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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枫  华  园       ≤×≥   ※
※  ≤\‖/≥   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日出版   ≤\‖/≥  ※
※ ≤≤\‖/≥≥     文史哲副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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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日创刊  十日刊  总第一七一期   ※
※    全加拿大中国学人联合会主办  《枫华园》编辑部主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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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期 目 录(FHY9807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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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华论坛】 从“阿琼”到LCA:浅析印度国防科技发展    晨 枫
【争鸣】   评《杨绛评传》                 范旭仑
       不敢苟同之余的类比               严 浩
       已是黄昏独自愁                 散宜生
       亚洲“苏东波”的惨剧              马悲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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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华论坛】 目录
        从“阿琼”到LCA:浅析印度国防科技发展

                ◇ 晨 枫 ◇

  从拉·甘地政府时代开始,印度一直力图以国防科技带动一般科技和工业的发
展。从七八十年代开始,印度启动了多个大规模的先进武器系统研制工程,计划在
九十年代中开始服役。其中“阿琼”为印度新研制的主战坦克,LCA为印度正在研制
的轻型战斗机(LCA原文为Light Combat Aircraft,意即轻型战斗机)。九十年
代快要过去了,这些雄心勃勃的计划现在怎么样了呢?

        “不适宜上战场”的“阿琼”主战坦克

  长期以来,印度陆军崇尚大纵深机械化作战理论,大力发展装甲部队。自六十
年代以来,印度以仿制的英国维克斯Mk3坦克为装甲部队的主力。这种坦克本来就是
英国专为出口设计的,英国陆军自己不用,除印度以外也没有别的用户。到七十年
代,印度陆军已经意识到需要一种更先进的主战坦克。从74年开始,印度开始研制
代号“阿琼”的新一代主战坦克。印度自称“阿琼”坦克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三种坦
克之一,另外两种是美国的M1A1和法国的勒克莱克坦克。

  “阿琼”坦克的设计得到以制造“豹1”和“豹2”坦克而闻名的德国克劳斯·
马菲公司的帮助。炮塔设计接近“豹2”坦克,形状方正,采用平直装甲,而不是更
常见的倾斜或圆弧形。平直装甲最初是为了便于焊接间隙装甲或复合装甲,但倾斜
装甲诱使入射弹头跳飞并增加有效装甲厚度。最新的“豹2A5”也采用锲形正面,以
提高防弹能力。印度为“阿琼”坦克专门研制了一种“坎昌”装甲,号称性能直逼
英国的“乔巴姆”装甲。然而,负责研制“坎昌”装甲的国防研究开发组织以保密
为名,连印度陆军特派的准将级“阿琼”项目负责人和印度陆军总参谋长都不让知
道“坎昌”装甲的确切防弹性能,其中奥妙外人只能猜测。“阿琼”坦克不具备爆
炸反应式附加装甲或更先进的模块装甲(如法国的勒克莱克和中国的90II式坦克)
。

  由于炮塔方正宽大,一部份待用炮弹可以放在炮塔尾部,便于快速装弹和增大
允许的炮口仰角。如果有适当的隔板保护,炮弹置于炮塔尾部可减小二次爆炸的损
害;外挑的炮塔尾部和其中的炮弹也有利于平衡炮管的重量。但这种布局体积大,
重心高。坦克设计相对来说不怕部件的重量重一点,就怕体积大。表面积比体积增
加快得多,装甲则必须覆盖这些多出来的表面积,这样总重量急剧增加。T-64和后
来的苏制坦克采用自动装弹机并不全是为了加快发射速度(事实上,T-64和T-72的
发射速度低于人工装弹的M1A1坦克),而是主要为了降低炮塔高度和减小炮塔体积
,缩小目标和减轻整车重量。最新的法国勒克莱克、日本90式、中国85III式和90I
I式坦克以及美国的M8轻型坦克和正在研制中的M1A2的后继型也采用自动装弹机。说
到重量,“阿琼”坦克全重58吨,除几条国家公路外,超过大部份公路和桥梁的40
吨等级;宽度也超过了印度铁路货物宽度的限制。

  “阿琼”坦克的主炮为120毫米线膛炮,采用人工装弹。120毫米是北约标准坦
克炮口径,但北约标准是滑膛炮而不是线膛炮。线膛炮精度较高,但初速较低,炮
管磨损较大,重量较重,制造工艺也较复杂。精度高固然是优点,但初速低就是缺
点了。初速低使弹道弯曲,飞行时间也长,不利于提高对运动目标的命中率。初速
低也使弹头动能大为降低(动能和速度的平方成正比)。在爆炸反应式装甲广泛使
用的今天,单靠弹头爆炸的化学能常常不够,而除加厚装甲外,对动能穿甲的防御
还没有什么妙招。线膛炮还使采用制导炮弹和反坦克最有效的尾翼稳定长杆脱壳穿
甲弹比较困难。世界上只有英国采用120毫米的线膛炮。印度按许可证生产的T-72坦
克炮曾发生大范围炮管开裂和炸膛现象(但原装进口的俄制T-72坦克炮则无此现象
),希望“阿琼”的坦克炮的质量要好些。

  “阿琼”坦克为柴油机驱动。原计划要配备自行研制的1500马力燃气轮机,后
来改为自行研制的1500马力柴油机,德国MTU的1400马力柴油机只是用于样车研制。
但第一批国产柴油机只达到500马力,几经折腾,并加装了涡轮增压器,功率也只达
到950-1000马力。无奈之下,MTU柴油机变成“阿琼”坦克上的“常驻户口”。但是
,在40-50度的高温下,动力系统还是损失功率高达20-25%。“阿琼”的其它德国部
件包括伦克自动变速器和迪尔挂胶履带。“阿琼”坦克的火控系统充满了第三代这
个,第四代那个,但在印度陆军试验期间,命中率是惨不忍睹而又极不稳定的20-8
0%。

  74年“阿琼”计划开始时,计划研制经费是1亿5千5百万卢比。到80年时,经费
已经涨 到5亿6千5百5十万卢比,条件是83年12月完成首辆样车,84年内制成12辆
样车。然而,到87年经费追加到28亿卢比时,样车影子也没有。“阿琼”的技术验
证车到88年才面世,6年后,首批6辆样车才交付试验,但是这6辆都是无装甲的,炮
塔和车体均为软钢制造。到91年底,印度陆军参谋长对“阿琼”大为失望,要求中
止整个计划。然而印度已经骑虎难下,印度陆军只好重新颁发降低了的技术要求。
但95年的试验表明,“阿琼”连降低了的要求也难以满足。印度陆军称“阿琼”为
“不适宜上战场”,并拒绝签发定型证书。印度舆论则根据主战坦克的英文简称MB
T,戏称“阿琼”为Mainly Battered Tank(可粗略译为主败坦克)。尽管如此,
在96年印度国庆检阅时,印度总理拉奥乘上一辆“阿琼”坦克,宣布研制成功,并
在陆军的反对下,开始试生产第一批15辆坦克。但令人丧气的事实是,至今“阿琼
”仍未能大批装备部队。

  由于“阿琼”服役日期一拖再拖,印度只好先向苏联订购了一批T-72M1以救燃
眉之急,然后索性引进了T-72M1的生产线,从88年起向印度陆军交付。第一批70辆
由进口散件组装,以后逐步扩大国产化比例,目标是95%,但从未达到。到94年底停
产时,一共向印度陆军交付了1100辆T-72M1。印度国内有人要求继续生产T-72改进
型或更新的T-80或T-90,这样实际上比投产“阿琼”成本要低不少。

       突不出官僚主义重围的INSAS突击步枪

  印度陆军的制式步枪为仿制的英国的L1A1(仿自比利时FNFAL)7.62毫米半自动
步枪,远射威力有余,近战能力不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表 明,轻武器射程
400米就足够了,但连发火力则是绝对必要的。战后各国军界早已知晓7.62x51(口
径x弹长)毫米枪弹威力和后坐过大,不利于控制连发精度,单兵携弹量不足,更适
合于机枪和狙击步枪。但慑于美国的淫威,北约在五十年代被迫接受7.62x51毫米枪
弹为北约标准枪弹。此为轻武器历史上着名的“第一次步枪大论战”。与此同时,
苏联在吃够了纳粹德军7.92毫米短弹和Stg44突击步枪的苦头后,采用了7.62x39毫
米短弹,和由此而来的驰名枪坛五十年而不衰的AK47突击步枪。美军在越南战场上
吃够了AK47的苦头后,突然大彻大悟,转而采用5.56毫米M193枪弹和M16突击步枪,
开小口径步枪先河。但M193枪弹杀伤力不错,穿甲力不足,对有钢盔、防弹背心和
轻装甲防护的目标作用有限。此后,英国研制了4.85毫米枪弹,德国研制了4.7毫米
无壳枪弹,比利时则把M193枪弹改进成SS109枪弹,增强了穿甲力和弹道性能。虽然
英国4.85毫米弹具有一系列优点,但在美国的强力反对下,北约最终采用了SS109为
新的北约标准。此为“第二次步枪大论战”。与此同时,苏联采用了5.45毫米新枪
弹。除了口径上略为不同外(卡拉什尼科夫多年后承认,口径上的差别部份出于政
治需要),苏联新弹弹头内有一空穴,一使弹头重心后移,有利于飞行稳定;二使
弹头在击中目标后形成翻滚,扩大杀伤效果。直到现在,国际上仍在争论这种翻滚
是否违反禁止达姆弹的公约。但是,无论是SS109还是5.45毫米枪弹,穿甲力和远射
力均不足以供机枪和狙击步枪使用。美俄 和各国陆军都保持“两枪两弹”的体制
,即小口径的枪和弹供班用枪族使用,中口径(对俄罗斯来说是7.62x54毫米有缘弹
,不是前述7.62x39毫米短弹)供连用机枪和狙击步枪使用。近年来的趋势是增大小
口径枪弹的口径和威力,取代中口径弹,实现“一枪一弹”。俄罗斯正在试验6毫米
的”统一枪族”,中国的5.8毫米新枪族则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一枪一弹”的。

  除枪弹外,步枪的结构也在变革。常规步枪为有托的,枪托为死重,如不可折
迭则还增加全枪长度。弹匣在扳机前的设计,也使弹匣后的枪机不能成为有效枪管
长度的一部份。由于握把在枪机后端,离重心较远,因此平衡不好。从奥地利的AU
G和法国的FAMAS开始,无托设计领导步枪的新潮流。无托步枪的最大特点是枪管一
直延伸到枪托内,弹匣在扳机之后,握把恰于重心处。这样枪管可以较长(所以精
度和射程较好),但全枪长仍然短于一般有托步枪,全枪平衡也大大改善。澳大利
亚陆军在配发引进的AUG步枪后,不得不重新修订神枪手标准,否则人人都成了神枪
手。中国的5.8毫米新枪族也是无托设计。无托步枪的最大阻力来自于各国军内的传
统力量#(“不像步枪”,“看着别扭”),需要在设计上对左撇子射手特别考虑,
对拼刺刀和队列操枪也不利。

  在这样的背景下,印度在84年开始,着手设计INSAS小口径枪族(INSAS为Indi
an Small ArmsSystem,意为印度轻武器系统),来更换久已过时的L1A1步枪。原
计划94年向印度陆军交付第一批7000支步枪。INSAS仍采用传统有托布局。口径定为
5.56毫米,以向北约标准靠拢。但印度对SS109弹作了一些改进,以提高穿甲力和远
射性能,所以和SS109不完全一样。步枪则是“天下名枪一大抄”:枪口消焰帽和气
体调节器来自比利时的FNFAL,枪机和握把来自AK47,弹匣和前护木来自M16,快慢
机来自德国H&KG3。有趣的是枪托:本来采用比利时FNFAL的管式折迭枪托,虽然老
式,倒也实用。但不知是哪一位天才的心血来潮,改用李·恩菲尔德Mk3老爷步枪的
木质枪托。这李·恩菲尔德步枪可是英国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制式步枪,用它
的枪托,除了可免专利费外,好处实在不多。而且硬木的来源和加工都困难,各国
早已用工程塑料代替。所以到最后,INSAS非但没有能利用换型的大好时机,像中国
一样完成“一枪一弹”化和无托化,跨越通常的小囗径化进程,而且成了什么都像
,又什么都不像,在技术上毫无新意的东西,还不如索性仿制一枝现成的,如俄罗
斯的AK74(或其改进型)、比利时的FNC、以色列的“加利尔”、英国的L84(也是
无托设计)或前述欧洲无托步枪。

  如果印度把这样一件“四不像”爽爽气气交付部队使用倒也罢了。但是到95年
时,虽然已经落后原计划四年,INSAS还是一个捧不起的刘阿斗,印度只得急急忙忙
向罗马尼亚订购十万支AKM(AK47的改进型,大量采用冲压件以简化制造工艺,性能
和外形与AK47基本相同),以替换一些老得不堪使用的L1A1。到97年时,在六次推
迟投产之后,印度再次惊讶地发现,原来印度没有制造5.56毫米枪弹的设施,于是
再急急忙忙耗资近一千四百万美元,向以色列军工公司订购五千万发子弹,并保留
追购五千万发的权利。准备列装国产新口径的步枪,但忘了建制造新囗径子弹的工
厂,这大概是世界上第一家。不过,和“阿琼”坦克相比,INSAS还算幸运的,INS
AS毕竟通过了印度陆军的定型(但印度陆军要求在大批交付使用时,对瞄准具和连
发机构作一些改进),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正式列装。

  一个国家如果在大费周折后,竟然不能把一支新式步枪的科研和生产理清楚,
那这个国家没有资格谈更先进的国防科技。不过,这只是旁观者的自说自话而已,
当局者是断然听不进去的。

            轻于鸿毛的LCA战斗机

  与“阿琼”坦克和INSAS步枪相比,LCA的命运不见得好多少。印度空军的空战
主力是誉为“世界上最好的保卫空军基地围墙的战斗机”--米格-29,这是因为米格
-29的空战性能虽然不错,但航程实在令人不敢恭维(新购进的苏-30以纵深攻击和
战场遮断攻击为主)。然而,印度空军还是嫌米格-29太大太重,因此需要一种更轻
更小的战斗机,于是有了LCA。

  LCA是作为米格-21的后继机设计的。LCA为单发单座无尾三角翼轻型战斗机,空
重5500公斤,正常起飞重8500公斤,最大外挂重号称4000公斤,实际上装上必要的
燃油后根本达不到。LCA的 最大平飞速度只有1.8倍音速,空战推重比约0.95,在
现代战斗机里是比较低的。LCA的技术验证机用美国通用电气F404涡轮风扇发动机推
动,原型机和生产型机准备用国产的“卡维利”涡轮风扇发动机。F404重1035公斤
,加力推力为80.5kN;“卡维利”加力推力为83.4kN。假定“卡维利”和F404有类
似的推重比,则生产型LCA的发动机重大约1100公斤。一般机体结构重量占正常起飞
重量的30%强,因此大约2600公斤。美国早期的F-80战斗机的机载设备(包括航电和
辅助系统)重约1000公斤,F-16涨到2000公斤。一般要求人、机载设备和基本武器
(如LCA的23毫米航炮和炮弹)不少于3000公斤。这样,LCA只剩下1800公斤机内燃
油重量,载油系数(机内载油和正常起飞重之比)只有21%,低于一般的最低要求3
0%,远远低于苏-27的40%。既使把人、机载设备和基本武器的重量降到2500公斤,
载油系数也只有27%。这意味着LCA必须依赖外挂副油箱,航程和外挂能力好不到哪
里去。一般来说,按30%机体,15%发动机,30%载油系数和3000公斤人、设备和武器
来计算,正常起飞重量最少也要12000公斤,更现实一点,则要16000公斤以上。这
也是各国为何对LCA这一重量级的战斗机不感冒的基本原因。顺便说一句,以色列的
夭折的“幼狮”(Lavi)战斗机最初也打算采用一台F404,整机重量级和LCA相似,
但机体太轻太小,没有发展前途,最终放弃, 改而采用推力更大的PW1120发动机
,机体也相应增大。

  与“阿琼”坦克和INSAS步枪相比,LCA在设计上颇有一点特色。LCA的无尾三角
翼和经 典的直前缘三角翼(如幻影III)有所不同。LCA的三角翼是双三角翼,外
翼段前缘后掠较大,内翼段前缘后掠较小,在前缘形成一个凸角,翼根处前缘还略
向上翻。机翼前缘的凸角有利于在机翼上方形成涡流,增加升力;翼根上翻的作用
有点像一个小小的固定式前翼,有利于起飞时及早抬头,缩短起飞距离。但是,在
幻影2000之后,各国已经放弃纯无尾三角翼布局,改用无尾三角翼加全动鸭式前翼
的布局,来改善前者持续大迎角机动性能差和配平阻力大的缺点。全动鸭翼对缩短
起飞滑跑距离的作用也比简单的翼根上翻要明显得多;瑞典“鹰”式(Gripen)战
斗机在着陆滑跑时,将鸭翼翻成近乎垂直,充当气动刹车,缩短着陆滑跑距离。配
平阻力是前飞阻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随着飞行速度增加,升力中心后移,重心
相对来说就处于升力中心之前,使飞机有一个机头下垂的自然趋势。对此,常规的
机翼-尾翼布局和无尾三角翼飞机要用机尾升降舵上翘来“压尾”,以保持飞机平衡
,此为配平。这样既“吃掉”主翼的一部份升力,又增加前进阻力。对于鸭式布局
来说,前翼的升力正好可用来平衡机头的自然下垂,大大降低配平阻力,增加航程
或载重。中国的歼-10和欧洲新一代战斗机均采用鸭式布局。LCA的双三角翼对简单
三角翼是一个改进,但对中低空空战格斗至关重要的持续大迎角机动性能帮助不大
,对降低配平阻力无助,比起鸭式布局来差距还是较大。LCA是世界上仅有的新设计
的不用鸭式前翼的无尾三角翼 战斗机。

  LCA计划的一个特色是飞机、发动机和机载火控系统同时研制。印度在缺乏经验
和技术储备的情况下,这样做雄心有余,稳健不足,有点中国大跃进的味道。虽然
美国的F-22也采用全新的飞机、发动机和火控系统,但其中的关键技术在多年以前
已经就绪。美国对大型先进武器系统的研制和计划管理经验,及其强大而平衡的工
业和科技基础,也使美国对技术风险有较强的承受能力。中国曾迫于国际政治环境
,不顾缺乏工业和科技基础,在不经过关键技术充份预研时,“有条件要上,没有
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走过不少弯路。但在大跃进和文革的狂热之后,中国潜心
基础科研和工业基础建设,这时再得到外国先进技术的锦上添花,终于结出了中国
航空工业之花歼-10。也许印度的修炼还不够,需要一点大跃进-大碰壁的体验。

  LCA计划在83年得到批准,计划细节于88年完成,90年冻结基本设计,91年中开
始制造一号技术验证机。在落后于计划九个月后,一号技术验证机于95年11月17日
公开亮相。原计划96年6月首飞,但至今没有消息。可以预料,中国歼-10首飞成功
的消息肯定对印度是一个刺激,如果LCA还飞得起来的话,这回真的要首飞了。但印
度核爆后,美国对印度禁运军事技术,可能会对LCA首飞带来很大影响。到96年底时
,二号技术验证机正在最后组装。按照原计划,在一、二号技术验证机飞起来后,
印度将组装3架单座原型机,1架双座原型机和1架海军型原型机,全部采用国产“卡
维利”发动机。由于缺乏国内试验设施,“卡维利”发动机计划于97年底用俄罗斯
的图-16空中试车台试验,然后用于5架LCA原型机。但如果“卡维利”最终像“阿琼
”坦克的柴油机一样半途而废的话,人们也不必太惊讶。不过这会给LCA计划带来极
大的麻烦, 因为美国由于印度核爆,必定禁运F404。英国的RB199和法国的M88推
力嫌小,LCA要成为“空中软脚蟹”;俄罗斯的RD33推力有余,但体积和重量嫌大,
必须对LCA的机体作伤筋动骨的大手术,工程浩大。机载火控系统的开发情况外界不
得而知。

  有趣的是,印度虽然和俄罗斯关系密切,主力武器系统也多为俄制,但在设计
开发国产先进武器系统时,印度差不多总是以西方技术为蓝本。这是题外话。

          “印度洋海上霸主”的尴尬

  印度海军是印度的“外交力量倍增器”。印度从61年起直到最近,一直以亚洲
唯一的拥有航母战斗群的海军而自豪。然而,印度的航母是英国的老爷货,“维克
兰特”已于去年退役,“维拉特”(前皇家海军“赫尔姆斯”号,曾三加马岛战争
)于87年加盟印度海军后,已经三次进坞大修,眼下又面临一次14-18个月的大修。
尽管如此,还是计划于2004-5年退役。印度正在研究是按80年代后期从法国DCN公司
购进的蓝图自造18000-20000吨的“防空舰”,还是从俄罗斯买进改进“基辅”级“
戈尔什科夫”号(曾发生锅炉爆炸,舰体和电子设备也需要全面翻修)。或买或造
,印度不大可能在“维拉特”退役之前获得新的航母,而且有消息说,研究得太久
了,可能根本就不会再有新航标母。其实,印度的航母历来象征意义多于实际意义
。印度正在向俄罗斯订购4架卡-31预警直升机,防范的目标竟然是巴基斯坦的P-3C
反潜巡逻机。P-3C反潜能力很强,必要时也可携带“鱼叉”反舰导弹,但用来攻击
航母战斗群则是勉为其难了。印度航母战斗群的制空制海能力可想而知。

  印度海军最新的“德里”号驱逐舰也是好事多磨。87年底铺设龙骨,91年初下
水,但在海水里泡了近7年之后,直到97年底才服役。舰上的两座SA-N-7单臂舰空导
弹发射架用在70年代末的“现代”级驱逐舰上还凑合,但对90年代末的防空反导作
战要求来说,就颇显单薄。有趣的是,“德里”号装备了4座4联装SS-N-25“尤兰”
反舰导弹发射管。“尤兰”射程130公里,和“鱼叉”性能大体相当。西方海军一般
每舰装备8枚“鱼叉”,对远程目标用反舰型“战斧”巡航导弹;俄罗斯海军则以S
S-N-22“蚊子”超音速反舰导弹作为驱逐舰及以下舰艇的主力,“尤兰”主要供老
舰改装或出口。“德里”号装备那么多“尤兰”,不像是以敌方大中型水面舰艇为
作战目标,倒像是以“人海战术”的导弹艇群为作战目标。

  印度海军队仿制的四板德国HDW公司的1500型常规潜艇大为满意,但87年HDW的
贿赂案至今仍然是印度头上挥之不去的阴影。为仿制潜艇而建的硕大的马扎冈海军
造船厂在90年交付了最后一板1500型潜艇后,一直闲着无事。印度海军扁谋长要求
政府把马扎冈海军造船厂作为“战略产业”,每年投入10-15亿卢比(约合2.5-4亿
美元),用以支撑这“战略产业”。印度海军现有的早期“基洛”级潜艇的现代化
改装计划,也因俄罗斯海军造船厂的诸多麻烦而悬而未决。

                结语

  印度以倾国之力通过国防高科技拉动经济和科技发展的企图,使印度陷入了极
大的困境。印度的教训在于:

  1、国防高科技只有在经济实力发展到相当水平时,才能得到持久和有效的发展
。否则只能是跳高而不是登山。中国曾经片面发展军工,但除弹道导弹和核武器等
几个特例外,真正的发展还是自改革开放,国民经济取得长足进步以来才取得的。


  2、国防高科技和一般工业和科技基础是花与锦的关系。锦上添花本已不易,为
花织锦则属本末倒置。既使弄成了,将来也可能要返工,因为这一小块锦不一定和
大锦匹配。俄罗斯军工科技世界领先,但经过多年转型努力,民用科技仍然一蹋糊
涂。日本则相反,若不是出于政治考虑,日本具有足够的科技能力来研制更多的先
进进攻性武器。

  3、发展高科技一定要有充足的技术储备。书到用时总是恨少的,但乏书可用则
成不了大事。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建立了一系列基础科研设施,如亚洲最大的风
洞群、航空发动机试车台、导弹测试场等,航空院校和研究所更是追踪世界先进技
术和自主科研并重,并取得了诸多成果,所以歼-10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印度的科技力量在纸面上相当令人印象深刻,印度科技人才(至少海外印度科
技人才)的水准也是公认的,印度获取东西方先进科技的条件之优越和历史之长更
是中国所无法比拟的,战后印度也没有经历过中国那样的剧烈政治动荡,作为“最
大的民主国家”更应该总是使国家保持在“历史的正确一边”。然而,印度在政治
、经济、社会、科技和国防方面的成就比起中国相去甚远,其中原因是值得深思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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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 目录
            评《杨绛评传》

            ◇ 范旭仑 ◇

  《杨绛评传》,孔庆茂作,华夏出版社1998年2月出版。这部书和作者的另两本
书《钱锺书传》、《钱锺书与杨绛》一样,全都错误百出。后两本书的错误已经有
书评一一指出(见《博览群书》1993年第1期、1997年第11期白克明文),这里仅就
杨绛评传》的错误作些批评。

  写杨绛评传,离不开杨绛先生本人的回忆,但是,本人回忆一定要和文献资料
对证,这是学术常识。由于主客观原因,文献资料和传主本人的回忆都可能产生讹
误,只有相互对证,才能接近事实真相。例如,杨绛先生在散文《方五妹和她的“
我老头子》中,记载女佣人方五妹1987年甩手出走,写道:“没有五妹,也省掉好
些麻烦。例如她看了电视剧《围城》,也对钱先生讲个没完。”可大家都知道,电
视剧《围城》是1990年末才上演的,怎么能随意拉扯到1987年呢?类似这样不确切
甚至错误的地方,杨绛先生的回忆中还有不少,但作者丝毫不做考订,于是就产生
了许多以讹传讹、生硬编造的地方。

  例如,书中说:“1904年胡适在中国公学读书时听过杨荫杭的课。”(110页)
实际上中国公学是1906年开办的,胡适于这年暑期考入,而杨荫杭在1906年初就到
日本去了。这个错误,就出自杨绛先生本人的回忆(见《杨绛作品集》第2册第65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再如,书中说:“杨绛进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不久,就听说本系三年级本科生钱
锺书的赫赫大名了。”“杨绛1932年春东吴大学毕业,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
32、281页)事实是,1932年春学校因风潮停课,杨绛(本名杨季康)只是北上清华
大学借读,并没有考取什么研究院。至于时间,杨绛自传说是1932年秋,又在别处
说是1933年秋#(《杨绛作品集》第2册第265页),可不管是哪年,翻遍《清华大学
史料选编》,都没有“杨季康”三个字。“研究院新生名单”1932年度外国语文研
究所只有一人,就是赵萝蕤;1933年度全研究院有新生26名,包括钱锺书的同学万
家宝(曹禺)、吴祖襄(吴祖缃)等等,还是没有杨绛。而此书第282页竟然说杨绛
还获得了文学士学位,但是,杨绛没有毕业就随丈夫出国了,怎么会得学位?研究
院毕业该是硕士,怎么会得学士学位?

  又如,该书讲杨绛在欧洲的情况时说:“杨绛在巴黎旁听了一年课程,本来想
攻读学位,已在着手写作论文。”(55、283页)在《钱锺书与杨绛》中甚至说:夫
妇二人“双双获得牛津大学文学士学位。”没有任何文献依据。实际上,杨绛在欧
洲时已经怀孕,生了女儿钱媛,哪里有时间和精力作论文读学位?

  作者讲到钱锺书回国前后的情况时则说:“1938年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
先生特地写信给钱锺书,破格聘他为教授。”“钱锺书辞去了西南联大教职。”(
55、61页)事实是,钱锺书先给冯友兰写了求职信,冯有兰便写信向校长汇报,认
为应该给钱锺书一个教授职称,根本不存在什么冯“特地写信给钱锺书”的问题,
钱锺书离开联大也不是什么“辞去”,而是不辞而别。对此,著名清华校史专家黄
延复教授早就专门发表过文章,并把有关事实的档案材料一一作了披露。第53页说
:钱锺书提笔“在夫人白嫩细腻的脸庞上画个花脸。”实际上杨绛的原文是:“想
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换言之,花脸并没有画成。书中三次夸
奖杨绛先生“发现”了塞万提斯的信(195、196、297页),其实杨绛本人说得明白
,她只是“看见”、“看到”已整理现成的而已。钱锺书的结婚地点,当然是在钱
先生的老家无锡,孔庆茂原本也是跟着这样写的,可这次却一反常态,硬说是在杨
绛先生当时的家苏州。原来,长沙《书屋》杂志1997年8月号上有篇《钱锺书浅识》
,毫无根据却又信誓旦旦地说钱锺书是在苏州结的婚。这就连起码的常识都不懂了
,钱锺书结婚可能在女方家进行吗?钱锺书结婚用的新房在无锡还保留着呀!

  上举这些毛病,或是由于轻信传主回忆,或是由于附会传主记述,或是由于不
辨错误文章,总之是由于不思考、不下功夫造成的。而下面列举的毛病,则说明作
者太草率,太不负责任了。第20页:杨绛父亲杨荫杭“说他以前教过的某某学生是
个低能。”实际上杨荫杭说的是一位同学。第46页:杨绛“偶尔写一些陈简斋体的
旧体诗。”可一看尾注,原来是杨绛抄了一首南宋诗人陈与义(号简斋)的诗送给
人。第50页把七言诗变成五字句。第57页讲到一封“半文言的信”,说“大概是钱
孙卿先生笔达原信的内容”,实际上是钱孙卿征用孪生哥哥钱基博信中的引语,“
笔达”的是钱基博,根本不是什么钱孙卿。第84页造了一个字来取代“弄翰然脂”
的“然”。第114页把民国三十四年写成1934年。第116页说1949年末身在外地的吴
宓还在北京。第287页把发表于1939年3月5日《今日评论》上的《风》断定为是“作
于四十年代中后期没有确切年月可考的作品”。第298页把钱锺书的同事赵复三写成
赵三多。第299页说:“1988年钱锺书杨绛联名贺辞《发扬特色,办好译林》,发表
在《译林》第一期卷首。”实际时间是1981年,用小字公布于《译林》第2期末尾的
读者来信栏里,八年后才掐头去尾大字登在“卷首”。第308页产生错简。

  前面说过,孔庆茂的《钱锺书传》、《钱锺书与杨绛》早就被人指出过许多硬
伤,而他非但不表示任何谢意,相反却在这本书中批评人家“造谣中伤”。事实上
,这本书就是直接由《钱锺书与杨绛》增改成的,并根据人家的批评作了订正。但
是,由于不肯下功夫去核查原始文献,在订正中又出现了新的错误。例如,第282页
从人家的批评中知道了杨绛公布处女作的名称和时间,却硬说署名是“季康”。引
用别人的研究成果,照样不注明,却又弄出错误。赵玉山先生的《槐聚诗存勘误》
指明《溪水四章寄恩钿塞外》的“恩钿”是杨绛同宿舍的蒋恩钿,他就说是杨绛的
同学(34页),实际上蒋是钱锺书的同班同学。

  第31页说:“在清华吴宓翻译术课上,杨绛翻译过不少文章。公开发表可以查
考的有两篇:一篇是汉译英,贺昌群《论汉唐之党见》;一篇英译汉,一位英国人
的作品《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么》,发表于《新月》1933年6月号上。”好像这两
篇译文都是他“查考”出来的,可是读者只要翻看一下牟晓朋等编《记钱锺书先生
》的第322页,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因为就在这一页上印着:“贺昌群的《论汉
唐之党见》是由政治学毕业考头等的杨季康先生编译的。这是杨先生唯一一篇公开
发表的汉译英。她的唯一一篇公开发表的英译汉政治学论文是刊登在《新月》1933
年6月号上的《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么》。”牟晓朋等编的这部书(大连出版社,
1995年),孔庆茂在《钱锺书与杨绛》中曾经大加利用,所以他是知道的。问题在
于,这两篇译文相隔了十多年,却生捏强扭到莫名其妙的“吴宓翻译术课”上,那
能行吗?

  书中有个《杨绛年谱》,1990年以前的部份来自田蕙兰教授的《杨绛年表》,
1990年以后的部份是另加的,明显地简陋不堪,甚至连“1995年”都不存在。书中
纪事到1997年,年谱截止是1996年1月。185、301页用了郑土生先生的文章,来自李
洪岩等编的《钱锺书评论》卷一(社科文献出版社,1996年),49页也是。凡此,
一律不加注释。

  书中的语病也不少,例如后序中的“不溢美过份”,等等。有一段话,不光是
文理不通,事理也不通:“年谱1977年:根据富尔歇考订三种版本校订的西班牙原
文本的《小癞子》,重新翻译。”查杨绛译《小癞子》1977年的译本序:“根据富
尔歇校订西班牙原文本译出。”1985年本作:“1978出版的拙译《小癞子》根据富
尔歇的校订本。承友人赠送原著另两种版本。我把几种版本对照选择了现在根据的
本子。”孔庆茂显然是把这两段话胡乱揉和到一起了。

  这本书可批评的地方还有不少,这里就不多说了。总之,写书是一项非常严肃
的事情,要有科学严谨的态度、深入细致的研究、值得称道的学风才行,作者在这
些方面做得都太差了!我的批评如果有不当的地方,也欢迎孔庆茂反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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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 目录
            不敢苟同之余的类比

              ◇ 严 浩 ◇

  近年来海外中文政论刊物中,西藏问题俨然已成为一大热点,“中国之春”“
北京之春”等还特辟出专栏,比起国内芸芸众生,不可不谓早得西藏问题国际化的
风气之先。在“民主自由”的预设前提之下,“独”派“统”派各抒己见,热闹非
常。

  同为自由投稿人,为大西藏独立建国奔走呼号,马悲鸣先生显然不如曹长青之
身体厉行,然在不敢苟同其他论者观点之余时发奇想,控诉中国多行不义于藏人,
倒也是一“鸣”惊人,如前期“枫华园”所载“中国进藏与日本侵华之类比”。尽
管是类比,这一“进”一“侵”之差,仅其修辞学的意义就值得回味。

  在西方研究(鼓噪煽情不在此例)西藏问题,不可不读戈德斯坦(M.Goldstein)的
大作“喇嘛王国的覆灭”,大陆也已发行了中文版。在其近作“雪山狮子与龙”的
前言中,戈氏一针见血地指出,西藏问题的核心是主权问题,人权问题倒在其次。
澳大利亚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权威学者马克拉斯 (C.Mackerras)在“中国少数民族
”一书中认为,西藏问题的研究,不应同近代中国整个边疆地区的政治发展割裂开
来,“满州国”兴亡,外蒙独立,新疆建省,西藏短期的事实独立而终未修成正果
,同中国与周边列强之间的实力消长密切相关。元明时期西藏归属问题颇多争议,
但有清一代中国中央政府确曾对西藏行使主权,西方学术界亦有共识。民国时期西
藏地方政府享有事实独立的地位,但其辖区仅限相当于目前西藏自治区的范围。西
藏独立于中国,并未完成现代意义上起码的法律程序。民国历届中央政府于空前内
忧外患,无暇他顾之时,从未放弃对西藏的主权,而国际社会也未承认西藏的法律
独立地位。比较之下,驻“满州国”首都新京的外国使馆尚有小猫三两只呢。中共
武装革命起家,最终取代国民党掌握中国中央政权,更挟击败国民党八百万大军的
余威,在数次劝和团使命失败之后,于昌都一役轻取原藏军主力,迫使西藏地方当
局接受“十七条”协议,实现了中国大陆的重新统一。从中央政府的立场来讲,这
是顺理成章的事。马悲鸣先生的有关文章中,有意无意地回避作为西藏问题关键的
中国主权问题,却在其他问题上随意发挥,尤擅长不论不类的“类比”。笔者深感
如此信手拈来的“类比”不但于事无补,有时简直无异于哗众取宠的文字游戏了。
更为甚者,马悲鸣先生的文字游戏完全建立在对一般中国人民族感情的肆意调侃之
上,大大削弱了其以中共当局为攻击目标的杀伤力(如果确实有此初衷的话)。

  无论由甚么政党在中国执政,中央政府恢复对西藏行使主权,维护国家领土主
权的完整统一,均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根据,这与行使主权的时间,行使主权形式
以及行使主权的政绩应分别讨论。作为中国行使主权的象征,解放军于1950年初和
平进入拉萨,并非“攻入”,而按照“十七条”协议,原西藏政府运作如常,“一
国两制”,亦未实行社会主义。这里可作两点假设。其一,以中共军队当时的实力
,与其对高寒荒僻的“独立国家”西藏玩弄半欺诈半征服的“革命两手”,倒不如
以追讨国民党李弥残部为名经云南直取缅甸来得痛快实惠,何必舍近求远。其二,
如果国民党军队在美国全力支持下,当年赢得国共内战,统一中国,由蒋介石为首
的中央政府志满意得,仍会坐视西藏脱离中国而去吗?依据国民党政府无论南京时
期,重庆时期,还是台北时期的一贯立场,答案都是否定的。眼下台北当局治权不
及大陆,空头支票当然好开,但其底线仍是西藏地方的高度自治,一旦实际操作起
来,大概比中共的“十七条”高明不到哪里去。因此,笔者以为在目前中国的实际
条件下讨论西藏问题,主权问题是无论如何回避不了的。海外异见人士常常质疑中
共政权的合法性,根据是其未经民主选举,而目前依靠经济增长维持政权的作法,
也无法达至长治久安,却往往忽略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统一,也是维持政权合法
性的关键一环。旅美民运人士倪育贤倒承认尽管在情感上同情达赖,但作为未来民
运政治纲领,他不敢轻言支持大西藏脱离中国。旅荷学者王鹏令也指出,极个别附
和“藏独”的汉族人士,亦摆出一副深得“民族自决”真传的教师爷架式,似乎只
凭他们对汉藏关系和民族自决的概念、法理及其实施过程的困难和效果的那点连一
知半解都不到的知识,就足以为中国大陆的十几亿芸芸众生指点迷津,动员这十几
亿人跟著他们一起去彻底地革“大一统”的命(天晓得,他们是从哪里获得了此种
可立马儿扫除万里尘埃,澄清玉宇的法术?!)。……这种只顾标榜道义,而试图
避开各民族之间实际利益的协调来解决民族冲突的主张,只不过是一种完全不切实
际的空洞口号而已。它或许可以在海外哗众取宠于一时,但对解决汉藏矛盾不仅不
会有任何益处,反而只能“火上加油”,进一步激化汉藏之间的矛盾!

  记得去年笔者曾投书“枫华园”,指出马悲鸣先生以抗战时期东北学生流亡内
地“类比”达赖去国欠妥。以“满州国”类比“大西藏”,溥仪类比达赖,也许更
为合适。马悲鸣先生亦曾在香港“开放”杂志著文,称中共大肆妖魔化西藏,以原
西藏社会落后野蛮,剥皮剜眼作为其进藏杀人灭教的理由。因而引经据典,找出明
清时期封建当局大兴文字狱活剥人皮的实例作“类比”,证明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也
可自称“正义文明之师”,攻占北京,烧杀抢掠。中国历史上活剥人皮的典故并不
难找,马悲鸣先生的那点儿素材,明眼人一看也是摘自“鲁迅全集”。但是要找出
一通以“剥皮剜眼”作为进藏理由的中共正式文件,恐怕就不是当文抄公那么容易
了。当年英国人虽文明先进,但其侵华理由却十分直露,就是要惩罚中国妨碍其贩
卖鸦片的“自由”,马悲鸣先生的锦囊妙计,“马”后炮得可以。原西藏社会制度
究竟如何评价,自有公论,达赖本人亦不否认改革的必要,其与中共当局的分岐在
于改革的时机,改革的方向,改革的步伐,由谁主导以及为谁的利益服务。自1950
年至1959年,西藏地方未实行任何重大改革,中共官方舆论的主旋律是汉藏团结,
以达赖班禅联袂晋京达到高潮。所谓的妖魔化,即官方舆论对原西藏社会制度的大
规模批判,是1959年“平叛”后出于配合在西藏推行“民主改革”的政策需要。马
悲鸣先生不但混淆了时间,也混淆了概念。以1950年的形势,即便西藏真是世外桃
源香格里拉,解放军也是要进驻的。这与香港回归中国好有一“比”。香港号称东
方明珠,自由文明富裕发达,不输欧美,而中国大陆则仍是贫困落后腐败专制,一
旦主权易手,还是架不住解放军大兵开进来。目前来看,“一国两制”实施顺利,
中央政府鼎力支持,倒是某些“民主派”人士在国际上四处“唱衰”香港。不妨作
一假设,将来香港人也来个武装起义反共抗暴,迫使中共当局放弃“一国两制”政
策,“平暴”之后(注意:男女冤魂肯定少不了),提前在香港推行社会主义,大陆
的官方舆论一定又会掀起一场“妖魔化”香港资本主义制度的宣传运动了。

  现在马悲鸣先生更将中国进藏“类比”于日本侵华,还是在主权题外作文章。
文中1959年的政府“平叛”大加讨伐,对藏人的伤亡数字推算不厌其烦,却偏偏对
1950年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怀抱”这一关键轻轻带过,称之为“中国人给自己找
的进藏理由”,完全是割断历史。马悲鸣先生有兴趣考据历史上的活剥人皮,为什
么不下点功夫哪怕稍许流览一下近代中国中央政府处理西藏问题的历史档案呢?北
京南京拉萨去不了,台北总还可以去吧。再不济去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查看已经
解密的美国政府有关文件,就近兴许还更方便一些。

  1959年西藏事件的发生及其后果,对当代西藏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
响,史密斯(M.Smith)在“西藏民族”及格伦费尔德 (A.Grunfeld)在“现代西藏的
形成”中对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及伤亡人数进行过详细的描述和分析,尽管二者
的最终结论不尽相同。马悲鸣先生曲解1950年中共当局企图通过“十七条”协议和
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初衷,认为是故意逼反藏人,再以此为借口“平叛”大杀藏人,
逻辑不通。如果说中共当局的既定政策就是把藏人赶尽杀绝,1950年早就下手了,
何必要等到1959年再找借口。实际上1959年至今藏族人口空前增长,年均增长率超
过全国平均水平一倍以上,婴儿死亡率下降四倍,人均预期寿命增加了近20岁。据
戈德斯坦和史密斯对西藏事件的研究,中共当局在川青等藏区盲目推行其他省区已
大规模开展的社会主义改造,激起当地藏民反抗,原西藏政府深感物伤其类,唇亡
齿寒,因而武装举事。事态发展完全出乎中共当局的预料,这才有了后来毛泽东“
坏事变好事”一说,提前在西藏地区推行社会主义。中共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
实行了一系列极左的政治经济政策,事实证明许多政策是错误的和失败的,不但给
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也延缓了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应该看到,这些错
误政策,比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并非仅仅是针对藏族人民而制定的,
其他民族同样深受其害。出于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少数民族政治反对派更感觉背
负政治和民族双重压迫,是可以理解的。但自八十年代初以来,中共当局的西藏政
策已进行重大修正,西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也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政策应因地制宜,自不待言,政策执行过程中往往出
现曲折和反复,也是实际。在汉藏关系甚至汉维关系据某些人说依然严重对立的今
天,不能否认也存在汉族与大部分少数民族和睦相处,赫哲、鄂伦春等民族重新复
兴的情况。笔者当然希望未来的中国领导人,能真如马悲鸣先生所仰慕的西方领导
人一样,清算以往政府的过失并赔礼道歉,而且希望这一善举不必等待一百年。

  以中国进藏“类比”日本侵华,从国家主权的角度来看,颇为勉强。日本二战
期间侵略的国家,并非只有中国一个,日本军阀“王道乐土”“东亚共荣”说的天
花乱坠,“回到”二字却难出口,这恐怕不能用其有自知之明来解释吧。如果“类
比”非日本人则不成立,不如举日本并吞琉球为例更加合适。如果在承认西藏问题
属中国内政的基础上,要证明的是中共杀人如麻,特别是杀异族人如麻,则无需西
洋东洋满世界地找“类比”,史书上“扬州三日”之类的例子比比皆是。若要证明
中共恩将仇报,西藏二战期间开放个领空算甚么 (那也叫开放?),中共跟真正出
钱出力的老美老印都还打过一仗呢。遗憾的是,从老蒋、小蒋到李登辉,“共匪”
“共匪”几十年骂下来,已然了无新意。若要“类比”出新,看来只能别出心裁。


  因此,除日本之外,马悲鸣先生又把“西方民主国家”拉进来“类比”一番。
据说民主国家的种族政策仍有差强人意、不尽合理之处,但不能以此作为中国有权
进军西藏,杀害藏人,平毁西藏文化的充分理由,诚哉斯言。问题是谁曾以此作为
中国有权进军西藏,杀害藏人,平毁西藏文化的理由?是执政的中共当局吗?还是
个别汉人的错误观点?从行文上看,马悲鸣先生大概是指后者,但又与全文通篇批
判中共当局西藏政策之残酷血腥,褒扬西方民主国家种族政策之大度开明的基调很
不谐调。正如在评论美国政府的种族政策,慷慨陈词之间,突然夹入三K党徒的种
族主义言论,满嘴里跑舌头,大加鞭挞,即便是无心,也有张冠李戴,移花接木之
嫌,令读者一头雾水。马悲鸣先生认为西方人的种族歧视,种族灭绝,种族猎杀基
本上是民间行为,而且也都是过去的事儿了(这“过去”二字,可圈可点。过多久才
算“过去”了?)。现在美加政府不但已经向土著人赔礼道歉,而且补发高额的终身
津贴,笔者听了真替澳大利亚土著人报不平,白顶了西方民主国家的高帽儿!众所
周知,澳大利亚政府执行“白澳”政策由来以久,土著人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尚不能
享受与白人平等的政治权和经济权,土著人子女大批被政府强行领养,成为所谓“
被偷窃的一代”,“伤心日”纪念之伤心,正因为此。自八十年代工党执政以来,
提倡多元文化和民族和解,颁布了一系列针对土著人的优惠政策,其境况才略有改
善。但截止目前,土著人社区主要的社会经济指标不但远逊于白人,有些甚至低于
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如此强烈的反差,不到现场真令人不敢相信。而1996年自
由党国家党联合政府上台之后,民族和解的进程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霍华德
总理虽然承认原政府政策的错误,但认为并无道歉的必要,使土著人“伤心”之日
徒倍伤心而已,更何谈一分一文的经济赔偿。自去年以来,更因为种族主义色彩鲜
明的单一民族党的出现,澳大利亚的政治社会生活急速右转。单一民族党的政治纲
领之一,就是取消所有优惠土著人的政策,裁减土著人管理机构和福利组织的人员
经费,撤回原最高法院有关土著人土地所有权的裁决。党魁韩森甚至公开挑战1967
年赞成给予土著人公民权是否明智,据说此举“制造了一个土著人黑手党”。在最
近昆士兰州的议会选举中,成立仅一年的单一民族党,气势如虹,获得席位竟超出
老牌的自由党,使以自由党为核心的联邦政府面临巨大压力。有关人士预测,在明
年的联邦大选中,如果主流政党无法取得多数议席单独执政,单一民族党更可以第
三大党的地位左右澳大利亚政局。在此形势下,少数民族居民的心头难免蒙上一层
阴影,土著人的前景更是凶多吉少,雪上加霜。

  当然,从中国国家主权的角度认识西藏问题,应该说仅是一家之言。马悲鸣先
生的文章,完全可以开宗明意地表示支持“大西藏”始终是主权独立国家的观点,
这样不但可以把中国“攻入”西藏杀人灭教的年代一举坐实于1950年,填补先“进
军”后“平叛”的时间差,验证其“类比”于日本侵华的正确性,更可以如藏独人
士一样,将所有非藏人一律称作“中国人”,省去时而中国,时而中共,时而国军
,时而共军,时而汉军(嘿!差点儿当成刘邦麾下了)等概念上的困扰。何况权威性
的国际法学家协会还发表了长篇报告,证明1950年前的西藏(非大西藏)已完全具备
了主权国家所有的充分必要条件。藏民族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对于绵延千年的藏
汉、藏蒙、藏满甚至藏回关系,各民族均有各自的历史记载,相信藏人也不例外,
所以藏独人士批评以中国历史记载 (注意:并非仅依汉籍)作为判断事实的标准,
完全是帝国主义心态,自有一定道理。问题是关于藏籍的研究诠释,中国内外往往
存在多种版本,正所谓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通藏文的一般读者,很难做
出理性的判断。目前,绝大部份藏籍应存于中国境内,北京已将证明中国领有西藏
主权的关键文献史料精印出版,西藏档案馆和布达拉宫的有关资料档案,也对国内
外学者公开开放。相对而言,藏独方面的所能提供的史料,多数还停留在口述历史
的阶段,西方各类亲达赖的群众团体的政治宣传中,历史论据则更是自相矛盾,漏
洞百出,不足为信。

  话说回来,时下自由民主人权的理念已达到“世界终极”,前卫理论还有“主
权在民论”和“国家主权过时论”。比较之下,笔者提及从中国主权角度研究西藏
问题的观点,应属迂腐过时。主权在民,主张国家主权应由公民投票决定,言下之
意,似中国大陆这样民众尚无投票自由的国家,即无主权可言。人权都不能保障,
主权有甚么用,与脑袋都没有了,原则有甚么用,大同小异。对西藏问题也是这样
,国际间叫得最响的就是人权问题,如马悲鸣先生的文章,批判火力集中于中共当
局之杀人灭教。主权在民,不但民族有权自决,住民也有权自决,一族一地人民可
以通过公决,单方面宣布脱离母国而独立,而母国政府和人民只能干瞪眼,接受现
实,谁让你不修文德,令生民去之。有了这样强大的思想武器,政治专制,民族压
迫,一概所向披靡。国家主权,历史依据,顿显得暗然失色,苍白无人性。奇怪的
是,目前尚无人对可能出现的另一种情况加以分析。如果台湾“51俱乐部”之类的
团体能成功说服台湾人民公决投票赞成加入美国,旋踵之间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第
五十一州,大陆共产暴政,其奈我何!问题是,美国人是否必须照单全收?

  马悲鸣先生文章的结尾,由对中国和日本政府的批判以及对西方民主国家的颂
扬,上升到对不同文化宗教背景进行分析的理论阶段,由此得出新基督教文明优于
儒家传统的结论,这几乎是大部份海外精英的共识,谈不上甚么新颖。笔者认为马
文中最为出奇至胜的观点,倒是中国人根本打不过日本人,要不是拣了美国人俄国
人的“洋落儿”,独立抗战毫无取胜的可能。“若当年日本侵华成功,焉知今日之
中国人不会过上现代日本人那样的富裕生活”?敢开这样的玩笑,能有几人?尽管
日本政府对侵华一事坚不道歉,据说日本民间倒有不少人表示歉意。笔者相信,此
类有识之士,歉意无论多么深刻,谅他也不敢在日本冒天下之大不韪,拿广岛长崎
遭美军原子弹轰炸开涮。这倒不是说日本也有甚么以言治罪,而是觉着日本人在新
基督教文明的修养方面,就是还欠点儿水平。笔者早就指出,马悲鸣先生大概已经
是准美国人了,屁股决定脑袋,连入了美国籍的中国人,上街欢迎一下江泽民访美
都惊呼是咄咄怪事,“类比”的文章中,字里行间更透着一派对中国人的轻蔑,很
难判定其“中国人打不过日本人”的惊人之语,是出于恨铁不成钢的苦心。至于中
国人如何根本打不过日本人,马悲鸣先生没有作进一步的分析,十分可惜。日后哪
位“枫华园”的读者有兴趣代其深究原因,在罗列了一二三四,1234,ABCD又abcd
之后,别忘了王朔人物的一句戏言:“汉奸太多”!

于澳大利亚堪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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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 目录

              已是黄昏独自愁

               ·散宜生·

  最近的国际政治大事是苏哈托下台。这位独裁了印度尼西亚三十二年的军人总
统,终于被人民的怒潮推翻了。在历史的急拐弯时刻,人们容易被甩出前进的轨道
,这时,兄弟总要去翻翻党报,仔细领会中央的精神,据此调整自己的步伐。印尼
局势最紧张的5月20日左右,我特地去人民日报万维网址转了转,翻看了从18
日到22日五天里的关于印尼的报导。苏哈托下台,倒还是登的,不过说的都是国
会议长提请苏大帅辞职,似乎在印尼所发生的只是个符合程序的政治进展。再有就
是印尼经济不稳,可能引发东亚经济的整体混乱。还是“稳定压倒一切”啊。

  至于上万学生占领议会大厦,十五万军队开进雅加达,反对派发动百万人五二
○大示威(未成),苏哈托女婿率领的特种部队枪杀学生,等等,则统统不在报导
之内。

  五月二十日那天,看到电视新闻说:印尼反对党领袖、穆罕默德兄弟会的芮斯
,要群众呆在家里,五二○大游行取消了。芮斯在听到部分将领放出狠话,宣称不
惜制造一个“天安门事件”后,作出了这个决定。当时我还想,邓小平真伟大,继
缅甸之后,在亚洲又挽救了一个独裁政权。

  没料到第二天一早就听广播说苏哈托辞职了,自动下台。怎么回事?六·四屠
杀之后,东欧的独裁政权,东德,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宁愿下台也不敢学这个
榜样,那还说得过去。人家是欧洲人,人权首先是免于恐惧的权利,而不是有口饭
吃。咱们中国人不跟他们一般见识。但印尼总该讲讲“亚洲价值”吧?不过才毙了
六个学生,军队还向全国道歉?苏哈托居然不敢放手开枪杀“暴徒”?

  看来,从西方到东方,真正有胆量的,还是要数中国共产党。长安街上扬军威
,出动坦克烙人肉饼子,这才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谈到印度尼西亚,据说毛泽东曾写过一首与它有关的词——悼念印尼共产党主
席艾地。按徐涛《毛泽东诗词全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3,武汉)里的版
本,抄录如下:

  卜算子 悼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艾地同志
      1965年12月

    疏枝立寒窗,笑在百花前。
    奈何笑容难为久,春来反凋残。

    残固不堪残,何须自寻烦?
    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

  据该书的“作者简介”,徐涛是湖北大学中文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关于
这首诗的“题解”,他是这样写的:“一九六七年已见内部流传稿,但未得到旁证
。一九九一年见于香港刘济昆《毛泽东诗词全集》(昆仑制作公司,一九九零年七
月出版)。编者在‘自序’中称此书‘绝无伪造之嫌’,似可信。”

  刘济昆不伪造,这是好的,他不骗人;但这不等于不被人骗。这首《卜算子》
是否真是毛泽东写的?你要懂得平仄,一看就知道不是。几乎没有一句平仄是对的
,而且《卜算子》该用仄声韵,这里用的却都是平声。毛泽东晚年写诗,确有冲破
平仄之处,但决不至于如此离谱。这首词,应该是某位党性很坚定的同志写的,但
决不是毛老倌子。因此,本文的题目,不似本人别的专栏文章引用老毛的诗句,而
是从陆游的《卜算子·咏梅》里引了一句①。毛泽东在61年和过陆游的词,写了
一首平仄中规中矩的《卜算子》②,可作他不是这首“悼艾地”作者的旁证。

  我不是应该谈毛诗吗,怎么扯到膺品来了?道理是这样的。毛泽东的档案还没
有向公众开放,很少有人见到,但是对主席过分热爱的、或想借主席的份量榨油的
人却太多,在毛泽东诗词的研究中,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真迹与假货齐飞,
滥调共灼见争鸣。这问题并不是套上个教授头衔就能解决的。今天大陆的不少中文
系教授,说到古文水平,也就是能教教美国人而已。任何一个前清秀才,看一眼这
首《卜算子》,就可以断定决不是毛泽东写的。这么简单的事,今天的某些中文教
授,可以absolutely clueless。敝人这个专栏虽然设在美国
,但主要还是让中国人读的,我觉得有必要来一次打假,提醒读者注意这个问题。


  不过,鱼目要能混珠,总也要有点圆有点光。这首《卜算子》能在1967年
文化大革命造神运动高峰时冒充毛诗流传,总也要符合当时的情势,毛泽东和艾地
总也要有相当的交情。要理解这首“词”,就必须说到六十年代大陆和印尼的关系
。

  当时印尼是苏哈托的前任苏加诺执政。苏加诺也是第三世界(那时还没有这个
叫法)一个响当当的领袖。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大跃进失败,与苏联的赫鲁晓夫又
不和,国际上空前孤立,苏加诺是北京仅有的几个“亲密战友”之一。为什么印尼
这么亲中国呢?

  六十年代初,被战后历届工党政府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搞得国衰民穷的大英帝
国,无力经营在亚洲的殖民地,决定除香港外,撤出苏伊士运河以东。当时还没有
人相信,以中国人的老练和英国人的法制,新加坡能以城邦立国。英国希望新加坡
与毗邻的马来亚(现在的马来西亚的西半)合并。但新加坡的华人将削弱马来人在
议会里的多数,为了安抚马来人,英国把马来人居住的两个英国属地沙捞越和沙巴
(现在的马来西亚的东半),也给了马来亚,于1963年共同组成马来西亚联邦
。沙捞越和沙巴在婆罗洲(印尼称加里曼丹)岛的北部,与印尼接壤,和马来亚却
隔着640公里的海水。印尼对北加里曼丹有领土野心,苏加诺大怒,派军入侵马
来西亚。马来西亚的人口与面积都无法与印尼相比,依靠英国的军援支撑。苏加诺
与西方的关系自然极坏,也需要中国的支持,只有中国可以在香港对英国直接施加
压力。

  苏加诺与中国等酝酿合组“第二联合国”。作为前奏,63年11月在雅加达
开了个新兴力量远动会,北京出钱从世界各地运来了亚非拉的穷兄弟。还没有实力
参加奥运会的大陆,金牌捞得满箩满筐,大长了全国人民的志气。在这之前,刘少
奇携王光美访问印尼,北京领导人第一次带夫人出访啊,大伙那个希罕,许多女孩
子把记录片看了一遍又一遍。王光美穿上旗袍身材绝佳,与苏加诺翩翩一曲,还带
着出国前江青建议她不要带的项链。文化大革命时,这被妒火中烧的江青闹成著名
的“项链事件”,王光美差点被斗死,只为她在舞场内“与资产阶级(苏加诺)眉
来眼去”。不过,这“眉来眼去”四字,倒是很确切地形容了两国当时的关系。

  马来西亚在1965年正式继承原马来亚在联合国的席位。苏加诺立即宣布退
出。随着国际上反帝调门的升高,他在国内也急遽左转,越来越倚重印尼共——当
时世界上人数仅次于中共的第二大共产党。眼看一个新的、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国
家即将冒出地平线——突然风雨横生:这一年的9月30日,一个自称为“九三○
运动”的组织在雅加达发动政变,绑架并杀害了六名陆军高级将领。藉藉无名的后
备役司令苏哈托率部反扑,三十六小时内控制雅加达。在随之而来的镇压和内战中
,近一百万印尼共党员及其同情者被杀害,包括中共的老朋友、多次访问北京的印
尼共主席艾地。这就是当时人民日报所称的“印尼九三○反革命政变”。

  由于中共与印尼共的亲密关系,印尼全国掀起反华人浪潮。华人被勒令重新登
记入籍,并禁止使用中文,华人学校一律封闭。周恩来见状,立即庄重声明,说是
北京政府从不承认双重国籍,印尼华人应该放弃中国籍,选择印尼籍,为建设印尼
多作贡献。

  苏哈托也算是与中共有血仇的。两国关系,直到十多年后邓小平上台,北京对
“输出革命”不再感兴趣,才逐渐恢复正常。同时,大陆出版的地图,在文革后也
终于把北加里曼丹标为马来西亚领土,不再标为早已消失的沙捞越和沙巴。北京算
是为雅加达白白守寡一场:苏加诺早就下台,而苏哈托一上台就承认了马来西亚,
结束了这场战争,改善与西方的关系并大力引进投资。当然,现在苏哈托也是北京
的朋友了。人民日报发表的抨击西方霸权的文章,还引用了他的声称西方国家人权
外交是“干涉内政”的高论。

  三十年风水流转。当年被骂为英国殖民主义代理人的马来西亚,如今成了高举
“亚洲价值”大旗的急先锋。苏哈托下台了,但迎来的却不是那首《卜算子》的作
者所祈望的印尼共“蓄芳”而待的“来年”。至于中国,虽说如今巩固的还是社会
主义革命,发展的却是资本主义生产了。

  六十年代的两国关系,遗留至今尚未解决的是印尼华人的地位问题。从65年
至今,印尼的反华人骚乱从来没断过。不过,北京或许不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看
人民日报五月份的报导,外交部发言人口口声声只说“中国公民”,表示北京会全
力保护他们。他当然不会补充说,是敬爱的周总理在65年不许印尼华人选择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籍。他或许是真的不知道。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五百万印尼华人仍是海外孤儿。

  不过,话又说回来,柬埔寨的华人被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赶尽杀绝,北京也从
没放过一个屁,仍当他是“亲密战友”。印尼华人毕竟还不到种族灭绝的地步。就
是真到那一步,也可以让西方国家来收留嘛,就象幸存的柬埔寨华人那样。

【注释】

① 陆游《卜算子·咏梅》:“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
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② 毛泽东《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
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原载《国风》〔98-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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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 目录
            亚洲“苏东波”的惨剧

              ·马悲鸣·

  从波兰团结工会取得大选胜利开始,到91年的“八一九”政变,苏联自行解体
为止的社会主义阵营红旗落地的浪潮,被海外华人戏称为“苏东波”。盖因其与宋
朝大文豪苏东坡的名字谐音。中国社会科学界一贯将苏联和苏联势力范围所及的东
欧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划入同一个研究分管领域。比如“苏联东欧研究所”,简称“
苏东所”;“苏联东欧司”,简称“苏东司”;那么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全面瓦
解的波澜,自然就简称“苏东波”了。

  最近由东南亚金融危机引发的印度尼西亚学潮和暴乱最终导致强权统治印尼三
十三年的军事强人总统苏哈托的辞职;便有民运政治学领袖在庆贺之余将其称为“
亚洲‘苏东波’”。“苏”是刚下台的印尼前总统苏哈托,“东波”是东南亚金融
风波。

  尽管亚洲“苏东波”政治上的胜利令中国的海外民运团体及其领袖欢庆不已。
但据《世界日报·1998年6月22日·东南亚新闻·雅加达电》称:“印尼上月发生大
规模暴乱。华人成为主要受害者。暴乱过后,一幕幕华人被杀被强奸的消息,开始
涌现。印尼各大宗教团体和社会领袖公开呼吁政府彻查暴乱的幕后黑手。

  一封署名Vivian的电子邮件由雅加达发出,正在新加坡广泛流传。信件是一名
二十岁的华裔女子Vivian亲述上月暴徒冲入她的家中,强奸她的妹妹、朋友及自己
的悲惨遭遇。她被至少七名暴徒轮奸,妹妹被轮奸后再被刀插死。暴徒更用硬物插
伤她们的下体。她在医院留医七天。信件中她多次问苍天,为何要让她们弱小的身
体受到如此对待。

  Vivian说,她相信上天最后会向这批暴徒施以最严厉的天谴。据悉,印尼暴动
期间被强奸的华裔妇女大部份是十至二十岁。反抗的会被奸杀,不反抗的亦被轮奸
及用竹枝插伤下体。

  此外,来自中爪洼的消息指出,梭罗至今仍在出现无政府状态和发生抢掠事件
。有人抢走华裔居民用来修理破烂房屋的材料,又警告他们不得修理建筑物,否则
他们的女儿会被人强奸。”

  有朝一日,印尼这样的亚洲“苏东波”在中国发生,将不知又有多少妇女惨遭
强奸,轮奸,被硬物插入下体,以至被奸杀。这种事古已有之,史不绝书。李自成
部队干的这种事还被写成小说。苏联东欧和平过度的“苏东波”可没这样的轮奸与
奸杀。但导致武装冲突的前南斯拉夫联邦的波西尼亚却也发生过大规模的强奸与轮
奸。

  洛杉矶暴乱虽然取得了反种族歧视意义上的胜利,殴打黑人金恩的白人警察被
判有罪。但近百名打、砸、抢、抄、杀的暴徒都受到了刑事法的严厉制裁。作为一
个人;不管是否民运分子,也不管是否中国人;在看到本族妇女被外族暴徒如此凌
辱、强暴、杀害时,到底应该以“价值取向优先”,或曰“大方向正确”而祝贺呢
?还是愤而抗议,迫使该国政府彻底追查暴徒的刑事责任。

  几个日本和尚在上海遭人殴打,日本政府便要求中国道歉。还没等道歉信到达
,日本便对上海进行报复性的大规模军事攻击,这便是凇沪抗战的起因。日本的做
法固然过份;但海外民运领袖,这些未来中国政府的首脑们,除了庆贺亚洲“苏东
波”的胜利,却从未见对本族妇女无端遭此奸杀的暴行抱怨过一句。

  若是连这点起码的是非都搞不清楚。对待本民族受害妇女的态度甚至不如公开
呼吁彻查黑手的暴徒本族的各大宗教团体和社会领袖。谁还能相信这种民运团体及
其领袖的诚实、智慧与号召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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