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Ｘ≥ 枫 华 园 ≤Ｘ≥ ※ ※ ≤＼‖／≥ 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出版 ≤＼‖／≥ ※ ※ ≤≤＼‖／≥≥ ≤≤＼‖／≥≥ ※ ※ ‖ ‖ ※ ※ 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日创刊 周刊 总第四四三期 ※ ※ 《枫华园》杂志社主办 《枫华园》编辑部主编 ※ ※ ※ ※※※※※※※※※※※※※※※※※※※※※※※※※※※※※※※※※※ ～～～～～～～～～～～～～～～～～～～～～～～～～～～～～～～～～～ 本 期 目 录（ＦＨＹ０４０３Ｄ） ～～～～～～～～～～～～～～～～～～～～～～～～～～～～～～～～～～ 【枫华论坛】台湾人民的选择 中 贞 行刺陈水扁：诡异的弹道和台海未来 江流石 生子当如孙仲谋 老 郸 走出道德的误区 老笨牛 【史海钩沉】中国政治学的开拓者－－张慰慈 智效民 小议陈独秀的历史地位 晨 光 【百草园】 “理”与“法” 也 夫 我是“九斤老太” 金 泰 ※※※※※※※※※※※※※※※※※※※※※※※※※※※※※※※※※※ 【枫华论坛】 目录 台湾人民的选择 －中贞－ 二○○四年三月二十日台湾第十一届总统及第一次公投的选举已经落下了帷幕 ，陈水扁先生以二万多选票胜出，取得连任成功。这场选战的激烈是前所未有的， 其中的是非曲直也不是政策宣导所能左右的，这就是台湾意义下的民主，是我们必 须面对的一种民意选择。 （一）选票就是民意 大选前夕陈水扁先生及吕秀莲女士在台南市泛绿自己的大票仓中各挨了一枪， 即时便有漫天的谣言：国亲雇佣枪手干的、组头干的或独立的民众干的。事发当时 我正在上课，有学生悄悄告知我说阿扁遭枪击的话儿未落，我立刻说了一句：“阿 扁赢定了。”回到系办时又有系办小姐告知此事，我当即分析说如果连宋领先四十 万票以上泛蓝还有希望，如低于这个数目则绿营还是要赢，每一枪可抵二十万票。 如按挨枪的前一天台南市组头开出的“连宋让五十万票”的赌盘估算，各方的估算 数字实在相差很小，因为这一枪打出了５０余万原本不爱投票的所谓中间选民，而 这些中间选民基本上因为这两枪投向了绿营或者原本可能投给蓝营的改成了废票。 这是台湾人民自己的选择，自己选择了宝岛未来命运的光辉历程，他们既选择 了自己心爱的领袖，也选择了否定阿扁总统所提出的两项公投议题。从南北选票的 分布看，这是一场族群战争的延续，最终还是占人口多数的族群获得了胜利，虽然 这个胜利来自不易（两军相差不足三万票），但毕竟是一场光辉的胜利。如果说四 年前因为国亲两党的分裂而造就了陈水扁总统，那么民进党今天的胜利是完全靠实 力和技巧而获得的。往后的日子中除非民进党对自己父老乡亲大开杀戒，泛蓝越来 越不会有太大的希望，因为他们中的有钱人都陆续地迁往了国外，他们自己的市场 变得越来越小，而在这些年来媒体所渲染的经济、外交、失业率、自杀率、经济成 长率等都是台湾历年来最差的景况下台湾人民还是选择了自己的领袖，说明本土化 是民进党人这些年来最大的成就，其中宋楚瑜自己应当吞下这颗他本人于十几年前 便种下的苦果，也是历史必然的规律。 历史是不可能有如果的，如果没有台南市那两枪、如果没有宋楚瑜当年坚持李 登辉出任的历史、如果没有当年的二二八、如果没有当年的美丽岛事件、如果没有 那么多的外省人离岛而去等等就不会有今天的历史。但是历史的车轮不可能因为几 个如果而不会向前，只能因为几个如果而推迟它的进程。同理，世界历史上如果没 有共产主义这个怪胎、中国共产党内只有周恩来没有毛泽东、没有三反五反、没有 反右、没有大跃进人民公社、没有文革、没有六四等等，如今的东方世界又有何等 的光景？ 民进党缺少从政、经济建设、社会安定的经验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陈水扁总统 连任后，台湾的外交困境不太可能因为他的胜利而有所改善，虽然过半的民众不领 公投票而导致公投流标，这种公投的结果也不会改变全世界看台湾的角度。阿扁的 前四年中台湾民众在国际上已吃尽了苦头，处处受制，但在整个外交政策与行动上 ，只强调台湾的独立性、强调中华民国的不存在，强调独立国际人格必然随着阿扁 的再次胜利而成为当局制定政策的主要意识流。虽然这对於大部分安居岛内的民众 来说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但对於台湾的经济却是一种比之四年前有了更多未知数。 无论是那一家当选，台湾意识流也是一股历史潮流。泛蓝阵营对文化的本土化 、政治的独立性、台海两边的互为独立等的认同也已成为其政策的重心。如果国民 党仍然坚持大中国的概念则永远不会有执政的未来。连战就曾说过：年轻一代有更 强的台湾意识是正常的，因为两岸分隔这么久且缺乏沟通，但拥有台湾意识并不等 同于支持台独。这次总统大选蓝绿攻防的整个过程也充分证明了政治民主化后任何 有意参选总统的政治人物都不能轻忽民众认同台湾主体性的事实，强调台湾相对於 中国大陆的独立国际人格势必将成为朝野政党的共同语言。 （二）选战中的疑云 此次选战疑云重重，公投票不足一半人领取而造成流标。一般认为不领公投票 的人应当会投国亲的票，但开票的结果却使专家们跌破了眼镜，国亲以少了近三万 选票而饮恨败果。同时报出有三十三万张废票，是历年来的最高者，加上选前那离 奇的两枪使得国亲提出重新验票、详细报导枪击事件等的要求。根据以往的经验， 这种诉求虽然合乎情理，但很可能永远不了了之，阿扁还是总统，连战还是布衣。 如果查出废票有某些问题，但如果枪击事件永远找不到凶手，那么事情可能就 成了永远的谜团。加上国亲不是执政党不可能有足够的资源帮助调查此事，只要别 人在其中不认真地配合，这种事情则只能成了坊间扑风捉影但于事不补的历史文学 话题。除非他们目前的无效选举之上告成功造成重新选举的局面，否则想登上第十 一届总统宝座无非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如果光是做出验票的裁决，一个桃园市就需 要一个月才能验完，因为执政党不可能提供足够的人力配合此项工作。 现在国亲能否东山再起是两阵营面临的最大问题，连战绝不能因此战败北而已 萌生退意，宋楚瑜也没有任何的资本产生挂冠而去的想法，目前两党都已有人呼吁 两人续领败军为秋后立委选战规划篮图，否则他们两军在政治上的前景只能是凶多 吉少。退一步而言，如不能在此两人淡出政坛之前将两军整合为一，则国民党想东 山再起只能是一种永远的梦想。 无论那两枪是否为一种苦肉计，那也是天意及选战策略的成功写照。我对这几 年媒体所报导的经济严重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自杀率居台湾历史上任何时刻之 冠、社会高度不安定、政务人员及国家企业领导人任人唯亲等等作为及社会问题一 直不敢承认阿扁是一位合格的台湾民众领导人的这一事实，但从他今天的选战及最 后那两枪看，阿扁的确在选战方面计高一筹，如果不是苦肉计那就是十足的天意了 。但无论如何判断都是台湾人民自己的选择、是民意、是台湾未来的趋向，同时台 湾社会中的种种问题也可能是媒体过分渲染悲情的结果，而台湾人民，特别是三十 岁以下的年青一代、六十五岁以上的退休人员及南部台湾民众对此并不认同。 二○○四年三月二十一日 ～～～～～～～～～～～～～～～～～～～～～～～～～～～～～～～～～～ 行刺陈水扁：诡异的弹道和台海未来 －江流石－ 陈吕遇刺，国亲两党和外界立即预感大选可能翻盘。点票之后，陈吕果然取胜 。选举之后，国亲两党即感觉选举不公。 姑且不论点票疑云，单看行刺陈水扁的弹道，真是诡异无比。 １、从行刺者离陈水扁的位置看，可能是近处，也可能是远处。若从近处射击 ，枪击头部或胸部即可，为何要从玻璃中穿击腹部？若从远处射击，则只能（并且 是最佳）枪击头部或胸部，为何要从玻璃中穿击腹部？此诡异一。 ２、行刺陈水扁和吕秀莲，绝非一般人敢为。最起码要知道优先射击头部或胸 部。可这两颗子弹，一颗射击腹部，一颗射击膝部，此诡异二。 ３、从行刺者可能的位置看，一个应从正前方射击，一个应从正侧面射击。可 两个弹壳却在一处，此诡异三。 ４、从照片上看汽车玻璃上的弹孔，弹道与前排就座人员头部相差极近。子弹 对玻璃的打击和刺破空气的声音，足以让其震惊。可是陈吕中弹后，却无人知晓。 此诡异四。 ５、从吕秀莲遇刺的位置看，枪手必须从离地面一米左右处开枪，且子弹必然 射到汽车对面。弹道应在一般人腹部位置。从照片上看，汽车两边人山人海。在人 山人海中，子弹要不伤及任何一个人，其机率恐怕接近零。此诡异五。 ６、以行刺论看，陈水扁和吕秀莲两人都遭枪击，这是斩草除根的行动。全世 界恐怕只有大陆和美国敢策划这样的行动。既要斩草除根，其方式必然歹毒无比。 若用两颗毒弹，只要破皮流血，陈吕必死无疑。可两人居然仅受轻伤。此诡异六。 上兵伐谋。陈水扁胜在谋略。陈水扁和李登辉知道，他们掌权一年，台独力量 增加１０个百分点。所以，陈水扁只要再掌权四年，台独力量增加到６０％－７０ ％。到时，大陆要用军事方法解决台湾问题，必须要在台湾打五年仗。大陆军方现 在还在计划几个星期解决台湾，真是痴人说梦。那些常规武器和导弹，除了欺骗大 陆的老百姓外，毫无用处。真要解决台湾问题，唯一的出路是每年增加１５０－２ ００枚核弹。这样，在２００８年前，大陆有近１，０００枚核弹阻吓美国。美国 和日本就会压制陈水扁的台独计划。陈水扁失去台独的靠山，就会用完全不同的态 度来考虑大陆的武力威胁。可惜的是，大陆除了有能力买一百万元的汽车，下一千 万元的豪赌，携一亿元资金外逃，把“三个代表”写入宪法，但是却无钱发展核弹 。 陈水扁无耻，但自强而不贱。回头看大陆，几百万满人统治几亿汉人达几百年 。其间，满人将汉人杀得血流成河，尸骨成山。如果说汉人怯弱，在满人统治汉人 时，还可以解释。可在清朝被推翻一百年后的今日，几乎所有的汉人都在对大清皇 帝歌功颂德，视大清帝国为中国的骄傲，把旗袍作为中国的国服，连中国的语言都 叫Ｍａｎｄａｒｉｎ。这该如何解释？再看台海过招。大陆说：台湾宣布独立，大 陆即军事攻击台湾。陈水扁就宣布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大陆说：台湾进行公投 ，大陆即军事攻击台湾。陈水扁就在３２０搞了两个公投。几百万满人可以统治几 亿汉人达几百年，２３００万台湾人当然有能力把１３亿大陆人玩个够。两个例子 ，加上新出笼的“和平崛起”的理念，足以推测台海未来。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自贱者死，自强者强。 ～～～～～～～～～～～～～～～～～～～～～～～～～～～～～～～～～～ 生子当如孙仲谋 －老郸－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我国古代的这一名句，是在赞 扬什么？它是在鼓励天下英雄“与中国抗衡”。当然，从正统观念来说，它所指的 对立面，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就是贩履席以出身的刘若彼等均可割据一方， 我们的仲谋兄为什么就不可以也博他一个“乱世出英雄”？ 这其实就是诸葛亮一言为孙刘同盟抗曹奠定基础的内在实质。诸葛亮说孙，说 是“你的满朝文武们，若不战而降曹操，他们不还是高官厚禄，顶戴如旧，可您哪 ？”孙权一下子受不了那“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泪水洗面之苦的我的后半生的 美丽憧憬在他胸中的涤荡，拔剑而起，削去大案一角。於是，大殿之上，戎马就成 了鹿，鹿就在中原。 多少偏安的背世王朝的热血之士们，做过如此的“与中国抗衡”梦，甚至“王 师北定中原”的梦？可他们的领导核心们，却偏偏都是不争气的混子。引得汉人精 英们，若不是“至今思项羽”，便是“生子当如孙仲谋”。火气是大了一些，但无 奈更多几分。 “与中国抗衡”，可行乎？当然。曹操的百万大军，已多虚额，饮马长江，更 是强弩之末，再加是万里长江天堑，同盟携手，这岂不是以逸待劳一方天时地利人 和的最佳结合？当此时也，与中国不也是可临江一战的吗？ 以地方抗拒中央，以弱小抗争强梁，军事割据一方，这难道不是历来“天下英 雄”的一致的行为准则吗？遥想公谨当年是如此，遥想伟哥当年，又何尝不是如此 ？ “山头鼓角相闻”。中央军要进师剿匪，苏区的红旗能打多久？回观中国的历 史，每每都是军事集团的演义。可只有到了最近，军事集团的武装演义才开始让位 於军事集团的和平较量。 你说，好不容易。我说，大气候如此。连一向不许欧美诸侯“干涉内政”的中 央政府都在衷心地感谢美国人士对於台海局势的表态，这其间还有“内政”吗？我 所归结的“和平较量”，固然不包括军委主席的“空包弹”，也不包括总理的隔海 恐吓，但谁都知道，大海对岸有近五百颗导弹在虎视耽耽，只不过未敢轻易铤而走 险罢了。 作为中国人，我最不愿意看见的，就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我最不愿意听见的， 就是一片狂热的战争叫嚣。不过，我理解我的同胞，理解他们对暴力，以及对中国 人的鲜血的嗜好。不敢打东洋西洋，不干碰北洋南洋，对於自己的同胞，那可是相 残欲加，仿佛手到擒拿，对方都不是人的生命，只是不该有生存权的牛马猪羊。现 在更有美国人空口无凭的尚方宝剑，可不是更加不可一世。 我要问问我的国人，你想“统一”人家，想教人俯首称臣，你的收购单上有什 么叫人欣欣向你的诸葛亮的时代，不须开出讨好老百姓的单据，他还至少要保障满 朝文武的利益不减，以影响朝政的决策。可任凭单据怎样开，确难买孙权的决定一 票，才有赤壁一战。在二十一世纪，在台湾现行的民主政治体制下，谁也没有那集 权的一票，那决定的一票分散在千万台湾人手中。除了中央极权的“统一”，你的 单子上有起码的对台湾人民现在已有的一切权利和权力的保障吗？ 台湾大选的结果，说明多数台湾人在怎样影响政府的决策。在对待来自北方的 貌似强大的号称中央的军事集团，他们个个都是孙仲谋，都在导弹的弹道上在盘算 着“我现在投诚过去，能得到的是祸是福”。我想，在此当儿，香港的所谓“一国 两制”的模式，及其实践，可真是比战争比导弹更吓唬着了台湾老百姓。 对台湾的大选，对“一部分先民主起来”的中国人行使他们的神圣权利，我倒 是前无可忧，后无可喜，仅以平常心度之。我只希望我的国人们，也以同样的平常 心对待。但有一点，我觉得很欣慰，那就是，中国的那一角处，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在严肃并严峻地对待与处理自己应有并且已经争取到手的最可宝贵的权力和权利 。 “生子当如孙仲谋”，也不过如此，对吧？ （２００４－３－２０） ～～～～～～～～～～～～～～～～～～～～～～～～～～～～～～～～～～ 冲破思想禁锢的新观点－－让我们走出道德的误区 －老笨牛－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这样一个概念问题，即我们这里所说的道德观念，与党的 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同志关于以德治国论述中之德的观念，是完全不同的。前者 泛指人们的社会行为和价值规范的标准，属於社会人文科学的范畴；而后者则特指 领袖人物的政治品德和治国方略的组合，属於政治思想领域的范畴。在我们展开论 述之前作这样的澄清是非常必要的，以免有人误解，以为我在批评以德治国的重大 思想理论呢。其实，只要不报有偏见，认真仔细地阅读完我的这个帖子，大家就会 明白在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方面，我老笨牛是完全赞成将两者合而为一，这就是我 们必须以德依法治国。所以我认为江泽民主席关于以德治国的思想与依法治国的思 想是密切相关的，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并实践。限於篇幅，我在下文 的论述过程中将集中在道德观念上，而不涉及领袖人物的政治品德和治国方略方面 的任何要素。 长期以来，在中国思想界存在着一种亚唯心主义的道德观，其集中表现就是将 国民的价值观等同社会道德，在这些所谓的思想家们看来，社会道德高于一切。然 而，对道德究竟是什么？社会道德与社会法制的关系是什么？等重大问题上面，这 些思想家门从来不敢也不可能给出我们很好的回答来。与此相适应的是，一些所谓 文人们，借用自己所拥有的话语权，也大打道德牌，并试图以所谓的道德价值，通 过社会舆论工具来影响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什么不能仇富啦，又是什么公平是心 理认同啦，等等谬论充斥在中国形形色色的传播媒体上，大有逼着以法治国的思想 纲领让位的趋势。这些文人们如此嚣张，我老笨牛不得不上来说两句。 人们的道德价值观，往往通过人们的行为而表现出来，社会对人们的道德约束 一般主要是通过舆论来实现的。最近一个时期，我比较注意国内社会舆论的问题。 我认为目前国内社会舆论正在滋生着一种非常不健康的疾病，而且具有恶性扩散的 特徵。这种舆论疾病的表现之一，就是一些媒体的从业人员真将自己当作无冕之王 ，猪鼻子里插葱装起象来了，试图用道德和舆论为武器，挑战司法的尊严和独立， 挑战党的领导和政府的应变能力。诚然，在当代中国社会，由於长期以来政府行为 的失当，造成人民与政府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和信任。而且，更由於普通老百姓缺 乏必要的话语权，决策层似乎根本就无视民众的呼声，於是便造就了民众对政府的 逆反心理和正话反听的社会现象。网络的出现，正在打破着政府一统舆论的局面， 於是便有了网民话语权。而网民们在经历了几次舆论斗争，并取得了胜利的情况下 ，似乎有些得意忘形，意图主导社会，更为恐怖的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试图通过 舆论工具，用他们所认可的社会道德规范国家的行政和司法，这是极为危险的。 任何时候一旦得意忘形就必然导致失败。中国的网民们假如不注意，同样也摆 脱不了此命运。这就是我想说的，对於社会舆论疾病的泛滥，我们必须适可而止。 我必须认真地指出，在很多事情上完全无视民意是不对的，而任由民意导向也是不 科学不可取的。同样，判断是非方面完全无视社会道德是不对的，而任由道德规范 也是不科学不可取的。可惜的是，中国政府在如何把握民意方面，恰恰犯了上述的 两种错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在道德问题上似乎也是从一个极端走向 另一个极端。这无疑暴露了政府在行政上的不成熟和杂乱无章，说到底还是缺乏必 要的法规和制度。 办事不依据法律，决策不按照科学，而是依据民意和虚无的道德，就是当前中 国各级政府的通病。几年前对少女落水事件的处理，就是依据所谓道德而处理的。 当时我就指出了此种处理对中国社会所可能带来的长期危害问题。后来在讨论刘涌 案时，我又注意到所谓道德问题可能给社会带来的灾难，并努力促使国民走出道德 的误区。我非常痛惜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就不能痛痛快快地走向法制／治呢？为什么 我们还要饱受那虚无且具有巨大的应人而异的道德之苦呢？ 如果大家还都不健忘的话，大概都能想起两年多前的一件事，在中国的宁夏发 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个花季少女为此丢命，而一个市级官员为此丢官。事件本来 不大，但却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异常的一场争论。在那次的争论中，我老笨牛与老 朋友数学一样，站在了主流舆论的对面，为一个我们并不认识的官员辩护。时过境 迁，当我们今天冷静地坐下来，重新思考两年前的那一交通事件及其围绕着此事件 所发生的思想观点交锋，也许大家可能会更客观一些了。我将自己在那个时期写的 一个帖子转到这里，除了想促使大家重新认真思考各自在那个事件中的立场和观点 外，我更希望这个帖子对当前的公民道德教育产生积极的影响。站在不同立场持有 不同观点的人，自然会对我的这个帖子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了，这是非常正常的， 假如我的每一个帖子都一边倒地受到喝彩或棒喝的话，那就反而不正常了。 以下就是我在强国论坛上早期发表的两个帖子，除了对个别文字作了修订外我 是原封不动从老版中搬过来的，请大家阅读批判。 剥去你的道德遮羞布：从我的老朋友数学的一个旧贴谈起 我那吃饱了没有事儿干的老朋友数学，这两天又跑到ＱＧＬＴ上来气人，这一 次他不仅将自己以前的老对手气个半死，而且连他的追星族群体里的几个重要人物 也气得够呛。话说为了坚持真理数学竟然不惜得罪自己的战友，同我老笨牛站到了 一起，为那被人们骂的狗血喷头的“Ｘ官”辩护，这还得了？於是什么“无耻”啦 ，什么“冷血”啦，什么“不可救药”啦，等等，等等，一股脑儿地全都率给了老 朋友数学。还有人讽刺说我的朋友数学是在过什么律师瘾，有人并且警告数学如此 “胡说八道”“有辱你的名声”。反正我老笨牛是看花眼了，在我花眼的情况下， 数学的形像似乎更明晰了，也更高大了：我原来把数学定位於网络时代ＱＧＬＴ上 的思想启蒙家，如今我更倾向于将其定位於网络时代ＱＧＬＴ上追求和捍卫真理的 旗手。 说实话敢於在舆论一边倒的情况下站出来为那位倒酶的市长说两句公道话是不 容易的，是要一定的勇气的。不仅如此还可能招来“道德卫士”的谩骂甚至亲朋好 友的误解，我老笨牛对此深有体会。这不，我在这坛子里还没有多说什么，就有人 开骂，我家里的亲友写信给我劝我不要逆流而动，据说我的老父亲也大为不快埋怨 我怎么会为那不得人心的坏官说话。这一次，如同上一次为那位在海外让人家赶下 飞机的市长打报不平一样，又是我老笨牛首先站出来为宁夏的王副市长打报不平。 按理说我是个始作俑者，大家要骂，要打，要杀应当先拿我来开刀，我的朋友数学 只不过是在大家的逼迫下迫不得己而勇敢地站出来同老笨牛一道为真理而呐喊的。 看见有人不顾一切的攻击我的老朋友数学，如果我老笨牛还不支声的话就有点太不 够意思了，所以我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了。 在对宁夏王市长事件的定性和分析上，数学与我老笨牛是基本一致的。我不厌 其烦地愿重复我的观点，这是一起交通或意外事故，当时的官员并非无动于衷，但 限於当时的条件而无法救命，这同官员的道德毫无关系。再说了，当时在场的除了 官员外，还有许多应当属於“人民群众”范畴的公民在场。为什么那些属於“人民 群众”范畴的公民也没有去抢救呢？显然是不具备抢救条件的。任何道德都不能也 不该要求一个人，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另一个人的生命，更何况在当时的情况下还 不一定能够用一个人的生命，换回那个小女孩的生命。 现在批评市长的人们，可以毫不费劲的说，要是我当时在场我一定会怎样怎样 ，可惜的是他们当时并没有在场，否则的话现在也许只能与王市长为伍，频频解释 自己当时的行为了。我绝对不相信批评市长者中的任何人的道德，就一定会比那个 市长还高，否则当时在场的那么多人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去抢救呢？对於那些说大话 者的话我是不相信他们的，因为他们无法证实他们的所说，所以他们的说法只能永 远是个假设。 宁夏王副市长事件被大众传播媒体炒的沸沸扬杨，再次反应了ＱＧＬＴ以及其 他媒体政策水平不高，缺乏政治敏锐，将一个本来普普通通的一个交通事故（或意 外事故），传播为政治事件，不仅让国内人民借此大发牢骚，而且让海外敌对势力 加以利用，借以攻击党的领导，丑化党的形像。我老笨牛认为，一般来说媒体传播 的功能重在引导和疏导，而不是任由民意泛滥。当然，民意是很重要的，是要反应 的，但专家和学者的意见也不能不听。在这件事上实际上许多专家和学者都已明确 指出，此事不宜上纲上线，应当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可是我们中间的许多人， 平时也在高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办事，以健全的法制和法治促进中国经 济社会全面发展。但是就是在这么一件具体的事件上却忘记了法律的尊严，忽略了 法律的重要性，将道德提到了第一位。 道德是什么？我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国人，我怀疑许多坚信“以德治腐败”理念 的人德究竟是什么恐怕自己也模糊不清。根据经济人类学中功能学派的观点，德实 际上就是一个群体的主观好恶价值，在人们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反应而已 ，它对人们的个体行为只有软约束或指导功能，不具备强治的执行功能。再说了， 德既不能物化，又不能计量，我们怎能以它衡量什么，从而达到治什么的目标呢？ 在一个法律不公的社会里，只有傻瓜才会去讲什么道德；相反，在法律系统健全的 社会中，道德不用人们去强调，反而公民普遍重视道德。王副市长事件如何处理及 其结果将是中国社会法制／治史上重要的一页。我痛惜一个小女孩因为这个交通事 故而失去生命，我更痛惜举国上下对此交通事件的感情用事，只在什么道德德的层 次上谴责，而没有能够理性地思考，在法律的层次上追究。这就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如果这次真的因为此事而将王副市长罢官，我看数学那小子的“天才”建议将不 得不考虑，悲呼？悲也！ 我们必须改变我们过去的以所谓的道德，来评论他人的恶习，应当一切以法律 为准。只有坚持法律公正，才能保证公民的基本权利。我们更要注意，小心有些腐 败分子会以道德观为坐标，试图淡化业已存在的尖锐的社会问题，即：人民群众与 腐败官员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我老笨牛认为腐败绝对不是什么道德层次上的问题 ，而是法律层次上的问题，党应当意识到并且充分尊重人民群众，对腐败官员要求 严肃地按法律制裁的权利。比如一些高干的所作所为，明明是犯了法，但在实际处 理中，往往却是以党籍（纪）论处，将所谓的道德处理置于法律裁决之上，这当然 是错误的。而王副市长事件，在我老笨牛看来似乎和腐败是沾不上边的，甚至也扯 不到道德方面，因此毫无必要在那里死死纠缠。 我无意为什么人辩护，我只是遗憾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要按那虚无飘渺的 什么道德来治理，难道官员必须献出自己的生命就才算是道德吗？让我看，在那种 情况下，让不会水性的人去冒死救人也是不道德的。民意和舆论对这个事件的围攻 ，绝对不应当看作孤立的事件，它是国民法律意识不足的表现，是民众在道德误区 中的狂躁。同时，透过这个事件也反应了政府目前应变能力极低，这么小的一个事 件都控制不好，弄的举国上下群起而攻，至於吗？难道我们将王市长罢了官就能解 决问题吗？可笑！如果是这样，那么有谁应当对那些没有钱看病而等死的人负责？ 谁又应当对那些因为没有钱，而被大学勒令退学的平民百姓家的孩子负责？如果是 这样全国应该有多少官员被罢官？如此处理王副市长于法有何依据？今天王市长因 为一个意外而丢了官，明天是不是我老笨牛因为大声咳嗽一声，而恰恰我身旁的一 个路人心脏病突发，而恰恰我又无法将他送到医院抢救那人就死了，从而需要我偿 命？ 大家不要以为我在这里开玩笑，我不像我的老朋友数学，吃饱了撑得慌到这里 来要气死什么人，我的时间可以说和你的一样宝贵。我之所以对宁夏副市长事件如 此重视，是因为我看到了某种潜在的危险，我想我的老对头、老朋友数学也一定是 看出了什么问题，才不惜被骂甘愿与我老笨牛，天津豹子，巴仁等，在这ＱＧＬＴ 上名不见径传的小人物为伍，一道为他也不认识的副市长辩护呢？希望大家努力仔 细再思考，中国官方如何处理宁夏副市长事件也关系到你、我、他的未来的命运。 自从有文字记载的人类社会以来，道德从来都是制约平民百姓的，而对当官的来说 ，道德连他自己的屁都不如。因此我愿大声呼喊，我们必须改变以道德来评判他人 的恶习，因为道德是可变的，因人而异的，社会对道德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比如 包二奶的问题，我们普通老白姓肯定认为那不道德，但一些贪官污吏却以有无二奶 来衡量自己的地位，老百姓的道德价值在他们的眼里是分文不值的。试想现在被揪 出来的贪官污吏，哪一个没有二奶、三奶甚至八奶九奶的？普通老百姓连自己的老 婆孩子都养活不了，还哪有精力包二奶？ 所以我们必须加速国家的法律制度建设，在民间我们也要积极行动起来，广泛 树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切行为首先要以法律为准的价值观。当然我并不否定 道德作为一种价值观所存在的必要意义，但无论如何，道德不可以也绝对不能替代 法律，更不用说可以超越法律了。我坚信只有坚持法律公正，才能保证公民的基本 权利。当然我并不否定道德的价值和作用但道德必须要以法律为前提。不知我的老 朋友数学及网上各路大侠们以为然否？ 走出道德的误区－－由社会对刘涌案改判之反应所引发的严肃思考。原本已被 判处死刑的辽宁省黑社会头目刘涌，命大福大造化大，奇迹般的又被辽宁省高级法 院改判为死缓，社会舆论哗然：民间反对声从南到北一浪高过一浪，而官方的一些 机构和舆论机器，也发出了阵阵质疑的声音，以至海外舆论媒体也没有放过这个热 点，也在不断敲响边鼓。在我看来，辽宁省高级法院对刘涌案的改判，不管原来的 动机和期望为何，所产生的实际效果，都远远超越了改判本身的动机和期望，能引 起全国上下从南到北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不能不说是辽宁省高级法院，在客观上对 中国法治／法制建设的贡献。而我老笨牛原本不打算再继续为强国论坛尽义务，但 却也忍不住由社会对刘涌案改判之反应所引发，对当代中国社会问题再次进行严肃 思考。 刘涌案改判的正确与否不是笨牛所能判断的，但对於民众就改判的结果，以及 刘涌雇请的律师所发表的许多看法，我却有着与众不同的分析和判断。目前民众对 此案改判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由於刘涌家出了高价（究竟是否如此我不得而知，权 且当作是吧）请了号称中国刑事辩护天下第一的田某律师，而田某律师为了自己的 经济利益，不遗余力又是开专家论证会，又是运用政治资源和手段，并死抓住检控 方证据来源涉及刑逼之问题，而迫使辽宁省高院改判。在这个问题上，民众普遍地 进入到一个将道德与法律混同的误区，从这个误区又再次进入到另一个误区，这就 是将市场经济机制下人们的行为，特别是律师等经济人的行为准则，就是经济利益 驱使这一本来正当的准则，当作错误来批判。 广大民众从上述两个误区出发，自然会对田某律师极其行为进行讨伐，而这种 讨伐实际上暴露了当代中国社会最大的一个问题，这就是中央政府基於历一宁等汉 奸经济学者，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施政误导，而动用政府的力量在中国强行推进 市场化机制，与中国的广大民众对激进市场化推进过程的不认同，不接受之间的矛 盾，已经激烈化到了极点。假如民众能够普遍接受和认同，中央政府激进的市场化 推进路线方针的话，那么就不会对田某律师的市场行为进行批评指责了。非常可惜 的是，广大民众在谴责田某律师的市场行为时，却从来没有人涉及到这个根本性的 矛盾和问题，所以我老笨牛就不得不站出来说一说了。 从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特点来说，田某律师的行为没有任何可以挑剔的，在 市场经济的体制下，谁有最高的支付能力，谁就可获得最好的法律服务；而田律师 拿了人家支付的高额费用，自然就要兢兢业业全力以赴地为其委托人服务了，为自 己的当事人辩护，寻求最有利的判决是律师的天职，在这个方面大家对田律师的指 责，从市场经济体制的角度看，是毫无道理和依据的。现在的问题关键在於当代的 中国社会，还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有许多社会问 题和矛盾，就还不能完全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本主义社会法则来解决。於是，在 介于市场经济体制与非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时间和空间下，一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顺利占有各种资源者，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就会有选择性地享受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两种制度的好处，而让没有资源者领教两种制度的弊端。 刘涌就是因为曾经靠着与原沈阳市的贪官污吏慕绥新，马向东们的合作，将慕 马等人手中掌握的社会主义资源，同自己手中掌握的资本主义资源相结合，而横行 霸道，积累起数亿资产，并以此为资源为自己开脱罪恶。田某律师其人我不熟悉， 但从目前所披露出来的资料看，这位所谓天下刑事第一辩护律师，充其量也只不过 是一个善於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资源相结合，为自己谋利的世俗法律服务商 而已。开专家论证会也好，运用政治手段也罢，其实都是在运作着社会主义制度下 的资源。而（根据推测，此点有待进一步澄清）给那些个专家们支付高额出场费， 则是对资本主义资源的巧妙运作。如此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两种资源 现实的操作，不能达到目的才叫见了鬼。假如我老笨牛有着这两种资源，我也能顺 利实现自己的所有目标，相信强国论坛的网游都能够如此。 所以，当代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产生的总根源，就是非驴非马又驴又马，一方 面要让人民群众为了实现所谓的市场经济体制，而牺牲一些过去既有的社会主义制 度下所享受到的利益，比如稳定的工作，公费医疗等。而另一方面则要人民群众接 受一些靠着社会主义制度而行资本主义事业的先富们，化公为私，挥霍浪费的事实 ，似乎全中国只有他们最聪明，而别人都是阿斗。刘涌案改判事件从表面上看似乎 是一桩司法审理过程中的量刑轻重问题，而实际上则是当代中国社会总问题和总矛 盾的一个具体体现。假如我们看不清楚这个事件所披露出来的社会总问题和总矛盾 的话，那么我们将会陷入看不到方向和出路的为了改革而改革的伪社会发展的泥坑 中而永远也无出头之日。这就是我由社会对刘涌案改判之反应所引发的对当代中国 社会问题的一点严肃思考，但愿对大家有所启发。 最后，我欢迎大家对我的帖子提出批评，补充。要知道这抛玉引砖是我老笨牛 的一贯作风嘛！谢谢大家。 ※※※※※※※※※※※※※※※※※※※※※※※※※※※※※※※※※※ 【史海钩沉】 目录 中国政治学的开拓者－－张慰慈 －智效民－ 本文就从李慎之的一句话说起吧。李慎之说：１９８５年秋，上海复旦大学召 开全国第一次中美关系讨论会。李慎之到会讲话，当时他已是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负责社科院的国际片所和外事。会议期间的一个晚上，根据事先约定，我到他的住 所拜访他，与以前一样，他控制了整个谈话，与我大谈特谈中国政治学的问题与前 景。当时他担任中国政治学学会的副会长，称中国政治学学会的章程极为民主，但 却没有可操作性。他甚至认为当时红极一时的政治学所所长严家其其实并不懂政治 学，但中国没有政治学家，只好勉为其难……（见《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爱国者－ －追记李慎之先生》，及《世纪中国》等数篇文章，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ｃ ．ｏｒｇ．ｃｎ／，上网日期 ２００３年０４月２３日）。 李慎之的话是有道理的。早在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的时候，为了学习苏联教育 体制，我国大学的政治学系几乎全被取消，从此政治学在中国再也不能作为一门独 立的学科而存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因为没有政治学家，中国的体制改革只 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孰不知这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没有两样。 然而，中国并不是从来就没有政治学家。北京大学赵宝煦教授在《中国政治学 百年历程》中指出：早在１９０３年，京师大学堂的课程共分八科，其中就包括“ 政治科”。这是中国在大学中开设的第一门政治学课。随后，陆续兴办的复旦大学 、南开大学、清华大学都相继成立政治学系。到了１９４８年，全国一百多所大学 中已经有四十余所设立政治学系。在这些政治学系教书的著名教授有张慰慈、高一 涵、钱端升、张忠绂、浦薛风、张奚若、张汇文、萧公权、蒋廷黻、周鲠生、李亚 农、萨孟武、邓初民、楼邦彦、吴恩裕、王铁崖等人。赵先生还说：既然要开政治 学课，就需要政治学教材。中国第一本政治学教材是一位德国教授的讲演录（翻译 本），出版时间大约是在１８９８年戊戌变法前后。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现代教育 发展迅速，知识界对政治学的研究日益重视，由国内学者编着的政治学教材相继问 世。这个时期出版的政治学专著，比较著名的有张慰慈的《政治学大纲》、高一涵 的《政治学纲要》、邓初民的《新政治学大纲》、钱端升的《中国政府》、萧公权 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和浦薛风的《西洋近代政治思潮》。其中张慰慈的《政治学 大纲》在介绍西方主要政治学说方面颇有影响，高一涵的《政治学纲要》对中国政 治制度论述甚详，邓初民的《新政治学大纲》是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政治 学问题的著作。（参见《东南学术》２０００年第２期） 赵宝煦教授在学术界颇有影响，是中国政治学学会的顾问。他在文章中多次把 张慰慈及其著作列在首位，说明张慰慈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先驱者，在政治学领域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除了个别文章偶然提到外，多年来学 术界对他了解很少，也没有给他应有的地位。比如在大陆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 》（政治学卷）中，有张友渔和张奚若，却没有张慰慈。在台湾出版的《中华百科 全书》中，也没有张慰慈。这对於一位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先驱者来说，是很不公平 的。 不过，在陈玉堂编纂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和高增德主编的《中国 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中，对张慰慈还是有所介绍的。前者偏重于个人经历，后 者侧重于学术著述，综合起来可以得到以下一些情况：张慰慈（１８９０，一作１ ８９２）江苏吴江人。字祖训，慰慈（亦作笔名，见“五四”时《每周评论》，有 《俄国的新宪法》、《女子解放与家庭改组》等，后见抗战间《中原》等），亦署 慰（见《向导》８１，题《辱国殃民之辛丑条约》）。早年留学美国，哲学博士。 曾任北京大学、法政大学、上海东吴大学法律学院、中国公学政治学教授，安徽大 学图书馆长等职。…（据《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后任南京中国政治学 会干事。其主要著作：《英国选举制度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３年）、《市政制 度》（东亚图书馆１９２５年）、《政治学大纲》（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０年）、《 政治制度说》（神州国光社１９３０年）、《政治概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４年 ）、《政治学》（同上１９３２年）、《宪法》（同上１９３３年）等。其译着有 《现代民治政体》（同上１９３１年）、《妇女论》（神州国光社１９３０年）等 。（据《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可惜这两部辞典都没有涉及张慰慈晚年的 情况，这就使读者无法对他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印象。 重新出版的一本译着 我注意到张慰慈这个人，是在十几年以前阅读胡适的时候。后来一直留意与他 有关的资料，却收效不大。最近在书店看到一套张慰慈等人翻译的《现代民治政体 》（上下册），真是如获至宝。书买回来以后，我从《编者后记》中看到，编者对 张慰慈的“高手妙译”评价很高，认为这本书虽然是数十年前的译着，但现在看来 依然生动典雅，精美传神。遗憾的是，书中对张慰慈没有任何介绍。我冒昧向该书 责任编辑崔文辉先生咨询，他告诉我，这本书是北京大学一位著名教授推荐的，至 於张慰慈的情况，他们并不清楚。为了进一步寻找线索，我向长于收集资料的几位 朋友打听，他们对张慰慈也不大了解；我向远在上海的程朝富（笔名程巢父）先生 请教，他给张慰慈家乡的有关部门去信，对方回信说他们不知道这个人的情况。江 苏吴江是一个人文荟萃的地方，这个回答实在让人失望。我注意到，在《中国近现 代人物名号大辞典》中，还有个张慰祖（１８７３－１９２１）也是吴江人，在申 报馆１９２２年出版的《最近之五十年》中，也有个水利学家名叫张慰西，不知道 他们与张慰慈有没有关系。 《现代民治政体》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政治学著作。作者詹姆斯·布赖斯以《神 圣罗马帝国史》和《美国平民政治》等著作享誉世界，是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和政 治活动家。该书根据作者多年的从政经验和考察经历，对法国、瑞士、加拿大、美 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民主政体进行了深入分析，对民主体制的内涵、趋势 和优劣作了全面论述，因此有人说这本书为现代民主政体提供了最有力的辩护。值 得注意的是，这虽然是８０多年以前写的一本的专著，但至今仍然能给我们许多深 刻的启示。 比如作者给现代民治政体下的定义是：“用投票表示主权意志的全民统治”（ 《现代民治政体 原序》，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李慎之说，当年中国 政治学学会的章程很民主，就是没有操作性，问题恐怕就出在投票上。当然，仅仅 是投票也不能保证实现民主，所以书中还讨论了舆论和投票的关系。作者认为：“ ……投票是否能发生功用，全靠它前面是否有一个成熟的舆论作先驱。那些造就舆 论的各种讨论，能够援助爱真理的公民，使他们投一张有意识的票。”此外，在投 票结束或“没有选举的时候，舆论能够阻止党见的冲突，防限政治领袖之卤莽的行 为，并且可以节制政党政府的滥用职权。”（同上，第１６０页）这就是政治民主 与言论自由密不可分的原因所在。又如作者在谈到现代民治政体的普适性时，是这 样说的：第一，政治学研究的成果具有普世价值，那种以文化传统、国民素质、社 会结构、历史背景、地域特色……为借口，拒绝融入人类主流文明的说法，是完全 错误的。第二，政治学研究的目的，是想帮助人们选择一种比较好的制度，这种制 度不仅有利於世界和平，更有利於本国社会的稳定。第三，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 好，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变坏，建立一种好的制度，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个人命运 的大事。再如作者在谈到为什么要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时，也明确指出：第一，由於 人类有相似的感情欲望、相似的思想程序和相似的发展经历，所以政治学才有可能 成为一门科学，专门研究人类“共同的天性”。第二，要想从政治现象中获得真正 的、确切的、直接的知识，最好的方法是置身于实际政治，或者用观察到的事实去 研究历史，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第三，由於自然环境、文化传统和历史发展等原 因，政治学研究最容易被偏见所束缚、被党派所支配，或者从不完全的事实中得出 完全错误的结论。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不仅能避免这些错误，还可以把各国的特 色去掉，在权衡各种制度的基础上，发现哪一种制度能够取得最大成就。这些思想 和论述，对於我们理解民治政体的内涵及其操作性、对於我们认识中国政治体制改 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张慰慈在政治学领域的贡献很大，仅 仅从这部译着中，就可以看出他敏锐的政治眼光、深厚的学术功力和强烈的问题意 识。可见张慰慈被遗忘，不仅对他个人很不公平，对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和政治体 制的改革，也是很大的损失。因此，挖掘张慰慈的学术思想，寻找他的人生足迹， 了解他和时代的冲突，总结他的经验教训，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与胡适的友谊 作为最要好的朋友，张慰慈和胡适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少年时代。胡适说，大约 是１９０５年前后，他们就在上海澄衷学堂一起读书。胡进入中国公学以后，张好 像是进了复旦公学（复旦大学的前身）。这一点，可以从胡适在庚戊（１９１０） 正月十五所记的日记中看出：“慰慈自苏来，昨日已移入复旦，今日见访。”（《 胡适的日记》第１３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胡适到美国留学后，张慰慈给他 寄过一部《马氏文通》。这部书让胡适大叹作者“用功之勤”，对他产生很大的激 励作用（《胡适留学日记》〔一〕，第四一页，台湾远流版）。大约在１９１２年 ，张慰慈也到美国留学，五年后两人一起学成回国。胡适在《归国记》中说，他是 民国六年６月９日离开纽约、于２０日到达文苦瓦（温哥华）的。在此之前，他们 曾约好在那里会面，“慰慈先二日到，今晨迎我于车站。同居于一旅馆。慰慈为澄 衷同学，五年前来美，今在埃阿瓦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ｏｗａ ）得博士学位。”他还说：“吾七年前去国时，在上海旅馆中与慰慈及仲诚为别， 今仲诚死已数年，与慰慈话旧，不胜今昔之感矣。”（《胡适留学日记》〔四〕， 第二四七页）回国途中，轮船路过日本，他们本来不计划游东京了，但由於澄衷老 同学郭虞裳、俞颂华热情邀请，还是去了一趟。 回国后，张慰慈也进入北京大学任教，并成为《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一 位重要的撰稿人。他在《新青年》发表的文章有：《美国城市自治的约章制度》、 《美国委员式的和经理式的城市政府》、《美国劳动运动及组织》、《俄罗斯苏维 埃政府》（译文）、《最近德国政治变迁》等。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文章有： 《俄国的土地法》、《俄国的婚姻制度》、《俄国遗产制度之废止》、《女子解放 与家庭改组》等。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张慰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城市制度、国 际政治和妇女问题。其中译自美国学者的那篇《俄罗斯苏维埃政府》，曾引起广泛 的注意。 作为同学和同事，张慰慈和胡适的交往十分密切。１９１８年月１１月下旬， 胡适因母亲去世回家奔丧，高一涵给胡适去信，除了罗列“送一幅摹本缎的帐子” 的十个学生之外，还告诉他：“慰慈前礼拜已寄一百元到源记”（《胡适来往书信 选》上册，第２２至２３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１９８３年版）。鲁迅在１９１４ 年３月２１日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得经子渊母讣，赙二元。”（《鲁迅全集》 第１４卷，第１０５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经子渊（名亨颐）与鲁迅 是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同窗好友，据说他的绰号“经亨头”还是鲁迅给起的，可见 当时办丧事时，亲朋好友送的礼金（旧称“赙仪”）也就是两元左右。如果这１０ ０元是张慰慈的赙仪，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１９１９年初夏，不知什么原因，胡适在张慰慈的扇子上写下这样的话：“爱 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这本来是一件小事，但陈独秀看 到后又加了一句“我看不但爱情如此，爱国爱公理也都如此”，作为随感录发表在 《每周评论》上。几天后陈独秀突然被捕，胡适作《爱情与痛苦》的小诗及后序， 既声援了陈独秀，也表达了自己的心情。 同年１０月，胡适陪杜威夫妇坐火车到山西讲学。抵达太原后，他马上就给张 慰慈和高一涵、章洛声去信，谈了沿途的见闻和他对山西的初步印象。作为一个山 西人，我对这封信比较注意。胡适说：“山西人生计很困难，养成了节俭的习惯， 故在火车上不肯吃车上的饭。正太路初成时，车上本有饭，后来因为没有人吃，赔 累太多，故停止了。近年南人渐多，仍旧弄不到饭吃（自七时至下午五时），很觉 不便。”这是一则很有意思的社会史资料。相比之下，胡适一行“带得有面包、黄 油、水果等，吃得很畅快。”（《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７１页） 胡适还说：“山西大患在一贫字。”阎锡山推行新政不能用外地人，“故很有 狭陋的现象”。到了太原后，他对街头见闻也有褒贬：第一，他看到街上到处是穿 蓝衣服的学生，认为这种气象很好，因为“白衣最不耐污，穿白衣是不做粗事的‘ 绅士架子’－－是游民的招牌”。第二，他对街上到处贴着标语非常反感，认为“ 这种‘圣谕广训’式的道德教育是不会有良好的效果的。”（同上，第７１至７２ 页）众所周知，胡适与李大钊在讨论“问题与主义”时，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他 说，主义变为抽象名词以后，就成了愚人的说教，骗人的口号。这是他为什么要主 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真正原因。 两次签名活动 为了发挥自由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的影响，张慰慈在五四运动以后，与胡适一 道参加过两次重要的签名活动。第一次是《争自由的宣言》，发表于１９２０年７ 月。在这份宣言上签名的共有七人，除了胡适和张祖训（慰慈）以外，还有蒋梦麟 、陶履恭（孟和）、王征、李大钊、高一涵。宣言发表后，《东方杂志》在转载的 同时还刊登署名文章，认为几位北京教授所争的言论自由是自由之本。开放言论机 关，既可以“使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又“于国民运动必有裨益”（《东方杂志》 第十七卷第十六号）。如今这份宣言已经很难看到，就连刘军宁主编的《北大传统 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也未收录，因此我想在这里介绍一下。 宣言一开头就说：“我们本来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 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自辛亥革命直到现在，已经有九个年头。这九年在假共和政 治之下，经验了种种不自由的痛苦；便是政局变迁，这党把那党赶掉，然全国不自 由的痛苦仍同从前一样。政治逼迫我们到这样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起一 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发动，断不会有真共和实现。但是如果想使政 治由人民发动，不得不先有养成国人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空气。我们相信人类 自由的历史，没有一国不是人民费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换来的。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 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这几年军阀政党胆敢这样横行，便是国民缺乏自 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表现。我们现在认定，有几种基本的最小限度的自由， 是人民和社会生存的命脉，故把他郑重提出，请我全国同胞起来力争……”（同上 ，标点为引者所加）。 接下来，宣言从消极和积极两方面提出争自由的具体目标。消极方面包括：一 、废除治安警察条例，把结社集会和游行示威的自由还给人民；二、废除出版法， 把发行、印刷、出版的自由还给人民；三、废除报纸条例，把发表言论的自由还给 人民；四、废除印刷业条例，把印刷营业的自由还给人民；五、废除预戒条例，把 居住、迁移、就业的自由还给人民；六、废除戒严令中的有关条款，使上述自由不 得由行政官员随意处置。积极方面包括：一、不得在宪法之外另立法律，限制公民 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通信的自由；二、确立《人身保护法》，使行政机关和 警察机关不经法庭审判，不得擅自拘留或惩罚每一个公民；三、组织“选举监督团 ”，杜绝选举中的舞弊现象。 以上各项，都是现代社会的必备条件。以积极方面的第一条为例，如今一谈到 “以法治国”，就以为各种各样的法律多多益善，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 许多人并不知道，所谓新闻法、出版法，不仅是限制言论自由的，也是违背宪法的 。因此该宣言呼吁：为了保障公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通信等自由，“不得 在宪法之外另立法律”。这一点非常重要。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曾为此 作过不屈不挠的斗争。直到１９４８年，国民党当局根据出版法查封《新民报》以 后，王芸生还在《大公报》撰文说：“……言论与发表的自由，是人民的基本权利 之一，宪法例有保障的规定。出版法的立意，乃在限制言论与发表的自由，这与保 障民权的精神是不合的。”所以他大声疾呼：“我们要求废止与宪法抵触的出版法 ，给新闻界以言论出版的自由”。（《１９４９年以前的大公报》第２０９至２１ ０页，山东画报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可惜自从共和国成立以后，这种声音就再也 没有出现；到如今，恐怕连懂得这个道理的人也很少了。 至於积极方面的第二条，则让人联想到骇人听闻的孙志刚被害案。一个大学生 ，仅仅是因为没有暂住证，就被警察收容并活活打死，真是旷古未闻的冤案。近年 来，仅广州一地就不断发生这类恶性事件。比如一个打工妹被收容站无理拘留后， 不但钱物遭洗劫，而且多次被强奸……，这说明“确立《人身保护法》，使行政机 关和警察机关不经法庭审判，不得擅自拘留或惩罚每一个公民”有多么重要。与此 同时，人们也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胡适和张慰慈等人在８０多年前提 出的问题，如今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 张慰慈参加的第二次签名是１９２２年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这份宣言 是胡适起草的。草稿完成后，胡适曾召集大家在蔡元培家开会，并在日记中详细纪 录了签名经过。这一次签名的一共有１６个人。从胡适日记看，张慰慈好像并没有 到会，却也签了名，恐怕与他们之间的密切来往有关。与前一个宣言相比，这个宣 言比较低调，比如他们提出的政治改革目标，是建立一个好政府，以便向国内的恶 势力作战。好政府的涵义有两点：一是充分运用政治机关为全社会谋福利，二是充 分容纳个人自由，爱护个性发展。政治改革的基本要求是：必须有一个宪政的政府 、公开的政府和有计划的政治。这些意见，充分表现了自由知识分子对国家和民族 的负责态度。 两本学术专著 五四运动以后，《新青年》在办刊方向上发生分歧，张慰慈是胡适的主要支持 者之一。在此期间，胡适与陈独秀有些书信往来，也要经张慰慈过目。《新青年》 分裂后，年过而立的张慰慈在学术上有非凡的表现。从《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 典》可以看出，在大约十多年间，他一共出版十来部专著和译着，其中由胡适作序 的至少有两部。 一部是民国十二年（１９２３）出版的《政治概论》。这本书原来是为高中生 写的一本教科书。据胡适介绍，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作者没有在书中堆砌大量术语 ，引述新奇学说，而是以一种“平易恳切”的态度和风格，把政治科学的概念、政 治制度的历史当作普通常识，向读者讲述。因此胡适称赞书中“处处注重政治生活 的训练和政治制度的意义”，是普通公民应该阅读的一部很好的政治学教材。我想 ，这本书如果能够再版，不仅可以为我们补上这一课，还可以让大家领略一下当年 的学术风范。像胡适和张慰慈这样的人，总能把高深的理论变成常识，使学术研究 与思想启蒙结合起来；而如今的一些专家学者，却往往缺乏这种理念、这种本领。 在这篇序言中，胡适还用了大量篇幅与作者商榷。现在为人作序，大多是只说 好话，最后象征性地提点不足之处。但胡适不是这样。他针对张慰慈所谓“民治或 共和制度决没有单独制造出公民的能力，就是在那几个人民自治权力最大的国家中 ，政治上的弊病也不能完全免去”等说法，列举大量事实，提出不同意见： －－我们不能使人人向善，但制度的改善却能使人不敢作恶。 －－如果把间接选举改为直接选举，少数奸人就不会当选了。 －－从民治国家的经验来看，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制度是训练良好公民的重要 工具。 －－要造成良好的公民，只有两条路：第一要给他一个实习做公民的机会，就 是实行民治的制度；第二要减少他为恶的机会，使他不敢轻易犯法。（引自《政治 概论》序，《胡适作品集》９，台湾远流版） 由此可见，在建立现代民主制度方面，许多认识上的问题在当时就已经解决了 。现在有人又老调重弹，以国民素质低下和中国社会特色为理由，拒绝融入世界政 治文明的主流之中，这究竟是无知还是故意，需要认真对待，并进一步研究。 胡适为之作序的另一部书是民国十四年（１９２５）出版的《市政制度》。在 美国读书时，张慰慈博士论文的题目是《美国市政之委员制与经理制的历史与分析 》。《市政制度》可能是在此基础上写成的。胡适说：该书一个特别的长处，是“ 不偏重制度的介绍，而兼顾到制度背后的理论与历史”。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 单介绍外国的制度，而不懂得这些制度的意义，是没有益处的。制度的意义不全在 理论的如何完美，而在它的历史的背景，－－在它的如何产生。”（胡适精品集： 《人生有何意义》第３８０页，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在这篇序言中，胡适还介绍了张慰慈的一个观点：“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一步是 从乡村的生活变化到城市的生活”，因此能不能建设好、管理好一个城市，是衡量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没有能力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依据。基於这一判断，胡适认为 中国虽然已经拥有上海、广州、武汉、天津等大城市，但是中国人并没有摆脱农村 生活习惯，因此还不具备建设管理城市的能力。他希望张慰慈的这本书能够引起国 民的注意，并指出：“我们若不能彻底抛弃乡下人与乡村绅士的习惯，中国决不会 有良好的市政。”（同上，第３８１至３８３页）这些说法让人联想到ＳＡＲＳ的 肆虐。近年来广东的许多小城镇发展很快，过去几万人的小县城，现在成了上百万 甚至几百万人的大都市。在这些城市中，既有流光溢彩的摩天大楼，又有人畜共处 的农家小院；既有现代化的购物中心，又有贩卖鸡鸭鱼虾和野生动物的农贸市场； 既有迅速富裕起来的城市居民，又有落后的生活习惯和常见的卫生问题……。更重 要的是，这里既有灵活的市场经济体制，又有僵化的市政管理模式，这种混杂状况 为ＳＡＲＳ的产生和流行提供了可能。有人说ＳＡＲＡ的爆发，是一个古老农业文 明与２１世纪科技共存的故事，也是一个为了掩盖真相而引发的事故，真是恰如其 分。 话说回来，胡适在１９２２年创办《努力周报》时，张慰慈是努力社的主要成 员之一。该报维持了一年半左右，张慰慈在上面发表的文章有：《制宪问题》、《 市政问题》（连载）、《多元的主权论》、《从英国最近的政党状况上说明这次内 阁改组的原因》、《什么叫近东问题》、《德国的经济议会》（连载）、《欧洲的 新国家》（连载）、《普鲁士的新宪法》、《德国的赔款账》、《罗尔问题》、《 新旧国家立法部与行政部关系的比较》、《政治改革的目标》、《革命和政治改革 》（连载）、《城市在文化史上所占的地位》（连载）等。其中《市政问题》和《 城市在文化史上所占的地位》，可能与《市政制度》一书有关。从文章中不难看出 ，张慰慈在城市问题上的研究水平，恐怕至今都无人能够企及，这也是当今学界的 悲哀之一。 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妨以《市政问题》为例。在这篇文章中，张慰慈阐述了两 个观点：一是城市与中央的关系，二是城市政府的组织结构。关于前者，他说现代 城市与中央政府应该是一种自治的关系。所谓自治，并不是要脱离中央政府的管辖 去搞独立，而是在中央政府规定的范围内，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事务。至於后者 ，他认为市政府是具体管理本市市政的，中央政府是制定政策协调各地均衡发展的 ，二者在功能和职责上有很大不同，因此城市政府不应该照搬中央政府的模式。也 就是说，千万不要以为中央政府有什么机构，市政府就应该有什么机构。他还以美 国历史为例，提出城市政府的三个重要原则：“职权必须集中，责任必须确定，民 选的官吏万不可过多。”（《努力周报》第１２期）张慰慈的这些观点，对於开拓 我们的思路，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既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又有现实的指导意 义。 在张慰慈的倡导下，中国政治学界很早就把市政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并在大学 里设立市政专业。据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的《复旦大学志》记载，复旦大 学政治学系在１９２７年就成立了市政组，到１９２９年成立市政学系，其主要课 程有：市政学大纲、美国市政组织、欧洲市政组织、中国市政沿革、中国地方政制 、以及市公安、市教育和市卫生等等。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该校市政系才被迫停 办。 另外，在第１９期发表的《多元主权论》中，张慰慈分析了一元主权论的特徵 ，指出这种理论“把国家抬高起来，把法律看做人民公共的意志，把主权当作国家 的政治基础”，是要以“人民”的名义实现独裁统治。为此，他介绍了拉斯基等人 的多元主权论，阐明这种学说的目的，是为了极力提倡各种团体的权利使之不受国 家侵犯，也是为了建立一种各行各业都有自治权的分权的政治制度。在此之前，张 慰慈还在其他文章中介绍过拉斯基的观点，他大概是国内最早研究拉斯基的学者之 一。 两次笔墨之争 《努力周报》停刊后，张慰慈在１９２５年曾为《晨报副刊》写过几篇文章。 当时《晨报副刊》刚刚改版，由徐志摩主持。张慰慈是徐志摩的好友，据说徐志摩 去世后，他是护送其灵柩回乡安葬的少数朋友之一。徐志摩主持《晨报副刊》时， 张慰慈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他翻译的叔本华的《妇女论》。为了阅读方便，以免引 起误会，徐志摩在发表该文时，还写了一篇介绍文章。徐志摩说：叔本华对女性的 观察，虽然并不完全正确，但他骂的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妇女。当时欧洲妇女在男性 社会的压迫下，往往是“不负责任，没有公德心，孩子气，欺骗，作伪，见识浅薄 ，奢华，琐碎，虚荣心，嫉妒”的。但是随着社会进步，欧洲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了 很大提高，这就使她们能够抛弃各种陋习，拥有人格尊严，并在学识和事业上做出 自己的贡献。 徐志摩还说：文章发表前，张慰慈曾“警告缺少幽默的读者不必冒生气的险” ；文章见报后，他也“盼望我们的男女读者们都有某种程度的幽默”，最好将北京 妇女与叔本华骂过的欧洲妇女比较一下，看看她们的过去是不是我们的现在，她们 已经抛弃的缺陷是不是还被我们摹仿，她们已经获得的权力、成绩和报酬，在我们 这里是不是还很遥远的事（《晨报副刊》第一二八九号，民国十四年十月十四日） 。尽管张、徐二人用心良苦，但文章发表后还是受到太太们的攻击。为此，张慰慈 又根据蔼理斯的观点写了《论妇女的智力》，并在文章附记中再次作了解释。他说 ：我翻译那篇东西，原想让太太们看看骂得痛快不痛快，但是她们却不仅骂作者， 而且连我也骂了。为此我觉得很荣耀，“可惜她们骂我的话都是口头的，并没有写 出来给大家看，这倒是一种遗憾。”（《晨报副刊》第一四０三号，民国十四年十 一月二十五日） 张慰慈的“遗憾”很快被否定。１９２６年初，鲁迅在《猛进》周刊发表文章 ，含沙射影地将张慰慈“骂”了一顿。他说：“叔本华先生以厌世名一时，近来中 国的绅士们却独独赏识了他的《妇女论》。的确，他的骂女人虽然还合绅士们的脾 胃，但别的话却实在很有些和我们不相宜的。”（《华盖集 碎话》，见《鲁迅全 集》第三卷，第１６１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除此之外，该文还嘲讽 了胡适、陈源等人。这个小小的笔墨官司虽然没有酿成正面文字的冲突，但其中的 是非和双方的气度却不言而喻。 徐志摩主持《晨报副刊》时，还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就是组织“仇俄友俄 ”大讨论。参加这次讨论的大多是学界名流，前后发表文章数十篇，是“问题与主 义”和“科学与玄学”之争以后，中国思想界又一次重要的思想交锋。由於这次讨 论是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讨论的主题为“苏俄究竟是我们 的朋友还是我们的敌人”，而且大家都能够毫无顾虑地畅所欲言，所以它对於我们 重新评估苏俄对中国人民的影响、进一步总结数十年来中国历史的惨痛教训，具有 很重要的作用。 在这次讨论中，对阵的主将是左派学者陈启修和自由派学者张奚若。张慰慈只 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阿玛那－－一个试验共产制度的社会》，另一篇是《我也 来谈谈苏俄》。前者介绍了作者几年前在美国中部参观的一个共产公社。该公社名 叫阿玛那，是意大利后裔办的。张慰慈发现，那里的人不愿意和外界接触，也不愿 意让世人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他们只晓得过他们孤独的共产生活， 他们决不肯像俄国共产党那样去宣传他们的政策和制度。”此外，他们的政治制度 也不是“那种极端的民治主义”，而是类似于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晨报副刊》 第一二九八号，民国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这些介绍，对於进一步了解空想社会 主义与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区别，很有帮助。第二篇文章谈了作者对苏俄问题的看法 。张慰慈说，苏俄对中国的影响可以分为外交和内政两个方面。在外交方面，尽管 苏俄外长于民国九年（１９２０）照会中国政府，表示要退还庚子赔款，取消俄国 商人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放弃沙俄在中国的一切权利，并声明在中国人民抵抗帝国 主义侵略的时候愿意提供武力援助，但这一切不过是表面文章而已。事实上，中国 的广东“已经在苏俄的势力之下，差不多可以算是赤化了”；如果北方也被控制， 中国就会被它同化。遗憾的是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并不在意，现在虽然注意了，但 是大家在讨论“仇俄友俄”的时候，还是表现出重理想不重事实、重外交不重内政 等毛病。所以他认为，苏俄的存在不是一个仇友问题，也不是一个学理问题，而是 一个事实问题。在这篇文章中，张慰慈还用大量篇幅谈了苏俄为什么要实行新经济 政策，以及这种政策的实质等问题。８０多年以后再读这篇文章，处处可以看出作 者的真知灼见。 除了这两篇文章以外，张慰慈还翻译了开痕司（凯恩斯）的《论苏俄》。这是 一篇分三期连载的文章。文章对列宁主义既是一种宗教信仰又是一种经济制度进行 了深刻剖析，这对於人们认识苏俄的本质也有很大帮助。 １９２６年下半年，胡适取道西伯利亚赴英国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议，在途经 莫斯科时给张慰慈写过几封非常重要的信。胡适在第一封信中说，如果我们要谈政 治、干政治，“决不可没有一点理想主义”。胡适在第二封信中说，到了莫斯科以 后，他看到“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的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 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 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了。 他还说，苏联虽然实行独裁统治，但是从它的教育政策和教育统计来看，真是令人 惊叹。胡适在第三封信中又说：“去年许多朋友要我加入‘反赤化’讨论，我所以 迟疑甚久，始终不加入者，根本上只因我的实验主义不容我否认这种政治试验的正 当，更不容我以耳为目，附和传统的见解与狭窄的成见。……至於这个大试验的成 绩如何，这个问题须有事实上的答案，决不可随便信任感情与成见”（《胡适书信 集》上，第３７８至３８０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在此期间，胡适还给徐志摩写过两封长信，进一步讨论了以下问题：一、苏俄 制度在学理上有没有充分的根据？二、这个制度在事实上有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三 、这个制度在实践的方法上对不对？四、要实现这种制度，有没有较为平和、较少 牺牲的路径？ 胡适在日记中说，到了莫斯科以后，他遇到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梅里姆博士 和苏俄外交委员会委员Ｔ·罗森斯坦先生，参观了革命博物馆和第一监狱，会见了 蔡和森和刘伯坚等人。这些活动对他影响很大，他甚至想放弃“二十年不干政治” 的誓言，亲自出面组织一个政党－－自由党，在“充分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但不 以阶级斗争为手段”的基础上，从事改革内政的活动（《胡适日记全编》，第２３ ９页，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从这些记录中可见看到，那种走马观花式 的参观访问，对胡适的影响有多大。 离开莫斯科以后，胡适到了巴黎，曾与傅斯年去一家名叫万花楼的中国餐馆吃 饭。进门之前，里面有人散发传单，说他是孙传芳的走狗。这可能与胡适的好友丁 文江被孙传芳委任为淞沪商埠总办有关。胡适将传单寄给张慰慈，张在不可思议的 同时，也为胡适的安全而担心。他回信说：“巴黎与柏林的学生本来是最胡闹的， 走狗这名称怎样会加到你头上，这真是莫明其妙的笑话。……不过无论如何，你得 要非常小心才好，这般捣乱份子是无理可讲的，吃了他们眼前的亏，实在犯不着。 最好巴黎、柏林地方少住为是。”（《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４０６页） 在巴黎逗留多日后，胡适到了英国，在那里他与罗素讨论了苏俄独裁制度是否 适于中国等问题。当时罗素持肯定态度，胡适虽然表示“我们爱自由的人……有点 受不了”，但他还是承认：罗氏“也有道理，未可全认为不忠恕。”（《胡适日记 全编》４，第３９４页） １９２７年年初，胡适从英国来到美国。当他看到阔别十年的美国已经发生天 翻地覆的变化、其中最大的进步是汽车的普及之后，才抛弃一路上的糊涂看法。据 报载，当时美国已经拥有汽车２２３３万辆，占世界总数的８１％，平均五人就有 一辆。有一次，胡适路过费城附近的一个工地，看到那里停着上百辆汽车。他以为 是举行汽车比赛，没想到都是工人自己的私车。这使他非常惊讶。在铁的事实面前 他才重新看到自由民主的力量。他相信，如果没有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美国是不 会取得如此成就的。与此同时，他还注意到美国社会在资本制裁、教育普及、劳工 待遇、税收政策和人民幸福等方面都有一套健全的机制和完善的制度，他感到这确 实“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据说李大钊在被捕之前曾托人给胡适捎信，劝 他不要往西，更不要到美国去。胡适说，那些不愿意去美国看一看的人很可能是害 怕动摇他们的信仰和学说，这自欺欺人的作法也是一种迷信。（《漫游的感想》， 见《胡适作品集》第１１卷，台湾远流版） 与胡适友谊的发展 １９２７年８月，张慰慈在《现代评论》发表《萨各与樊才第的案件》。从胡 适为该文所写的《附记》中，我们可以看出张慰慈介绍这个案件的用意所在。胡适 说：“慰慈的这篇文章是八月二十二日以前做的，那时萨各与樊才第的死耗还不曾 传到这边。现在现代评论的记者要慰慈加一个跋尾，补记他们的结局。不幸慰慈有 点病，不能作文字，他托我补作几句。……这案子引起了全世界的抗议，我们中国 人却只有低头思索，不能加入这抗议的喊声。我们不配讥弹美国，人家为了两个工 人的生死闹了七年之久，审判与复查不知经过了若干次，然而至今还有许多人替死 者喊冤，鸣不平。我们生在号称‘民国’的国家里，两条生命算得什么东西！杀人 多的便是豪杰，便是圣贤，便是‘真天人’。我们记叙萨樊的案子，真是忍不住要 低头流愧汗了。”（《现代评论》第六卷，第一四三期） 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多次文字合作。比如１９２２年是《申报》创刊５０周年 ，作为一种纪念活动，该报以《最近之五十年》为题，邀请著名学者从不同角度介 绍这５０年来中国和世界的进步。当时胡适写了《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和《五十 年来中国之文学》。也许是忙不过来吧，胡适请张慰慈和高一涵完成前一篇文章的 政治哲学部分。张在文章中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国外政治哲学的流派、变迁与分歧， 完全符合编者提出的“得其至精，可以窥专科；得其大概，可以充常识”的要求（ 《最近之五十年·致读者》，上海书店１９８７年影印版）。 步入中年后，胡适与张慰慈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胡适的日记中，有关张 慰慈的记载很多。比如１９２８年６月１４日，胡适还在上海中国公学担任校长时 ，曾在日记中说：“与孟和、慰慈同吃饭，谈了许多时候。”（《胡适日记全编》 ５，第１５２页）又如１９３０年８月２７日，已经离开上海回到北大执教的胡适 在日记中写道：“慰慈说我的《哲学史》中《淮南》一章的政治思想一节，颇有把 近世思想读进古书去的毛病。我细想去，此一节确有此病。”（同上，第７６７页 ）从这些记录中，可以看出两人的交友之道和他们亲如手足的友谊。据日本学者桥 川时雄介绍，除了在大学执教外，张慰慈还担任过财政部秘书、沪宁沪杭甬铁路管 理局运输课副课长、北宁铁路管理局总务处长、铁道部参事和南京中国政治学会干 事等职务（参见《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张慰慈条”，中华法令编印馆民国二十 九年版）。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张慰慈弃学从政应该是１９３１年以后的事。 当时，张慰慈好像把家安在上海，大部分时间在南京等地做事。 正因为如此，胡适每到南京、上海，都要和他见面。１９３１年１月，胡适赴 上海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会议，于１７日“到任光家中吃 饭，慰慈夫妇在座。”（《胡适日记全编》６，第２９页）两天后，“慰慈来，同 饭。”（同上，第３４页）又过了三天，胡适到徐志摩家看望陆小曼，到老朋友徐 新六家打牌，“有慰慈、潘、王，诸家夫妇”作陪（同上，第３８页）。那一年， 蒋梦麟担任北大校长，胡适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８月５日，胡适出席“北 大中基会合作研究特款顾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新增设的“研究教授”人选 。研究教授月薪４００元，由北大和中基会拨款共同支付，是胡适等人挽救北大的 一个重要举措。胡适说，会议决定聘请汪敬熙等１５人为研究教授，陶孟和竭力“ 主张加张慰慈，但慰慈自己愿意本年不受，故梦麟未提出。”（同上，第１４１页 ）这也许是张慰慈离开学界的一个转折点。 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七十六年出版的《国民政府职官年表》， 张慰慈是在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２日担任铁道部参事的。我估计上述“财政部秘书、 沪宁沪杭甬铁路管理局运输课副课长、北宁铁路管理局总务处长”，都是在此之前 的职务。另外，在１９３３年３月底，汪精卫曾托张慰慈给胡适带信、请胡适出任 教育部长。当时汪以行政院长身份兼任铁道部长，并住在铁道部宿舍。根据这些情 况推测，当时张可能已经在铁道部做事了。看到汪精卫的来信以后，胡适表示他不 参加政府，是想保持一点独立地位，以便“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为此，他向汪精卫推荐王世杰（字雪艇）担任这个职务（《胡适来往书信选》 中册，第２０８页）。 进入铁道部以后，我只看到张慰慈的两则资料。一则是从网上搜索到的：据《 广州市志》记载，广九铁路建成后，就成为广州和香港之间最重要的交通干线。但 由於各种原因，广九线交通运输多次中断。为此，穗港双方曾多次进行交涉，但收 效不大。民国二十三年（１９３４），双方又有尽快让两路接轨的愿望，於是国民 政府铁道部于６月１７日派张慰慈、莫介福为代表，赴广州参加中英双方为广九路 通车而举行的谈判。７月２８日，双方代表在新条约上签字，终於解决了这条铁路 的联运问题。这个材料可能来自铁路部门的档案，估计还可以从中找到有关张慰慈 的资料。 另一则来自胡适的日记。１９３４年初，胡适赴南京参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 事会会议，于１月３１日“午后三点到浦口”，又是张“慰慈、（杨）亮功来接” 站（《胡适日记全编》６，第３０９页）。会议结束后，他们在２月３日晚一同乘 火车去上海。胡适在第二天的日记中说：“昨夜慰慈预料今天火车必误点，因为各 方的黑暗势力都恨京沪路局长黄伯樵的弊绝风清，故用种种黑暗手段，要使伯樵不 安而去。火车误点，即是一个方法。果然今早火车误了一点钟！”（同上，第３１ ２页）这说明，张慰慈对这类黑幕比较了解，而且非常痛恨。 ２月１０日，胡适从上海到南京住了一天，准备回北平去。这时张慰慈已经返 回南京，因此胡在日记中有“慰慈来，刘英士来，我们大谈。同到益州饭店吃午饭 。饭后同去地方法院看守所访问独秀…”以及“慰慈与Ｍｉｃｈｏｎ〔米桥〕同来 吃晚饭，……慰慈十一点回上海”的记录。（同上，第３１９至３２０页） 诚如胡适所言，进入官场后，张慰慈自然失去了独立的地位，因此在胡适３０ 年代创办的《独立评论》上，几乎看不到张慰慈的名字。这显然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不过，张慰慈并没有就此封笔。回到北平后，胡适在３月１４日的日记中写道： “校读慰慈译的Ａｂｂｏｔｔ：”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阿博特：《欧洲的扩张》〕”；在１６日的日记中，又有“校张慰慈译稿，他也不 免有小错”云云（同上，第３４７至３４８页）。 那几年，胡适不仅要到南京、上海开会，有时还要从上海出境访问。这时，张 慰慈总是不辞辛苦地迎来送往，安排一切。１９３３年６月中旬，胡适去加拿大出 席第五届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于１３日“八点到浦口站，慰慈、亮功、歆海在站 接”。下车后，胡适“到铁道部慰慈处，洗了一个澡”，然后出席王世杰安排的午 宴。这时王世杰已经担任教育部长了，该部政务次长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段锡朋 。吃罢午饭，胡适由段锡朋带领，与张慰慈、何思源又一次看望了关押在看守所的 陈独秀，然后与王世杰“到铁道部去见汪精卫”（同上，第２１６页）。１４日晚 ，胡适离开南京去上海，许多朋友们都来送行，只有“慰慈送我到上海”（同上， 第２２１页）。到了上海以后，“即往慰慈家中……吃饭后，小睡”（同上，第２ ２２页）。１８日胡适离开上海，张慰慈两次到码头送行（同上，第２２７页）。 １９３４年年底，胡适赴香港讲学。“七点三刻，火车进上海北站”，还是“ 慰慈来接”。随后，张慰慈替他买了船票，他“等候慰慈回来了，把要事安排”之 后，才出门办事（同上，第４２２页）。第二天是１９３５年元旦，早晨七点，大 概是害怕胡适着凉吧，“慰慈带了薄外套来”。随后张慰慈一直陪着他，“吃了早 饭，上渡船，……上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哈里生总统号〕船 ”。直到九点即开船前半小时，他才“送慰慈回去”（同上，第４３３页）。 １９３６年７月１４日，胡适经上海赴美国参加第六届太平洋国际学会。凌晨 两点，是张慰慈夫妇送他上船的（同上，第５９９页）。１９３７年４月底，他到 南京、上海开会，他说这次与张慰慈见面，心情十分高兴。５月初，二人和段锡朋 、钱端升、刘驭万一同吃饭，“吃得最为畅快。”（同上，第６８４）７月底，胡 适参加庐山谈话会以后再次来到南京。８月中旬，南京已经成为日军飞机的主要轰 炸目标，他还与张慰慈等人湖中泛舟，“苦中作乐”（同上，第７０４页）。９月 初，胡适受蒋介石委派，以非官方身份出访欧美，向国际社会揭露日军侵华罪行。 临行前，张慰慈为他“取得旅行换的外汇”，并与许多朋友送他上船（同上，第７ ０９至７１１页）。这说明，在众多的朋友中，张慰慈与胡适的关系最融洽，最密 切。 弃学从政的苦恼 抗日战争开始后，铁道部于１９３８年１月１日裁撤，张慰慈离开那里，出任 资源委员会购置室主任。资源委员会原名国防设计委员会，是南京政府管理重工业 、特别是军事工业的一个机构。它曾经隶属於参谋本部和军事委员会，主要负责人 是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抗战爆发后，翁文灏担任经济部部长，资源委员会归经济 部管辖，其主要负责人是翁的得力助手钱昌照。据１９７９年出版的《辞海》介绍 ：抗日战争期间，资源委员会“垄断了国民党统治区的钢铁、有色金属、电力、煤 、石油、机械、电工、化工等重工业部门，所辖企业达１２８单位（１９４５年底 ）”，可见这个委员会及其购置室的责任非常重大。 为什么资源委员会要实行“垄断”呢？这与当年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有关。１ ９５４年胡适回台湾参加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曾在《自由中国》杂志社的 茶会上发表演说。演说从殷海光翻译哈耶克谈起，反思了斯大林极左社会主义和希 特勒、墨索里尼极右社会主义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以及对世界的危害。他说：“ 中国士大夫阶级中，很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今日世界大势所趋；其中许多人受了费 边社会主义的影响，还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学生。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政府任职 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 以及其他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於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 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於私有企业（大都是民 国初年所包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他们两位（翁文灏、钱 昌照）终於靠拢，反美而羡慕苏俄，也许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关系的。”（《胡适之 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二三七四页）这本来是一位朋友在信中对他说的话，他给大 家读这封信，除了完全同意对方的观点外，还表达了几个意思：一是要向大家忏悔 ，说他当时也有过类似想法，犯过同样错误；二是要提醒人们，“革命是最独裁的 东西”（列宁语），其结果往往是极端专制的奴役之路；三是要告诉大家，所谓“ 资本主义不过是‘勤俭起家’而已”，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哲学，“ 是天经地义、颠扑不破的。”（同上，第二三七五至二三七七页）胡适是一位具有 世界性眼光的思想家，他的话对於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在２０世纪上半叶的思想状况 和他们在救国问题上的路径选择，很有启发。 抗日战争初期，张慰慈奔波于香港、上海、重庆、昆明以及越南、菲律宾之间 ，非常辛苦。尽管他毫无怨言，但不久后却因为另外一些原因向翁文灏提出辞呈。 １９３８年底，张慰慈在信中向胡适倾吐心中的委屈。他说：“在所谓抗战时期， 决不是我们讲建设的时候，因为所谓厂矿决非立时立刻可以办得起来，等到办了一 半停止，不是前功尽弃，白费金钱？但乙藜（按：钱昌照字乙藜）先生一类人物只 晓得海阔天空，乱吹乱唱，今天办这样，明天办那样，至於怎样去办，办了以后又 有怎样影响，他们毫不计及，到了今年秋天，湖南湖北江西等处的厂矿就拆的拆， 搬的搬，毁的毁，不晓得白费了多少金钱。可是经过了这样的教训以后，他们还是 不能觉悟，照样的要买这样，买那样，还是大刀阔斧的去干。但我却不愿意把有用 的金钱由我的手里白花出去，所以借了另外一个题目，打了几个电报向资源委员会 辞职。”（《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３９２页）钱昌照在１９４９年前后，一 直是重要的统战对象。张慰慈的话为我们了解当年的内幕，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角度 。 翁文灏知道资源委员会已经留不住张慰慈了，便想让他“回部工作”。在张慰 慈眼里，翁文灏虽然“是一个极好的好人，但胆子太小，气量不大，很不容易有作 为”（同上）。再加上回了经济部以后，他看到“大部分人到了现在还是‘做官’ 不是‘做事’”（同上，第３８９页），便以父丧为名，请假回了上海。在此之前 ，翁文灏还想派他携带一批重要文物去纽约参加即将举行的博览会，后因行政院害 怕丢失改变主意，一般文物又很难征集，故未成行。 回到上海以后，张慰慈本想闭门读书，却又感到无聊。翁文灏叫他回去，他想 与其“跟了他们乱吹乱叫”，还不如“在家坐到没有饭吃的时候再说。”（同上， 第３９７页）从这种赌气的话里，可以看出他的心情很坏。他给担任驻美大使的胡 适去信，试探有没有可能到美国工作。胡适劝他还是回重庆去，但他坚决表示：“ 实在不愿意再去鬼混。”（同上，第４１９页） 经过一番努力，翁文灏决定派他担任驻美国商务参事。这虽然符合他的想法， 但是实行起来却非常困难。一开始是缺乏经费，后来翁文灏又以“形势有变”为由 ，让他“暂缓赴美”。於是他只能滞留上海，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在此期间，张 慰慈替胡适办过许多事，其中包括替胡太太写信，向陶希圣转信等等。陶希圣曾经 是汪伪集团重要成员，他认为“这位陶先生又是很靠不住的一个人”，劝胡适不要 和他来往（同上，第４３７至４３８页），以免坏了名声。 １９４０年初，张慰慈经朋友介绍，在英国帝国化学工业公司谋了一个职位。 该公司与我国有商务往来，他认为“加入该行，能为我国政府机关出力之处甚多” （同上，第４４８页），便不顾翁文灏挽留，辞去了原来的职务。他为什么要这样 呢？我们可以从他写给胡适的信中略窥其苦衷。他说：“在此抗战期间，本来是政 府机关的人，忽而脱离政府，去加入外国的商业机关，实在是说不过去。可是在去 年年底的状况之下，我确是无他办法可想。一则我是不要使咏霓（按：翁文灏字咏 霓）为难，我另外寻到一个吃饭的地方，我可以向他辞职，他亦可以放我走。二则 假使我不另想办法，我亦只有在上海做我的驻美商务参事，这岂不是笑话吗？”另 外，他还有一个念头，就是学一学人家的经营方法，这也是他做出上述选择的一个 理由。（同上，第４６７至４６９页） 正像翁文灏对胡适所言：“欲跳出政府机关，在中国又决非容易”的事（同上 ，第３５９页）我不清楚张慰慈是什么时候离开那家英国公司的，只知道从１９４ ３年３月到１９４４年５月，他担任经济部参事（参见台湾版《国民政府职官年表 》），１９４５年６月２７日到１９４６年，担任战时生产局参事（《民国职官年 表》６６６页，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版）。从此以后，胡适与张慰慈的来往明显减 少，只是在１９４９年３月３日的日记中，有“５：００：慰慈、孟录（同徐太太 去）”的简单纪录（《胡适日记全编》７，第７４８页）。至於“去”向何处，则 不得而知。 结束语 抗日战争前夕，面对强敌的入侵，胡适曾对翁文灏说：“此时我所焦虑的是： 兴学五十年，至今无一个权威政治学家，无一个大法官，无一个法理学家，无一个 思想家……”（《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３５８页）。这其实是一种更深刻、 更负责任的忧国忧民之情。把这句话和张慰慈的命运联系起来，真是让人感慨万分 。根据张慰慈的教育背景和学术成就，权威的政治学家对他来说应该是当之无愧， 但他却走了另外一条路，这是很可惜的事。由於资料有限，我们不知道张慰慈为什 么要做这样的选择。也许他是想以詹姆斯？布赖斯为榜样，让自己从实际政治中“ 获得真正的、确切的、直接的知识”。但是他不知道，中国社会不会给他那样的机 会。这就使中国不仅少了一个优秀的政治活动家，也失去一个权威的政治学家。当 然，中国政治学的真正劫难，是在张慰慈“去”了以后。因此，他在政治学方面的 贡献，不仅知者甚少，而且至今无人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慰慈固然没有在学 术道路上坚持到底，但是他的人生经历和研究成果，却是一笔重要的学术遗产和思 想财富，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２００３、６、） ～～～～～～～～～～～～～～～～～～～～～～～～～～～～～～～～～～ 小议陈独秀的历史地位 －晨光－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八十年周年大庆的日子里，那些建党初期的历史风云人物 又被大家尽情地歌颂着，但是，对於中共的开山鼻祖陈独秀，人们却处在一个迷惘 的心境之中。现在中国政治上层对陈独秀的评价本想以低调处理，想人为地把他淹 没在历史长河之中，但却又办不到，因为陈独秀对中共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低 调处理和人为的淡化他，反而引发了种种疑团，让人们困惑不解。面对陈独秀这个 历史人物，为了研究他，追求真实的了解，又引来了不少有识之士深层次的思考， 作为一个党史爱好者，我也不免在其中了。 有人问，陈独秀应为何种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如不能一言定之，是 否可看作功过各半、毁誉参半之辈？ 我答曰：是好人，更是伟人，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少有的伟人。 又问：陈独秀在中共成立之初，曾有右倾机会主义之过，如何还能算作伟人？ 功过实在难以平衡。 我再答：评论中国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应当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即应以中 华民族为重。凡是历史上使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发展、兴盛，推动中华民族进步 者，当为“好人”，其中成绩较大者，则为伟人；反之，凡是使中华民族衰退、祸 乱、停滞、阻碍中华民族前进者，当为“坏人”，其中危害较大者则为罪人。 以此标准作为评论历史人物之准则，则能从大处着眼，事理易明了。 回想上个世纪之初，陈独秀发起和推行以“民主、科学”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 ，他本人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帅，陈独秀实为中国进入近代文明社会立下首功者 之一。他在中国最早传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学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开山鼻祖 ，无论对於中国，对於中共，都是功劳巨大。 可是现在，中国很多人只认同毛泽东为中华民族伟人，如一轮红日出东方，照 耀千秋。而陈独秀仅是一时的政治风流之辈，如流星瞬间里划过夜空，偶有闪烁。 毛陈两人完全不可相比。但是，如果按以上评论历史人物之原则，将毛氏之功过与 陈氏之功过相比，也许就会得到另样的结论。 过去对陈独秀的非议，多为中共党内路线斗争之成败为原则，以陈独秀二十年 代在中共党内之右倾机会主义而追其咎，定其为“坏人”，这实在有所偏颇。即便 如此，就以中共内部的功过事非而言，也不应当低估了陈独秀。因为，陈独秀创建 了共产党，功不比毛泽东小，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之过，不比毛泽东文化大革命 之错大，更何况陈独秀的那些错误大都来自共产国际，非陈一人独当之。陈与毛比 ，功大错小，为何陈独秀不能是伟人？ 再者，以中华民族之利益和中国共产党之利益相比，民族之利益应高于党派之 利益，评价历史人物亦应如此。如此论功，陈独秀开创中国新文化运动之功为中华 民族之功，而毛泽东创建中共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共党派之功。因此， 陈功大於毛功。而论过，也应是民族之过大於党派之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之过 ，是对中共一党之过，而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之过，是对中华民族之过。因此，陈过 小於毛过。 当然，毛泽东和陈独秀都是那个时代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他们的功过 均不止以上两项，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的党派领袖，评价他们的功过是非是很 复杂的事情，它包含了丰富的内容，不能这么简单地比较。但以上两项功、过，确 实都是过去评价他们的主要依据，只不过没有进行对照比较而已。 为什么毛泽东在现代史上被奉为如此伟人，而陈独秀至今仍被毁誉不一呢？细 细想来，原因故然很多，弃皮毛而提其宗，可以认为，毛泽东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开创者，执掌政权，叱吒天下，曾为“人君”。而陈氏与政权一生无缘，始终为 一介书生，一直是个“草民”。几千年来，中国编纂历史的指导思想上，始终强烈 地有着重“君”轻“民”的文化传统。即使成了“人君”、“党君”，也还有重“ 正统”轻“傍支”的封建思想。认识到这一点，就不难对现在中国目前对陈独秀的 低调淡化的评价产生过多的疑惑了。 ※※※※※※※※※※※※※※※※※※※※※※※※※※※※※※※※※※ 【百草园】 目录 “理”与“法” －也夫－ 我和一个美国长大的，会讲中文的中国小伙子聊天，他现在上大学一年级。有 件事我很庆幸，处理完之后还有些得意。没想到我这个老头子被批判了一顿。 有个下雨天我开车出门，过十字路口时前边的车子往道右边的加油站里拐，可 车子拐到一半忽然停住了。咱早就盯着呢，和前边的车子保持了相当的距离，就怕 这事儿，可没想到雨天路面特别滑，紧急煞车后还是撞到了那辆车子的尾部。我是 美国车，那辆是日本车；当然是我的车安然无恙，日本车稀里哗啦，车灯碎了，壳 子也瘪进去一大块。 这个丧气。那辆车里蹦出一帮南美来的、半黑不白的男孩子，大喊大叫着问我 是否懂英文，有没有汽车保险，要看我的驾照。我有多冤！这前边开车的想什么哪 ！不拐进加油站，停在路上不是找撞嘛。但我知道，美国讲“法”不讲“理”，从 后面撞了人家，甭管什么情况，这个责任是我的，法就是这么规定的。你只能心里 骂“王八屁股烂龟腚（规定）”。 我跟他们说，立刻把警察叫来，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但这帮孩子忽然蔫了。这 时我注意到，开车的是个胖胖的白人半大小子，他坐在司机座上低着头不说话。一 下子，我猜到开车的半大小子没驾照，他大概是悄悄地把老爹的车开出来兜风吧？ 咱神气起来了，“如果你们觉得是我的错就叫警察，如果不是这样，你们赶紧走吧 。”那帮小子听罢二话没说，开着车一溜烟的不见了。 “我要是你，第一件事情是叫警察。”我的年轻朋友慢条斯理。他说，如果那 个开车的真没驾照，他的罪可不轻，可能会被禁止三年不许开车。 “哎，得饶人处且饶人。干什么这么恶呀？再说我能得到什么好处？”我有些 不以为然。 “当然有好处啦！”他蹦起来。“你可以指着你车前边的一些早先被撞过的什 么损伤地方嚷嚷‘这被撞坏了’，然后开到修车铺里大肆检查，让那个无照开车的 家伙大大地赔钱。” “算了，算了，反正我的车子也没撞坏。咱们也得通情达理一些嘛。” “太错啦！”我的朋友脸都胀红了。他说我的好心会被别人钻空子，到时候被 “宰”是自找的。“如果这帮孩子把你的车号记下来，他们就可以和车主布置一个 阴谋，然后报案，说你开车撞了他们的车，你在出事后开车逃跑！” “他们还有良心嘛？！警察能信他们的吗？如果警察相信他们说的，我撞了他 们后逃跑，天下还有地方讲理吗？” “美国不认良心，只认法。这并不是说美国人个个都没良心，是说你的‘大慈 大悲’会被没良心的人钻空子。他们会说，是有驾照的人开的车，根本不是那个白 人半大小子。你在后面撞了他们的车后逃跑了；还好，有人把你这个犯罪的家伙的 车号记下来了。” “信口雌黄！” “他们有一大帮证人。你能找到几个？”我语塞了。小伙子一笑，“好人可以 当，但也得想着保护自己呀。记住，下回如果再遇到这种情况，第一件事就是叫警 察。” 开窍，开窍！我们这些在中国长大的，并生活了几十年的人，中国文化在脑子 里根深蒂固，爱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在西方社会最好把这话忘了 。在任何事情面前首先想到是否合乎法律。或者有特别荒谬的法（这个“荒谬”是 对被损害了个人、集团和阶层利益的人们而言），那你要做的，是先把这个对你来 说荒谬的法改了，或者去掉。千万别喊着“你们还讲理不讲理”地跟别人打架。 我们中国人在美国这块法制的土地上可是没少吃亏。中国人啊，太爱讲理了。 在教育子女上，有多少人因为打了孩子被判有罪，最后连孩子的抚养权也丢失了。 有多少人不懂法，在财产上吃了大亏。有多少人在自己的权利遭到损害时却不懂得 上法庭打官司……这都是不懂法呀！ ～～～～～～～～～～～～～～～～～～～～～～～～～～～～～～～～～～ 我是“九斤老太” －金 泰－ 镇子靠着一条交通要道的商业街上有个热闹的商场，里面有两个大服装店和许 许多多小门帘儿，还有家电影院。妻子和女儿有时去逛，我很少光顾，因为印象不 佳。可这天晚上我却在里面无所事事地瞎逛。女儿和女伴儿说在考试之后放松一下 ，前来看场电影，讲好晚上九点来接她们，我按时到了，却不见她们的踪影。这已 经不是第一次了！好几次她们都不守时，让我等了又等。 我之所以不愿意去那儿，并不仅仅“无所事事”，还在於气氛令人不快，说确 切些是看不惯那里怪模怪样的青少年的举态。电影院边上是一片游戏机，一群群的 男孩子没完没了地在上面疯狂，乱哄哄，用玩具枪“扫射”，开“赛车”等，还有 种两个人一起蹦的游戏，咋一看好像是两个舞步很一致的人在“跳舞”。真可以用 “群魔乱舞”来形容。 电影院前边的大厅里放着许多桌椅，那是为吃快餐的人们准备的。男女青少年 们往往挤坐在一起。男孩子常装出一副放荡不羁的样子，头发染成淡黄色或天蓝色 ，并用发胶黏成个鸡冠状，肥大的牛仔裤脱在地上，裤裆尽量接近地面，使他们走 路都困难。女孩子们是弹力的黑色紧身衣，肚皮露出来，肚脐上有环才时髦，头发 也是染得五颜六色，嘴唇涂成蓝色，耳朵上并挂着大大的耳环。女孩儿不断发出的 尖叫能让你的无名火当时就冒出来。可我必须在此等人。咱在他们中间显得那么不 伦不类，浑身的不自在。 在我不得不度过的极其无聊的一个半钟头里，我还发现另外几个像我一样做父 母的人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在吵吵嚷嚷的青少年中尴尬。大概都和我一样的“任 务”吧。 我基本上是在电影院门口张望一会儿，然后在各个小门帘儿之间闲逛，心里全 是抱怨和忍耐。在我不知道是第几次在商场里的小门帘儿一个个乱逛一圈之后，我 看到了女儿和她的女伴儿。她俩正想找些零钱打电话。象这二位没有手机的女高中 生也真是凤毛麟角。 “都几点了？说好九点，现在都快十点半啦！”我真是有些恼怒。 “谁说九点了？”女儿瞪圆眼睛。“我说到时候给你打电话。” “你说了吗？” “千真万确。” 天哪，我已经老到耳背的程度？算我倒酶。“那就赶紧走吧。” 先把女儿的同伴儿送回家。回来的路上谁也不讲话，我们之间有着隐隐的敌意 。我终於忍不住问道：“什么电影？” “‘魔戒’。” “不是看过了吗？” “这是新出的一集。” “如果出到一百集，你也要看下去？” “我不就是和同班同学看场电影嘛。我一年才来几次？” “到这里来的青少年都很糟糕！一大群一大群的，看看他们恶心的样子。我看 你们高中那些坏孩子总跑到商场里来胡闹吧？他们不会有什么出息的。” “我是不是也很糟糕？”女儿很不满。这显然是冲着我说“到这里来的青少年 都很糟糕”来的。 “我是说‘你们高中那些坏孩子总跑到商场里来胡闹’。”我在强调一个“总 ”字，而且也不想和女儿吵架斗嘴。可她却咄咄逼人。 “什么‘坏孩子’！怎么是‘坏孩子’？学校里这样的同学多了，都是‘坏孩 子’？” “我看他们是极少数。” “你怎么知道的？刚才还说‘一大群一大群的’。这是极少数吗？” “那最多占１０％。” “真是搞统计的。但你的根据是什么？你调查了吗？” 你看看这小丫头，还振振有词起来，尽钻我的空子。我必须得和女儿多说几句 。“反正他们跟你们这些学生不一样。他们根本就不好好学习吧？将来能干什么？ 大学都上不了。高中毕业随便找个蓝领的活干，一辈子也就那样了。这叫什么生活 ？也就是凑合活着。永远……” “行了，行了。讲了多少遍了。”女儿不耐烦地说。“既然我们和他们不一样 ，你还发愁什么呢？” “常给你提点儿醒，怕你学坏。那些怪模怪样的家伙不学好。到时候就会吸毒 ，光想着性，最后走上犯罪的道路。” “可我并没有认为他们‘不学好’。他们从来没犯法，只不过想快活、快活。 怎么，照你的说法，只有他们才会‘走上犯罪的道路’？你不是经常在家里说‘美 国政客的很多行为就是犯罪’吗？” “你为什么总和我抬扛？”我的声音提高了。“‘美国政客的很多行为就是犯 罪’和我现在说的‘不学好’是两回事。这些怪模怪样的家伙总不会是功课很好的 人吧？” “我喜欢学习，我功课好。这是因为我有兴趣。那些同学不爱学习，他们爱干 他们的事情，你怎么能说他们‘不学好’呢？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他们到底有没有 犯罪？” 我这女儿是‘学校政治辩论队’的，我趁早别和她辩论这些扯不清的问题。“ 那如果你也喜欢他们那样，你也去？”我这可以将她一军了吧？ “当然了。但我不喜欢那样做，因为还有更有兴趣的事情要干。” 谢天谢地，女儿“不喜欢那样做”。“那不得了，他们就是没出息呗。” “爸爸，我求你别这么说好吗？懂得尊重别人好不好？” 我们又沉默了。唉，让我再苦口婆心一下吧。“我们上学那时候就是一门心思 把功课学好，决不让大人为我们操心……” “让我把你这说了不知多数遍的话接下去。”女儿打断我。“从来不和品行不 好的同学来往，懂得如何克制自己。我们那会儿学习条件多差呀，没有自己的房间 ，要干很多家务，根本也没什么好吃的东西……后来又赶上‘文革’，想学习也没 办法。时间就这么耽误过去了。后来我们再上大学读书多苦呀。现在你们有这么好 的条件学习，一定不要辜负我们对你的期望。怎么样？爸爸，你再补充几句？”女 儿笑眯眯。 我哑口无言。得，咱是“九斤老太”。 ※※※※※※※※※※※※※※※※※※※※※※※※※※※※※※※※※※ 本期 责任编辑：翰江浪人 主 编： 丁凯文 校 对：幼 河 副主编： 幼 河 发 行：梁 平 技术主管：蒋 怡 读者服务：丁凯文 公关主管：丽 莉 ～～～～～～～～～～～～～～～～～～～～～～～～～～～～～～～～～～ 稿件问题建议红娘等请寄 fhy-cm@fhy.net 《枫华园》网站地址 http：//www.fhy.net/；http：//www2.fhy.net ftp.fhy.net (152.2.242.227)pub/fhy ～～～～～～～～～～～～～～～～～～～～～～～～～～～～～～～～～～ 订阅或停订本刊，请寄电子信到下列邮址服务站，信内容（仅需一行）： subscribe list名称 Your Name 或 unsubscribe list名称 （例如，订阅简体字版本需要送电子邮件到：listserv@fhy.net， 信件内容为：subscribe fhy-gb YourFirstName YourLastName） ～～～～～～～～～～～～～～～～～～～～～～～～～～～～～～～～～～ 版本 中文软件 list名称 邮址服务站地址 国际刊号 简体字阅读 需 fhy-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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