“枪杆子”、“笔杆子”和“铁窗子”能勉强维持下来，也 只能象现在的朝鲜劳动党那样，在令人窒息的政治僵化和濒临祖７ｄ产的经济贫困 中无奈地等待着全面崩溃的命运。 　　当然，共产党内也有一些人对共产主义的消亡感到不解、不快，甚至感到痛心 。这些人大部份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同志”，也有一些是长期从事意识形态 工作的“老干部”。他们曾经长期处在毛泽东时代强烈而僵化的意识形态氛围之中 ，自觉不自觉地对“共产主义”有着宗教般的感情，盲目（或者麻木）地习惯了以 “共产主义理想”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不管这些人在文革运动中经历了多少 劫难，不管他们如何目睹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的贫困和痛苦，他们仍然难于一下子放 弃自己“信仰”了大半辈子的这种“革命理想”，难以很快接受现实主义和实用主 义的价值观。这本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应该理解的。毕竟，他们在某种意义 上已经不属于现在这个时代了，而他们这种思想上的落后，其实正反映了时代精神 的进步。 　　但是，如果他们中有人（特别是那些至今掌握着权力的人）企图扭转历史潮流 ，企图把中共再拉回到以前那种意识形态氛围之中，企图再把“共产主义”“理想 ”强加到中国人头上，那么他们其实就是在“挖共产党的墙脚”，是在破坏当前共 产党权力地位的基础！一旦重新与“共产主义”这种过时了的“理想”捆绑在一起 ，中共的权力地位就将变得岌岌可危。 　　其实，这些人之所以对共产主义的消亡感到失落和痛心，还有一些细致而重要 的原因。长期以来，共产党把社会上的很多良好的道德风尚都归功于社会主义和共 产主义，都冠上“共产主义”的名字。例如，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扶弱助残等等 都被宣传为“共产主义精神”，对生活贫困者或者受灾落难者的福利和救助则被称 为“党和政府的关怀”或者“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其实，这些道德风尚是任 何一个文明社会所应该拥有的，而对国民的福利和救助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与 很多西方国家比起来，中国在这些方面还远远不够。但是，通过长期的宣传和灌输 ，在很多中国人的心目中，这些良好的道德风尚和福利救助行为是与“共产主义” 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人对“共产主义”曾经有过的真诚的感情中，除了那种理想 社会的吸引力之外，这种联系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今，那种“乌托邦”式的理 想社会的吸引力已经不复存在了，但与这些良好的道德风尚的习惯性的联系却使不 少人继续怀念“共产主义精神”。当这些良好的道德风尚由于种种原因而有所减弱 的时候，有些人便把这与“共产主义”的消亡联系在一起，从而产生了失落的情绪 。 　　在很大的程度上，重新树立和强化这些道德风尚，全面营建现代化社会所需要 的完善的道德体系、良好的精神风貌、严格的法制意识和健康的人际关系准则，应 该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但是，如果希望更顺利地达到这些目标，希望 建设更成熟的“精神文明”，希望所得到的成果具有更持久的影响力，我们就再也 不能（也不必）继续把这些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了。 　　中共能够维持权力地位的第二个原因，是其庞大组织和一定意义上的代表性。 　　中共党员虽然只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几，但党员的总数却几乎等于法国或英国 的人口。数量如此庞大的党员被严密地组织起来，构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每 个党员都处在某一个支部的管理之下，处在严格的组织关系之中，“党中央”则通 过各级委员会和支部，控制着这个庞大的政治集团。 　　这个规模庞大的组织已经深深扎根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次之中，使得当前中国 社会的任何其它政治力量都难于与之竞争，从而保证了中共能够抵御来自外部的各 种挑战；同时，严密的组织又使得其内部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从而使中共的权力地 位得以维持。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共产党事实上把中国社会各行各业的几乎所有的 优秀分子都吸收进去，从而使它具有了一定意义上的代表性。 　　在意识形态被淡化之后，入党总是出于各种现实的原因，很少有人真的是因为 对共产主义的（清晰的或者模糊的）信仰而要求入党的。但无论如何，对于很多中 国人来说，加入共产党所能带来的政治、经济上的好处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好处促 使很多（优秀或者不甚优秀）的人都主动地“向组织靠拢”。尽管选择新党员的标 准并不总是那么“标准”，但这些申请者中被选择出来的人在总体上确实是比较优 秀的。当然，也有一些优秀人物（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对入党并不怎么积极，但 只要他有了突出的成绩，党组织就会主动对他伸出双手，通过各种方式促使、诱使 （有时甚至是迫使）他加入到共产党这个组织中来，而对于这些人来说，如果想使 自己的成绩得到进一步的承认，如果想得到必要的地位、荣誉或权力，或者不愿意 因为“辜负”了“党组织的培养”而影响自己的工作和前途，入党对他们来说就成 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通过这种方式，共产党吸收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大部份的 优秀分子。这使得中共具有了一定意义上的代表性，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其存在 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基础。 　　当然，并不是每个共产党员都是优秀的，在共产党内，也有很多不学无术、无 所作为、甚至是道德败坏、违法乱纪的人，但总的来说，共产党员这个群体确实代 表了中国社会的精华。工人、农民中的积极分子、有作为的企业家、很多有成就的 知识分子，都在各种各样的原因之下加入了共产党。不管这些人是否信仰共产主义 ，甚至也不管这些人自己是否赞成共产党垄断权力的这种政治体制，这些人的加入 本身，在客观上就是对共产党的权力地位的一个有力的支持。 　　近几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变化，这种形势逐渐发生了一些 变化。一方面，六四运动被镇压以后，很多知识分子和参加过或者同情过六四运动 的人对共产党产生了强烈的失望和反感情绪，有些人至今还因此而不愿意入党。另 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很多人可以通过经济上的成功来得到名誉和社会地位 ，入党不再成为获取名誉和地位的必要条件和唯一途径。于是，在市场经济中有所 作为的很多人，也不愿意加入共产党。这种种的因素使得入党对一些人的吸引力有 所减弱，使得一些有作为、有成就的人不再积极主动要求入党。对于共产党来说，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共产党没能继续把中国社会的优秀分子吸收进来，它的 地位就将面临危机。正是在这种危机感的驱动下，近几年吸收新党员、“加强党的 建设”、培养“跨世纪接班人”的步伐明显地加快了。 　　共产党得以维持其权力地位的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二十 几年来的经济发展成就。共产主义“理想”和阶级斗争理论被放弃以后，能够继续 保证共产党的权力地位的最有力的因素，就是现代化改革的进展和经济发展的成就 。而二十几年来所取得的这些成就，确实是邓小平和他领导下的共产党值得骄傲的 成绩，对于大部份的中国人来说，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这些成绩便足以使他们 默许（至少是容忍）共产党的权力地位。 　　作为一个由六千多万党员组成的组织，中国共产党是独一无二的，也是空前绝 后的。其庞大的规模、严密的组织、实用主义的态度和领导开放改革的成绩，使得 它在共产主义消亡以后继续保持着垄断权力的特殊地位，必将在未来的现代化改革 中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当然，中共的权力地位也受到了一些威胁。其中最明显、最紧迫的威胁就是腐 败问题，这将是决定中共近期能否继续保持权力地位的关键问题，也是决定中国近 期的政治走向的关键问题。如果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或缓解，中共的地位就将 受到动摇。对中共地位的另一个威胁，从根本上说还是其权力地位的合法性问题， 或者说，是中共对权力的垄断与（中共自己表面上也不反对的）民主原则之间的矛 盾。与腐败问题相比，这个问题当前还显得不太突出，但一旦形势有所变化，这个 问题就可能凸显出来，成为中共地位的严重威胁。另外，中共对毛泽东时代的社会 动乱和经济贫困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一旦人们有充份的条件来反思和探究这些动乱 和贫困，中共便不得不为此而承当责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现在的中共当权者尽 力地压制人们对这些事情的深入讨论，压制人们对毛泽东时代的声讨和反思。 　　这些潜在的危机，成了决定中国未来政治走向的重大变数，成了影响中国政治 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因素。这些危机也时时提醒着中共的当政者：要谨慎地走好每一 步。 　　在近期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共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共产党是当前中国整个 政治体系的基础，如果我们不希望（也不指望）用激烈的方式迅速改变这个权力体 系的话，我们就应该容忍中共继续发挥作用。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共产党是一种难 以替代的稳定力量，在经济发展时期，这种力量是必不可少的。实际上，共产党在 中国已经远不只是一个政党，而是一种政权形式，中共这个规模庞大的组织，已经 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层次，成为中国社会结构的最重要的一个部份。我 们应该努力改革中共内部的权力运作制度，但在现代化改革的近期阶段，在中国的 经济发展时期，试图动摇、推翻或者激烈削弱共产党地位的做法是不必要、不现实 ，也是不可取的。 　　当然，共产党也不能永远这样垄断权力。作为中国政治现代化最核心的问题， 共产党的地位问题在适当的时候是必须解决的，这正是远期的政治改革的中心任务 。一旦经济发展的目标基本实现，现代化改革进程进入了政治改革阶段，我们就必 须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种思路，自然地就是多党制。这是近年来经历剧变的许多 原社会主义国家所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案。这种思路的主要目标，就是建立现代西方 国家那样以多党竞争和广泛的选举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经过改组（以至改名） 的共产党，在这种新的体制中和其它的政党一样参与平等的竞争。各个政党通过民 主的投票来获得选民的授权，在选民的支持下取得执政地位并接受选民的监督。 　　在种思路当然是未来中国的一种可能的选择。在远期的政治改革中，如果我们 能够不断贯彻民主政治原则，逐渐规范共产党的权力行为，使其成为参与民主竞争 的现代意义下的政党，而不象现在这样未经选举就垄断权力，同时，开放“党禁” ，允许各种力量组织新的政党，让多个政党公平地参与竞争，我们就有可能从一党 专政逐渐过渡到多党制，从而在中国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体制。 　　但是，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之下，要以这种方式达到目标，有不少困难需要克服 ，也有不少问题需要我们深入讨论。 　　共产党与西方国家里的政党有着极不相同的特点。在西方社会，政党一般是一 种松散、开放、内部约束力很小的组织，其成员一般都是不固定的，可以自己决定 加入或退出某个党派，没有严格的“党籍”制度，也没有严密的组织和严厉的纪律 来约束其“党员”。例如，在美国，任何一个具有选民资格的人只要登记一下（这 种登记是不用经过批准的），甚至只要在党的会议上参加投票（这同样是自愿参加 的），就算是“加入”了该党，成为“党员”。因此，更确切地说，西方的政党是 政治观点相近的选民和候选人的一种“竞选俱乐部”，或者说，是组织竞选的一种 方式。其最主要的作用，是在竞选中把观点相近的选民和候选人组织起来，壮大声 势，提高其所持的政治观点的影响力，从而促使相应的候选人当选。而一旦选举结 束，国会成立或者组阁完成，政党的作用便很快减弱，直至下一次选举的到来。 　　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就是这种政党的典型例子。相比之下，欧洲国家的政党 在组织上要严密一些，在选举完成以后对日常的政治运作的影响也比较大。而曾经 在欧洲有着广泛影响的社会党，在组织上则更加严密，在这一点上，他们有点接近 于共产党。 　　共产党与现代西方国家的政党很不一样。共产党有着严密的组织，有固定的党 员和严格的“党籍”制度。每一个要加入共产党的人都必须向党提出书面申请，经 过党组织严格的个人考察、政治审查、讨论批准，并履行严格的宣誓手续后才能成 为共产党的成员。同时，每个党员必须处在某一个“支部”的管理之下，定期参加 “组织生活”，并接受党内严格的纪律约束。严重违反党的纪律的人，则可能受到 “开除出党”的处份。 　　这种组织结构使得共产党从外部看来成了一个严密、封闭、凝聚力很强的整体 ，成了一个强大、统一的利益集团，而这个利益集团又常常垄断着国家的权力，因 此，它的功能和影响也就远远超出了选举的范围，而是深入地干预着权力运转的每 一个环节。在共产党当政的国家里，共产党的组织系统常常整个地代替了国家的权 力体系，权力的分配、行使和监督，各个权力机关的组织和运转，各种重大事务的 决策等等，都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在共产党的组织系统之内进行。而西方政党的主 要功能，即在选举中的作用，共产党其实并不需要，因为当共产党垄断了权力以后 ，选举也就成为一种没有意义的形式手续。共产党只要把所垄断的权力在党内进行 分配，就可以由此组织整个国家的权力体系。 　　共产党的组织特点和它的这种权力地位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垄断了国家的权力 并在内部进行分配，党员才有了共同的（政治）利益基础，党对其成员也才具有足 够的吸引力，这是其严密的组织结构的基础，也是党的凝聚力和内部纪律的根基和 依托。另一方面，只有具备严密、稳定的组织结构、严格的纪律和强大的凝聚力， 才能作为一个整体牢固地垄断权力，才能顺利地在内部份配权力，并有效地组织统 治国家所需要的权力体系。 　　一个具有共产党这样的组织特点的政党，如果被放到现代西方国家的多党体制 之下，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设想一下，如果共产党不是处在垄断权力的“专政地 位”上，而是作为一个一般政党参加多党制的竞争，或者说，如果我们在没有根本 改变共产党的这些特点之前试图建立多党制政治，那么情况会是什么样的呢？ 　　原则上说，一个这样的政党是不适合于参与多党制竞争的，并不是说它不能在 多党竞争中取胜，而是在这样的政党的参与下，多党体制将难于健康运转，难于实 现本来的目标。 　　在这一点上，台湾九十年代以来的多党制改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重要的例子 。 　　单就政党的组织特点和权力地位而言，台湾的国民党与大陆的共产党是十分相 似的。在开始民主改革之前，台湾也长期处在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之下，我们姑且不 去详细讨论国民党如何得到这种权力地位，国民党的这种权力地位本身，与共产党 在大陆的地位简直如出一辙。同样地，当时的国民党也有着严密的组织形式和严厉 的内部约束，有着严格的“党籍”制度和固定的党员。在“党国”体制和“动员戡 乱”状态下，国民党的组织也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国家的权力体系，这些特点都是 与共产党十分相似的。 　　八十年代末，台湾开始了政治民主化改革。但是，在政治改革前国民党自身的 组织特点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仍然保留着一党专政时期组织严密、党员固定 、纪律严明、整体性极强的特点。虽然在这方面已经有所松动，国民党内部也不断 改革。但从总体上看，当时国民党的这种组织特点仍然是很明显的。另一方面，台 湾政治改革的思路，显然就是典型的“多党制”思路，因此，国民党参与下台湾的 政治改革与（我们设想中的）共产党参与下大陆的“多党制”改革有着广泛的共同 点，从台湾的政治改革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样的改革所可能带来的种种问题 。 　　面对着组织严密、纪律严明、具有很强整体性的国民党，要与之竞争的其它政 党也需要具有同样的组织特点，需要有同样严密的组织和严明的纪律来加强凝聚力 和整体性。这一点原因很简单，一个松散、缺乏内部约束的西方式的“竞选俱乐部 ”是难于与这样的政党竞争的。不管是民进党、新党还是其它党派，事实上都是按 国民党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这样的政党在政治运作中总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行动，于 是，在这些政党的参与下，政党之间整体对抗变得十分强烈，以至于整个政治运作 都卷入到这种对抗之中。 　　例如，在台湾的“立法院”中，各个政党通过选举分享着一定的席位，但是， “立委”们除了要代表投票给他的选民之外，还受到党的纪律的严格约束。在“立 法院”投票时，影响他们的主要因素，其实是党的决定而不是自己的独立判断或选 民的利益，至少，当这三者产生矛盾时，党的决定总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经常有一 些“立委”因为没有按照党的决定来投票，或者“违反党的纪律”在选举中为其它 党派“站台”而面临处份。在这种来自政党内部的压力之下，各个政党总是作为一 个整体来参与“立法院”的运作，不管是内阁人选这样的大事，还是一些并不重要 的小事，总是难于看到“立委”与“立委”个人之间不论党派、就事论事的辩论和 妥协，整个政治运作总是充斥着党派之间的对抗。 　　原则上说，选民的选票是投给候选人本身，而不是投给各个政党的，至少在台 湾这种选举制度下是这样（“不分区立委”是个例外，但人数较少），因而，选民 的意愿应该是“立委”们在“立法院”投票时最主要的考量因素，他们应该具有充 份的独立性，以便按照（自己所理解的）选民利益、本人的知识智慧以及本人对政 治事务的判断来行使权力，如果他受到了所在政党严格的约束和干预，他就将无法 做到这一点。在这种意义上说，政党对“立委”们的干预是不符合民主政治原则的 。 　　当然，通过适当的改革，国民党也有可能让民众选举的“党籍立委”来掌握党 的最高权力，由“立院党团”会议通过内部的民主讨论来决定本党的各项政策，但 只要党的纪律仍然要求所有的“党籍立委”严格统一地执行党的决定，“立法院” 就总会被分成几个相互独立的“板块”，“立法院”的运作实际上就变成了这些板 块之间的较量。在这种较量中，各位“立委”只有代表本党去投票的义务，却失去 了独立性，失去了个人发挥的余地。“立法院”的投票结果实际上在各个“立院党 团”的会议上就已经决定了。这显然是不符合议会政治的初衷的。当党派之间意见 严重分歧的时候，各个“板块”之间还会发生激烈的“碰撞”，这种碰撞不是具有 不同观点的“立委”与“立委”个人之间的争论，而是党派与党派之间整体上的激 烈抗争，有时甚至会成动手动脚地打起了“群架”。 　　更严重的是，各个政党的决定其实并不总是由“立院党团”作出的，更多的决 定主要是由其他掌握党权的人（参与）作出的，当“党籍立委”被要求执行这些决 定时，党的干预就不仅仅是不合理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变成是不合法的。在这种 干预下的多党体制，显然并不符合政治民主化的原则。 　　比较一下，在美国国会里，并不存在着干预各个议员的明确的“党”的力量。 政党的作用只是组织他们参加竞选，而议员们在议会的行动，却很少受到党的干预 。当然，议会里的“多数党”或“少数党”议员也结成了某种联盟，也有各自的党 派领袖，但这种联盟关系同样也是松散的。美国的总统或者议会里的党派领袖有时 候也会号召其所在党派的议员支持或反对某项政策，但议员们如何投票则仍然靠他 自己的独立判断，总统不可能通过党的组织机制来强制他们如何行动，更不可能把 拒绝合作的议员“开除出党”。这就是美国的“多党制”与台湾的“多党制”的区 别，也是台湾的“多党制”改革的不完善之处。 　　事实上，台湾“多党制”改革中出现的这些问题，正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曾经 担心过的。美国前总统詹姆斯□麦迪逊在有名的《联邦党人文集》中，就曾经对“ 派系”和“小集团”表达了强烈的反对，华盛顿也曾经告戒人们要警惕“党派精神 的有害影响”。他们所反对的，正是象国民党这样组织严密、整体性很强的政党。 也许正是他们这种思想的影响，使得美国没有出现类似国民党和共产党这样政党， 使得美国的多党制获得良好的效果。但是，当台湾在国民党这种严密的“政治集团 ”（和同样严密的民进党等党派）参与下实行多党制改革的时候，美国的开国元勋 们所担心的“政党相互谩骂不休”的情况果然就出现了。其实，这种情况也不止在 台湾一个地方出现，在其他不少发展中国家里，凡是有组织严密、整体性强的政党 参与的多党体制，总是表现出激烈的党派对抗，总是难于成为健康、有效的民主制 度。 　　当然，台湾的政治改革也不是一点成果也没有，台湾的政治改革方面取得的进 展，将是整个中国的政治进步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份，而台湾在政治改革中所遇到 的问题和取得的经验，对大陆的政治改革将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经过多年来的磨 合和调整，台湾的议会政治也开始在向良性方向转变，但是，由于国民党（和民进 党）的这种组织特点所造成的问题和困难，一直都是很明显的。 　　总之，在国民党或者共产党这种组织严密、党籍严格、纪律严明、整体性很强 的政党的参与下，是不可能顺利实现西方国家的那种多党体制的。或者，反过来说 ，在中国大陆或者台湾，要实行有效的“多党制”改革，首先必须改造共产党和国 民党，使之符合现代多党政治的需要。 　　其实，这正是在中国实行多党制改革的最关键的问题。开放“党禁”，推行多 党选举和议会制度这些表面上的措施推行起来其实并不十分困难，但要把共产党改 造得适于参与这种多党竞争，要使所建立起来的多党制健康、顺利运行，从而成为 真正有效的民主体制，却不那么容易。 　　在东欧和原苏联，之所以能够很快实行多党制改革，是因为在这些国家中，共 产党在激烈的政治事件中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有的甚至被突然解散，或者先解散后 再重建，而变革了的或重建起来的共产党，已经失去了它原来的那种组织特点，基 本具备了参与多党制竞争的条件。但是，即使在这种条件下，他们的多党制改革也 存在着不少问题。在中国，我们的政治变革是逐步进行的，共产党是否可能实现这 种转变，是很值得深入讨论的。 　　除了多党制的思路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可能的选择，这就是关于“非党制 ”的设想。 　　这里所说的“非党制”，是指政党与国家权力体系相独立的一种政治体制。具 体地说，在这种体制下，国家的行政、立法、司法等机关和武装部队都与政党脱离 关系，这些机关的官员一旦就任，就必须同时退出其所参加的党派，在任职期间， 他们不得接受任何党派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帮助，不得参加任何党派的活动，也不受 任何党派的影响，只按照自己的独立判断和所代表的选民的利益来行使权力。各个 党派可以宣传自己的观点，通过自己的政治主张来影响选民，但不得直接推举候选 人参加选举，也不得干预具体的权力运作。在竞选中，候选人只代表自己，而不代 表任何党派。 　　这种“非党制”的设想，一方面是为了消除政党对政治运作的不合理干预，另 一方面也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情况，考虑到现行的共产党垄断权力的制度如何顺利向 民主体制过度的问题。 　　从原则上说，政党与民主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有政党参与的政治体制可以是 民主的，也可以是不民主的，同样地，民主体制可以有政党参与，也可以没有政党 参与。历史上，美国是现代政党的发源地，但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们起初是反对政 党的。华盛顿、富兰克林、杰斐逊、麦迪逊等等，都对政党有过类似的看法，都觉 得政党“总是涣散人民的议会，削弱政府的行政管理”（华盛顿语），因而也都反 对政党参与政治。他们的这种态度，实际上蕴涵着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没有政 党的参与，美国仍然可以建立良好（或者说更好）的民主政治。我们这里要讨论的 “非党制”，实际上也是基于与此类似的想法，希望在排除政党参与，从而也避免 了政党对政治运作的消极影响的情况下建设中国远期的现代化政治体制。 　　首先，如果仔细地分析政党政治的发展历史，我们就会看到，政党政治的兴起 ，是与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条件相适应的，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党政治现在正处在 世界性的衰退之中。 　　尽管有不少反对意见，政党仍然在十九世纪初的美国政治中出现并蓬勃发展起 来，到十九世纪中叶，现代政党在美国趋于成熟，并逐渐扩散到欧洲和世界的其他 地方。但是，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其实是技术性的（实际需要），而不是原则性的。 　　首先，在美国这种政党体制中，通过对党权的严格的、有意识的限制，人们所 担心的政党对政治的消极影响大大减小了。这是现代政党制度能够在美国健康发展 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党在选举中的极为明显的重要作用。这 是美国政党政治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 　　政党在选举中的作用，被概括为“为选民找到候选人又为候选人找到选民”两 个方面。政党通过一定的形式提出本党的候选人，并以政党的力量为这些候选人提 供帮助，协助他们设计和协调竞选纲领，帮助他们筹措竞选经费，同时，也为候选 人拉选票，通过党的组织来扩大影响，把候选人介绍给选民，以促使候选人当选。 这些帮助对候选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此他们愿意加入政党，并以政党候选人的 身份参加竞选。 　　而对于选民来说，党派身份是他们了解候选人的一个重要手段。候选人的政党 身份，向选民表明了候选人大致的政治倾向，使得选民可以通过其所在政党的政治 纲领或者竞选宣言更快地认识各个候选人的观点和主张，并预期他当选后的行为趋 向。 　　这样，候选人愿意借助政党来赢得竞选，选民也乐于通过政党来了解候选人， 决定自己的投票意向，政党的作用就这样得到体现，政党的存在于是也就有了其必 要性。 　　同时，政党要保持一定的影响，要发挥上述的作用，必须有一定的力量基础， 必须对（潜在的）候选人有一定的吸引力，也必须能获得选民的认可和支持。在美 国政党政治的全盛时期，政党通过向选民提供福利性质的物质援助和工作机会（如 果他们需要的话），以及向有政治抱负的人提供提名的可能性来达到这种目的。通 过这种方式，政党有了发挥作用的可能性。 　　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由于传播媒介的介入，政党在竞选中的作 用已经并且正在不断减弱，政党在政治中的必要性也不再那么明显了，在美国等很 多西方国家，政党政治实际上正在逐渐衰退之中。 　　强大的传播媒介的广泛介入对竞选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在报纸、杂志、广播 、电视甚至计算机网络这些强大的信息传播手段广泛介入选举以后，候选人与民众 对话的渠道和机会大大增加了，候选人的政治主张通过报纸广告、电视屏幕、计算 机网络等等渠道源源不断的送给选民，选民完全可以不通过政党而直接了解这些候 选人进而作出判断和选择，于是，政党的那种联系候选人和选民的作用不再那么重 要了。传播媒介的介入使得政党不管是对候选人还是对选民的吸引力都大大减弱了 ，而在竞选中的作用又是现代政党的最主要的功能，于是，政党的衰退就成了一种 不可避免的趋势。这种趋势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并将会继续下去。 　　政党衰退的直接后果，就是候选人不再注重政党，而更注重自己的实力。１９ ９６年，当美国人在讨论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将军参加总统选举的可能性 的时候，附带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可能将以哪个政党的候选人的身份来参加 竞选？ 　　这种后果的另一个更突出的表现，是脱离任何党派的“独立候选人”参加竞选 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增加。在１９９２年美国的总统选举中，独立候选人佩罗曾一度 获得百分之十几的（民意调查）支持率，当然他当选总统的可能性并不大，但如果 他不在中途退出选举的话，也有可能获得与乔治□布什和比尔□克林顿“三足鼎立 ”的选票。 　　美国是现代政党的发源地，也是当今世界上政党政治最成熟、运行最顺利的国 家，事实上，世界其他（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多党政治体制，在不同的程度上都是 借鉴美国的经验建立起来的，因而，我们讨论政党与未来政治的关系的时候，自然 会很注意美国的情况。但是，即使在美国这样一种具有浓烈的政党政治传统的体制 中，政党的作用也正随着社会的进步、信息技术的发展和选举活动的演变而逐渐衰 退，这种衰退的方向，就是政党逐渐退出政治运作，以至退出竞选活动，在某种意 义上说，也就是“非党制”的方向。 　　本来，政党就不是与民主政治同时出现的，而且，看来也不一定会永远与民主 政治一起存在下去。（至少，不会以现在这种政党形式长期存在下去。）当然，二 百年前政党的兴起，有着实际的需要和现实的理由，但是，今天政党的衰退，也同 样有着深刻的原因。政党的衰退并不意味着民主的倒退，反而可能使民主制度变得 更加完善、更加成熟。如果说，民主原则在人类社会中将会继续存在下去，那么社 会的发展现在正在为政党政治的消退准备条件。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对政党体制的改革，是在整个现代化改革的远期阶段进行 的，也就是说，是在二十一世纪初期或中期的时候才进行的。（按照现在的改革进 程，如果我们在中共建党一百周年，也就是２０２１年的时能够开始这个阶段的改 革，就已经是相当快的了。）那时候，如果我们再来建设现在就已经在不断衰退的 “多党制”体制，再重复西方国家二百年前开始的老路，显然是很不应该的。 　　当然，美国是否会逐步走向“非党制”，或者说美国的政党政治将会演变成什 么样子，我们现在尚难作出判断。对于他们来说，政党的作用本来就仅限于选举活 动中，极少干预日常的政治运作。当在选举中的作用也不再重要以后，政党在整个 政治体系中的作用也就将自然地消退。但中国的情况却不一样，我们的政党并不怎 么关心选举活动，而是大量、深入地干预着日常的政治运作，因此，在改革政党制 度的过程中，有必要特别强调政治的“非党化”，强调政党与国家的权力机关脱离 关系，并且，为了更彻底地做到这一点，还应该不再允许政党直接参与选举。这就 是“非党制”思路的主要的出发点。 　　其次，再回到中国的具体国情。正如前面所分析的，象中共这样的政党，是与 美国那种政党有着极大差异的政治集团，它对政治运作的干预实际上违背了民主政 治原则。如果我们要建立美国那样健康有效的“多党制”体制，就必须根本改变共 产党的这种性质。这种改变是全面而彻底的，除了其基本的政治思想可以保留下来 之外，整个的结构体系都必须改头革面，重新组织，以便成为松散的、开放的现代 政党。 　　在其他的原社会主义国家里，共产党是在一场激烈的政治事件中被迅速瓦解、 改造的。在中国，我们的政治变革是在平稳和缓慢的过程中进行的，中共的转变也 只能逐步进行，并且，实际上只能是在中共自己的自觉推动下实现的。也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中共自己逐步改革（和削弱）自己，把自己从一个严密的权力 集团和利益共同体改造成为一个松散、开放的“政治俱乐部”，这实际上也就等于 让中共逐步放弃权力。如果这种改革的前景是让（改革后的）中共再投入到与其他 政党的竞争中，那么中共自己就难于自觉、彻底地进行这种改造，（以便保存实力 ，确保在竞争中的优势），于是，这种改革就将难于顺利完成，中共可能仍然保留 着现在的这种规模庞大、组织严密、整体性很强的特点，而与中共竞争的其他政党 也就会以同样的模式建立起来，这时候，现在台湾在政治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 就将出现在我们的“多党制”体制中。 　　但是，如果中共对自身进行改造的前景是不再允许任何其它的政党直接参与政 治运作，那么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 　　事实上，为了建立“非党制”体制，也同样需要对共产党进行这种彻底的改革 ，但是，与“多党制”的情况不同，在非党制思路下共产党的改革，是在没有竞争 对手，也不允许再产生竞争对手的前提下进行的，也就是说，通过这种改革，中共 自身是被削弱了，但也不允许任何其他的政党取代中共的权力地位（哪怕是经过选 民的授权也不行），中共逐步与国家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和武装部队）脱 离关系，其他任何政党也同样不能干预这些机关的运作。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自身 的改革就可能更顺利、更彻底地完成，新的现代化的政治体制就可能在此基础上更 好地建立起来。 　　一方面，“非党制”试图使“党权”对政治的不合理的干预减小到最低限度， 使得民主原则得到更好的贯彻，另一方面，在中国这种具体政治现实下，从“一党 制”到“非党制”的转变看来将会比从“一党制”到“多党制”的转变更顺利、更 容易实现。这就是“非党制”这种设想的初衷。 　　其实，“非党制”的设想也是与前面讨论过的近期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相互 配合的。按照这些设想，共产党在近期继续掌握权力，继续领导中国的经济改革和 经济发展，同时，努力改革以共产党为基础的权力集团内部的权力运作机制，为整 个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做好准备。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经济现代化的目标基 本实现以后，我们便进入现代化改革的政治改革阶段，进入全面建设现代化的民主 政治制度的阶段。此时，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应该说就圆满完成了。这时候，共 产党再通过不断的改革，逐渐退出现在的权力地位，逐渐把权力归还给国家和人民 。同时，努力建立广泛的民主选举制度，通过公平的选举，把权力授予有能力、有 威信的人，这些人除了接受人民的监督之外，不再受到任何其他的压力，不允许共 产党或其他任何政党以党派的身份掌握权力，也不允许政党干预民选代表的权力行 为和政府的政治运作，以便使选民的利益得到更好的体现，并由此建立中国的现代 化政治体制。 　　当然，“非党制”并不是要取消政党的存在，在“非党制”下，政党仍可以继 续存在并发挥一定的作用。各个政党代表着不同的阶层或群体的利益，代表各种不 同的政治观点，他们可以通过相互辩论和一定形式的宣传来扩大自己影响力，来促 使更多的人（包括一般民众和民选的掌权者）支持和理解他们的观点，从而对选民 的投票和国家的政治运作产生（间接的）影响。 　　为了给政党（和其他团体）提供适当的活动空间，我们可以把现在的“政治协 商会议”逐渐改革成为某种形式的“政党论坛”，允许各个政党直接参与政协的活 动，他们的观点可以在政协会议这种特定的场合得到充份的表达、进行公开的辩论 。当然，此时政协的任何决议（如果有的话）都不能具有法律效力，只能作为一种 非强制性的政治号召来发挥影响。 　　其实，“非党制”作为一种政治模式在历史上也曾经存在过，但那多是在不具 备充份的条件建立强有力的政党，不具备充份的条件实行多党制的情况下实行的。 这里所设想的非党制，是在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信息技术、新闻媒介充份发达以 后，当政党在政治中的作用逐渐减弱以后的一种政治体制，这两者之间是有所差别 的。 　　经过了九十年代初的政治动荡以后，很多原来处在共产党一党专政之下的国家 选择了多党制的道路，但也有少数国家选择了类似“非党制”的思路，白俄罗斯就 是一个例子，蒙古共和国也有过政党与国家权力机关脱离关系的规定，这些国家的 政治改革实践，将为我们提供宝贵的经验。 　　当然，关于“非党制”的改革思路，现在还只是一个初步的设想，这种方案（ 以及“多党制”方案）的可行性、合理性和许许多多的操作性问题还需要我们继续 思考和讨论。好在这些方面的改革都将在远期阶段进行，我们看来还有足够的时间 来深入探讨这些问题。但是，不管是采用“非党制”还是“多党制”的思路，共产 党的地位问题的顺利解决，都将有赖于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努力，而当这个问题得到 圆满解决的时候，我们与政治现代化目标的距离也就不远了。 （未完待续） 作者保留版权 ｅ－ｍａｉｌ：ｔｙｉｈｏｎｇ＠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 　　本期　责任编辑：苇　明　　　　　　　　　　　　主　编：墨　雨 　　　　　校　　对：翰江浪人　　　　　　　　　　　副主编：陆建平 　　　　　ＰＳ制作：王　锋　　　　　　　　　　　　　　　　丽　莉 　　　　　网络发行：王　锋　　　　　　　　　　　　　　　　苇　明 　　　　　订阅快递：王　锋 　　　　　读者服务：苇　明 ～～～～～～～～～～～～～～～～～～～～～～～～～～～～～～～～～～ 　　　　稿件问题建议红娘等请寄　fhy-cm@fhy.net 　　　　《枫华园》网站地址　http：//www.fhy.net/；http：//www2.fhy.net 　　　　　ftp.fhy.net　(152.2.242.227)pub/fhy 　　　　　ftp2.fhy.net　(207.230.251.20)pub/fhy ～～～～～～～～～～～～～～～～～～～～～～～～～～～～～～～～ 订阅或停订本刊，请寄电子信到下列邮址服务站，信内容（仅需一行）： 　subscribe　list名称　Your　Name　或　unsubscribe　list名称 （例如，订阅简体字版本需要送电子邮件到：listserv@fhy.net， 　信件内容为：subscribe　fhy-gb　YourFirstName　YourLastName） ～～～～～～～～～～～～～～～～～～～～～～～～～～～～～～～～ 版本　　　中文软件　list名称　　　　邮址服务站地址　　　国际刊号 简体字阅读　　　需　fhy-gb　　listserv@fhy.net　　　　　　1198-1466 联机直读　　　　需　fhy-hz　　listserv@fhy.net　　　　　　1198-1466 繁体字阅读　　　需　fhy-big5　listserv@fhy.net　　　　　　1198-1466 国标码　　　　　需　fhy-gb2　listserv@fhy.net　　　　　　1198-1466 五大码　　　　　需　fhy-big52　listserv@fhy.net　　　　　1198-1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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