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Ｘ≥ 枫 华 园 ≤Ｘ≥ ※ ※ ≤＼‖／≥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七日出版 ≤＼‖／≥ ※ ※ ≤≤＼‖／≥≥ ≤≤＼‖／≥≥ ※ ※ ‖ ‖ ※ ※ 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日创刊 周刊 总第四二三期 ※ ※ 《枫华园》杂志社主办 《枫华园》编辑部主编 ※ ※ ※ ※※※※※※※※※※※※※※※※※※※※※※※※※※※※※※※※※※ ～～～～～～～～～～～～～～～～～～～～～～～～～～～～～～～～～～ 本 期 目 录（ＦＨＹ０３１１Ａ） ～～～～～～～～～～～～～～～～～～～～～～～～～～～～～～～～～～ 【论 坛】 关于朝鲜核武器问题 迟延昆 简析联合国两个最新公约 唐柏桥 【史海钩沉】若干史实的辨析兼再复宋永毅先生 余汝信 【环球采风】“珠江”，汇入美国主流 赵煜堃 【人生之旅】辛酸的幸福：说说我父亲的故事 老笨牛 【百草园】 云山雾绕说英语 简 杨 【游子生涯】总是“受欺负”的多丽丝 昂哥儿 新移民二则 白 蓝 ※※※※※※※※※※※※※※※※※※※※※※※※※※※※※※※※※※ 【论 坛】 目录 关于朝鲜核武器问题 －迟延昆－ 朝鲜核武器问题引起中国同胞的格外关注是十分自然的。不少同胞对北朝鲜有 气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处理政治问题不能感情用事，必须冷静地分析是非曲直轻 重利害。 首先，朝鲜核武器问题主要是美国与北朝鲜之间的争端，中国是他们的调解人 。 许多人不这么看。他们觉得北朝鲜有了核武器，日本也要核武装，中国就被核 武器包围了。其实中国早已被包围了：北有俄罗斯，南有印度，西有美国控制下的 阿富汗，伊拉克，东有美国在日本南韩关岛的军事基地。就算日本核武装对中国的 政治地理环境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倒是对美国来说日本核武装是个绝对不能容忍的 挑战。试问美国在日驻军为哪桩？首先就是不许日本东山再起与美国抗衡。日本对 二次大战的“反省”是做了日本国力所不容许的事。当时日本的工业不及美国的十 分之一，发动太平洋战争实在是不自量力。现在日本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大 约是美国的百分之五十到七十之间。假如日本有了核武器，美日终有一拼，太平洋 将不太平。所以美国可以容许甚至纵容日本发展长规武装，以充美国之马前卒，但 绝对不容日本发展核武器。对此我们大可相信美国领导人的判断力和决心。 朝鲜有了核武器，中国旁边又多了不祥之物当然不是件令人高兴的事，但只要 中国不激怒朝鲜（请注意“不激怒朝鲜”这个前提），朝鲜的核武器就不是针对中 国的。美国对朝鲜的核武器感到威胁是可以理解的。美国真正怕的是朝鲜的核武器 与阿拉伯世界的恐怖主义合流。如果仅仅是朝鲜自己有一两枚核弹，美国没有甚么 好怕的。不惹他，冷处理即可。 另一方面朝鲜追求核武装也有其安全考量。美国把北朝鲜列为三个“流氓国家 ”之一，而为首的伊拉克已经在美国的军事占领之下，如果不是美国在中东遇到麻 烦，如果不是南韩和中国坚决反对用兵，如果那仅仅是美国容不得那几颗核武器的 问题，北朝鲜早已是美国军事打击的目标。 奇怪的是伊拉克一再表白它没有大规模杀伤武器，而且让联合国核查人员到一 切想去之处检查，美国却不顾包括自己盟国法国德国在内大多数国家的反对，一意 孤行坚决入侵伊拉克。相反地，北朝鲜驱逐联合国核查人员，自称拥有核武器，美 国，ａｆｔｅｒ ａｌｌ，反而愿意坐下来谈判。看来朝鲜核武器问题决不像我们 在ｗｗｗ上看到的那些议论那末简单。倘若金正日真是十分孤立不得人心的独裁者 ，美国何不来个斩首行动兼外科手术干掉金正日，摧毁核设施？中国和俄国不过发 发抗议而已。南韩不赞同，但南韩的份量难道会超过法国加德国？既然美国人如此 慎重必有其道理，我们也莽撞不得。既然美国和北韩都接受中国作调解人，我们就 应该恪守调解人的本份。 调解的艺术在于逐步使双方认识自己利益之所在并找到双方利益的交集。调解 人最忌讳的是施加压力。 美国希望中国压北韩投降－－无条件放弃核武。如果中国这样做，首先，中国 失去调解人的资格；第二，中国提供给北韩的主要是粮食燃料，切断这些供应将造 成不折不扣的“人道灾难”，亏得那些高举人道主义大旗的人们说得出口！这是中 国人绝对不该做的，假如这样做了将造成几代人都难以消解的民族仇恨；第三，朝 鲜人是倔强的，不会屈服，朝鲜核武器问题将陷入危险的僵局。 中国许多人对北朝鲜有气，认为他们忘恩负义。我对此也有同感。我们的父辈 确实对北朝鲜有恩，但是假如今天对北朝鲜不义，我们就愧对先贤。所以我们不能 因他不仁而我不义，而且是大不义：断绝粮食燃料。此其一。如有人说我这是迂腐 的道德说教，则请听其二：对于忘恩负义之辈尤其得罪不得。你对之有恩他不记得 ，你若有损于他他可必定要加倍报复。 最后，需要提醒的是，朝鲜发展核武器之极终目的是与美国改善关系。现在问 题是小妹子太过泼辣逞强，大哥哥一时摸不清底细或拿不定主意也放不下架子。也 许过不了多久，人家就会一拍即合。我劝那些恨不得把金正日绑了献到白宫阶下的 朋友们，切莫太性急，多动点脑筋，给自己留点后路，谨防把朝鲜逼急了，一不作 二不休，乾脆彻底投靠美国充当反华的马前卒。假如我们照这些朋友的意愿去向朝 鲜施压，岂不是不折不扣的“乘人之危”、“下井投石”、“卖友求荣”，我们还 有甚么资格责备别人“忘恩负义”？假如我们那么做，确实是为白宫帮了一个大忙 ，但我们可能指望的“奖赏”只能是朝鲜的“反目成仇”和美国的“忘恩负义”。 我希望所有的中国人能明确地告诉美国朋友，我们不能做乘人之危下井投石卖友求 荣之事，不能作制造人道灾难和民族仇恨的历史罪人。 据说李敖先生说现代人缺乏幽默感很难明白任何含蓄的东西，所以我不得不把 包含在上述已经相当直白的话里的东西说得直截了当明白无误：美朝改善关系只是 时间问题，方式问题。美国与越南都可以改善关系，为甚么不能与朝鲜改善关系？ 美国在越南输得更彻底，死的人更多，却没在越南，老挝，柬埔寨留下一兵一卒。 从地缘政治出发美朝改善关系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挖了中国的墙角也降低了对日 的依赖。美国怕的是失去在朝鲜半岛驻军的理由。面对美朝改善关系的前景，中国 人所必须谨记的就是防止中朝关系的恶化，切不要给朝鲜任何与中国为敌的藉口。 而为帮美国而对朝施压不但是挖自己的肉补别人的疮，而且是调动朝鲜对华敌意的 陷阱。 总之，我希望中国当好调解人，以最大的耐心和最佳的调解艺术解决朝鲜核武 这个似乎无解的难题。 ～～～～～～～～～～～～～～～～～～～～～～～～～～～～～～～～～～ 简析联合国两个最新公约 －唐柏桥－ ８月２７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该 公约已于９月２９日正式生效。与此同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也完成了草拟工作， 即将正式提交第５８届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这两个国际公约的同时出台，无疑对 世界各国打击腐败活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对腐败分子能起到巨大的威 慑作用。不过，我们也不能对此过于乐观。中国政府反腐败向来是雷声大，雨点小 ，这次是否会是另外，现在就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首先，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这两个公约的出台对开展反腐败活动的正面意义。 一，《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１４条第１款载明，没收的犯罪所 得或财产应由该缔约国根据其本国法律和行政程序予以处置。可以看出，公约将赃 款的最后决定权交给了缔约国双方，为缔约双方分享犯罪所得或财产提供了灵活的 处理方法。过去很多携带巨款潜逃他国的案子根本无法得到嫌犯所在国的配合，其 原因之一是腐败分子居住国的经济考量。如果他们与请求国合作，腐败分子在本国 的投资会流失。这对被请求国来说是一种经济损失。如今，双方可以就这方面的利 益进行公开谈判，且有法可依。这就为各国之间合作打击腐败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加重了缔约国的引渡义务和司法协助 义务。公约第１６条第６款规定“不以订有条约为引渡条件的缔约国应承认本条所 适用的犯罪为它们之间可相互引渡的犯罪”。这对中国反腐败是一个好消息。因为 中国政府与大多数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等没有签订引渡条约。 到目前为此，中国政府仅与十几个小国签署了引渡条约。而过去十几年来携款外逃 的贪污腐败分子基本上都移居在发达国家。过去在没有双边引渡条约的情况下，对 于外逃的贪官，只能以个案的形式同有关国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样做既费时也 成效甚微。根据最高检察院公布的数据，中国至少有４０００名涉嫌贪污和贿赂的 犯罪嫌疑人在逃，赃款超过五十亿。但是过去十年来，中国政府总计只引渡了二百 多名腐败分子回国受审，追回的赃款更是微乎其微。中国政府总计只引渡了二百多 名腐败分子回国受审，追回的赃款更是微乎其微。如今最有名的案子是涉嫌数百亿 元的赖昌星案，中国政府与加拿大进行了长大数年的接触，但是至今还没有任何进 展。 三，《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要打击的跨国犯罪，是对这些缔约国都有害的犯 罪，这意味着缔约国对这些犯罪有普遍管辖权。今年８月，美国几个部门联合在迈 阿密设立了一个神秘的ＩＣＥ既移民与海关执法小组。它有权没收涉嫌贪污腐败的 外国高官在美国的财产。这对在美的中国贪官无疑是一个严重警告。 其次，这两个公约对于中国政府的反腐败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 一，《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公约适用的主要是贿赂犯罪。而贪 污等犯罪活动却不在公约管辖范围。而我国的腐败问题最严重的是贪污和挪用公款 。此外，我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没有将为腐败分子洗钱规定为犯罪。１９９７年 修订《刑法》时在第１９１条设立了洗钱罪，其“上游犯罪”的界定主要指毒品犯 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和走私犯罪。没有把由于腐败官员贪污 受贿、侵占、挪用公款得到的不义之财包括在其中，腐败分子因此很容易钻法律的 空子而逍遥法外。 二，刑事司法协助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双重归罪原则，即请求国与被请求国法 律对某一种行为皆规定为犯罪的，方可进行刑事司法协助； 而中国的法律体系与 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法律制度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双重归罪”原则等都可能让贪官 继续逍遥法外。 三，世界上许多国家早就废除了死刑，这些国家一般都有实行“死刑不引渡 ”制度。比如前面提到的赖昌星案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因为加拿大没有死刑， 因此他们有理由拒绝将嫌犯引渡到有死刑的国家受审。根据中国的法律，这些潜逃 在海外的贪污嫌疑犯多数都足以判死刑的罪犯，而他们又多数是在没有死刑的西方 发达国家居留。因此，即使有了这两个公约，引渡他们回国目前来讲仍然是很困难 的。除非中国政府修改自己的法律以适应国际社会的要求。 四，少数国家要求必须先与中国签订《赃款分割协议》后才同意合作的问题 。这给中国引渡腐败分子回国制造了相当大的障碍。因为根据中国的法律，腐败分 子所得应该予以追缴并退还给受害者。如果腐败分子的赃款一部份被腐败分子所居 留的国家所得，那么，受害者的补偿问题就难以解决。 上面的分析只是从纯技术层面而言。其实，中国反腐败越反越腐败的根本原 因不是国际社会没有为反腐败提供有利的环境，而是中国政府的专制政治制度所决 定。众所周知，中国政府反腐败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不危及其政权的稳定。比 如说，国内很多高层干部和他们的子弟，他们所从事的腐败犯罪活动几乎是公开的 ，有关部门也肯定对他们的行为了如指掌。但是，他们从未受到调查，更不用说受 到法律的惩处。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有些藏在海外的贪官即使国际社会愿意合作 ，当局也不希望将这些人引渡回去，以免引起政治动荡。因此，我们应该对中国特 色的反腐败有所认识，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只要中国签署了这两个公约，中国的腐败 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了。这个道理跟中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国两个最主要的人权公约 后，中国的人权状况并没有进步的道理是一样的。 ※※※※※※※※※※※※※※※※※※※※※※※※※※※※※※※※※※ 【史海钩沉】 目录 若干史实的辨析兼再复宋永毅先生 －余汝信－ 拜读过宋先生再答笔者的《认真的治学态度和牵强的微言大义》一文后，笔者 不得不表示相当程度的惊讶，这种惊讶，源自于我们确切地领教了宋先生对文革史 料及论争对方文字的解读水平。 宋先生的答文称：“直率的学术批评和反批评在西方学界是家常便饭”，其实 ，东方亦然。我们都是宋先生经常挂在嘴边的“炎黄子孙”，想必都知道我们的先 人孔老夫子在二千五百年前已有“礼尚往来”的古训：“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 不往，亦非礼也”（《礼记曲礼上》），笔者希望，“礼尚往来”会引导我们对文 革史实进行更深入更有益的研讨探索，更希望宋先生在这样的讨论中以多一点平常 心看待对方，少一点情绪化的笔墨浪费。那末，我们只好再次“礼尚往来”了。 一、５.１６《通知》若干史实的再辨析 １、毛的讲话及周的函件不是“海外文革研究的新成果” 笔者认为，对５.１６《通知》成文过程的考证，应以中共正式公布的历史材料 及当事人如王力、穆欣等的回忆录为主要依据。高文谦先生的新书并非不重要，但 对于我们这个论题，高先生事实上是给了我们一些他的有关周恩来在此过程中的作 用的判断，而并非一些值得惊喜的新的档案资料，高先生的判断与笔者的考证结论 并无冲突。 毛泽东１９６６年３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及同期 与康生等人的谈话，早已在１９６６年的５.１６《通知》附件二“大事记”中作过 引述，其文字比高文谦先生的引述更为详尽。周恩来１９６６年４月２日致毛泽东 并报中央书记处的函件，附件二“大事记”中引述了其大概，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 ９８年版《周恩来传》引述了部份原文（见该书页１８３７），换言之，这些材料 并非新披露，也不是非得要来自宋先生多次将其神秘化了的中央档案馆，笔者有理 由怀疑宋先生在与我们进行有关讨论前，究竟有没有稍微认真地阅读过有关这个论 题的最基本的原始资料？ ２、５.１６《通知》１９６７年公开发表时对标题的改动 笔者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的几个问题”及“１９６６：正本溯源 说《通知》”两文中，对宋先生主编的《文库》光碟将５.１６《通知》１９６６年 “机密本”的正文与１９６７年“公开本”改动后的标题进行了不适当的拼接，并 将这种拼接方法作为文革资料“校勘”的成功样板加以宣传进行了批评。 笔者作这样的批评的原意是：以研究机构名义所出版、提供予史学界研究之用 的资料，应该恢复历史本来的面目，才能据之进行有学术意义的研究。宋先生“再 答”一文，告诉我们他并不承认这种拼接历史文本的方式有错。而且，文中他先是 认为１９６７年的“公开本”“并没有作标题上的改动”，是我们水平太低，读报 读错了，后来又说即便是作了改动，他也“并不认为这是什么‘篡改’了标题，更 不是什么有微言大义值得深究的事”，我们是在吹毛求疵。 ５.１６《通知》“公开本”标题的改动有没有什么意义，那是见仁见智的问题 ，而标题的改动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值此机会，笔者愿意再次对此一改动问题阐 述一下自己的观点。 按中文的文法体例，《通知》这种文体的“发通知人”应是放在正文最后的落 款处，即１９６６年的５.１６《通知》原件的行文形式，是符合规范的文体的，而 １９６７年“公开本”去掉了落款处的“中央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将发通 知人“中央”改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并将其及发出日期一并移至主标题之 下的位置，并不符合中文的通用的文法体例，而一旦经这样移动了的发通知人及发 出日期，在文理上虽不通，在文体上则变成了主标题后的副标题，构成了整个标题 的有机组成部份。所以，虽然它实际的不合规范的文体形式是“通知 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我们一般都自然地将其解读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 与１９６６年本单纯的《通知》两字，当然是两码事，因为后者你无论如何都不会 读出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这个全称的滥用，是在１９６７年《公开本》之后 ，而不是在其之前，这是我们在“１９６６：正本溯源《通知》”一文中的论断。 宋先生在“再答”一文中举的几个例子，亦都是在１９６７年之后，这更证实了我 们的论断，我们说毛泽东“盗窃”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是反驳他说彭真“盗窃”中 央的名义，我们从未说过这是毛的什么“罪行”，但以其人之道还以其人之身，总 还是可以的吧？这更并非宋先生所说的是用“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显得更正式严肃 的问题，滥用就是滥用了，试问，作为一个党的中央委员会，发什么“通知”？那 是它的下属办事机构的事；发什么“布告”？那是国家行政机构的事；发什么“命 令”？那是军事机关的事。 １９６７年“公开本”的标题，不是我们不会读，而是它本身就如此蹩脚。 值得注意的是，如此蹩脚的标题也就仅此一回。１９６７年以后中共文件如有再用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全称，都已将其放在主标题之上，而不再如《通知》 “公开本”般放在主标题下面，这样，起码在文体上还算讲得通吧。 标题蹩脚的 原因，是改得过于匆促，未容得修改的秀才们仔细斟酌，王力在回忆录中谈及此过 程时说：“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不是事先决定的。如果是有计划的发表，至少 在一周前就要做准备。五月十六日晚，主席灵机一动，打电话给我和陈伯达，要马 上发表。而且自己知道晚了，说：‘社论是来不及了，可以晚一天发表’。这时康 生紧张了，因为他是五人小组成员，主席要发表《五一六通知》，同时还要发表二 月提纲，作为附件发表。康生对江青说：附件发表合适吗？江青同意不发附件，说 ：‘涉及这么多人。’（其中也有王力。）江青给主席打了电话，建议不发附件， 因为牵涉的人太多了。主席同意了。这事没开文革小组会。总理不知道，常委会也 没谈。主席交办的事，直接对主席负责，林彪也不知道。主席是不是另外通知林彪 和总理，那我就不知道了”（《王力反思录》，北星出版社，页９９５）。 ３、５.１６《通知》不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通知 我们在“１９６６：正本溯源说《通知》” 一文中曾反复论证过，１９６６ 年的５.１６《通知》，是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如果严格地按中共自 己订立的游戏规则去理解，它仅仅是中央政治局的通知，因为被“扩大”进会议的 人员，不少只是普通党员干部（如戚本禹，老红卫兵曾讥讽他仅是１７级干部）， 按规定，这些人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是不应该有表决权的（根据我们现有的材料， 尚未能足以搞清楚被“扩大”进来的那６０个人究竟有没有表决权），而５.１６《 通知》的附件二“大事记”又明明白白地说它是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通过，那 么，我们就将其视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通知吧。 文革前，类似这样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文件，都以副标题的形式加以注明，如 １９５８年有关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等问题的中发〔５８〕７４３号中共中央文 件，主标题是“关于军委几个人事配备和组织机构问题的决定”，副标题为“（一 九五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政治局会议）”，著名的“二十三条”，即１９６５年的中 发〔１９６５〕２６号中共中央文件，主标题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 出的一些问题”，副标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记要，一 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 试想５.１６《通知》当年有一个副标题如“（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一 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省却后人多少揣测。但毛泽东一言九鼎，就是“通知” 两字了（见康生１９６６年５月５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事隔三十 多年，就把后人搞得糊里糊涂的，不知到底是谁家的“通知”。１９６７年公开发 表时的标题改动，我们猜想改动者的本意无非是“拉大旗，作虎皮”，在他们的眼 中，“通知”是个“伟大的历史文件”，仅仅“通知”两字，总不及“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通知”来得有气势。王力说：“写社论是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 连夜赶的，题目是《伟大的历史文件》。其中的错误观点主要是我提的：三个阶段 ，一个里程碑。虽然字不是我写的，这些论点全部被主席接受了。文字又经过他本 人修改了，并且把关于斯大林的那段大改了一遍。那时我就是那么认识的。主席叫 我研究‘文革’是如何发展马列的，可是主席的很多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书上都没 有，当时我就说，这是新的发展，新的里程碑。关于斯大林那段几乎是主席写的。 这个祸闯得在当时好像不大，但坏作用是深远的。毛主席的那个无产阶段专政下继 续革命的理论，一直影响到十一大，以至更远。”（《王力反思录》，页９９６） 。 我们发现，参与５.１６《通知》起草的王力、穆欣在各自的回忆录中，从来 没有将其误写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他们都心知肚明，决不会搞错。 但以后的学者（包括笔者本人在内），往往会误以为“它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 央委员会通知》”（叶永烈语）。这个毛病，包括在文革史研究方面颇有成就的王 年一先生，其《大动乱的年代》一书，就将１９６６年本与１９６７年本的名称弄 混淆了（见该书页９－１１），所以，说起来也怪不得宋先生一人，但知错应改， 经过我们对其起草发布过程的梳理和辨析，不应该再继续错下去。 ４、“中共中央”并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简称 宋先生在“再答”一文中说：“人人皆知‘中共中央’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的简称”，“两者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这句话，就比方说“‘人’是‘ 男人’的简称”“两者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一样，表面似乎没有错，但请不要忘记 ，“人”还可以是“女人”的简称，换句话说，“男人”是“人”，但“人”不一 定是“男人”，宋先生的意思不外是说“中共中央”仅可视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的简称，这样单向思维的理解可是大错特错。 在中共的政治词汇中，特别是毛泽东的习惯语言中，“中央”、“中共中央” 当然也可能会指“中央委员会”，但更多的时候，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时候，指的 是中央的最高决策层，甚至仅指这个决策层的某几个人。我们知道，所谓“中共中 央”的很多文件，仅仅是中央最高决策层处在第一线的几个人加上他们的秀才制定 的，几个人一会签，即以“中央”名义发出，这时的所谓“中央”，不过就是常委 在第一线的几个人，甚至不是常委的全部，更不是中央政治局，更遑论什么中央委 员会。５.１６《通知》附件二“大事记”引述了毛泽东在杭州与康生等人的谈话， 其中很著名的一段：“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 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 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 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毛泽东这里的“中央”， 意思仅指中共最高层的某几个人，同时，并不包括他本人这位中央主席在内。 所以，所谓“中共中央”，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某几个人－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的办事机构等数个不同层次，看需要可作不同层 次上的解释。外人往往不明白这个词在政治斗争中灵活应用的重要性，而包括毛泽 东在内的列宁式“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却是深知其中三昧的，最典型的是赫鲁 晓夫在１９５７年的例子。当年６月，苏共中央主席团（相当于中共的中央政治局 ）曾以７：４的票数撤销了赫鲁晓夫第一书记的职务，但危在旦夕的赫鲁晓夫坚持 “我是中央委员会的书记，我是由中央委员会选举出来的，也只有中央委员会才能 罢免我”，赫要求召开中央全会的意见一再被主席团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 维奇等人拒绝，情急之下，支持赫鲁晓夫的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朱可夫元帅等人调 动军队的运输工具，将地处边区的中央委员运到莫斯科，从陆上、天上迅速赶来的 ３１３名中委、候补中委、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要求立即召开苏共中央全会，全会 的召开完全扭转了双方的力量时此，赫鲁晓夫反败为胜，马林科夫等人被打成“反 党集团”。 《华夏文摘增刊》２００３年２月第３２９期曾刊登过署名“何蜀”、后改署 名“佚名”的文章《林彪与“五一八讲话”》，提及１９６６年３月的杭州会议上 ，“毛泽东提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彭、罗、陆、杨问题。（因为此时打倒 彭、陆仅在常委会上占了多数）。而刘少奇却坚持召开中央全会，解决问题，并讨 论文革问题。毛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目的，就在于要将江青、张春桥等人塞进会议 ，并提出所有出席会议者都有表决权。刘少奇认为党内重要人事变动必须经过中央 全会通过。这也是刘少奇剩下的唯一能与毛泽东抗衡的办法”，“这是他最后一搏 。如果全会顺利召开，即能保全自己，又能挽救彭、陆，毕竟毛泽东的所为是不敢 拿到全会的台面上来的。有迹象表明，当时的总书记邓小平最初也是同意召开全会 ，而不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但最后，邓小平放弃了与毛对抗的做法，改为支持召开 政治局扩大会议”，“由于主持书记处的总书记转而赞成毛泽东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安排，周恩来也默认，在北京的常委中，刘少奇已不能得到多数”，“从后来的情 况看，如果在五月召开全会，毛泽东未必稳操胜券。相反，刘少奇很可能通过合法 的程序，限制毛泽东理想主义与诗人气质的结合物──文化大革命这一怪胎的出现 ”。 文章以上的描述，演义的成份居多，只是作者“理想主义”的想象，并无真实 史料的支持。关键在于毛泽东的存在，如果斯大林在，赫鲁晓夫也成不了气候；其 次是刘少奇虽然后来被指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但他没有真正的赫鲁晓夫那样的气 魄和胆量；其三，刘少奇既没有一个支持他的中国的朱可夫，也没有一个支持他的 中央委员会，苏共１９５７年的历史不可能在１９６６年的中国重演。 二、对一份伪造的中央文件的再辨析 宋先生随“再答”一文公布了一份登录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而笔者 又质疑为伪作的文件，题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中央支 左部队进驻各大军区、省军区的若干指示”，并坚称该文件来源于文革“传单”， “不是伪作”。宋先生公布该文件的本身确为好事，经此可一考读者诸君的眼力， 笔者也乐于以最基本的史识对此漏洞百出的文件再作剖析。 笔者首先要说明的是，我们讨论的重点虽然在于这份文件的真伪，并非其来源 出处，出处亦不是决定真伪的唯一因素。但分析其出处，反过来对辨析其真伪不无 帮助。 按现有的材料，该份文件最早出现于台湾《中共研究》杂志社１９７３年４月 编辑出版的《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汇编》，这是无须争辩的事实。我们判断这 份文件是伪作，并无涉《中共研究》的政治立场，只关乎文件收录者的辨析能力； 我们判断这份文件是伪作，但从未论及《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汇编》收入的其 他文件都是伪作；即使我们认定这份文件曾于１９６８年用于台湾方面政治性目的 ，也并不等于说１９７３年出版的整本《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汇编》用于政治 目的。我们仅将《中共研究》视为伪作的收录者，并非指其就是作者。 美国华盛 顿中国研究资料中心１９８０年出版的《红卫兵资料续编（一）》，是一套非正式 出版物，成书晚于《中共研究》出版于１９７３年的“文件汇编”。重要的是，收 录于该套资料续编的这份“传单”，字迹模糊不清，脱字、漏字甚多，不对照“文 件汇编”，实难看清全文。我们认为，前后两书所编入的这份文件，来源是出自同 一种“传单”，在文献考证的过程中，一般以最早出现的版本为底本，这应该是文 献学最基本的常识，所以我们宁愿从“文件汇编”不从 “红卫兵资料续编”，这 并非是对《中共研究》杂志社要戴上有色眼镜。而更重要的是，无论这份伪作出自 海外的那一本书，或“收藏”于海外那一所图书馆，都不能影响我们的基本判断。 让我们先从这份伪作最后那个“注意事项”和“云南省军区政治部一九六八 年六月十六日复印”的尾巴说起吧。 １、１９６８年中国大陆就有“复印”技术了吗？ 现代意义上的复印技术传入中国大陆，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事 。换言之，１９６８年的云南省军区，不存在“复印”文件的技术条件，甚至还不 应该有“复印”这个词的概念。文革期间，下一级机关对上一级机关的文件，只有 “翻印”，从未有过“复印”，所有中央红头文件，当下一级有比较大的需要量时 ，都是“翻印”。是否这份文件的翻印者植错了一个字？我们认为不可能，因为当 他完全没有这个概念的时候，植字者很难创造出一个新的词汇出来，尤其是在云南 这样边远的省份。既然当时的中国大陆上上下下尚未有这个词汇概念，军队没有， 红卫兵没有，那么，我们判断，它只能是台湾方面因其特殊需要的作品。可惜，一 个“复印”，已然露馅。 ２、“注意事项”不符合中共文件印制的惯例 我们知道，文革期间即使是发至县、团级的中共红头文件，也是由中办直接 操办，印制数万份通过机要部门分发。这份伪作，如按“注意事项”的说法，仅传 达至专区一级，需要量并不大，由中办印制数千份，通过机要渠道逐级分发即可， 根本无须“各省军区统一制发”，无须另附“注意事项”。从其罗列的收文单位来 看，省军区仅是收文单位之一，即使要再“翻印”（不是“复印”）下发，省军区 下发至其所属单位如军分区等好了，无须“统一制发”至非隶属单位（理由详见下 文第４点），而且，习惯的用语是“翻印”，不是“统一制发”。 ３、“注意事项”不符合中共文件发文范围的规定 中共红头文件的发送和传阅范围，一般在文件中已明确注明。通常分为“发至 省、军级”、“发至地、师级”、“发至县、团级”三个级别。特别的，会在发送 和传阅范围之后再附若干规定，如１９７１年２月４日中发〔１９７１〕１１号中 共中央文件“中央对北京军区党委报告的批示”及所附北京军区对内蒙当前一些问 题的请示报告，注明“（此件华北地区发至地、师级，其他省、市、自治区发至省 、军级）”。１９７１年“９.１３”事件后比较紧张的氛围下，中发〔１９７１〕 ６５号中共中央文件用括号内文字注明“（此件发至县、团级，不许翻印，不许传 抄，注意保密）”，中发〔１９７１〕７４号中共中央文件在正文中注明“此件每 单位只发一份或两份，定期收回，不许外传，不许翻印，不许抄传，严格注意保密 ”。比照“注意事项”的罗嗦劲，即可知道伪造者极不熟悉中共系统内基本的发文 规定，伪造者如仅注明此件“发至地师级”，没有其他，反而较难看出破绽。 ４、“注意事项”不符合中共军政系统的组织结构实情 “注意事项”称：“（１）本件除各省军区可统一制发分别发至各专区革命 委员会，军管会、地区驻军领导机关以供内部遵照处，一律不准翻印”。 省军区对各专区革命委员会、军管会、地区驻军，没有领导关系，为什么要由 它而不是由有领导关系的省革委会（或省革筹）、省军管会、各地区驻军的上级机 关如大军区去“制发”？ 我们就以云南省为例吧。 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８日，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作出《关于云南边疆地区实行军 事管制的几个问题》（供试行用）的决定，宣布“遵照国务院、中央军委三月十一 日命令，对边疆各个专州地区实行全面军事管制”，“在昆明军区党委的统一领导 下，滇南的思茅、红河、文山地区由十三军领导；滇西的丽江、保山、临沧地区由 十四军领导。各边疆内地县以县武装部为主与当地驻军共同组织军事管制委员会； 各边疆一线县的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县武装部为主或以边防团为主组成，由边防分 区决定”。以后，云南省各专区（自治州、市）级革委会的成立，在省革委会成立 前，由昆明军区党委审批，在省革委会成立后，由省革委会审批，云南省军区对各 地区、州、市军管会、革委会及“地区驻军”（如陆军第１３军、１４军），都没 有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如昆明市革委会，是由昆明军区批准成立的，主任段思英， 是陆军第１３军的政委，段起码与云南省军区司令员黎锡福、政委张力雄平级，他 的文件当然是由大军区发给的，与省军区何干？ 云南还有一特殊的情况：１９６６年１２月，中央军委决定，将位于中缅、中 老边界的思茅、保山、临沧、丽江四个分军区及所属边防部队从云南省军区移交昆 明军区直接领导。云南省军区连这些地区的军分区都不能领导，更不用说这些地区 的革委会、其他驻军了。如果伪造者聪明一点，称文件由大军区“统一制发”，还 可能更“合理”一些。 “注意事项”称：“（２）不得流传至上列机构以外的机关单位和革命群众组 织”。 文革的过来人都知道，各级革委会中，约三分之一是群众组织代表，如昆 明市革委会副主任刘殷农、苏本忠、尹家仙、傅国英，各是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 文件如要发到革委会中群众组织代表手上，又不让群众组织知道，可能吗？这是文 件的海外伪造者不熟悉革委会组成情况的废话。 我们再分析一下这份伪造件的正文部份。 １、伪造件在体例上的两大漏洞 体例上的两大漏洞：一是它并非我们常见的中央红头文件的固定格式，而是一 种传单的形式；二是它没有编号。 其一，宋先生声称，这份文件是一份传单，从图形版的《红卫兵资料续编（一 ）》来看，确实也是传单的形式。请问，仅发至地师级单位的印量需求不大的文件 ，何以要用“传单”的方式去分发？所谓“传单”，那就是传布四方、广而告之， 这与文件上仅供“内部遵照”、“不得流传”的规定不是大大地有矛盾吗？况且还 要由省军区去“复印”这份“传单”，说得通吗？对照一下《红卫兵资料续编（一 ）》第１８９９－１９０１页中国医学科学院革委会翻印的中发（６９）４１号中 共中央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布告”，后者是以中央红头文件恒定的１６开 本规范形式印制，伪造件是以传单形式印制，伪造件的低劣之处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 其二，中共中央发出的全部红头文件，必定有其编号，这是笔者在“《文化大 革命文库》光碟的几个问题”中再三强调的。宋先生反驳我们说：“至于文革中流 传的文件，甚至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编印的文件集，都没有文件号。宋先生自 己也正确地指出：‘第５、６类缺点是部份文件是节选的，大部份文件未注明文号 ’，这里凭什么又把它自相矛盾地作为断定一个文件是伪作的主要依据呢？” 我们真怀疑宋先生的解读能力！一个文件当其是节选刊载时，没有注明文件 编号是不奇怪的，我们亦已指出这样的节选形式是一缺陷，而当这一文件是“翻印 ”甚至是“复印”的时候，它就应该是与原件的所有格式相同，在红头文件的文件 头之下，必然有文件编号，这是无庸置疑的。 ２、没有“中央支左部队”这一说法 笔者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过，在当时正式 的中央文件或“首长讲话”中，从未有过“中央支左部队”这一提法。 中共的军事领导指挥关系是：中央军委通过总参谋部对各军区、军兵种实施 作战指挥。中共没有陆军总部，陆军各野战军和兵种部队按建制关系由所在军区指 挥，部署在各军区的海、空军部队，建制归海、空军，受海、空军领导机关和所在 军区双重领导，军区内三军联合作战行动，由军区统一指挥，第二炮兵（中共的战 略导弹部队）在中央军委、总部集中领导下，实施垂直指挥。省军区（卫戍区、警 备区）、军分区隶属于军队系统，归所在军区建制领导，同时又是所在省（市、自 治区）、地区中共党委的军事工作部门和政府兵役机关。 在中共的军事指挥体系 中，军区（大军区）是介于中央军委、总部与部队之间极为重要的一级诸兵种合成 军队的领导指挥组织，军区机关既是辖区内除战略核力量以外的各军兵种部队作战 指挥机关，又是所属陆军部队建设的行政领导机关。文革中，大军区负责辖区内三 支两军工作的领导（参见军事科学院军制研究部：《国家军制学》，军事科学出版 社，１９８７）。 伪造文件称：“‘中央支左部队’是中央军委直接领导、指挥的支左部队，是 军委支左工作的全权代表”，不符合中共军队的指挥体系的实情。中央军委对部队 行动的指挥，是通过总参谋部？军区或军兵种去实现的，中央军委没有直属建制的 、所谓“直接领导、指挥”的部队。如宋先生否认我们的观点，那么，请举例说出 一两支“中央支左部队”的番号来？ 伪造文件称：“凡是还未进驻支左部队的地 区，‘中央支左部队’必须迅速进驻”，请宋先生以云南省为例，说一下此期间进 驻了那一支“中央支左部队”？ 我们知道，以昆明军区的辖区云南、贵州两省为例，文革初期至１９６８年 １０月间，归其指挥、属其建制的野战军部队是陆军第１３军、第１４军与陆军第 ４９师，以及数个地面炮兵师、野战高炮师，此外，归空军建制、受空军、昆明军 区双重领导的是空军昆明指挥所。１９６８年１０月，陆军第１３军调离，陆军第 ５４军调入，亦即归昆明军区建制领导。此其间，云南、贵州两省，有哪一支是由 中央军委直接指挥而进驻该地区的“中央支左部队”？没有（昆明军区、云南省的 情况，参见昆明军区编印：《战斗在云贵高原的光辉历程》，陆军第十三集团军编 ：《陆军第十三军简史（１９５０－１９８５）》及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４年出 版的《云南省党政军统群系统组织史资料》）。 ３、所有军队都是“地方驻军” “地方驻军”的含义，是所有驻扎于当地的军队（包括军事院校、后勤单位） ，我们以上所举的昆明军区所属部队的例子，都是云南或贵州当地的地方驻军，文 革期间，部份海、空军部队归军种直属指挥建制，国防科委、各兵种（如铁道兵、 工程兵）均有直属部队在各地驻防施工，这些部队，亦都称之为“地方驻军”，这 些部队不驻于地方，驻在天上？即使有一支所谓“中央支左部队”，它到了那里， 不也就成了当地的“地方驻军”？在同一地区驻防的军队，我们如何能区分哪一支 部队是“地方驻军”，哪一支部队不是“地方驻军”？ 笔者猜测作伪者的本意，是将“中央支左部队”与“地方驻军”相对应，变为 两个对立的军事体系，这是作伪者制造这份伪作的最主要意图。但因作伪者不了解 中共军队的指挥领导体系和习惯用语，而又一次露馅。比较接近于作伪者想要表达 的概念的两个中共军队军语，其实是“野战军”（“国防军”）与“地方部队”（ “地方军”）。在中共军事体系中，“野战军”是执行全国机动作战任务的正规军 ，归各大军区和军兵种建制领导；“地方部队”是指在省（地区、县）范围内活动 的部队，如省军区独立师、独立团、军分区、人武部等，建制领导关系是大军区－ 省军区（卫戍区、警备区）－地方部队，但无论如何，“野战军”不是“中央支左 部队”，“地方部队”的概念不等同于“地方驻军”。 此外，这份伪作称“一九六八年六月十日”发出，其实，此时各地区的局势已 趋于稳定。我们还是再以云南省为例，１９６８年５月１９日，中央批准调军委工 程兵政委谭甫仁为昆明军区政委，主持云南全省工作。同年８月６日，昆明军区向 中央报送《关于建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８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国 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成立云南省革委会，同意谭甫仁任革委会主任。８ 月１３日，在昆明市，云南省革委会、昆明市革委会同时宣布正式成立。当年１２ 月，云南全省各地区（自治州、市）和下属１２８个县，全部成立革委会。１９６ ８年不是１９６７年，在全国已基本平静下来、各地并无大范围的两派冲突、“全 国山河一片红”的情势下，中共再要派什么“中央支左部队”去各地，不是多此一 举吗？ 最后，也是我们认为最关键的一点是，这份文件我们不能在大陆的任何一间档 案馆查阅到，仅能见诸于海外书刊或图书馆。宋先生在论及此时曾告诫笔者，对于 中央档案馆的收藏，他曾讨教过专家，如果笔者没有到达中央档案馆的“最高级别 ”，就“不要用太大的口气说话”。 这一段话，表现了宋先生对于中央红头文件及档案管理方面最基本概念的无知 。凡是同级机关形成的正式的有编号的红头文件，都是同一级别档案馆中档次不说 是最低的、也是次低的东西。假设这份伪件是传达到地师一级的中央红头文件，那 它在中央档案馆只属于档次相当低的档案材料，中央档案馆内“级别”较高者，是 中央全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会议的原始记录，是中共最高核心领导层亲笔批 复过的各类传阅件原件，这些，并不在我们讨论这份伪作时所需要接触的范畴。其 实，如果真有这份文件，既然它按“注意事项”的说法是发至地区一级的，那么， 任何一间地、市级的档案馆便能查阅到（至少在云南省是如此吧），再高一层，在 省一级档案馆总能查阅到吧，何至于要劳动至中央档案馆？ 一叶而知秋。通过对宋先生主编的《文库》收入的其中一份文件的辨析，相信 人们皆能明白许多。 （２００３年９月） 作者为中国大陆文革史研究学人 ※※※※※※※※※※※※※※※※※※※※※※※※※※※※※※※※※※ 【环球采风】 目录 “珠江”，汇入美国主流 一家国货公司从中国城坚尼路到ＳＯＨＯ区百老汇大道的变迁 －赵煜堃－ ２００２年年末的时候，纽约的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上出现过一条广告，是 关于公司迁址货品大减价的：“Ｍｏｖｉｎｇ Ｓａｌｅ Ｂｉｇ Ｄｉｓｃｏｕ ｎｔ！”。广告通篇用英文写就，署名却是中英文对照的：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 ｒ Ｍａｒｔ，Ｉｎｃ．，珠江百货公司。广告上有一句话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 我们将在２００３年一月搬到两个街口以远的百老汇大道４７７号（Ｗｅ ｗｉｌ ｌ ｒｅｌｏｃａｔｅ ｔｏ ２ ｂｌｏｃｋｓ ａｗａｙ ｉｎ Ｊａｎ．０ ３ ４７７ Ｂｒｏａｄｗａｙ ＮＹ ）。 然而，正是这只有“两个街口”的搬迁，却因此实现了一个由中国人经营了３ ３年、以中国国货为主的百货公司，从传统“Ｃｈｉｎａｔｏｗｎ”到“ＳｏＨｏ ”的跨越；也正是这个本质性的跨越，使“珠江”这家百货公司，彻底汇入了美国 的“主流”。 ９月１３日上午１０：００，“珠江百货”的负责人程先生在位于百老汇大道 ４７７号的百货公司新址二楼茶座，向记者讲述了公司这次耗时一年半、投入上百 万的历史性变迁。 主流意识及其代价 新的“珠江百货”，一进店堂就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无论是采光、用色，还是 布局、装修，都看得出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和ＳｏＨｏ的气氛很相配。 说到设计和装修，我们“珠江”不是第一家，更不是太有钱的商家。但是大家 心里有一个共识，就是要想真正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就必须和它的品味、风格相 一致。所以我们请了美国的建筑师和室内设计师。在设计这个店最初的时候，我们 就向设计师提出了有别于传统唐人街传统的“一流设计”的要求。设计师也承诺： 只要你完全按照我的设计图施工，保证你在整条百老汇大道上都不会是二流水准。 程先生回忆起设计“珠江”新店的的经历：装修你看不见的，看不出那么多钱 究竟花在了哪里。比如说这个灯光设计，一般这在百货公司的设计中比重很高，我 们的灯光都是专门设计的、街上商店里买不到的。所谓融入主流，你就必须注意到 每一个细节都要符合顾客的欣赏水平和消费习性。美国人也好，来自世界各地的游 客也好，他们对于灯光的感觉很敏感，也有他们的偏好和习惯。所以我没有参加多 少意见，不是意见好不好的问题，而是你想要接近主流，就不能靠自己把自己提起 来，而是要利用纽约这个国际都市里的顶尖人才和设计专家来实现。 “这个观念是我们在美国做生意这么久的经验总结”，程先生强调说：“纽约 什么样的人才都有，他们知道主流社会的需要，我们要进入这个环境，就必须遵从 这个环境，只有充份尊重才能在竞争中保持不败，以为自己是出钱的店主就对设计 者指手画脚，就象文化大革命时期‘土法炼钢’一样不科学。” 再比如店门口的Ｓｉｄｅｗａｌｋ，因为要保持ＳｏＨｏ的历史风貌，就不能 破坏原来的结构，但又要设计得有新意。现在我们店门口的人行道是用透明的玻璃 铺成的，光这个Ｓｉｄｅｗａｌｋ做一下就是２０万美金。这就是进入主流社会必 须付出的代价。连我们的建筑师都说，真正店主跟随设计师的Ｉｄｅａ，完全按照 设计师的意愿和图纸来施工的，百万分之一，珠江就是这百万中的“之一”。但是 要跳出原来的条条框框，就必须承担风险、承担很多不定因素和压力，包括投资效 果方面的压力。我们下定决心Ｔｒｙ ｔｈｅ ｂｅｓｔ，结果怎么样？结果是： 真不错。 喊口号喊不过日本人 令人倍感兴趣的是，这家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创立的纯粹的“国货商店 ”，其３３年的经营历程，恰恰伴随着中美关系从７１年基辛格的“破冰之旅”、 ７２年的尼克松的“历史性握手”、７９年的“中美建交”这一系列中美关系正常 化的历史事件而发生的。在中美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之前，在美国的中国人，是怎 样将中国的百货带进美国、悄悄实现中美贸易“零的突破”的呢？在中美之间还没 有实现贸易正常化的那一段历史时期，把中国的商品进口到美国来销售，有哪些不 寻常的经历和风险呢？ “珠江”百货公司创办是在１９７１年，最初的地点是在东百老汇附近，当时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就是想在中美之间做一些生意。开始的时候的确很难，因 为当时中美关系还不正常，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就更谈不上了。那时候，还不能直 接进口中国的东西而只能通过香港进口一些所谓的国货，而且还有不少限制，比如 在关税上卡你，在进口货物的品种、质量标准和进口金额的数量上限制你。“所以 ，开始的时候的确非常难，但当时我们几个创办人脑子里有一个想法是非常明确和 一致的，那就是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世界大国之间，没有理由说根本没有国际贸易” ，程先生略微提高了些嗓音，微笑伴随着抚今追昔的回忆：“那时候，我们也做好 了失败的思想准备，珠江的规模不大，损失也不会太大。我们是９月１号开始的， 最早的进货渠道不是中国大陆，而是香港和加拿大。直到７２年２月当时的美国总 统尼克松访华以后，我们才开始筹划直接从中国进货。当时我们打算去中国参加中 国商品交易会，也就是大家说的‘广交会’，但是我们遇到了很多麻烦，特别是到 美国移民局办回美证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了，调查和手续上总是出问题，不是说 文件遗失了就是说照片不行了，总之移民局会用各种比较文明的方式让你的心里感 觉到一些无形的压力”。 “七十年代的中国外贸体系有它的时代特徵，您和当时的外贸官员打交道最大 的感受和最有趣的经历是什么？” 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那时候的外贸是绝对的“国营”，你做进出口生意就等于 是和官方做生意。那个年代的外贸官员不是太注重经济利益而是强调“政治挂帅” ，特别是喜欢听“好话”，不是说外贸人员的好话，而是说伟大领袖的好话。“这 一点我们做不过日本人”，程先生笑着说：“特别是喊口号，我们喊不过日本人。 他们有时候为了拿到紧俏的土特产品，会集体排队、集体宣读毛语录。我们经常看 见有人当场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和‘为人民服务’的口号，觉得有些奇怪 ，再一打听，是日本人来进货。所以当时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的红豆、海蛰皮都 被日本人包了。” 拿不到想要进的货，我们会向外贸公司的总公司反映情况，这时候正好中美关 系开始解冻、开始向正常化的方向走了，所以会有管政治的官员出来说话：美国应 该发点货、应该发点货。 正派经营照样能做好生意 在“珠江百货”经营者的理念中，不仅仅只是尊重设计人才和强调购物环境的 大力投资，在从初创至今的３３年中，“珠江”一直坚守着正派经营和“不会去占 中国便宜”的经营之道。对于这一点，程先生感慨良多：“和中国大陆的外贸人员 打交道，我们不搞请客送礼那一套。最多是一支笔、一个计算器，好像一包花生一 包糖这样，有人说我们太老实，没有现在的一些生意人胆子大。但是世界上有许许 多多做生意的路子，就象大家常说的，条条大路通罗马，不一定非要搞花样。” “珠江”从７１年创业，到第一次搬迁到伊利莎白街，再到８６年搬到坚尼街 ２７７号，一直就强调正派经营。“在美国做生意，相对于和在其他地方做生意， 好像更好做一些。当然邪门歪道也有，但正道也有，而且很可能正道还多些。只要 你努力，肯动脑筋，按规矩做生意还是能生存能发展壮大。而且这一、二十年间， 中国大陆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最近十年，个体经济、乡镇企业发展特 别快，人人都在开动脑筋，生意就是这样，只要脑子转起来，路子就来了。 大陆的变化我们感觉最深，现在做外贸的业务员个个脑筋特别灵，你有任何合 情合理的要求都可以提。现在再也不用喊口号了，那最不需要动脑子，但当初那个 年代也不是做生意的人要政治化，而是全国都政治挂帅大家都没办法。从前是卖家 市场，现在是买家至上，现在的大陆外贸公司更加讲信用，而且交货及时产品品质 好。 “西方文明２００多年，他们比我们更多些冒险精神，敢创新。条件成熟决不 放过，条件即使还不太成熟，也大胆搏一下，所以相对创业者来说，他们的成功率 比中国人要高。‘珠江’经营３３年，也是在风险中成长，尽管精打细算是华人的 优良传统，但是只有尽可能地挑战保守的作风，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留着花白胡须的程先生显得老骥伏枥：“当初艺术家搬来ＳｏＨｏ，是因为这 地方住房便宜，１０年前唐人街的地价房价还比这里贵很多，现在完全倒过来了， 世界最高级的时装店都把这里当成了展示形像的窗口，我们华人当然也不能缺席。 ” 现在经济不景气，东西过剩，大家不象过去那样爱买东西，所以商家就必须考 虑怎么吸引人。装修只是把硬体设施提高了，“珠江”搬到新地址来以后，软体方 面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员工的人员构成和整体素质都有很大的变化。这是 现实的需要。店里的茶楼就是一种新的设计，希望来这里的客人除了购物，也能有 休息和休闲的地方，让客人感觉进到店里来是一种享受。 “我们的正派经营还体现在价格上的公道和薄利多销。上星期ＮＢＣ来采访， 说原来担心‘珠江’搬了新地方，装修花了很多的钱，货品的价格一定涨得很高， 结果他们发现这里东西的价格和一些美国一些大商场比较，还是有十倍八倍的差别 ，我们便宜。ＮＢＣ的记者说，所有的东西都好，而最好的，是价钱没变。” 这时，一个艺术院校的学生要买一面铜锣，打了八五折还要三百多美金，这要 在中国，可能算是天价了。由此也验证了程先生说的：正派经营，照样有生存空间 。 如程先生所言：虽然店开到了ＳｏＨｏ的百老汇大道，但我们的根还是在中国 城。衷心祝愿“珠江”在ＳｏＨｏ这个被美国主流认同的世界级时尚“窗口”，充 份展示中国悠久历史铸就的民族文化，同时也期待着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中国 人经营的商店，在美国的主流社会落地生根。 ※※※※※※※※※※※※※※※※※※※※※※※※※※※※※※※※※※ 【人生之旅】 目录 辛酸的幸福：说说我父亲的故事 －老笨牛－ 这是一篇有关我父亲的散记。父亲已经７０了，虽然已到古稀之年但他的精神 头还是那么旺，一天到晚不是看报纸读书就是外出找老朋友话说当年。人们常说好 汉不提当年勇，可这个真理在我的老父亲身上就失灵了。我的父亲辛苦了一生，吃 了常人难以相信的苦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罪，但却从来没有怨言，永远是乐呵呵的 ，很受左邻右舍的欢迎。如今在我们那个小区里，父亲慢慢也建立了一些友情，虽 然他告诉别人他是从外省一个小地方普通岗位上退休的机关干部，但大家都认为他 曾经是个大官儿，所以在去年的夏天当我在北京探望父母的时候，小区的居民竟然 一致推选我父亲为业主代表率领大家去与发展商谈判什么规划问题。父亲不无骄傲 地对我母亲吹牛到：你说我没有本事，那咋大夥都选我当头呢？ 父亲和母亲爱了一辈子，也吵了一辈子，在我刚上大学的那一两年里他们吵的 最厉害，现在想起来大概是那个时候我母亲正处于更年期的原因，再者我母亲打从 文化大革命以来神经一直处于不正常状态。那个时候我很不情愿在家里呆，所以放 假回到家住不了几天就到乡下去给农民照相挣钱去了，说实话我有时候还真怕我父 亲因为受不了母亲的骂而离婚呢，但实践证明我的判断是错误的。后来我父亲有一 次对我说，你妈都是因为我才得了神经病的，她再怎么胡骂乱打还是你们的妈呀， 再说这么多年了我也习惯了。 人们常说在儿子的眼中父亲是最值得敬佩的英雄，而在我的眼里父亲不仅仅是 一个了不起的英雄而且还是一个最伟大的男人。他不但把自己的爱贡献给了自己的 妻子儿女，也把自己的爱贡献给了他所忠于的党。几年前我妹妹邀请他出国访问， 据说看到当地报纸上的反党文章，气得他非要写文章和人家论说论说不可。最后好 歹在我们的开导下想明白了，因为那里毕竟不是共产党的天下，你凭什么能不让人 家骂党呢？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再加上他能看懂的报纸和杂志按国内的说法全都是 反动的，与他长时期形成的世界观格格不入，于是便决定提前回国了，而且再也不 想到那反党反革命气氛太浓的地方去了，不仅如此还一再怂恿我们都回国去报效祖 国呢。 父亲是在１５岁时参加革命工作的，给区公所当通讯员。那个时候刚搞土改， 加上当地又是个少数民族地区，每个区公所好像都有武装工作队。我有一次跟我太 太说我爸爸最早的工作实际上就跟土匪一样，后来我老婆莺舞学舌将我说的这话告 诉了我父亲，为此父亲非常生我的气，责怪我不尊重老一辈革命领导同志。我就笑 着反驳他说，当时人家问你为什么参加革命你不是回答说想杀到城里美美地吃两碗 豆腐饭吗？那不是土匪行为吗？每当提起这个故事，我的老父亲就进入沉思的状态 。那个时候父亲的家非常穷，他都１５岁了还说不到一个媳妇，而一般富有人家儿 子都在１２－１３岁的时候就将媳妇“占”上了。 我爷爷和奶奶一共生了９个小孩，活下来的有７个，四男三女，我父亲是老儿 子，也就是说是最小的儿子。据说，那个时候当地兴换媳妇，就是说将自己家的女 儿许给人家作媳妇，再从人家换回一个儿媳妇。到我父亲时爷爷家里已经没有女儿 好跟别人家换了，小时候听我一个大妈说，那时候我爷爷试图给我父亲说一个哑巴 女作媳妇人家都不干。后来我父亲与我母亲结婚的时候，据说我父亲非要回到老家 办喜事不可，趾高气扬地对他小时候的夥伴说：哼没有想到当初连哑巴女都不愿意 嫁我，如今娶了北京女人作媳妇。我父亲的确给家里挣了光，据说方圆几十里地的 人家从那以后都知道了我父亲的故事…… 父亲参加工作时是光着脚到区公所的，那个时候他大字不识，连自己的名字都 不会写。但是父亲很聪明而且也很努力，所以进步很快。父亲比较自豪的是他１７ 入团，１８入党，２０当了副科长。后来与我父亲比较要好的几个叔叔对我说，当 年的地委书记非常器重我父亲，一直将我父亲当作接班人培养。生我的时候父亲已 经当到了县团级，那个时候他才刚刚２５岁。记不得是什么时候了，一次他对我和 几个妹妹说：小的时候我大字不识几个，参加工作后才学习了文化。我那个时候要 是有个初中文化程度就不一样了。言下之意就是如果他的文化高的话就能当更大的 官。其实我几次想对父亲说也许你那个时候要是有文化的话说不定官儿更当不大， 因为父亲对自己的党是完完全全从最朴素的情感上进行判断的，所以才能党叫干啥 就干啥。有一次一个叔叔对我讲了一个笑话，说在一次会议上我父亲当着全机关的 干部说：“你们都要搞四化，我只要一个话，那就是听党的话。”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一直觉得我父亲的工作调动很频繁，也经常不在家，常常 去下乡，加之我长时期吃住在保姆家，所以对父亲老是有一种陌生感。文化大革命 结束后不久，我父亲被解放了，还被任命为地区ＸＸ局的局长。那个时候我上初中 ，农业学大寨时大家都要参加平田整地劳动，中午休息时只能白开水就乾粮。有一 天也是在中午休息，我父亲从他们的工地走到了我们学校的工地，从口袋里掏出一 个苹果给我，我接过还保有父亲体温的苹果，心想一定是父亲他们单位的哪个叔叔 或阿姨给我父亲的苹果，爸爸舍不得吃给我了，我三下五除二地啃完了那个比鸡蛋 大不了多少的苹果。父亲看着我吃完了苹果微笑着满意地走回了他们的工地。 那是１９７２年的夏天，父亲他们单位扩建，我与我的一个同学利用假期打土 坯挣钱。一个月下来我们作了两万多个，按当时的市价可以拿到２００多元人民币 ，我和同学别提有多高兴了。然而就在我们要交土坯的那天，突然下起了大雨，那 雨是我至今也难忘不了的一场雨，一下就是三天，我们打的土坯全成了泥。看着那 一堆堆泥土我哭得简直成了泪人，看着我那么伤心没完没了的哭父亲也仍不住哭了 起来。单位的会计好心劝父亲说：“Ｘ局长，娃娃也很不容易的，咱们在下雨前也 收购过，就算娃娃的土坯是下雨前交的算了。”但我“狠心”的父亲却没有那么去 做，对此我在那个时候还是有点记恨父亲的…… 在我高中毕业的那一年父亲被派到另外一个地方当了县委书记、革委会主任。 那个时候的干部除了职务外还很讲究级别的，而我父亲却是官升到了正县团级，行 政级别却不是正县团级。后来我当了省里的记者后有位老记者对我说，你爸爸那个 人很能干思想也灵活。他给我讲了当时那些个比我父亲级别高但官没有他大的人， 老是小看我父亲，私下里不服气。一次，省里的领导检查工作，开全县干部大会时 我父亲讲话说，我当县级领导十多年了，级别没有上去我对组织上没有意见，想不 到同志们为此报不平，正好，今天就请大家当着省领导的面说一说这个问题吧。从 那以后，再也没有人议论起我父亲的级别问题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几年时间里， 我父亲的运气特别好，每次调整工资都有他的份，很快级别便上到了与职务相一致 了。到工资改革时终于达到了他所梦想的级别，工资改革后当然也就再也没有什么 级别问题存在了。 那个时候文革中被打倒的原省委副书记的女儿就在我父亲当书记的那个县插队 落后。父亲后来对我说过，当年就是那个副书记将我母亲等一大帮北京青年领到我 们那个穷山恶水的地方的。那时候那个被打倒的书记还没有恢复工作，他的女儿通 过什么途径在北京找到了一个接受单位，县劳动人事局，公安局的领导就是卡着人 家办不成，拖了好长时间。后来她就找到了我父亲，在当时那个情况下给她帮那种 忙是要承担风险的。我父亲想了几天提出了一个方案：凡在北京，上海，天津三个 直辖市有直系亲属又有接受单位提出调离我县者原则上都予以办理。他的提议在县 委常委会上全票通过。实际上在那个小地方，别说北京，上海，天津了，就是从省 会来的人拿着放大镜找也没有几个。我父亲非常得意他的那一次权术玩得好成功。 后来，那个原省委Ｘ副书记恢复了工作，在我们那个地方当地委副书记。打倒 四人帮后的一个时期，我们那里清理帮派体系的工作，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显得 非常复杂。当时，我父亲被当作帮派体系成员而需要讲清楚，地委派去的工作组组 长正好是那个原省委副书记，他在关键的时刻保了我父亲。当时的地委第一书记由 军分区司令担任，他是一个老红军而且又是省军区的副司令，所以不常在本地，因 此地委的日常工作是由地委书记（正的，不是副的，但不是第一）主持。而这位地 委书记被划入了帮派，当时几个县的书记都是在在他主持下决定的，自然都是帮派 了。而我父亲的任命是经过Ｘ司令的，当Ｘ副书记将这个事实说出来后就再也没有 人继续揪斗我父亲了，但当时组织上却没有正式结论。 后来，省里派我们那里的老地委书记回来工作，而那个时候我父亲已经被免职 ，父亲后来对我说他想来想去觉得应当找老书记谈一谈，但在那个敏感时期要是搞 不好就会惹来更大的麻烦。最后父亲以他自己的政治智慧和魄力，依据他在文化大 革命前对老书记的了解和认识，在一次晚饭后到老书记以前吃完饭最爱走动的地方 ，“碰”见了老书记。他们当然会说一些怀旧的话了，然后老书记问我父亲你们Ｘ Ｘ局的工作怎样了？你要多费心呀。我父亲被免职以后还没有任命新官，怎么老书 记会那样讲呢？原来老书记早就了解了我父亲的情况，对我父亲说你是我们看着长 大的，怎么会是帮派呢？你原来的ＸＸ局局长在你派到ＸＸ县当书记时没有免职， 你还是那个局的局长，我已经说过了，你的职务不需要再任命了，原来的任命继续 有效。 应当说那个老书记对我们家是非常关怀的，他的太太同我母亲一样在文化大革 命时期得了神经病，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那个地委大院一共出现了４个神经病人， 除了一个是后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女儿外，其余的３个都是成年人。其中老书记 的太太的病情是最严重的，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老书记的儿子那个时候只有５、６ 岁，我每每回忆到这里就感到难受，就有想大哭一场的愿望…… 我是父母的长子，也是独子，按照中国的传统我应当是他们的掌中宝。但是， 从我能记事开始，我从来就没有那种感觉，特别是在我１０－１２岁时，我能记忆 起来的只有我妈妈的眼泪，我爸爸的唉声叹气，以及同龄人对我的鄙视和欺负，因 为我是走资派的儿子，也因为我妈妈是个“疯子”。那个时候我母亲没有了工作， 全家７口人就我父亲一个人挣钱，而我母亲在北京安定医院看病的钱也很贵。夏天 时看到别的小孩吃冰棍我羡慕的简直难以名状。那个时候家里可真穷，以至于我在 １２岁的时候就到建筑工地上打工，将砖头用滑轮搬运给在上面砌墙的工人，有一 次差点被从上面掉下来的铁滑轮打死…… 父亲对我们兄妹的爱是发自内心的，无私的。母亲病了后长时期不能恢复，我 的父亲就对我们承担起了既是父亲又是母亲的义务，做饭、洗衣、缝补等等，全是 他一个人在辛苦……后来我母亲的病情稳定了，得到了控制，而我父亲也重新当了 官儿，但是我们的家再也没有我小的时候所记忆的那种欢乐了。记得那一年我在北 京的一所大学读一年级，父亲到北京出差特意把我叫出去吃饭。在西单附近的一个 叫鸿宾楼的地方，父亲点了几个小菜和半只烤鸭，吃的时候父亲不怎么吃鸭子，我 就问到爸爸您咋不吃鸭子呢？父亲说那鸭子太肥了，油大他不爱吃，其实我知道父 亲是想让我多吃点鸭子。 我的父亲就象千千万万个普通人一样，为了他自己建立起来的家，为了他自己 养育出来的后代，也为了报答培养教育他的党，而默默无闻不知疲倦地辛苦了一辈 子。至今我的父亲也舍不得花钱下饭馆，他说外面吃一顿的钱够他在家吃一个星期 的了，为了给自己找个更好的理由他说外面的饭看着好，闻着香，就是不乾净。 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普通老人饱含辛酸的幸福故事…… ※※※※※※※※※※※※※※※※※※※※※※※※※※※※※※※※※※ 【百草园】 目录 云山雾绕说英语 －简 杨－ 生活在北美的中国人，面临的困难之一是语言的沟通问题。很多人在刚到异国 时觉得自己变成了文盲和傻子。我个人对英语的看法是，它永远是自己的第二语言 ，即使我在这里生活三十年，一种根本的隔膜感还是无法克服。 中文之于我们中国人，犹如皮肤之于人体，亲密无间，不可分割。它弹性极强 ，伸缩自由，是我们生存中不可或缺的保护层。而英语却是如同穿在身上的冬衣， 厚重笨拙。用英语表达自己的感情，如同戴着棉手套和人握手，疏离感总是存在的 。 我有一次在公车上听到两个中国妇女聊天。其中一位说道，“我现在去医院再 也不要我先生陪着了，连比带划，医生总能听得懂。”其实连比带划的辛酸只有她 们自己懂得。我的一位朋友来加拿大后怀了二胎。去做Ｂ超时，她听见医生不停地 说着一个词，这个词听上去和加拿大的一个城市里贾纳（Ｒｅｇｉｎａ）非常接近 。出了医院后，她问丈夫，为什么医生不停地说里贾纳，难道化验结果非得送到里 贾纳吗？她的丈夫听了大笑不止。原来医生说的是“阴道”（Ｖａｇｉｎａ），和 Ｒｅｇｉｎａ不过是两个字母的区别。她的故事几乎成了我们之间的经典笑话。看 病可能是出笑话最多的时候。我们以前学的有关病情的英语有限，不外乎一些感冒 ，腹痛，牙痛或发烧之类的词，但人们生病的时候，身体才不管你知道几个词呢。 一位留学生由于水土不服，便秘（ｂｅ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ｉｐａｔｅｄ）了很多 天。无可奈何之际，只好求助医生。但他不知道如何表述，无论如何和医生比划， 还是不能说个明白。困窘之际，他突然想起了“供大于求”这个成语。这位先生便 对医生说，很多天来，他是只“进”（Ｉｎ）无“出”（Ｏｕｔ）。医生大悟，连 忙问他“进”（Ｉｎ）了几天了。看病的结果是皆大欢喜。这个故事同我朋友闹的 笑话堪称是姊妹花。 中餐馆是个最有意思的地方，那里很多别处看不到的奇人怪事。西人酷爱中餐 ，对中国人的英语的忍受力也格外地高。几年前，我打过工的一家餐馆刚转手到一 位广东移民的手里。女老板看得懂菜单却听不懂英语，而电话定餐的客人却非常多 。这位女老板每听见客人说一道菜，就要求对方把单词拼写下来。我经常听见她冲 着电话说，“Ｈｏｗ ｔｏ ｓｐｅｌｌ ｉｔ？”有时候为了吃一顿中餐，客人 在电话里得折腾二十分钟。老板的生意却格外地好，大概是那些客人花费了口水后 格外饥饿了的缘故。几年过去后，这位女老板对付外卖的速度快得惊人。在北美的 中国小餐馆里，不知有多少广东人是这样开始做生意的。一位老移民在她的回忆录 里写到了她公公的一件往事。这位中餐店的老板能听得懂菜单，却不认得一个字。 一天，有个哑巴顾客来到店里，在纸上写了：“Ｅｇｇ ａｎｄ ｂａｃｏｎ，ｓ ｕｎｎｙ ｓｉｄｅ ｕｐ”（意思是鸡蛋和咸肉，蛋黄朝上）。当时店里无人， 这位老板只好走到后门去等着行人，最后终于等来一个路人，人家把纸上写的内容 念给他听。然而，几十年后，一位在澳洲中餐馆工作的大厨却没有那么幸运。一天 ，一对老年夫妻带着一条狗走了进来，当时店里很清冷，老板出去办货，招待还没 有上班。这个大厨只好硬着头皮上来应付。老夫妇点了几个菜，又指着那条狗说， 这狗跟他们生活很长时间了，就像他们的孩子一样，希望大厨也给狗做点东西吃。 大厨只听得懂狗和吃几个字。大厨牵着狗进了后面的厨房。过了好长时间，他端了 一锅香喷喷的东西走出来。老夫妻吃得连声说好，吃完了，问厨子他们的狗在何处 。可怜的厨子竟已经把狗杀了做菜吃了。这位厨子据说后来被驱逐出境了。也难怪 ，对老外来说，杀狗和杀人差不多，罪不容赦。故事不知是真是假，但流露着一种 唯有移民们才能理解的苦涩的味道。 听说现在汉语也有了专门对付外国人的“托福”考试。Ｘ期的联合早报登了一 条消息，说欧美人士在考汉语时笑话甚多。文章举了一个例子。说是小王和小张在 谈论小李的时候，小李来了。小王说了句“话说曹操，曹操就到”。这句话和英文 里的“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ｉｌ”几乎就是一个意思。此题 的问题是，曹操指的到底是谁，小王，小张，小李，还是曹操？绝大多数老外倒霉 蛋都选了曹操。看了那条消息后，我忍不住想：居然成了“话说曹操，曹操不到” 了！我们中国人总算为自己的手套英语出了一口恶气。 ※※※※※※※※※※※※※※※※※※※※※※※※※※※※※※※※※※ 【游子生涯】 目录 总是“受欺负”的多丽丝 －昂哥儿－ 仓库后门的门铃响个没完，我懒洋洋地站起来去开。在这个华人小公司行将倒 闭的时候谁还来进出货呢？开门一看竟是以前的中国女同事多丽丝（ＤＯＲＩＳ） 。这是她的英文名字。很抱歉，我一直不知道她的中文名字，不但我，很多中国同 事也不知道。不但名字，有关她私人生活的一切都不清楚，直到她离开这个公司。 她很“神经”，神神秘秘。这是大夥儿对她的评价。 多丽丝一年多不见很是见老，话说回来，本来也不年轻嘛。她眼睛布满血丝， 眼袋很大，满脸的摺子，很是憔悴的样子。看得出来，她很精心地打扮了一番，不 过怎么打扮也显得怯。眉毛画得太重，眼圈涂得太青，脸上的粉底霜太厚，嘴唇抹 得太紫，如此化妆就是让她脸上突出“太”的成份。唉，老太太。乾瘦的脖子上挂 着金项链，黑色连衣裙质地不错，还蹬着双时髦的皮鞋，胳膊上还挎着个坤包，手 腕上小小的坤表闪闪发光。但这些行头只是让人觉得衣物挂在了衣服架子上，而且 是那种很不好的衣架。她见我发楞便一笑，“没事顺便来看看，不想让头儿知道就 走了后门。大家都好吧？” “好什么！（公司）人都快走（解雇）光了。生意一直是不死不活。看样子是 朝夕不保啊。你还真不错，一年多以前自己找个美国人的工厂干活去了。怎么样？ 干得还可以吧？（你）还想着我们这些难兄难弟，是特地来看看吧？……” “哎，别提了。”多丽丝打断我的调侃。“我已经被ＬＡＹＯＦＦ（解雇）了 。有半个多月了。欺负人不是？ＬＡＹＯＦＦ的人里尽是中国人。其实车间里就我 们中国人干活好。”她顿了顿，“我是想看看咱们这儿是否正找人干活。看来哪儿 都一样。现在经济情况可真糟糕。” 多丽丝又回来找活了。在我脑子里的第一句话却是“真心地信了主就得到了保 佑”。那是在多丽丝上最后一天班时不住嘴地讲的一句话。中午休息时，多丽丝特 地买了蛋糕给大家吃。“我就是想找份有好的医疗保险的工，没想到一找就找到了 。这真是神的恩典。”她喜形于色，“真心地信了主就得到了保佑，真心地信了主 就得到了保佑。”一遍又一遍。在大陆上高中的儿子前不久到美国和她团聚，可这 个华人小公司的医疗保险很差，如果买家属的保险就得一个月多交一百多块。这对 多丽丝是个天文数字。现在她在一家美国公司找到组装电子元件的活，那里的医疗 保险好得多。可这和信奉基督教有什么关系？如果“信主”就是为了当今当世得到 好处，为什么不去拜如来佛、观音菩萨？别这么刻薄，人家毕竟是在请大家吃蛋糕 。 多丽丝到仓库里和我聊了会儿，问起的几个熟人早都离开了这个公司。她在唉 声叹气，急着要去找工作。这是干吗？到政府那儿起码可以领半年救济。我这话问 出口马上觉得自己可笑。既然对她的一切都不能信任，谁知道她能否到政府那儿领 到救济？猜想她身份不合法，可是她儿子怎么还能从大陆来和她团聚？这意思是说 她非法居留美国，可她怎么能在公司打工？嘿嘿，你这是给个棒槌就纫针（认真） 。有谁见过她儿子？在纽约伪造工卡的人多了！听说有人专门靠伪造工卡发财呢。 我敷衍着，让她去和经理讲讲，说不定以后公司生意好起来会让她回来做。多丽丝 勉强笑笑，说不打搅了，匆匆离去。 你是不是说我过于疑心？可谁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来的美国呀。中国人好打听事 ，然而在美国不应该去打听别人的隐私。可就有好事者死求白赖、转弯抹角地问多 丽丝身份的事，这位就微微一笑，胡乱打个岔。这让人更加疑心，说她除了唾沫星 子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 多丽丝开着个没有倒挡的车！难以想像？可多丽丝每天就这么开着来上下班。 她设法将那辆隆隆作响的大破车靠在停车场边上，前边肯定不会有车挡着的地方。 那上街买东西怎么办？当然也是在停车场角落里找个前面没车挡着的地方。你一听 到她的车开来了，心中会很自然地响起一个旋律，“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 重，妇女们冤仇深……（中国大陆六十年代著名电影《红色娘子军》插曲）”她回 家怎么办？谁知道她住哪儿？ 嗯，这里虽有调侃的味道，但多丽丝总给人们“苦大仇深”的概念是没错的。 她常常是散发着刺鼻的劣制香水味“漂”过来，没话找话地跟你搭讪几句，话题马 上转入“控诉”。似乎谁都和她过不去，“哼，欺负一个女人家也真想得出来。幸 亏我现在信了主，不然我都有死的念头。”什么事情呀？！老陈一看见她就狠狠地 摔门。“六、七十岁的人了，总疑神疑鬼地说我和他作对，无中生有地说我给他捣 乱。我知道老陈为什么总和我找岔儿。”为什么呢？老陈受到了狐狸精小琳的挑拨 。“狐狸精和谁都眉来眼去，我能看得惯那一套？咱也不会装，见着她也笑不起来 。小琳做贼心虚，就认为我说她的坏话。这不，她就挑拨老陈和我的关系，说我是 个不正经的人。到底谁不正经？……”可小琳和多丽丝总在一起没完没了地聊天呀 ！“她可会装了。但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你瞧小琳那眼神，一见我过来就往边上很 会意地往边上瞟上几眼，特别是阿黄那儿。阿黄那个不正经的货就嘿嘿坏笑……” 阿黄是多丽丝最深恶痛绝的家伙。“他专门调戏我，总问我一个人在美国是不是感 到很孤独。他有家有业的还总想在外边沾花惹草，一看就心术不正。你没看见他总 在我这儿动手动脚的吗？”多丽丝说阿黄总和她“动手动脚”是大家都看得到的， 可没见多丽丝当时不高兴呀？“我还能表现出来不高兴？都是同事嘛，可阿黄就得 寸进尺，那天他还当着我的面说极下流的话。哎呀，可难听了！还摸我这儿（臀部 ）……”多丽丝说她告到经理那里，可“头儿就说‘先回去吧，到时候我问一下’ 。”她报怨头儿总给她加活，可从来不给长点工钱。等等、等等，没完没了。你要 是有耐心听下去，多丽丝就“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你呢？“白发 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最让她“悲愤”的一次是“大夥无端地讥笑”。一天早上，多丽丝满面春风见 到谁就发一把包装精致的芝麻糖。别人问遇到了什么好事，她就“想让大家高兴、 高兴，没别的意思”。我那天不知为什么很留意，剥开糖纸先看见一些类似锯末样 的东西黏在一起，跟着从糖的一个小孔里爬出个绿色鲜嫩的小肉虫子左顾右盼！没 声张，我赶紧把多丽丝发我的糖丢进垃圾桶，猜测着这糖放了一年还是两年。可那 边有人已经叫了起来，“糖里面有虫子，糖里面有虫子。”有个嘎小子还怪声怪气 地说那是“动物蛋白，吃下去更有营养”。大家哈哈成一团，这边尴尬的多丽丝哭 了。她说那不是她的糖，是别人送的，也没检查一下，转手送给大家吃，没想到… … 是的，同事们讥笑多丽丝，但更多的是对她身份的揣测，这位来路不明呀。有 人说她是个偷渡客，现在用钱买个假绿卡到处打工；有人说她是利用假结婚从大陆 来的，因为她似乎和和一个中国餐馆老板的关系密切；也有的说她是持旅游签证来 美国的，到时候就不走了。说什么的都有，不过有一点大家一致肯定，多丽丝没什 么文化，最多上过初中，英文说得更是一塌糊涂。 她去华人教会也是人人皆知的。但多丽丝总说“信了主”后，在生活中得到了 许多意外的帮助，这大概和上帝有着某种关系，因此信得越发的“真”。她如果能 有真诚的信仰应该是件好事，但我认为多丽丝的想法不符合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她 应该信佛教才对呀。多丽丝回答道：“美国人有拜佛供菩萨的吗？”你哑口无言了 吧。 正想着，忽然发现多丽丝走的时候把坤包落在这儿。得，好好收着，等她回来 取吧。一天过去她也没来，一个月过去还是不见她踪影。谁也不知道她住哪儿呀。 打开包也许能发现点线索，或许有地址和电话号码什么的。这女人的坤包怎么好随 便动？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吧。打开一看，里面除一打擦手纸和几件小小的化妆品之 外，什么都没有。 ～～～～～～～～～～～～～～～～～～～～～～～～～～～～～～～～～～ 新移民二则 －白 蓝－ 落地的凤凰 中国有一句话：“落地的凤凰不如鸡”，外国有一个童话故事“丑小鸭”。表 达的是相同的意思：天上的飞禽－－凤凰、天鹅，与地上的走禽－－鸡、鸭为伍， 其结果是飞禽在此环境中不如走禽。以前只能从字面上去理解其义，来了加拿大之 后才在生活中体会了其所蕴含的真理。 来自中国的技术移民在找不到专业工作的情况下，不少人打上了ｇｅｎｅｒａ ｌ ｌａｂｏｒ的工。这些在文革中被称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知识分子， 虽然有许多ｓｋｉｌｌｓ在身，但并非就是好ｌａｂｏｒ。笔者认识的杨君是拥有 博士学位的某著名大学的教授，因学的是冷门专业，来了加拿大之后只好先栖身工 厂。杨君在一家豆腐厂工作，具体的职责是切豆腐。整板的豆腐由传输带送来，杨 君用刀在板上纵横划几刀，将其切成小方块。说起来是个再简单没有的工作，谁都 能干，但真正做好并非那么容易。杨君初上班时，不仅豆腐切的不好，大小不一， 不是正方形，而且切的速度太慢，以致送来的豆腐在他那儿挨个排着走不动。和杨 君一起工作的是一位有经验的工友，豆腐切的又快又好。杨君曾在休息时与之交谈 ，知其文化程度为初中，工资比杨君高一大截。杨君感慨自己读了那么多年书，却 不是一个好工人。杨君在豆腐厂工作了一年之后去了一所大学。 不说技术移民们不怕吃苦受累，不在乎从底层做起，其精神可嘉。技术移民从 事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ａｂｏｒ的工作，于加拿大、于技术移民本身都是很大的损 失。加拿大需要技术人才，这是它为什么要大量引进技术移民的原因；而技术移民 花了许多时间、精力得到的技术才能弃之不用是极大的浪费，更何况从事简单的工 作，他们也未必称职。 从事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ａｂｏｒ工作的技术移民，犹如落地的凤凰、鸭群中 的天鹅，他们属于蓝天，应该努力寻找重返蓝天的机会，而加拿大也应该为他们提 供这样的机会。 我们是否期望太高 移民来加拿大，很多人有失落感，因为工作不理想或生活水准不够高。这与我 们对移民加拿大抱的期望有很大的关系。 移民时有学历、工作资历的审查，从以为来了就该有合适的工作给我们，而实 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最近读“ＴｏｒｏｎｔｏＭｅｔｒｏ”上的文章，发现并非只移民找不到专业 工作，本地人也一样。一位皇后大学的毕业生，学的专业是环境化学，却只找到一 个Ｐａｒｔ Ｔｉｍｅ的建筑工人的工作。二十七岁了还只能住在父母家。报上还 配发了照片，是个白人小伙子，戴着安全帽在工地上。还有一位学计算机图形设计 的女生，毕业之后也找不到专业工作，最后找了一个去韩国教小孩英语六个星期的 工作。他们一样是“大材小用”，且工作是Ｐａｒｔ Ｔｉｍｅ或临时性的。他们 没有报怨，是因为他们不是移民？ 我认识的杨君在工厂干了一年，现在在大学学习。他告诉我他在学校认识了一 个加拿大女博士，已四十出头，但没有正式工作。每年夏天系里的教授给她一个短 期工作的机会，她就靠这个收入维持全年的生活。她没有语言问题，读到博士毕业 ，业务能力当然也不低，但她一直没有正式的全职工作。 是的，我们有能力干专业工作，但这是一个自由经济的社会，政府并没有计划 保证每个人得到一份专业工作。有幸得到了是幸运，没有得到的，审时度势，根据 自己的情况制订未来的计划。抱怨是消极的，不仅浪费时间，还影响心态。你以为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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