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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日出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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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日创刊 十日刊 总第一○八期 ※
※ 全加拿大中国学人联合会主办 《枫华园》编辑部主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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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目 录（ＦＨＹ９６１０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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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辟】 本刊编辑部
【新闻扫描】 本刊编辑部
【红叶集】 荷 叶 若 玫
【时事焦点】 末代港督的旋风（二） 汇 泽
【神州论坛】 无知与孤傲─中国可以说不 张所鹏
评“中国不可以说不”论 陈映真
“暧昧的日本”与日本车 一读者
【环球采风】 自封的国际道德权威
－－诺贝尔和平奖和西方集团的战略 李 山
中俄改革较长论短录
－－莫斯科国际学术会议现场笔记 伍幼威
【电脑红娘】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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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辟】 目录
◆ 连战倒竖拇指
－－１０月１５日，台湾立法院讨论兴建第四核电厂，民进党立委用“人肉
盾牌”阻挡副总统兼行政院长连战进入立法院报告，高喊“连战滚蛋”。连战愤
然离去，行前数度倒竖拇指表示不悦。警方曾考虑用直升机“空运连战”进入会
场，但考虑尊严问题而没有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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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扫描】 目录
［钓鱼台风云］
★ １０月１５日，多伦多为本地参加保钓抢滩行动的伍幼威、周伟业举行欢迎
仪式。据伍幼威透露，海外参加抢滩的共有四人，其中三人来自加拿大，另一人
来自美国。伍幼威及蒙特利尔的于广声都是全加学联会员（伍是上届学联公关主
席），他们经过学联介绍，前往香港及台北参加抢滩行动。
★ １０月１７日，伍幼威在距钓鱼岛五十米处取得的海水样品，经由包括伍幼
威在内的四名全加学联代表送交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请求领馆转交江泽民主席
，以表示海外华人支持中国政府为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而采取的一切必要行
动。
★ １０月１６日，中国海洋勘探船“海洋十三号”已连续五天停留在钓鱼岛附
近东海海域，进入日本单方面规划的“二百海里经济专属区”，他们没有理会日
本海岸防卫队的警告。另一艘中国船也在日前做出类似举动。
★ １０月１８日，《人民日报》昨日发表题为“论钓鱼岛主权归属”的长篇署
名文章，论证钓鱼岛是中国领土，批评日本政府的作法，并称“中日两国和则两
利，斗则两伤”。
★ 近日，中国文联出版社推出《中国可以说不》的续集：《中国还是能说不》
，将主要矛头指向日本，并表示保钓是遏制日本的试金石。另一本《中国为什么
说不》也已问事，表明中国没有反美情绪，只是“理性抵制”美国推行的“遏制
中国”政策。
［中国与世界］
★ 近日，北京市检察院指控王丹“阴谋颠覆政府”罪，起诉王丹自九三年假释
以来，先后在台湾和香港报章发表三十多篇文章，攻击中国宪法所确定的四项基
本原则，诽谤中共和人民政府；与魏京生预谋将国内的非法组织联合起来，又设
立互助捐款，为阴谋颠覆政府作组织准备；“勾结”王军涛，出任他在美国成立
的旨在阴谋颠覆中国政府的“中国研究所”理事，并接受设于美国大洛杉矶区的
“中国民主阵线”所设自学计划的资助。１７日，王军涛表示他的“中国战略研
究所”受美国法律约束，基本不从事政治活动，而王丹是应他邀请，担任理事，
却从未就研究所的任何工作发表意见。
★ １０月１７日，美国助理国务卿洛德结束在北京三日的访问，他与中国外长
钱其琛和副外长刘华秋会谈，讨论中美关系，并曾谈及中国的人权问题，包括王
希哲、王丹及刘晓波的情况。
★ １０月１７日，北京宣布已经将周北方特大受贿行贿案提起公诉，陈希同的
秘书陈健、原北京国安局官员李敏等人也同遭起诉。
★ １０月１８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伯恩斯表示，克里斯托弗下月访华时，不
会向北京作出美国不准台湾领导人访美的保证，对于未来处理台湾官员访美问题
，美国已有一套众所周知的政策。
★ １０月１９日，王丹母亲王凌云表示，人权是国际性的问题，国际社会应当
关注到中国的人权状况。
★ １０月１９日，美国商务部最新统计显示，八月份美国和中国贸易逆差高达
四十七亿一千三百万美元，写下单月历史新高纪录，继今年六月份之后，第二次
成为美国最大逆差来源。商务部长坎特表示，逆差扩大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持续封
闭市场，维持不公平进口许可及配额制度及其他歧视美国商品的措施。
［香江帆影］
★ １０月１５日，香港特区筹委秘书处开始公开接受各界人士报名参选首届行
政长官，许多有志的普通市民虽从未曝光，也前来领取报名表。筹委官员表示中
方希望参选气氛宽松，候选人尽量多一些。
★ 近日，香港有意参选特首的热门候选人董建华、吴光正和杨铁梁（个人资料
见上期新闻）积极展开竞选活动，会见各界人士。
★ １０月１６日，曾经表示有意竞选首届香港特区首长的罗德丞退出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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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叶集】 目录
荷 叶
－若 玫－
我喜欢荷叶胜过荷花。在二十岁之前，我住过的地方，我都唤作家乡。我的
家乡都是随处星罗着无数荷塘的。上学放学都从荷塘边走过，脚步放得慢慢地，
为了多嗅些绿色的味道。同学里有勇猛的就会趴着塘边去够荷叶。通常太靠近路
边的叶子都枯烂了，近了人气之故罢，我是这么相信的。往往要用了额外的工具
，如残枝之类才能够得着一张大而完整的荷叶，然后神气活现地罩在头上，一路
扬长。荷花的花韵全在荷叶，悠悠浮萍的闲静舒展于水，也有高出水许多而摇戈
生姿的，或云：舞风不怨三分绿，盛雨轻言一茎长。我同桌的华子，在大太阳时
会送我一张荷叶，让我举过头顶遮阳，荷叶的梗茎象是伞柄。那个时候我是条鱼
，在荷叶覆盖的水面下游向河之西，游向河之东。
因了衣食不愁的关系，荷叶对我只是审美的需要，但对吾乡的乡民来说，荷
叶却是必不可少的实用物件。别地的熟食铺里用来包碎肉和熟食的都是油纸，本
乡就用荷叶，包过的食物也带着荷的清香，让我觉着乡人们风雅的习性，随处都
在。荷叶还用来垫蒸肉的蒸笼，所以米粉蒸肉也叫荷粉蒸肉，去了许多的油腻。
我的祖母还用荷叶绞出绿色的液汁，掺和在小石蘑蘑出来的米粉里，做出香甜甜
的绿色的荷叶糕。《红楼》里宝玉挨打之后要吃的小荷叶儿汤，也是在面粉里加
了点荷叶有了荷的清香罢。
荷叶的叶面有许多纹路，荷叶的梗有韧性，折断后如莲藕有丝相连。荷是文
人画的主要题材之一，亦是莫奈的最爱，也是我最爱莫奈的因由。某笔记中记某
僧人善画荷，某公拜访束画，僧即避入斋堂，公好奇往观之，见僧宽衣，于灶台
之上取铁锅，刮锅灰而抹其臀，往已铺就之画纸上顿坐，俄倾起而洁身，取笔墨
于画纸之上添补纹脉，即成荷叶图。时人皆以坐莲大师号僧。这样画出的荷，栩
栩如生自不必说，不知香如故否？
月光照上荷叶自有其独独安静的清味，但我却更中意雨夜里的荷叶。在灯下
望荷塘，见不到荷叶，只能听荷叶的声音在雨里点点滴滴，荷叶的香夹着雨气飘
过窗前的树影，我在梦里常这般想着荷叶，有时也化作一片荷叶，体会着异地的
风寒苦雨，安然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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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焦点】 目录
末代港督的“旋风”（二）
政改方案与中英争执
上节（见ＦＨＹ９６０７Ａ）中谈到，英国没有按传统派出外交界人才出任
港督，而以政客彭定康到香港继任之后，“肥彭”接连打出三张王牌：民意、新
机场、政改方案。特别是政改方案，中方认为变相增加直选议席，违背中英联合
声明，违背与基本法衔接，破坏中英双方的协定（三违反）。双方展开了一场大
论战。致使彭定康首次访问北京受到冷遇。彭与中方官员的谈话也没有任何重大
成效。
９２年１１月２６日，话说彭定康刚上飞机，还在中国领空，“白头翁”鲁
平已经开始发炮。数小时后，英国外交部也发表声明，否认彭督的改革是三违反
。中英两国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论战。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敏感的股市，次日刚刚开
市的伦敦股市上，挂牌的香港股全面滑落；随后香港股市也下降二百多点。
彭定康回到香港之后，在立法局中受到议员们的穷追猛问，质问中英双方是
否曾就９５年选举立有“秘密协议”。因为鲁平在批评中曾多次提到，中英两国
官员，包括赫德和钱其琛之间，曾就９５年立法局选举安排交换过多次外交信函
，达成谅解。鲁平还表示要公开双方的信件。香港议员们担心，假如双方曾有协
议，是否有背着港人做交易之嫌；立法局通过政改方案，是否有成为英国推翻外
交协议的“替罪羔羊”。香港议员们想搞清楚，是谁在这一问题上“讲大话”（
即讲假话）。
谭耀宗议员在会上提问说：鲁平坚称有档案及“白纸黑字”可查明中英双方
有协议，请问彭定康先生，中方之所以强硬回应是否因为英方在外交层面上背信
弃义？
彭定康斩钉截铁地回答道：“Ｎｏ！”他也明确否认双方曾达成任何秘密协
议，并指出过去数年中英的主要争论是在增加９５直选议席问题上，这是一个公
开的争论，绝非秘密进行。
但是数年之后，当香港立法局按照彭氏的设想进行选举尘埃落定，彭定康才
表示他没有看过中英官员的七封信件，只是知道个大概。报纸没有把这件事情放
在显要位置，也没有人质问他当年有什么理由面不改色、不容质疑地回答“Ｎｏ
！”－－这是后话。
中英双方在此之前进行协商时，彭定康还没有参与。回顾当年邓小平、撒切
尔等人有关香港问题的交往，却很有历史意义。
中英交涉简史
香港地区由香港岛、九龙和新界组成，面积为１０６９平方公里。英国殖民
者选中地理位置优越、港口条件良好的香港岛作为鸦片买卖的永久基地。１８４
０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枪炮打破了清王朝不可战胜的神话。１８４２年８
月，英军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割让香港岛的城下之盟－－“南京条约”；１８５８
年，英国远征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维护香港的法律秩序”为名，迫使清
政府签订“北京条约”，英国于１８６１年１月１９日占领九龙半岛；１８９８
年，英国又由于“防务需要”，逼迫李鸿章签订了租借新界九十九年的“展拓香
港界址条约”，该条约于１８９８年７月１日生效。至此，香港岛及邻近地区全
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自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官方一再声明
不承认英国强加的不合理条约，并要在时机成熟时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
英国殖民者当时采取“租借”而不是割据新界，是因为惧怕法德俄等列强效
仿。签订条约的英国军官窦纳乐这样向他的外交部汇报：“我曾试图得到彻底的
割据权，但在其他国家只能取得租借权的时候，如果我们强求割据，那会对我们
很不利，所以最终决定以租借的形式予以解决，九十九年的租借期似已是足够了
。”英国原打算在适当时候行使割据，根据当时中国的情况，九十九年办成这件
事易如反掌。
但是，三十年河东转河西，到了本世纪七十年代，新界的租期将近，英国人
开始坐不住了。香港的所有土地均由殖民政府以租用方式出售，租期都会在１９
９７年６月３０日前三天届满。一个日益明显的问题环绕在投资人和所有相关人
士的心中：英国对新界的租期能否延长？
这里还有两个插曲：其一是当太平洋战争结束后，伦敦与华盛顿、重庆的盟
军总部之间的电报来往频繁，商讨日本在香港的投降方式。据称如果不是罗斯福
的突然逝世，他可能支持蒋介石接受日本在香港的投降。而继任的杜鲁门则屈服
于英方的压力，由英国率先在香港成立了临时殖民政府。其二是当国民党兵败时
，林彪的军队在距香港二十五公里的地方停了下来，没有对香港英军造成进攻之
势。解放后，香港一度成为西方封锁下的秘密通道，被称为“中国的生命线”。
自７８年以来，内地与香港的经济往来突飞猛进，５０年到７８年，两地贸易平
均每年递增８％，７９至８４年平均年递增４３·６％。
１９７５年，英国首相希思曾向毛泽东询问如何解决香港问题，毛泽东说，
反正要到１９９７年，还早哪，还是让年轻人去管吧。
后来，英国人幻想继续对香港的控制权，并注意到中方关于和平解决香港的
信息，开始研究如何着手延续新界的租期。一个英国法律教授提出由英国单方面
修改法律，试探中方行动。立法局议员罗德丞律师则提出一个“悄悄地进村”的
办法：“由土地处的一个低级官员将一份使用期限超逾九七年的土地租约批予一
家中国小型公司或子公司，…如果中国政府不喜欢这样的作法，…到时你可直盯
着他们说：‘是下属职员弄错了。’如果第一份地契没有产生任何反效果，那就
再批出第二份地契，…，渐渐地，租期就会被弄得不太清楚，整件事情也就给搅
浑了。”－－此公近日提出要竞选未来香港特区首长。
但英国政府这时比较绅士，希望通过正式与北京会谈，在法律上解决问题。
１９７９年３月２９日，港督麦理浩在访问北京期间，会见了邓小平。犹如
现今“先谈渔权，不谈主权”一般，港督事先受到伦敦的秘密授意：避谈主权，
只谈续租。
邓小平掌握着谈话的主动，率先出乎英人意料地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
香港拥有主权，…。而香港也有着自己的特殊地位。将来对香港问题的谈判应以
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为大前提。…，香港在我们实行社会主义的同时仍可实行资
本主义制度。”这就是“一国两制”的雏形！
邓小平接着谈到中港两地经济，表示香港会“保持现状”，而香港投资者的
利益也将得到保障。
麦理浩见说到投资者利益，急忙说到他心目中的正题：从“纯商业”角度考
虑，英国政府批租的土地期限将近，英国政府建议删除九七年的期限，而代之以
“在英国统治新界期间，所租土地仍然有效。”
会谈气氛顿时凝重起来，邓小平沉默片刻。
“叫投资者们放心好了！”邓小平似乎不愿深谈，或许还没有必要把牌出尽
。
港督再次提起这一问题，表示希望淡化租期引发的焦虑。
邓小平见他放不下，便明确说道，在土地租约问题上，不管用什么措辞，必
须避免提到“英国管制”的字眼。
会谈很快结束了。事后外交部长黄华对麦理浩说，提及土地租约问题是“不
适当”的。
很快，香港各报都在头版发表了邓小平“放心好了！”的讲话，香港地价开
始大幅攀升，恒升指数在一年内上升了一倍。
７９年５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宋之光再次表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同
时透露“等租约期满时我们将采取适当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并表示英国改
变租约是“不必要的”。这后半部分信息表明了中国人已经为解决香港问题设立
了时间表，这增加了英国人的不安和紧迫感，至此他们已经不可能采取单方面行
动，又很想从１１月访问伦敦的华国锋总理身上进一步试探，但是当时的英明领
袖似乎已不再接近权力中心，说的全是客套话。
在其后的一年间（１９８０年），邓小平没有再给英国人新的信息。但港澳
办主任廖承志却向港商透露：“英国人想要我们摊牌，他们在步步进逼，但是，
我们不会屈服。中国人不会表态，中国不会被逼去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
也就在这一年里，中国领导权正在交替，胡耀邦、赵紫阳走上了中国政治舞
台。８１年，叶剑英提出台湾问题九点建议，也使“一国两制”构想进一步深化
。８２年４月，中国新修改的宪法增设“特别行政区”条款，为“一国两制”提
供了法律依据。８２年前后，邓小平似乎转移了香港与台湾的先后次序，将眼光
更多地放在了香港上，并向希思表示对台湾问题的九条方针也同样适用于香港。
在此期间，中国领导人频频会见香港各界人士，广泛结交朋友，听取意见。传媒
上也不断放出空气：北京不承认不平等条约，决心在九七前后收回香港主权。
８２年４月，撒切尔夫人挥师南下，英国特混舰队与阿根廷军队展开战斗。
６月，阿根廷战败。“铁娘子”的声望如日中天，“没有外交大臣敢向她提出香
港问题，或称为‘放弃香港主权给予外国人’的建议。”英国政府不断地放出探
测气球，宣称“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依然有效”，以试探中国方面的立场。
小个子与铁娘子的斗智
１９８２年９月２２日，踌躇满志的撒切尔夫人访问北京。西方报纸报道说
：“说来也巧，这个日子正值主张‘和为贵’的中国古代伟大思想家孔子诞辰２
４６３年纪念之时”。
当晚的欢迎国宴上，撒切尔夫人大谈中英两国的通商（就是没有谈鸦片生意
），谈孙中山的伦敦蒙难记，“在重要的时刻，历史却把我们连在一起”，－－
岂知中国人正对历史耿耿于怀。
次日上午，撒切尔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总理赵紫阳。“铁娘子”的一切行踪都
在中方的掌握之中，赵紫阳抓住会见前的几秒钟，突然对在走廊中守候的一群香
港记者说：
“中国将一定要收回香港的主权。”赵在尚未谈判之前表明了中国不可动摇
的态度。
记者们喜出望外，又十分惊异。
“但是在我看来，主权问题不会影响香港的繁荣和稳定。香港人不必为其前
途而担忧。”赵紧接着说道。
“为什么不必？”
“他们为什么要担忧呢？中国必将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以确保香港的繁荣
和稳定。”赵紫阳甩出这么两句后，时间正好，不容记者多问，快步迎向撒切尔
而去。
２４日，撒切尔夫人会见邓小平，成为双方交锋的高潮。撒切尔身穿蓝底红
点丝质西装裙，脚蹬黑色高跟鞋，手挽黑色手袋，颈项上戴着一条珍珠项链，显
得雍容华贵，艳光四射。撒切尔一行步行走向大会堂福建厅，但很纳闷为何该厅
大门紧闭。她回想起一小时前在新疆厅会见邓颖超时的情景，铁娘子刚刚踏上走
廊，就可以看见邓颖超站立在新疆厅门口迎候。如今，……？
距离福建厅越来越近了，三十步，二十步，……。撒切尔有些不安，但又不
能停住脚步。刚刚在马岛战争中大获全胜的铁娘子顿时觉得邓小平难以对付。
终于，在她走到距离大门很近的时候，门突然打开了，小个子邓小平健步上
前，在距离门口五步之遥与铁娘子握手。
“我作为现任首相访华，看到你很高兴。”
“是呀，英国的首相我认识好几个，但我认识的现在都下台了，欢迎你来呀
。”邓小平浓重的四川口音之间似乎露出另外一层弦外之音。
宾主在席间坐定，一位英国外交官注意到，邓小平前面放置了一个使用频率
颇高的痰盂：“邓在接见来访者时不断往痰盂中吐痰的习惯，是为了装腔作势，
还是说明他实际上是一个难改恶习、粗俗的老家伙。”
极度自信的撒切尔夫人开腔道：在英国看来，香港是属于英国的，这是根据
国际法认可三个条约。中国若要合法地收回香港，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双方协商
来修改条约，……。她强调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写在了纸上，任何手段都不可能
消除它的存在，是合法的。
听到这里，邓的情绪顿时激动起来，撒切尔触动这个中国人的痛处，她竟然
同一百多年前的巴麦尊、义律之流一鼻孔出气，依然执迷于过时的大英帝国的侵
略理论。他怒不可遏，狠狠地、但又是委婉地教训了这位铁娘子一通。
邓小平强调：“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中
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
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
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中国不是阿
根廷，香港不是马尔维纳斯！
邓小平还表示：在中国收回香港的前提下，中英双方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
港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如果双方谈不成，不迟于一二年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
收回香港这个决策。－－这就是中国政府的第一项基本原则。
铁娘子没有想到中方在主权问题上的态度如此强硬，更没有想到小个子邓小
平会向她提出回应的期限。毕竟，主动权不在她手里！她手中的牌太少。她搬出
忧心的神态表示，只有英国的统治，才能保持香港的稳定繁荣。如果中共统治香
港，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邓小平微笑着，平静地回答道：那我们就冷静地面对灾难，采取相应的措施
。他表示，在保持香港的繁荣问题上，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
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
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现行的政治、经
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这是中国的
第二条立场。
邓小平更担心的是在１５年过渡时期内香港是否会出现大的波动问题，他很
有预见地说这主要是人为的波动，其间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但主要是英国人
。他说如果中英双方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希望
从现在开始，两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很好的磋商。但如果在过渡期内香港发
生严重的波动，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这是
第三条立场。
铁娘子碰了一鼻子灰，她在她的传记《唐宁街的岁月》中写道：
“我早就听说邓小平是实事求是的人，跟他一打交道，我还发现他是一个非
常执着的人，他的态度很坚决。他说，香港主权根本不在讨论之列，稍后中国会
正式公布收回香港的决定。这一点出乎我的意料。
“和邓小平地谈判进行得相当艰难，我连最初的基本目标都没有能够达到，
但也不能算彻底失败。我毕竟说服邓小平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宣布两国正在
共同本着维持香港繁荣稳定的目标展开谈判。”
由章文晋（外交部副部长）和柯利达（驻华大使）共同起草的会谈公报掩饰
了双方的严重分歧：“两国领导人在友好气氛下，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了深入的
讨论。双方领导人就此问题阐述了各自的立场。双方本着维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
为共同目标，同意在这次访问后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商谈。”据称中方后来加上了
一句话：“中国政府关于整个香港地区主权的立场是明确的，众所周知的。”
撒切尔夫人在结束了会谈和午餐后，步出人民大会堂。她当时也许正处于一
种十分不安、沮丧和紧张的心理状态，同时又感冒，这位一向注重仪表、举手投
足极有分寸的铁娘子，这时却在脚下乱了方阵，高跟鞋突然与大会堂门前的石阶
相拌，身体失去平衡，栽倒在石阶地下，皮鞋、手袋甩了出去，双膝触地。民间
顿时对这一戏剧性的事件议论纷纷，有说是中国的祖先显灵，令这位大英帝国的
首脑向中国人下跪叩头……，报应！
外电评述这次会谈说：撒切尔夫人尽管受丘吉尔的影响极深，有“铁娘子”
之称，尽管她信奉鲜明的传统保守主义哲学和坚持强硬的经济政策，但在邓小平
面前，她毕竟还年轻……。外电还说，撒切尔夫人是锋芒毕露，邓小平是绵里藏
针。
铁娘子让步
中英双方领导人在首次会谈后，各自展开自己的宣传攻势。虽然英国方面持
续指责中方故意向新闻界透露秘密谈判的有关内容，但英国人自己也不断公开表
明自己在谈判中的立场。
撒切尔夫人在香港对记者表示：“关于条约问题要强调一点：我认为它们是
符合国际法的。如果各国都企图以这样的方式废止条约，那的确是非常严重的问
题。”
中方一方面反驳撒切尔的观点是“充满殖民主义色彩的谬论”，是对侵略行
为不负责任，另一方面则开始直接面向港人推销他们有关治理香港的系列产品。
８２年１１月２０日，廖承志首次向港商推出“港人治港”设想：未来的香港将
不是外来的总督治理，而是由香港人民自行治理；终审法庭将不会象现在这样设
在伦敦而将设在香港……。８３年１月，廖又透露政府准备将治港方案提交人大
通过。６月３０日，许家屯接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以崭新的工作方式四处同
港人交友、跳舞、进餐，宣传治港方案。７月２９日，中方官员再次公布了更详
细的计划。－－这一切的行动显示，中国正在完善自己的治港政策，而英国政府
则被抛在了局外，中国有可能单方面正式宣布他们对香港前途的方案，如果到那
时，英国就没有什么好谈判的了。
撒切尔曾主张由联合国出面，在香港举行全民公决，让香港人自己投票选择
“由英国继续管治”。但在柯利达大使的劝说下，她放弃了这一想法，而向赵紫
阳写了一封信，暗示愿意放弃主权，而继续由英国拥有“治权”，要求与中国政
府就此谈判。这是英国的“第一次修饰”。中方对此兴趣不大，但双方还是坐下
来谈判，中方表示主权和治权不可分割。
８３年夏季的谈判进行了四次，“陷入僵局”的消息不断传出，香港大量资
金外流，港币汇价跌落，许多商店宣布只收美元。英国管治下的香港，金融出现
了混乱和不稳定，对坚持“只有英国管治才能稳定”的英国人来说并非光彩。英
国阵营出现了分歧，中方似乎也失去了谈判的兴趣。
在意识到中方有可能完全退出谈判之后，柯利达再次飞赴伦敦劝说铁娘子让
步。英方随即暗示可以“搁置”英国对香港的治权，但未能得到中方首肯。到了
８３年１１月的第六轮谈判，英方再次让步，以放弃治权求得合作，双方终于达
成英国不再寻求在９７后与香港保持“任何官方联系”的协议。
撒切尔写道：“至此，我不得不决定向中国交还主权和治权，除此之外，没
有别的选择。”
（汇泽综合整理，未完待续。感谢吴斌、奕豹先生提供部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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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论坛】 目录
无知与孤傲─中国可以说不
－张所鹏－
一本以民族主义为主要诉求的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最近在大陆掀
起了广泛的讨论；不仅如此，这本被北京知识界视为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与“
新一代反美情绪”的作品，还受到中共高层与美国的重视，并深入了解该书对大
陆青年思想可能造成的发酵作用，以及对“中”美双边关系的影响。有消息说，
中共当局已注意到该书所散发的影响力，并打算筹拍系列电视政论片，作为“凝
聚民心”的文宣教材。不过，中共如果有意吹捧这本书，应当慎思过度宣扬这种
非理性民族主义可能带来的恶果。毕竟，中国是否可以义正辞严的对西方国家说
“不”，并不取决於民族自尊，而须视中国有多少说“不”的筹码。事实上，中
共正是因为在经济发展上有求於西方国家，“中”美建交后，北京在许多“重大
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轻易向美国说“不”。
《中国可以说不》的灵感可能单纯源自大陆青年民族主义的发泄，但也有抄
袭日本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所著《日本能够说不》观念的嫌疑。然而，《日本能
够说不》的后盾是其强大的经济与科技实力；而《中国可以说不》所凭藉的却只
是狭隘且无知的民族主义。《日本能够说不》所流露的右翼军国主义思想固不足
取；但诚如石原在书中所说，不论是美国还是苏联，要想大幅改善核子武器的精
准度，都需要极为尖端的“日本制”半导体科技。石原还高傲的表示，不论美国
或苏联如何扩张军力，只要日本停止销售晶片，他们就一筹莫展。如果日本出售
晶片给苏联，但却停止供应美国，这就会扰乱国际战略的均势。石原可以说出这
样的大话，但《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却只能诉诸历史，与中国可能强大的未来
寓言。相较之下，《中国可以说不》所反映的民族主义情绪，不过是一种现代义
和团的心态罢了。
《中国可以说不》既要表达中国应该警惕西方和平主义温情的攻势，又要拒
绝西方的霸权行径；更要抗拒西方国家对中国成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的阻力。但
事实上，中国要想成为经济大国，就不得不与西方国家合作；可是《中国可以说
不》书中又视西方国家与中共的种种交涉为“霸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
以说不》所可能发酵的民族主义，只可能成为阻碍中国进步的逆流，而绝无可能
如该书作者之一张小波所言，有提醒中国人反省自己的作用。
美国的未来学者艾文．托佛勒曾预言，决定未来全球权力争战的因素有三：
权力、财富与知识；特别是包括科技、教育、文化与意识形态等在内的知识，更
有可能决定一国权力的消长。托氏所著《大未来》就是以这三个因素预言美国、
日本与欧洲的权力三角演变。反观民族主义却有如鸦片烟，它只可能让一个国家
自我感觉良好，但却耗损国家发展的精力；中国要想跻身强国之林，除了要有经
济基础外，更重要的就是要振兴知识基础。遗憾的是，中共政府在经济发展逐渐
步入正轨之际，不图趁势提升国内的知识、教育、科技与文化水平
，反而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大力提倡爱国主义；当这种民族主义在特有环境下发
酵为极端的民族主义时，一场浩劫将难以避免。
如果说石原慎太郎的《日本能够说不》充塞著日本军国主义的狂妄与自大，
那麽《中国可以说不》所反映的不过就是大陆一些肤浅青年的无知与孤傲。
（摘自《中国时报》1996.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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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论坛】 目录
评“中国不可以说不”论
－陈映真－
《中国可以说不》在大陆和海外华人世界出版热卖之后，在台湾的一些精英
先生们，就迫不及待地皱着眉头发出议论。说《中国可以说不》表现了大陆知识
分子的「无知与孤傲」〔九月十六日某报「时论广场」版〕就很能代表这类议论
的一斑。
真有强大的实力别的民族也不会来欺负
精英先生说，“中国是否可以义正辞严地对西方说不，并不取决于民族自尊
，而须视中国有多少说不的筹码。”
照这个道理说下去，十九世纪帝国主义要把中国都剖瓜分时，因为中国显然
没有对帝国主义“说不的筹码”，就应乖乖地成为刀俎上的鱼肉了。当马关条约
要割台澎，大陆上就不应该有拒和、迁都、抗战、公车上书的言论和行动；台湾
也不该组织抗日临时政权－－“台湾民主国”；在日本近卫师团登陆，在台湾官
僚、将军、豪绅纷纷内渡之后，吴汤兴也不该在平镇、龙潭、大湖、十八尖山一
带带领农民进行武装游击抵抗……。从一八九六年一月一日，士林农民及杀六个
来台湾施行日语教化的日本教师“六先生”开始，一直到一九一五年〔口焦〕吧
年事件，前赴后继，用传统枪矛抵挡最现代化铁枪火炮的台湾农民游击抗日斗争
，拿到只能得到这么一句评断：“狭隘切无知的民族主义”？
如果一个民族有“强大的经济与科技实力”，别人就不敢来找碴、挑衅，也
就根本没有必要对别人的欺侮“说不”。在森林里，兔子和糜鹿永远不会对狮豹
“说不”他们只配逃命或者被吞吃。只有人，才会在忍无忍时，越过生物的限制
，敢于在刀锯鼎镬之前，在拷问室中，在权力的威暴前，在异族压迫与掠夺前说
“不！”而不辞破身亡家，终致使暴力蒙羞、瘫痪和被唾骂。这就是为什么在人
类文化史中发散着激动人心的光辉的，永远不是残暴的君王、武夫、刽子手和侵
略者，不是富豪权臣，而是摩顶放踵的思想家、面目苍黄的宗教家
……人的尊严，“民族自尊”，只有在人的世界才有，而且起重大作用。
而一旦从台湾历史中抽去反割台斗争、反日农民游击抵抗、非武装抗日运动
、雾社峰起……的历史，试问台湾还剩下什么历史？教会和绅士开城门投降的历
史吗？还是辜、陈、许……这些和异族统治者合作，累致巨富，迭次授勋，当上
日本贵族院议员的“精英”豪族的历史？
至于说日本的晶片有多么神乎，我不是科学家，不得而知。但石原慎太郎正
是依仗“强大经济力与科技力”对弱小者的抵抗“说不”的人。拿这样一个否认
南京大屠杀、否认侵华战争、否认强征中国民夫到日本从事死亡劳动、否认“从
军慰安妇”等战争责任的人来作说理的榜样，却又说石原的“右翼军国主义思想
”“不足取”，就是立论的矛盾了。因为石原正是以其“强大”的“筹码”，“
义正辞严”地对中国人民的正义控诉说了傲慢、鄙夷的“不！”而这样一个日本
，二战后向来只是国际政治上的侏儒，扈从美国凡四十余年，一般地从来不曾对
美国说不。
对于强权国家的知识分子，我们的榜样不是石原之流，而是类如井上清那样
，膺大义而论证钓鱼台不是日本领土，日本对钓鱼台的主权是军国主义的再发动
这样的学者；也不是以“文化对抗论”包装“围堵中国论”和“中国威胁论”的
杭廷顿，而是深刻、科学地批判美国在文化、外交、意识形态、政治和军事上的
帝国主义的卓姆司基〔 N. Chomsky 〕－－这些敢于对自己的祖国之威暴于人“
说不”的大思想家。
对于义和团的抵抗形式不应无情地嘲笑
“现代义和团”是我们的现代精英喜欢用来当脏话骂人的辞。他们喜欢当脏
话来骂认的话，还有“狭隘的民族主义”。
“义和团”在精英的脑中，有这僵直的概念：“杀人放火的土匪”，“无知
愚昧，野蛮落后”。
义和团是去了人家八国联军的八个西方国家去杀人放火了呢？还是人家先侵
略了中国，烧刹予夺，强人开港通商，勒索巨额赔款，抢窃中国文物？在朝廷、
官僚、仕绅无不屈膝时，义和团杀几个横行“条约港市”的外国商人、军人、教
士和他们的中国扈从，烧几家洋行教堂，就一定要说我们野蛮，人家文明？说我
们无知落后，人家文明开化？在我们看来，义和团的抵抗内容和形势，是帝国主
义时代，被压迫民族在封建官僚仕绅无力反抗的社会条件下，广泛贫困农民起而
抗击帝国主义的共同形势和内容。而当以枪矛对抗现代化火炮铁枪成为农民和帝
国主义对决的基本形式之时，农民只能诉诸封建迷信－－“枪炮不入”的咒符。
而义和团竟也依“民族至尊”打击了八国联军，保卫了津沽，血战北京……，〔
口焦〕吧年起义中，就宣传“玉皇大帝九天玄女”，宣传可以“隐身”，可以“
避子弹”、“避刀枪”的符法。只有思想感情上站在拥有“强大经济与科技实力
”的西方帝国主义的人，才能对此加以无情的嘲笑。
至于“民族主义”，还有分侵凌者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凌辱者民族的
“民族主义”之间的根本差别。美国以“美国利益”为名，到处插手，是民族主
义。过去鬼子的“大东亚共荣”是民族主义，今天石原骂美国固是民族主义〔帝
国主义之间，原就有必然矛盾〕，但是石原骂中国“虚构”了南京大屠杀，骂《
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也是民族主义。我们纳闷儿：为什么人家的民族主义就
不“狭隘”，就不“义和团”，就那么香……？为什么受了欺负掠夺的人要站起
来对横暴者说一声“不！”就是“逆流”，就是“抽鸦片”，就是“肤浅”、“
孤傲”？
我素来并不那么赞成“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之类的“未来寓言”。
但也不能对今日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初有不可侮的国防，不必以向外侵夺来进行血
腥罪恶的原始积累条件下，创造了使十二亿人初步温饱的经济增长一笔抹杀。认
识并正确评价这个绝不容忽视的成就〔在广阔意义上，台湾的“发展”也为此作
了一定贡献〕，怎么就是“新义和团”呢？
同样在台湾看，我们并不觉得大陆那么“不与西方国家合作”。大陆说尽了
要合作、不搞对抗、不找麻烦……的话，可美国就是在“人权”、“自由”、贸
易、配额、智慧财产权、ＷＴＯ、“彩虹号”……各种问题上找尽大陆的麻烦，
这是有目共睹的。为什么我们的“精英”就一定要人家跟他自己一样，从来不会
、不曾、也不敢对美国和日本说一声即使是稍微卑微的“不！”才顺心？精英先
生似乎很开心地看到“中共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轻易向美国说
不”。看他似乎也忘了大陆为“银河号”真相大白后在联合国批评了美国，在美
国声称对大陆经济制裁时毫不假借地顶住了〔而没有向台湾那样敢怒而不敢言，
最后总是以屈从收场〕，在重大外交问题上，大陆起码是守住了“重大原则”，
也是有目共睹的。在《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附录上，就有喻权域对美国一人权
问题批评中国的反驳，说理深刻，义正辞严。
《中国可以说不》岂真是“无知与孤傲”
今天说美国不是一个霸权国家，恐怕连右翼的美国人都不会以为是一种善意
的辩饰了。世界上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成为美国单极独霸的世界。在台湾，一
九五○年以降，美国透过援助、人员交流组训、留学政策、奖学金、基金会、在
高教领域长期采用美国原文教科书……到了今日，从总统府以降，不论朝野，各
行各业中，美国出身的硕士、博士精英占取了几乎一切领导高地。美国的意识形
态、价值、学术，在台湾成为统治性论述。〈无知与孤傲〉就具体而微地表现了
这个论述系统，但是如果我们的精英能安居于这样的美国体系，倒也是他的自由
，却为什么一定要大陆的知识分子不必提防“和平演变”，非得都要人家“变成
奴隶”，而且“变成以后，还很喜欢”才舒服？
在文章的最后，精英先生引用了托弗勒的话，严肃批评“中共不图趁势提升
”大陆的“知识、教育科技与文化水平”，却去提倡爱国主义之不智。说大陆今
日在“知识、教育、科技与文化水平”上离开最先进的水平还远，有待再“提升
”，我是诚心赞成的。但仅仅看大陆的出版品，中国大陆自己编的百科全书，重
要的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经典作品的成套翻译出版，只怕不是台湾可以望其项背。
至于自然科学、高科技的独立发展与成就，更不是台湾有资格置一词的。再至于
教育，大陆的确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普及和提高的问题。但是从上述人文社会科学
和高科技的一点积累来看，我们的精英是不是也要想一想受教育公民的数量，并
不好直接、完全地翻译成教育的品质。
〈无知与孤傲〉刊出时，台湾还没有繁体普及版的《中国可以说不》。台湾
的精英总喜欢对一般小民看不到的书，发一翻议论－－例如面对禁止看马克思的
社会，畅论马克思之“偏狭”、“错误”、“无知”。现在《中国可以说不》已
经在台出版，人们总算可以从自己的阅读中去判断这本书是否真是大陆“肤浅青
年的无知和孤傲”的表现？
〔选自《世界日报》 Oct. 8, 1996，Jan－植字〕
ps. 枫华园的编辑人员们，辛苦了。本人以为这一篇对于那些只知漫骂中国人的
说辞，作了有正面意义的回答。不能说完全同意作者的观点，但是至少此文比较
有理有力的回应了这阵子一些人爱说的“民族主义”和“义和团”等。《说不》
一书肯定问题多多，但不是象某些文革式的文章所说的那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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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论坛】 目录
“暧昧的日本”与日本车
编辑先生：
对贵刊还登的“关于暧昧的日本”的文章，我虽然同意其中的一些观点，但
很难同意作者用日本车来说明日本人的暧昧。作者引述《第三只眼睛看中国》，
指日本人把最好的车出口到欧美，二等车自己用，三等车卖到中国。我觉得即使
事实如此，那可能更多是市场机制的作用。
众所周知，美国汽车市场是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其竞争之激烈，恐怕无人
可出其右。要在这个市场上生存，任何人都必须拿出自己最好的产品，更不用说
加州日益严苛的控制污染及联邦政府对油耗的规定了。日本人能在这个市场上赚
多少钱我不清楚，但相信数额之大使任何日本车商都不敢掉以轻心。与美国汽车
市场相比，中国汽车市场仍在发展中。竞争想必是激烈的，但程度不如美国。如
果我们是汽车制造商，同时向中国和美国出口汽车，而中国对汽车性能，如控制
污染，的要求比美国低（我想中国仍在使用加铅汽油），我们会无缘无故地增加
成本去讨好一个当地政府并不要求你如此完善的市场吗？因此，用汽车理论来说
明日本人的暧昧，似乎缺乏说服力。
作者引述说，日产“蓝鸟”只在中国卖（其实还有日本），而不在美国卖。
显然这是事实。但很难归咎于暧昧。我们知道，“蓝鸟”的美国姊妹车是“Alti
ma”。“Altima”（１９９２？）取代其前身，极不成功的“Stanza”。当日产
决定抛弃“Stanza”这个品牌时，美国《Car and Driver》报道说日产考虑用“
蓝鸟”代替“Stanza”。最后日产是否这样做了我不清楚，但从《Can and Driv
er》发表的照片看，“蓝鸟”比“Stanza”漂亮，而“Stanza”当时已在美销售
多年。
日本人是否是在中国卖三流车我不清楚，但我想他们很快就会卖一流车。想
想日本人急于加入中国汽车市场的心情（人民日报）就会理解。当中国取代美国
成为第一大市场时，任何人都会在中国卖他们最好的车。
一读者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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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采风】 目录
自封的国际道德权威
－－诺贝尔和平奖和西方集团的战略
－李 山－
挪威王国的皇家诺贝尔委员会是一个仅仅能代表自己和挪威王室观点的评定
委员会，在自然科学领域，它嘉奖了一些有所成就的科学家，为他们作了应有的
宣传。而这个小小的委员会，更以促进全人类福祉为己任，每年都要在世界上挑
选一个或几个为“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有贡献的人。这样的评选工作并非不可
能，每年选出的人有一些争议，也在所难免；然而，从过去二十多年来和平奖的
得奖名单来看，不能不让人怀疑诺贝尔委员会态度的公正性，鉴于诺贝尔和平奖
的声誉，也让人开始质疑，是谁将这样重大的国际道德权威，赋予了这个欧洲白
人小小君主国的世袭国王任命的皇家诺奖委。
一九七五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给了苏联不同政见者萨哈洛夫，一九八三年授
给了波兰反政府的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一九九○年授给了苏联解体前夕的主席
戈尔巴乔夫。一九五八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日瓦格医生》的作者帕斯特纳
克，一九七○年授予了俄国的反共人士索尔仁尼琴。从这个名单看，诺贝尔委员
会为在苏联东欧实现“民主化”功不可没。苏联东欧大功告成后，诺奖委把目光
转向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反对派。一九八九年和平奖授予了作为宗教领袖而同时
又兜售一套政治纲领的达赖喇嘛。一九九一年授予了长期居住在西方而刚刚返回
缅甸、呼吁西方国家对自己祖国实行严厉制裁的反政府领袖昂山素姬。今年的诺
贝尔和平奖亦如法炮制，授予了印度尼西亚东帝汶岛的天主教主教卡罗斯·贝罗
，和多年来进行东帝汶独立和反对印尼政府活动的何塞·拉莫斯霍塔。
诺贝尔和平奖的崇高声誉再一次把小小的东帝汶岛推到举世关注的地位。而
诺奖委在这个时刻授和平奖给东帝汶独立领袖，不仅反映出西方对绵延二十年的
东帝汶问题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也反映出诺奖委在世界问题上的观
点和西方集团的战略需要保持高度的一致。
不妨回顾一下东帝汶问题的由来。数百年来的东南亚历史就是一部西方殖民
主义列强的侵略史、争夺史。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于十六世纪、大约强占中国澳门
的前后，与荷兰殖民者瓜分了帝汶岛，葡萄牙强占帝汶岛东部，将其变成葡萄牙
的海外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东帝汶又成为日本侵略军和澳大利亚军队争夺
的战场。二战后，葡萄牙殖民统治者又卷土重来。在印度尼西亚反荷独立斗争胜
利、收回西伊里安以及全球的非殖民化、民族解放大潮的影响下，葡萄牙于一九
七五年被迫放弃这个海外殖民地。然而，殖民宗主国退出殖民地时屡见不鲜的悲
剧又在东帝汶重演了：西方殖民统治者在亚非各地的一个重要遗产，就是以分而
治之的手段在当地人为地制造大量的矛盾和冲突，西方势力因而能够从当地的冲
突中渔利，或支持一方、打击一方，或扮演道貌岸然的仲裁者，不久前的卢旺达
内战悲剧、伊拉克与科威特的冲突等，都有这个因素。东帝汶宣布独立后不久就
陷入内战，紧接着印度尼西亚以武力兼并了东帝汶。然而，西方媒体至今回避的
一件事，就是：印尼军队一九七六年出兵东帝汶，造成了二十万当地人死亡（相
当于三分之一东帝汶人口），是在美国的全力支持和军事援助下完成的。而美国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领导东帝汶独立运动的是反美和倾向社会主义的左派“
伏来提林”组织，而当时美国刚刚失去整个印度之那、反美和革命浪潮有可能波
及东南亚其它地区，因此才借当时亲美的印尼军人独裁政府之手来扑灭这个危险
的火种。有正义感的著名美国学者乔姆斯基著书详细记载，西方媒体曾一直对这
件美国亲自插手的惨剧忌讳如深。而以秉持和平正义自居的诺贝尔委员会，直到
这次授奖前，未见有任何呼吁。
冷战结束、穆斯林国家和西方矛盾尖锐化以来，西方在东南亚的战略作了重
大调整，对东帝汶独立运动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转变。印尼从一个依赖美国支持
的国家渐渐走向独立，它的巨大经济潜力和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穆斯林人口，使美
国感到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牵制和制约它。今年七月份在雅加达发生了二十多年
来印尼最严重的大暴乱。反政府的印尼民主党及其领袖美加华蒂（开国总统苏加
诺的女儿）成为西方同情支持的对象。另一方面，二十年来，东帝汶独立运动长
期以西方为基地，早已淡化和改变了左倾意识形态，而将从印尼国土中分裂出去
作为唯一目标，也得到了西方的重视和重用。何塞·拉莫斯霍塔等东帝汶独立运
动领袖，在二十年前逃避捕杀、四处流亡时，西方国家未给予半点同情，葡萄牙
还曾经将拉莫斯霍塔驱逐出境。当时只有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发表声明支持东帝
汶人民的正义斗争。今天，贝罗和拉莫斯霍塔获奖，向他们祝贺的是葡萄牙、梵
蒂冈、澳大利亚、欧盟和美国，也就是代表欧洲白人前殖民主义势力或在一九七
六年插手屠杀东帝汶人民的国家，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可以说，印尼的军人政府
、印尼民主党的美加华蒂和东帝汶独立运动领袖，都先后当了为西方集团国际战
略服务的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工具。美国战略需要谁去作杀手、需要谁去作民
主人权斗士，就会找到谁，但用过后会毫不吝惜地抛弃。
东帝汶问题确实说明当今世界上存在着一些复杂棘手的民族矛盾。但同样应
该明确的是：许多这样的矛盾是数百年来西方殖民主义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造成
的恶果，是第三世界的人民还在蒙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造成的祸害，而作为罪
魁祸首的西方白人却早已抽身撤走，袖手旁观，以高高在上的白人优越、自命不
凡的心态去指手划脚，甚或是浑水摸鱼，从中渔利。葡萄牙殖民当局在统治东帝
汶的四百年中，把它当做掠夺和剥削的对象，直到独立前东帝汶都一直是一个贫
困落后的殖民地。是在印尼统治的二十年中，东帝汶才在经济、教育和卫生等方
面作了较大的发展。
明年，是香港回归祖国的一年，这是二十世纪非殖民化运动中的一件大事。
明年也是葡萄牙人德·加马绕过非洲好望角、到达印度的整整五百周年。德·加
马的航程打开了近代欧洲殖民亚洲的航道，也给亚洲人民带来了五百年的殖民主
义灾难。前些年在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出现过“西方殖民扩张给中国带来蓝色
海洋文明”、“中国要感谢帝国主义侵略”一类奇谈怪论。这类思潮无疑是和西
方每年都要将第三世界国家内追随西方、仰西方鼻息、和自己的祖国为敌的一些
人捧为“民主”和“文明”的化身的作法互相呼应的。对那些不听西方的话、敢
对西方说不的国家，西方指责它们是“独裁”、“野蛮”，说它们这也不对，那
也不行，不过是反映出西方仍要维持在精神上和文化上对第三世界的殖民统治，
以实现冷战后最大限度地剥削压榨南方贫困国家的全球战略。希望一九九七年的
非殖、反殖盛典，能成为一次击退西方白人殖民主义心理和文化攻势、确立中国
和世界发展中国家自信心的一次宝贵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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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采风】 目录
中俄改革较长论短录
－－莫斯科国际学术会议现场笔记
－伍幼威－
今年八月二十一日，在莫斯科市中心的俄罗斯外交部新闻中心会议厅内，召
开了一个题为“俄中两国改革及合作前景”的国际研讨会。俄罗斯外交部和国防
部、俄罗斯科学院及外交学院的数十位专家，先后在会上宣读论文。在海外十多
个国家居留的中国大陆学人，以及来自台湾的研究者，亦出席会议畅抒己见，并
与俄罗斯学者展开热烈的讨论。
尽管主持会议的俄罗斯外交学院副院长、当代国际研究所所长巴佐诺夫（Ev
geniy P. Bazhanov）在会议揭幕时一再申明：“这次研讨会是不带任何政治色彩
的纯学术会议，报告者仅以个人身份发表意见”，但由于会议不仅对中俄两国改
革的成败得失作了比较分析，亦涉及两国的关系及合作前景，因此引起外界的高
度关注。俄罗斯官方的塔斯社及“俄罗斯之声”电台的记者忙于现场采访，在日
本东京出版的《中文导报》总编辑毛振奇亦兼程赶来作专题报道。据会议筹办者
披露，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官员曾索取与会者名单。
为何一家欢乐一家愁
俄罗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巴佐诺夫是前苏联驻美国的资深外交官，现以笔名
柯萨科瓦经常在台北出版的《中央日报》发表专栏时评。他在致开幕词时强调，
虽然俄中两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心理等迥然不同，但对两国改革的成就及不足
作比较研究，对于寻求经济发展新的有效途径却显见是必要的。
俄罗斯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索勃廷（Andrey K. Soubbotin）
认为，俄中两国经济改革的实质内容及方法皆不尽相同，但实施改革的经济和社
会环境却有相似之处。他将这些相同点归结为五个方面：
第一，俄中两国从中央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大规模变革，都没有现成经验
可资借鉴。由于经济的规模和结构截然不同，将所谓的“波兰经验”移植俄罗斯
则注定要失败。
第二，由于北约国家扩增军备，整个世界并不安宁，处于变革年代的俄中两
国必须在面临巨大财政赤字的同时，努力增强各自的军事力量。
第三，俄中两国开始重建经济时都面临一个西方国家视作荒谬可笑的情景，
即高科技工业和极其低下的人民生活水准互为依存。俄罗斯科学出版物将这一现
象称作“科技生成的贫困”(technogenous poverty)。
第四，这两个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速度，有赖于外国投资的数量和条件。
第五，在俄中两国改革的初期，由于中央政府拥有管理技能、金融资源和引
入外资的国际联系，“地方”往往依赖于“中央”。
索勃廷指出，尽管俄中两国改革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不乏相同之处，但两国改
革的实质和效益却大异其趣。首先，中国有一个在二十一世纪中期建成一个世界
强国的长期策略，虽然这一战略的全球目标秘而不宣。俄罗斯联邦政府却为了避
免经济危机而倾全力解决每日难题，根本没有长期的改革战略计划。在政府题为
“九二至九四年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文件中，虽宣布三项主要改革目标为“自由
化、宏观经济稳定和私有化”，但三者皆为谋取经济发展的手段，而无涉今后改
革的走向。
其次，中国经济近年来保持了以两位数增长的势头，而俄罗斯经济每况愈下
。俄罗斯经济学家伊凡钦科（V. Ivanchenko）指出：“在九二至九四年期间，改
革的最主要指标，即俄罗斯的经济效益骤降二点五至三倍。”
再次，中国政府的地方下放权力变成“发展的动力”，而在俄罗斯同样的做
法却导致管理的混乱。
索勃廷向与会者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俄中两国改革起步时景况
相似，现状却是“一家欢乐一家愁”？
革命比改良更痛苦
俄罗斯外交学院当代国际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佛拉基米洛维奇（Lisenk Yur
i Vladimilovich）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改革是奉行深植于历史文化传统中
的改良主义路线；而俄罗斯的改革旨在推翻现存的社会经济制度，因此在本质上
是一场革命，并非一般意义的改革。”
他分析说，中国改革的战略目标是以市场经济的手段来维持现有的社会主义
制度，是“补台”而不是“拆台”；中央政府在下放权力的同时，保存了原有的
政权结构，国家能够有效地实施调节作用。俄罗斯的改革目标则是为了破坏前苏
联的现存制度。为达此目标，俄罗斯推翻了原有的政权结构，国家的市场调控能
力亦大大减弱。
这位学者指出，由于俄中两国的改革存在本质的区别，因此中国能保持政治
和经济的稳定，在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实用主义政策时避免了严重失误。相
反，俄罗斯在重建政府和经济秩序时，面临严重的经济衰退甚至危机，在经济决
策上犯了严重错误。这或许是革命必须经历的痛楚。
佛拉基米洛维奇强调，俄中两国改革的成效存在差异，还和两国的国际环境
不同有关。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东欧及周边国家的不少经济联系不复存在，
经济活动空间急骤缩小，而且为车臣的冲突付出巨大代价。中国从改革开始即没
有卷入军事冲突，在保有国家领土完整的同时亦享有统一的市场和经济空间。
他表示，俄罗斯面临的革命阵痛，并不意味改革停滞不前；而中国改革的顺
利，亦不预示将来一帆风顺。
历史背景制约改革路向
现在荷兰居留的中国大陆学者王鹏令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
员。他认为，中俄两国改革道路和近期效果之所以存在差异，还应从两国制度的
历史背景中去寻找解释。
王鹏令说，从宏观角度观察，中国和前苏联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计
划经济，似乎不存在实际差别，但事实上两国计划经济的发展却铺陈了完全不同
的历史背景。他指出，前苏联建成的是一元的工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中国在
毛泽东时代建成的是二元的、工农业复合而成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一背景
制约着中俄两国改革采取不同的模式。”
王鹏令认为，前苏联在实现集体农庄化以后，传统小农经济消失，农村纳入
了社会主义的工业体制，农民在分配、住房和社会保险等方面享受和城市工人大
体相似的待遇。然而，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村却始终没有融入现代工业文明的
因素，带有农业共产主义色彩的人民公社仅是放大形式的小农经济的复制，农民
在就业、住房和社会保障方面都被排斥在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之外。
他表示，在建成一元工业社会主义的俄罗斯，农民往往依恋旧体制，缺乏改
革的愿望和动力，因此改革不可能在农村起步。中国农民却有变革现存体制的强
烈愿望，中国的经济改革事实上由农民“包产到田”等自发的运动所推动。由于
存在二元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国的改革可以空间上分为农村和城市两个区隔
，在时间上分为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两个阶段。“深植于不同历史背景中的中俄
两国改革，因此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发展趋势。”
王鹏令的这一分析可和美国学者的研究互作印证。例如，美国威斯康辛大学
麦迪逊校区政治学教授佛里德曼（Edward Friedman）指出，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功
并不是中共上层比苏共上层高明一筹，而是因为中国的现实条件比苏联更迫切需
要改革，因而减少了改革的阻力。
不过，王鹏令引申的一个结论富有启迪。他认为，在严格的意义上，中俄两
国仅有城市改革可作比较研究。俄罗斯已通过私有化，实现了产权制度的变革，
为走向市场经济开拓了道路。相反，中国改革拘泥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加市场经
济”的成规，在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同时，却难以实施产权改革，国有企业改造
难题迟迟未能突破。由此看来，中国改革的前景未必令人乐观。
俄罗斯改革走出低谷
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部教授阿纳留娃（Ludmila A. Anossova）提出，在评介
俄罗斯改革成效时须应用三个标准：第一，改革思想是否得到实现；第二，经济
发展是否和国家、民族和公民的利益相适应；第三，经济发展是否与俄罗斯生产
者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相符。
在俄罗斯科学院担任总书记职务的阿纳留娃表示，自九二年苏联解体后，共
产党对意识形态的垄断不复存在，私有制进入社会，俄罗斯已建立市场经济制度
，股份公司、开放物价、外贸自由化等先进的改革思想已变成现实。
她指出，从九二年至九五年期间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俄罗斯商品市场快速发
展，解决了供需平衡的老大难问题，现在蔬果食品供应绰绰有余，不少工业品供
多于求。这现象涉及生产增长、人为压制工资增长和增加进口等多种因素，但消
费增长符合社会和公民的利益。
阿纳留娃不无遗憾地说，经济改革现状却不能与俄罗斯生产者在世界市场上
应具有的地位相符。由于苏联的解体，俄罗斯丧失了在东欧及周边国家的市场。
由于进口商品激增，许多俄罗斯产品亦失去了国内市场。这造成了经济生产衰退
，就业人数下降，购买能力减弱，人民日趋贫困的严重后果。这位女经济学家强
调，俄罗斯的改革呈现一幅令人悲喜交集的错综复杂的图景，但经济生活正在新
的原则基础上复苏，集中分配的计划经济已不再存在，这一历史的进步趋势将是
不可逆转的。
台湾经验可资借镜
在俄中两国学者切磋研究的友好气氛中，对两国的改革道路提出尖锐批评的
，却是一位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的研究生张弘远。
张弘远质疑：“俄中两国改革，都把追求经济成长作为主要指标，这将造成
什么后果？”
他认为，台湾经验提供了前车之鉴。现时台湾国民平均所得已超过一万八千
美元，但一味追求经济成长却忽视了人文教育，结果重商主义充斥社会，环保亦
付出巨大的代价。
张弘远建议，俄中两国在二十一世纪的经济发展，应汲取台湾的教训，推行
更为合理而有效的经济政策。他说：“全盘学习西方自由经济，并不适应俄罗斯
的文化。在资讯发达的科技时代，俄罗斯应探索自己的强国富民新路向。”
中俄经济合作前景宏伟
在这次国际研讨会长达八小时的密集发言中，学者们谈论最多却是两国经济
合作的各种方案。他们表示：俄中两国的改革差异，为两者今后的合作开拓了巨
大的空间。索勃廷建议，两国在美国落杉矶联手开设“环太平洋银行”，用发行
股票及互惠基金的方法，为两国今后的经济改革引入更多外资。
俄罗斯外交学院首席研究员万斯柯夫（Oleg V. Vaskov）披露一个机密计划
，即俄罗斯在下一世纪将和美、加、日等西方国家合作，在白令海峡修筑海底隧
道，将两条并行的铁路和高速公路连接亚洲和北美大陆。万斯柯夫希望中国也参
加这项规模宏大的国际开发计划，分享各国协调合作的成果。
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信息分析专家扎鲁宾（Alexanda Zarubin）指出：俄中两
国之间的柏林墙现已倒塌，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的全新关系，但台湾问题仍
可能成为影响俄中关系的隐患。俄罗斯认为台湾参加亚洲集体安全组织，将有利
于中国的统一。遗憾的是因为台湾问题，北京对莫斯科建立多国武装部队、维护
亚太地区和平建议的兴趣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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