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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Ｘ≥　　　　　　枫　　华　　园　　　　　　　≤Ｘ≥　　　※
※　　≤＼‖／≥　　　二零零四年五月十四日出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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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日创刊　　周刊　　总第四五Ｏ期　　　　※
※　　　　　　《枫华园》杂志社主办　　《枫华园》编辑部主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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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期　目　录（ＦＨＹ０４０５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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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坛】　接班系列十二：请废中央军委主席案　　　　　　　　　老　郸
　　　　　　用民主换面包　　　　　　　　　　　　　　　　　　　黄　山
【往事春秋】打入汪伪政权的抗日特工　　　　　　　　　　　　　　何　蜀
【史海钩沉】“文革”中的“揪军内一小撮”问题辨析　　　　　　　何　蜀
【文化广场】纽约书店“中国风”　　　　　　　　　　　　　　　　赵煜堃
【百草园】　潮　汐　　　　　　　　　　　　　　　　　　　　　　白　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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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坛】　目录
　　　　　　接班系列十二：请废中央军委主席案
　　　　　　　　　　──代十五年前的殒者檄

　　　　　　　　　　　　－老　郸－

　　回顾执笔为文以来，我着意最深的中国情节，逐渐结聚于两大历史剖析系列。
一个是为六四的鲜血所激活的《六四纪文系列》，另一个就是为反对中国特色的皇
权专制所怒启的《接班系列》。今天，在纪念被屠夫暴力所杀害的中国青年的热血
染红国家祭坛一十五年的历史转折点，我愿把喑哑的悲音换作战斗的号角，鼓吹我
们的烈士们在九泉之下誓为中国政治现代化以身相许的远久宏愿的继续。特此，且
允郸把这两条系列纽合为一篇征檄之文。

　　　　　　　　　　　　（一）

　　六四的热血，喷薄在黎明前的夜空。天安门之子，被罪恶的子弹戕杀。十五年
来，我们曾不厌其烦地追究着“真相”，仿佛血写的历史已经失去了它唯一的存在
。十五年来，我们念念不断地讨索着血债，可似乎仍旧不知道该向何方土地发出债
帐。

　　“北京屠夫”，这是十五年前世界对施暴者的贬称。全世界的爱好和平与正义
的人们，在刀光血影中，看见的是邓屠李屠在开动国家暴力机器，对人民的民主诉
求大开反动倒车；一切熟知历史与政治的人们，更清楚地知道，是那个罪恶的嗜血
的专制制度在杀人──除了独裁的共产党，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人会把钢铁的喷
火的坦克，开上自己命名为共和国的首都长街，碾杀和平的共和国公民？但是，我
们没看透的，是那个制度的致命点，即其中最野蛮最落后的一个结点，在散发著史
前的遗臭，也可以说是其中最反动的历史遗产在对历史的前进作血腥的清算。

　　可不是吗？一个暴力乳汁哺育的专制政党，在几十年的血泊中稍得清醒的历史
时机，一味里急切抹去自身暴力血迹，一个茫然膜求金质人面的封建体制，在诚信
皆失，统治的合法性荡然无存的转折点，发誓诅咒要与自己不光彩不仁义不人道的
过去划清界限，在整个体制即将上路，走上一条“和平共处”的新途重新开始做人
的浴火重生的时刻，它体内的那一点积毒，那一点精恶，还是容不得历史的渐进或
突变。就象一个刚从医院出来的病人，一下子“内伤饮食，外感风寒，三交堵塞，
中枢不畅”，倾倒于癫痫的发作之中。如果仅是癫痫阵发尚可，可一时间，整个机
体故态重现，全部的恶，都向胆边剧生，所有的毒，都在呼啸着“莫予毒”歌。积
五千年之制度之毒，结一党为私之恶，毒和恶的聚结与暴性发作，就是十五年前那
一夜疯狂屠杀的人间灾变。

　　一个不健全的机体，一个病态的思维机器，可恰好有人在他手中交与利刃法器
──把这样的病人，驱赶到神经病院的院墙之外，任其徜徉在大庭广众之中，任其
恣意跑马于国家社稷神坛之上，这岂不是要明摆着要与社会与国家为难？

　　谁之过错？神经病院医生的过错。可是，如果中国偌大一个神经病院，以国境
为院墙，墙内发生的观察事件，医生又有什么办法呢？

　　谁之过错？社会的过错。积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现代”社会，“选择”了一
个病态的社会结构，而不能自医自疗，不能自我克制，任由一点毒性发作，疯及全
身，歇斯底里，自伤自戕，持续的周期性阵发不断，还聊自得意，这岂是一二小人
之过？

　　讨还六四血债事小，早除既入膏肓的“寡人”之疾事大。否则，向一个或两个
活着或死去的屠夫讨债，不足以消除那个制度再次祭起野战军团或暴力武警以行群
体灭绝的暴行的可能；要向那整个病态的制度行医投药，才可以在邓屠李屠之后，
根绝王屠江屠的继暴开刀的劣习。

　　怎么个向屠夫制度讨法？最初步的一条，就是本文的主题：请废中央军委主席
。


　　　　　　　　　　　　　（二）

　　请废中央军委主席，因为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独裁倾向和暴力行为的积毒所在
。

　　一九四九年以来，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是中共一党专制的封建统治
。在党天下之内，又是一个独夫民贼恣意独裁，这似乎说透了中国五十几年来的政
治内在实质，实则非然。

　　实质何在？在于一个拥军自重的军事集团，站在和平的徒手的社会对面；而在
这个军事集团内，又有各色暴力分子在一个拥军自重的个人身边的集结。这一个个
人，于是，站在全民全国全党，甚至于全军，的对面，而且手里有杀生的威摄。

　　你说，这有什么奇怪，自古的王侯不都是这样？没有拥军自重的军事集团，凭
什么打天下？没有拥军自重的军事个人，凭什么人坐天下？如果你真诚地相信你的
所述，你替我完成了关于“积毒所在”的论述的前一半。军事暴力是最高级的暴力
，也是最大规模的暴力，军事集团的暴力竞争，自古以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结束
于军事独裁这一硕果。

　　只因为它是“继古成制”，它就是合法合理的吗？

　　当然，如果你是张勋或者袁世凯，它就是你的人间正道沧桑。当然，如果你是
留着满清大辫的遗老遗少，它就是你的皇天后土，精神寄托。当然，如果我们的国
名中没有共和国的字样，那么你还不得由着军事强人把你弱肉强食，而他们自己称
王称霸。

　　可你挂起羊头，就要由众人来稽查狗肉。合理合法于是成为我的论题。

　　　　　　　　　　　　　　　（三）

　　请废中央军委主席，因为它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而中国
共产党中央军委主席，并不在宪法关于国家制度的描述之中。但是，现行中国独裁
，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主席的白衣之身，凌驾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上。这不仅
是对宪法的凌辱，也是对整个国家，国体，人民的极大凌辱。

　　可是中国的人民，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是仍旧把现行中国独裁，顶礼
摩拜于自己的尊严之上吗？让历史留下记录：二零零四年三月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会场，竟出现了现行中国独裁，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独步于国家
主席之先的怪现状。虽然随后，党的喉舌新华社，气急败坏地发文收回上述丑角戏
的图文，可历史的耻辱已经铸定，已经高高悬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门之巅。

　　当此之时，当此之日，宪法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何在？

　　再问一句，人民何在？作为中国人民，我们对此已经熟视无睹，见怪不怪。不
是中国人宽宏大量，唾面自干，而是还能有几个中国人认得起真来去与那帮流氓混
帐作关于“共和国”定义的从理论到实践的辨析。对于小民或大民，我们的共和国
，真正是在心目中早就“国已不国”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真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遗老。

　　　　　　　　　　　　　（四）

　　请废中央军委主席，因为它干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结构。

　　关于中国五十几年来的以党强政，以军干政的怪现状，我在《接班系列》中，
曾略有揭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昭著的颠覆国家政权（已遂）案，就是中国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以党干政，颠覆国家政权，颠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逼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案。作为一个世界大国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风雨飘摇之余，也曾虚幌一枪地“公审”了“罪大恶极”的四
人帮，可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何曾触及过集颠覆破坏打倒于一身的四人帮帮主的
罪孽及其所行罪恶的法理，抑或诉诸任何法律程序以还清白于自身吗？

　　当彼之时，我们还真以为它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的“党为”事件。
只是在同类历史事件反复发生之后，我们才比较清醒地认识到，那实际上是中国共
产党中央军委主席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政变案。因为在同一大革命中，中国
共产党的党的系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系统同时遭到颠覆，只有军事集团的结
构，成为左右国家命运的唯一暴力构成。

　　随后发生的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主席身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直接了当
的篡改，更是企图改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结构，以短短一句话，“不设国家主
席”，不仅干扰了，更真正废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权力结构。

　　　　　　　　　　　　　（五）

　　请废中央军委主席，因为它给某些个人野心家“挟共和以令诸侯”的空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理论上推翻了旧的封建专制，但在实践上，复辟了更加专制
的更加封建的军事独裁。更要命的是，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结构中，它横空
加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太上皇”这一个虚的或者实的位置，令一个个人，可以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整个权力体系发号施令。

　　我们熟知的信条：“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已经把一个党
凌架于一个国家之上，使它蜕变出当代政治术语的“共和国”的范畴，成为一党专
制的工具，堕落为彻头彻尾的“党国”；而用“核心力量”四字来包装中国共产党
，更使党对国家政治事务的操作陷入黑箱。任何个人以任何手段把他自己强加给那
个蹩脚党，他也就当然不让地把自己凌架于这个自称为现代政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

　　正象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所说的那样，党是你们的母亲，而我是你们的
父亲──党的领袖通过强奸全党来达到对全民的迫胁，现代无产阶级领袖借用共和
国的名义行封建王朝独夫民贼生杀予求的大权独揽，而不受正人君子的道德制约。


　　那么，谁是被令的诸侯？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如果我们的核心力
量凑巧未能兼任），下至各州县吏隶，内及部委省军，外及夷狄野氓，全在所令之
列。君不见，欧美各国无不纷纷遣使结盟，以示修好，听所号而弃置偏安的台湾正
统“中华民国”政权？

　　有人说，列国觐见，岂不扬我国威，仅此一点即可令我辈臣服？我说，可怜的
臣子之心！要搞清楚，是因为我们全体的努力，才使他有出头之日，威是我们大家
的国威，不是他一人一党的私威。我们给了他荣誉，他还给我们的却是灾难。作为
小民，我们和台湾人一起，都是被国际社会弃置不顾的社会渣滓，我们的威严何在
？

　　　　　　　　　　　　　（六）

　　请废中央军委主席，因为它给某些个人野心家“挟军干政”的把柄。

　　按照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国家机器是镇压机器，可是如果这个非人的镇压机
器以全国人民为它的施暴对象，这个国家就根本不是人民的国家。国家机器，应该
有它自己执行功能的程序，以维护它本身的威严与利益。而在中央军委主席的黑箱
操作下，这一个与国家程序毫不相干的个人，竟可以动用国家的暴力职能来实现肮
脏的私人目的。以党强政已是恶劣，以军干政更是卑鄙下流。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成文的宪法，不但允许，更加邀请着这样的公开强奸。
伟哥时代，挟军干政还是在“三支两军”，“三结合”进入政权结构的幌子下来羞
答答地实现，似乎他还稍微有点羞耻感。到了矬弟时代，明晃晃的真刀真枪，戒严
“平暴”，机枪坦克，把暴力的内里全部兜翻在天安门广场。现今，更有与美军虐
待战俘同工异曲的大规模的虐待和平公民法轮功的非人暴力罪行。

　　有谁站在共和国的立场上问一声，这些打手，是共和国的武装，还是你私人的
家丁？


　　　　　　　　　　　　　　（七）

　　请废中央军委主席，因为它与作为共和国组阁成员的政党身份矛盾。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暴力党，独自保留暴力斗争时代的历史遗迹，军事委员会
。这不仅与它的“和平建政”的建国方针矛盾，更与现在所流传的“和平崛起”的
对外关系准则矛盾。

　　当然，你要是直接把你的“天下”命名“党国”，这里没我说话的余地──暴
力是你的唯一的、退化型语言。但是，你既然顶一日共和国的虚名，我就有一天“
正名”的正气所存。从最原始的政治概念来说，人们从“老死不相往来”到群结而
居，要得到群体的合力，就要失去或放弃自己一定的自由。这对个人是如此，对个
党也是如此。个人在群体中的地位已有历史的变迁，从小民对王公贵族的依附，发
展到今天的共和国的公民，以一平等概念为准。而个党在国家的政治舞台上，也从
独裁党政体与共和党政体的体制共存，发展到了独裁党政体全面垮台的时代。个党
进入共和政体的前提，沿个人进入群体的同向路线，是放弃你的军事特权，与其他
党派同等竞争，保证与其他政党和平共处，而不是把自己奉为老子党，给自己树立
太子党，把别人贬为庶子党孙子党，时时处处用军事实力实行政治要挟，更不能对
人民实施钳口及党禁。行此实而虚名共和者，不是当代最大的伪君子又还能是什么
？

　　我前所歌：“伟哥身后兮，良弓不藏”，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实历史中，中
国共产党与其共和之一元的身份极不相称的恶习的写照。按说共产党打天下时，历
史的环境迫使它起用暴力，可以说是迫不得己。可暴风骤雨型的大革命时代之余，
还不放弃暴力与屠民，就是全盘地继承了恶的遗传。

　　只有彻底割断恶的历史遗传，中国共产党才有重生的可能及活力。

　　　　　　　　　　　　（八）

　　请废中央军委主席，以避免“共Ｘ国”丑恶历史的重演。

　　每一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歧路转折，都有一位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主席在恶化
中国人民的生存环境。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动用暴力，不是为着国家利益，而是
以求个人权力及利益的极大化；他动用军队，不是为着保卫人民的和平生活，而是
搅乱原本是和平的生存空间；他动用镇压机器，不是为了社会的平稳，而是打击与
己不同的异己力量，包括党内及党外。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几年的苦难命运，我说，与其说共产党的一党独裁造
就了国家的多难，还不如说是几任中央军委主席私人的黑箱蠢行把国家引向一个接
一个的陷阱；与其说是那么几个人的重复行为，不如说是一种制度的缺陷，使整个
国家陷入历史的涡流，不可自拔。这个成制的最明显的巨大缺陷，就是任凭独裁党
的独裁军委主席，玩世不恭地主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

　　当代国际政治生活中，各国都把坚持国家利益放在执政方针的首位，只有中国
共产党，（伙同他的寥寥无几的“兄弟党”），还把一党的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
；一党利益中，又把党魁，或者中央军委主席的个人利益凌架于全党利益之上。这
种愚蠢的自杀型国政，在冷战时代尚且行不通，致使国家体制的全面崩溃，在冷战
后他们所改行的资本复辟时代，更绝对没有任何法理基础。

　　没有法理基础，并不等于没有社会基础。中国社会的几千年的独夫制度，给中
国共产党人丰厚的精神遗产，使他们沉溺不舍，顽玩赏尚。在他们声称的四个坚持
中，绝对不提坚持国家利益，而只坚持一党私利。这不是因为他们把自己在心理和
生理上化为“朕即国家”，而是因为他们知道为国家利益计，最首要的一条就是化
解一切凌架于国家利益之上的私利，化解一切与国家利益对抗的既得利益集团，而
这是他们的一党私利所绝对不容的。

　　在现代国家形成之前，中国人以其极深刻久远的臣子之心，不断地把执政集团
的利益与国家利益混为一谈。初衷不改的屈原，精忠报国的岳飞，用自己的生命谱
成了旧式国家的哀歌。我绝不会因为那里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国家政权存在，就傻乎
乎地把国家利益的美名与它重合。不，我说国家利益的最大，首先在其政体的无瑕
，决绝个人野心家的无耻窃国。要不然，我们就是国家利益的最大罪人，因为我们
傻得把国家的利益交付一个与共和国没有任何瓜葛的私人手中。

　　为了我的共和，为了我心目中的共和国，为了坚持中国的国家利益，我再次呼
吁：请废中共央央军委主席。

尾歌：

（虽然本文是两系列的合成，我还是要为各系列各自作歌。）

六四系列：《半河东歌》

凌冻裂析风雪重，一十五载半河东。
千夫初省潮声紧，万木复苏雨意浓。
国难当头因庆父，制瑕蔽体问周公。
避秦何怨桃源远，破解迷津胸臆中。

接班系列：《四世神谱》

哥伟一张纸，
弟矬屠民死。
江三熬成婆，
胡四唯钦此。

自注：
一十五载半河东：古人云，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
千夫句：千夫维指，万木不病。
庆父句：鲁难之源，似系个人；周公制制，遗弊无穷。
一张纸：哥云：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实涂最旧最丑。
屠民死：六四大屠杀，是暴力为民所用的光辉典范。
熬成婆：婆媳制经两代锻铸，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不成文制度。
唯钦此：丑媳妇也得见公婆，不唯唯诺诺则日子难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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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民主换面包

　　　　　　　　　　　　　　－黄　山－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裴多芬这脍炙人口的诗句表现了诗人对自由的向往和赞美，也激励了世上无数
青年为争取自由和民主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直至赢得民主和自由的最
后胜利。

　　所谓民主和自由的最后胜利在现代通常指一个国家民主政体的建立，政治体制
由独裁或威权形式转变成大众可以参与的民主体制。在民主社会中，大众可以通过
投票直接或间接（通过自己选举的代表）地参与政治，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不是由
一个独裁者或少数当权者完全操控国家事务，决定人民的生死递夺。至少，从理论
上应该是这样。

　　相较与独裁体制或威权体制，民主政体无异有其独特的优越性。在民主社会中
人民享有较充分的自由和参政的权力。这也是为什么民主会成为世界的潮流，越来
越多的国家已告别专制独裁体制，迈入民主社会，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下半页。尚未
转变为民主体制国家的人民也在为争取自由和民主而奋斗。（应当指出，民主和自
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并非同意词，前者甚至会约束和限制后者的发展。）对仍然
生活在独裁或威权体制下的人民来说，对自由的渴望使他们对民主社会十分地向往
和憧憬，甚至不切实际地以为民主制度是医治一切社会弊病的万灵药，以为只要进
入民主社会大家便可以人人安居乐业，贪官污吏便从此销声匿迹，只剩下清平世界
，朗朗乾坤。

　　其实不然。

　　联合国最近在拉丁美洲作了一次深入的社会调查，调查人员走访了拉丁美洲的
十八个国家，包括：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
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
巴拿马，巴拉圭，秘鲁，乌拉圭和委内瑞拉。在这十八个国家里，联合国调查人员
对１８，６４３人作了民意调查，并对２３１名政、经及文化界社会名流作了深度
访谈。这２３１名社会名流中包括了４１名现任和卸任的总统、副总统。

　　调查的结果大大出乎一般人的预料，也会让整天鼓吹民主高于一切的人们瞠目
结舌：大部分的拉丁美洲人表示，只要能带来经济上的好处，他们愿意将现有的民
主政体换成“威权”体制。

　　联合国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拉丁美洲，这个在历史上曾演绎过无数次政变，
经历过无数个独裁者的地区，在告别独裁和专制多年之后其民主体制正面临着严峻
的考验，因为人民大众对他们的民选政府感到十分的失望和绝望。调查报告显示，
在拉丁美洲有５５％的人民表示支持将民主政体改变成威权（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
ｒｉａｎ）政体；５８％的人民说，如果有必要的话，国家领导人可以“逾越”法
律；５６％的人觉得经济发展比维护民主制度更重要。

　　用民主体制来换面包，放弃自由，张开双臂投入专制的怀抱。听起来匪夷所思
。也许有人会质疑：这些拉美人之所以会这样，宁要专制，不要民主，是不是因为
他们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民主，没有享受过民主的美妙和伟大？事实不是这样。这十
八个拉美国家在摆脱专制、引进民主体制后，最少已有二十五余年。这十八个国家
都定期举行民主选举，选举的程序也都公开，符合国际公平选举标准。这些国家的
国民也都享有言论自由等基本公民权利。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拉丁美洲国家的人民宁愿接受专制而舍弃民主自由呢？
联合国的调查报告列举了数个原因：缓慢的经济发展，民众对民选官员失去信心，
社会不公，效率低下且缺乏公正的法律系统，以及官员普遍的贪渎腐化。

　　其实，拉丁美洲国家民主体制的危机已非一日，只要稍微翻看一下有关拉美社
会文章的标题，即可知悉民主宪政在拉美的危急程度。如：

　　“民主虽已在拉丁美洲生根，但依然脆弱”－－〈国际先躯论坛〉（２０００
年２月１日）
　　“里约热内卢峰会警告：拉丁美洲国家民主危机深重”－－〈金融时报（２０
００年６月１６日）
　　“民主进展无望，峰会召开正值关键时刻”－－〈华尔街日报〉（２００１年
４月１６日）
　　“拉丁美洲的民主人士－－警钟已经敲响”－－〈经济学人〉（２００１年７
月２８日）
　　“南美洲民主岌岌可危”－－〈基督教科学箴言报〉（２００２年４月１６日
）

　　尽管拉丁美洲人民对民选政治领袖的不满已有经年，但拉美人民现在更将贫困
和社会动乱的根源归咎于民主体制本身。２００２年类似的民意调查就已发现，拉
丁美洲人民对民主制度的支持度和五年前相比已大为下降，只有５０％人认为民主
制度比其他任何社会制度优越。两年之后，即２００４年，持这种想法的人已大幅
滑落至半数以下；更有甚者，大多数拉丁美洲民众表示，如果专制制度可以给他们
带来好生活，他们宁可选择专制而放弃民主。对民主制度本身的失望使得拉美地区
人民，尤其是该地区的年轻人，参与民主政治的意愿十分低落，公民投票率逐年下
降，而社会动乱却逐年升高。阿根廷、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巴拉圭、秘鲁、委内
瑞拉等国近年来先后暴发过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自２０００年以来，在联合国所
作调查的这１８个拉美国家中，先后有四位民选总统因贪污滥权等原因而被迫下台
。还有一些拉美政府也正处在风雨飘摇的不稳定状态中。

　　拉丁美洲民主危机的政治现实对所有正在积极争取建立民主体制的国家和人民
都应该是一盆迎头泼下的冷水，一贴去热退烧的清醒剂。我们都应该仔细冷静地考
虑一下，现行的民主制度是否是最佳的政治制度？它是否是使我们国富民强的最根
本出路？它的建立是否有助于根除贪污受贿社会不公等一切社会流弊？

　　拉丁美洲的民主危机给我们揭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现实，那就是人民大众最关
心的是生计问题，是要过好日子，　也就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中的民生问题
，而不是社会制度问题。所以大多数拉美人民才会有“只要能过好日子，不要民主
也行”的想法。这和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历史已经证明：
民主制度并不是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保证。拉丁美洲的情况是这样，在
实施民主制度愈半个世纪并且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的情况也是这样。
印度人民的生活水平至今仍然低下，甚至连社会等级制度的藩篱都未能真正突破。
世界上当今的强国虽然都是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但这些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
等在采纳民主制度前即已是世界强国。美国虽是老牌的民主国家，但真正发迹不是
靠其社会制度，而是靠两次世界大战发的战争财。

　　同样，民主制度也不能防止或杜绝贪污受贿或其它社会流弊。拉丁美洲国家的
贪污受贿滥用公权力的情况严重，其他地区的民主国家也难幸免。诸如菲律宾、印
度尼西亚、南韩等亚洲民主国家也不时爆出贪污或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的丑闻。而民
主制度的一个最重要的弊病就是权钱勾结，利益输送。财团或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
私利，就会通过合法或非法的途径诸如政治捐款等收买或拉拢当选的政客，以便当
权的政客制订有利于自己权益的政策。而政治人物们要想嬴得选举，必须得有钱来
打广告、做宣传。如果自己不是佰万富翁，那就得仰仗利益集团的捐款。受人钱财
，替人办事，政客上台后自然会照顾他们金主的利益，制定有利于利益集团的政策
。当然，这些利益集团也会很好地照顾他们的保护人。利益集团不仅会出钱出力来
维持政客继续在台上执政，即便政客下了台，利益集团也会继续照顾他们，让下台
的政客在集团里任个什么长，或挂个虚名，领取高额薪水。或者干脆让下台政客直
接成为利益集团　的说客，去政府机关向他们昔日的同僚或下属游说，影响政策的
制定。

　　这种权钱勾结，利益输送的情况在民主社会并不少见，而且一切都是在民主的
旗号下进行。就连自封为世界上第一号民主国家的美国，这种利益输送的事例也是
信手即可拈来。远的不说，美国现任副总统钱尼和他入主白宫前所掌管的石油公司
Ｈａｌｉｂｕｒｔｏｎ就是一例。钱尼上任后制定能源政策时，便特地将该公司主
管不公开地召来征询意见，事后更拒绝向外界公布会谈内容。白宫的能源政策若有
利于石油业者而非消费者，便也就不足为奇了。更有甚者，在此次伊拉克重建过程
中，布什和钱尼明显违反公开公平的民主原则，不经过公开招标，便将数十亿美元
的项目合约悄悄地送给了Ｈａｌｉｂｕｒｔｏｎ。送给该公司的不仅有石油方面的
合约，甚至有和该公司业务风马牛不相及的合约，诸如给驻伊美军提供食品等。该
公司随即将此合约转包给其他公司，轻轻松松地赚进一大笔钱。试想这样的公司能
不为布什钱尼连任竭尽全力吗？保住布什的权力，也就是保住他们自己的利益。前
不久美国媒体揭露，Ｈａｌｉｂｕｒｔｏｎ公司在伊拉克以惊人的高价将燃油和食
品转卖给美军，牟取暴利。反正是美国纳税人的钱，不赚白不赚。

　　民主政治弊端重重，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应该回头拥抱专制独裁。和专制政体
相比，民主制度有其不言而喻的优越性，在民主社会中民众享有较多的自由和参政
权，公民可以通过投票来选择自己心仪的政治领袖。但民主政体又远非十全十美，
正如英国著名政治家、前首相丘吉尔所说：除却我们历次尝试过的各种政府形式外
，民主政体是一种最糟糕的政府形式士（英文原文大致是：Ｄｅｃｏｍｃｒａｃｙ
　ｉ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ｓ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ｅｘｃｅｐｔ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ｆｏｒｍｓ　ｗｅ　ｈａｖｅ　ｔｒ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ｉｍ
ｅ　ｔｏ　ｔｉｍｅ）。

　　因此，在我们为赢得民主和自由而奋斗的时候，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民主制度只
是现阶段相对先进的社会制度，但它决非至善完美，也不是根除一切社会弊病的灵
丹妙药，千万不要以为有了民主制度一切便可以“纲举目张”了。对民主制度不要
神化，也不要把西方现行的一切民主制度和章程奉为不可质疑的金科玉律，而原封
不动地搬到中国去。我们在引进民主制度的过程中，一定要本着去粗取精的批判精
神，有选择地吸收西方民主社会中的精华部分，而对民主政治的弊端加以剔除，对
不足之处加以完善。当然，民主政治必须以人民大众的福祉为归依。否则，像拉丁
美洲现行的民主危机就难保不会在其他地区同样出现。


２００４年４月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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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春秋】　目录
　　　　　　　　　打入汪伪政权的抗日特工

　　　　　　　　　　　　－何　蜀－

　　１９４０年３月３０日上午，在南京鸡鸣寺下原国民政府考试院内。汪精卫集
团在日军枪口下举行了所谓“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宣誓就职仪式。中国历史上最大
的汉奸傀儡政权就此粉墨登场。中国人民在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同时，也同这个
汉奸政权展开了殊死的斗争。在斗争中，有一批仁人志士为了民族大义，不惜牺牲
自己的名节、荣誉、地位、个人幸福甚至生命，打入汪伪政权内部，从事艰险的特
工活动。立下了不为外人所知的奇功。

　　　　　　　　　　　神秘的袁殊

　　１９３９年夏，潜伏于上海租界从事抗日活动的的军统局上海区区长王天木，
叛变投向汪伪集团。被王天木出卖的军统局潜伏特工中，有一个叫袁殊的少将级独
立情报员。袁殊被汪伪特工总部关进了死牢。

　　但是，袁殊被捕的消息，被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知道了。岩井立
即出面把袁殊保释出来。原来，袁殊在抗战以前就加入了日本特务机关，岩井就是
袁殊的上司。

　　不过，无论是汪伪还是日本特务，都不可能想到，袁殊的真正身份是中国共产
党的秘密情报员。

　　袁殊，在１９３１年的上海本是著名的左翼文化人，他创办的《文艺新闻》杂
志，是当时左翼作家联盟所有刊物中寿命最长的一个。由于他所表现出来的机智与
成熟，很快被共产党发展为特别党员，并成为中共中央特科成员，奉命从事秘密情
报工作，他先后打入了国民党中统特务和日本特务组织，还加入了上海滩的青、红
帮。其间，他曾有过失足（１９５４年军委审干时结论为“严重政治错误”），但
在中共情报机关负责人潘汉年的正确引导下，他仍然成为中共地下情报战线上的忠
实干才。

　　岩井英一把袁殊保释出狱后，叫袁殊组织一个兴亚建国同盟总部，加入到汪伪
政权中去。袁殊征得中共情报机关领导人潘汉年同意后，很快便组织起了这个兴亚
建国总部，被他安插到总部里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中共地下党员。日本外务省每
月拨给他们的津贴，相当部分变成了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经费。甚至连夏衍在桂林
办《救亡日报》缺钱买印刷机，也是袁殊从兴建总部拨去了２５万块钱。

　　袁殊以兴建总部负责人的身份，打入汪伪政权，当上了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
员、宣传部副部长，可以列席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凡汪伪政权讨论的问
题，作出的决定，很快会送到中共情报机关负责人潘汉年手中。

　　１９４１年，汪伪决定对沦陷区各地有抗日力量活动的地区实行“清乡”，袁
殊被委任为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日本军事顾问团和汪伪清乡委员会制订的协定、
计划等绝密文件，都要经袁殊翻译、校订中、日两种文本，这就使得处于清乡范围
内的新四军能在清乡开始之前就得到情报，及时跳出包围圈。袁殊还利用他的身份
，营救了一些被捕的抗日人士。１９４３年３月，清乡的重点转向镇江地区时，袁
殊又被任命为镇江地区清乡公署主任兼保安司令，镇江是苏南通向苏北的交通要道
，袁殊借机保护了中共地下组织在这条要道上的秘密交通线，保证了一些中共地下
组织负责人和新四军干部的安全往来。

　　　　　　　　　　　女杰关露

　　在打入汪伪政权内部的抗日志士中，还有一个令人敬仰的杰出女性，她是一位
作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情报员。

　　关露，原名胡寿楣，又名胡楣，“关露”是她从事文学写作的笔名。她自幼喜
爱文学，３０年代已是文坛颇有名气的女诗人、作家，在左翼文坛十分活跃。当年
由赵丹、白杨主演的电影《十字街头》，主题歌《春天里》就是关露写的歌词。她
于１９３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７年上海沦陷后，奉中共组织之命留守上海
孤岛。

　　１９３９年秋，关露接受了一个十分特殊的任务：作中共情报机关与汪伪七十
六号特工总部头目李士群之间的联络人。

　　原来，李士群曾经是中共党员，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成了国民党特务，以后
又投靠了日本人，成为汪伪特工总部头目。反复无常的李士群，一面偷偷与国民党
军统局特工拉上关系，另一方面又希望和中共方面有所联系，竭力为自己多留一点
退路。中共情报机关获悉李士群这个意向后，也决定乘机对李士群进行策反，并争
取通过李士群得到一些有利于抗战的情报。李士群提出，希望中共方面能派曾经营
救过他、有恩于他的中共党员胡绣凤同他联络。胡绣凤就是关露的妹妹。但胡绣凤
当时远在大后方，而且另有任务不能离开，中共情报机关便决定改派胡绣凤的姐姐
，和李士群过去也认识的关露，代替胡绣凤去担任和李士群联络的工作。

　　关露接受任务后，立即与原来左倾文化界的朋友们断绝来往，承受着“汉奸”
的骂名，成为汉奸头子李士群的座上客。她利用和李士群夫妇的频繁接触，了解到
不少敌伪方面的情报，通过中共地下情报系统传送到了中共中央。

　　１９４２年春，中共情报机关又派关露到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导部联合主办的
《女声》杂志社去工作，她的任务是，通过该杂志社的社长、女作家佐藤俊子，接
近一些日本左派人士，暗中设法找到日共党员，再从他们那里搞到一些日本方面的
情报。在这期间，关露还经上级领导指示，赴日本本土代表《女声》杂志参加了“
大东亚文学代表大会”。她不怕艰难险阻，不惜牺牲个人的名誉地位，为民族解放
事业作出了默默无闻的贡献。

　　　　　　　　　“花花公子”唐生明

　　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１日，南京和上海的敌伪报纸同时刊登了一条消息：《唐生
明将军来京参加和平运动，即将被任军事委员要席》。接着，从１０月１０日起，
到１０月１９日止，陪都重庆的《中央日报》等各大报纸，都在第一版醒目位置用
特大号字登出了唐生明的大哥唐生智的启事，这个《唐生智启事》称：

　　“四弟生明，平日生活行为常多失检，虽告诫谆谆，而听之藐藐。不意近日突
然离湘，潜赴南京，昨据敌人广播，已任伪组织军事委员会委员，殊深痛恨。除呈
请政府免官严缉外，特此登报声明，从此脱离兄弟关系。”

　　唐生智是北伐革命时期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将领，抗日战争初期曾指挥南京保卫
战。他的亲弟弟唐生明竟然公开投向汪伪集团，一时引起舆论大哗。

　　当时除了极个别知情人外，一般人都不知道，唐生明的投奔汪伪，是蒋介石亲
自安排的一个重要行动。

　　唐生明以贪图享受，不愿在大后方过艰苦生活为借口，利用与汪伪集团首脑人
物过去的私交，打入汪伪政权，成为蒋介石了解日本和汪伪集团情报的最重要的高
级特工。唐生明先后当上了汪伪军事委员会委员、清乡委员会军务处处长兼苏州办
事处处长、江苏省保安副司令兼保安处处长等。他通过军统局秘密电台，把日伪方
面的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往重庆方面。同时，他还利用自己的身份，尽可能保释了一
些被捕的地下抗日工作者和作战中被俘的抗日军人。

　　１９４４年，唐生明在一次与日本海军省的人一起吃饭时，无意中得知日本海
军正在整编新的舰队，集结于琉球群岛附近，准备对美国海军舰队进行一次突然袭
击。这个情报经唐生明报送军统局后，由中美合作所转报给美国方面，使美国海军
向日本海军实施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雨花台畔吊忠魂

　　雨花台，在南京南中华门外，本是三座小山岗，遍地有许多晶莹圆润的石英质
卵石，被当地人称作雨花石。相传梁武帝时，云光法师在这里讲经，落花如雨，变
成了这些美丽的卵石。因而此地被称作雨花台。抗日战争之前的十年内战时期，有
不少中国共产党人被国民党当局杀害在这里，抗日战争中，当汪伪政权盘踞南京之
后，又有一批包括国民党人在内的抗日志士被汪伪集团在这里杀害。落花如雨之地
一时间血流成河。

　　１９８９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夏衍、阳翰笙任总顾问，林默涵任总主编的《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中的《第四编·报告文学·第一集》里，选入
了一篇马元放先生当年所写的《归汉记》。１９４０年６月２３日，潜伏于上海“
孤岛”领导抗日活动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主任委员马元放，因叛徒出卖而被日伪会
同租界巡捕房逮捕，７月１５日被移送南京关押。马元放被关押了三年零两个月，
拒不答应参加汪伪的所谓“和平运动”，最后因周佛海想通过他与重庆国民党中央
拉关系以留后路，将他保释，他脱险回到大后方，在重庆出版了记叙被捕以后在汪
伪狱中经历的《归汉记》。在这部回忆录的第六章《雨花台畔吊忠魂》里，他含泪
记述了几位被汪伪杀害的国民党抗日地下工作者的悲壮事迹。

　　陈三才，清华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抛弃了在上海当公司副经理的优
越地位和即将研究完成的冷气装置新设计，毅然参加暗杀汪精卫行动，不幸于１９
４０年７月９日被捕，被押赴南京后，从容留下遗嘱，于１０月２日在雨花台就义
。

　　他是第一个被汪伪政权公开杀害的国民党特工人员。

　　陆庆顒，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地下党部委员，奉命打入汪伪中央，当上了法制专�
盼被嵛保戮跷幔竦衬暇┨乇鹗械叵碌巢渴榧浅ぃ蠲蛉胪粑蹦暇┦械
巢浚饺擞冢保梗矗澳辏冈拢溉帐滦贡徊叮保痹拢保谷赵谟昊ㄌù尤菥鸵濉�

　　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７日，军统局南京区区长钱新民在上海被捕，叛变投敌后，
出卖了他下属数十位地下工作人员，并亲自带着汪伪特工前去逮捕了两位“要犯”
邵明贤和黄逸光。

　　邵明贤，军统局南京区地下电台主任，打入汪伪政权后担任了首都警察厅督察
处长和中央组织部第四处处长；黄逸光，华侨，成都轰炸总队队员，曾因徒步环球
旅行六年而闻名于世，为刺杀汪精卫而自愿打入汪伪航空署。两人于１９４０年１
１月９日前后被捕，１２月１７日在雨花台从容就义。

　　据马元放回忆：这些烈士就义时，“没有一位不是很从容的。这种壮烈的精神
，就是一般汉奸也无不为之赞服……”

　　黄逸光就义前，为同牢的难友马元放题辞留念：

　　“美丽的中华，我爱你，我为你而狂歌，我更愿为你而死。”

　　这个题辞，可以说代表了抗日志士们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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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目录
　　　　　　“文革”中的“揪军内一小撮”问题辨析

　　　　　　　　　　　　　－何　蜀－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半期，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由于中国共产党的
领袖毛泽东对这场全国性的灾难负有直接责任，因此目前中国的官方历史书籍或准
官方述著对其中许多重要事件的表述常常语多遮掩，甚至扭曲事实，以尽量维护毛
泽东的历史形像。“文革”中以“揪军内一小撮”为口号而打击军队高级将领的事
件，就是一个至今仍然扑朔迷离的案例。官方版本的介绍是，１９６７年这一事件
发生时，毛泽东被蒙蔽而不知道真相，后来毛发现了就及时制止了这一行动。笔者
通过对这一事件来龙去脉的分析，发现毛泽东其实就是这一行动的始作俑者，毛后
来制止进一步“揪军内一小撮”的行动，是因为担心军队的控制权会落到林彪手中
。显然，就象“文革”中的其他行动一样，毛泽东利用“革命”口号所发动的一系
列政治斗争，无非是要打击他不喜欢的高级官员，以保持其个人对党政军最高权力
的绝对控制。毛泽东的个人政治欲望把国家拖入了灾难的深渊，给中国的发展留下
了浓重的阴影，其政治、经济、社会后果至今仍未消散。

　　　　　　　（一）　“揪军内一小撮”溯源

　　“文革”时期“揪军内一小撮”这一口号的完整说法是“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
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国内关于“文革”的记述往往把其中“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的字句省略掉，如此则整个口号的含义就大为不同。口号原文中矛头指
向“走资派”的主要含义被模糊掉，听起来似乎这个口号只是把矛头指向军队。不
过，为简便和通俗起见，本文仍使用“揪军内一小撮”这个简略说法。“揪军内一
小撮”的背景是，当１９６７年“文革”发展到“全面夺权”和全面内战的白热化
阶段时，在群众造反组织中出现了一种“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思潮和行动。后来，这种思潮受到“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及“无产阶级
司令部”的严厉申斥。凡参与过“揪军内一小撮”活动或有过类似言行的人，大多
遭到清算，不少人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五·一六分子”。

　　其实，“揪军内一小撮”说法的源头，出自毛泽东亲自主持制订并亲笔修订的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下达的“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五·
一六通知”》。这个《通知》明确提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
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必须同时批判这
些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
人……。”该文件还提到：“军队里也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笔者注：那时还未使
用“一小撮”这个限制词），必须批判和清洗”。

　　１９６６年８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一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的决定》明确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
权派。”毛泽东历来强调“党指挥枪”，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完全置于中国共产党绝
对领导之下的军队。既然“文革”的重点是要整“党内走资派”，那么在军队任职
的“党内走资派”也就必然面临同一命运。因此，“揪军内一小撮”实际上就是“
揪党内一小撮”这一政治目标的必然结果和组成部分。

　　“文革”开始后毛泽东和“无产阶级司令部”一方面反复强调要“牢牢掌握斗
争大方向”，即把斗争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始终不忘“揪党内一小撮”。但
是，当“揪党内一小撮”自然地延伸到“揪军内一小撮”时，１９６７年８月，毛
泽东和听命于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却严厉申斥、批判了“揪军内一小撮”的言
论和行动。当时批判“揪军内一小撮”的一个理由是，军队不能乱。粗听起来，似
乎有一些道理。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其中的矛盾：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能
乱，然而领导军队的共产党却可以大乱特乱──这算什么逻辑？

　　　　（二）“权威”说法质疑：林彪、江青要“揪军内一小撮”？

　　　到底是谁在什么时候公开提出和宣传“揪军内一小撮”？

　　“文革”时期，为这一口号付出代价的不止一个人、一个政治“集团”。当“
王力、关锋、戚本禹”被揪出来后，官方曾说是这几个“小爬虫”提出了“揪军内
一小撮”的口号。但当林彪外逃坠机死亡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官方改说是
林彪炮制了这个口号。以后，当“四人帮”倒台时，又说是他们伙同林彪炮制了这
个口号。不论罪名归于谁，似乎都与毛泽东无关，而且似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永
远“英明正确”，而且全靠他“明察秋毫，力挽狂澜”，才刹住了“揪军内一小撮
”的歪风。

　　“文革”结束以来公开出版的有关“文革”史的著述中，谈到“揪军内一小撮
”时，基本上都继续重复沿用了“文革”中一变再变的流行说法。即使是在否定了
“两个凡是”之后，有关论著对这个问题依然沿袭旧说，而且含混不清。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中，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辞条是这样说的：
“《五·一六通知》中，曾错误地抨击了所谓‘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
表人物’。１９６７年１月，林彪亲笔批示‘完全同意’关锋、王力等四人提出的
‘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同年７月末，《红旗》
杂志第１２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鼓噪：‘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
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彻底干净
地扫进垃圾堆里去。’于是，一些造反派就到各地‘揪军内一小撮’，冲击军事机
关，揪斗军队领导干部，闹得乌烟瘴气。毛泽东发现后，批评‘揪军内一小撮’的
错误提法，才刹住这股歪风。”〔１〕

　　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中说：１９６７年“７．２０”事件
后，“早在１９６７年１月就由江青等人拟定并经林彪批示‘完全同意’但又一直
不敢公开的‘坚决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也利用‘７
．２０’事件的时机，在报刊上公开宣传，以致全国掀起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
〔２〕

　　这两例应该算是较为权威的说法。从上述说法中只能推导出以下结论：

　　第一，林彪支持“揪军内一小撮”，因为１９６７年１月林彪在提出这一口号
的中央文件上批示“完全同意”。但以上两个说法对谁是口号的具体提出者却各执
一词，一说是由“关锋、王力等４人提出”，一说是“由江青等人拟定”，而且上
述两本书对这个口号具体文字内容的表述也不同。

　　第二，虽然有人（可能是林彪，也可能是江青或别的人）在１９６７年１月就
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但“一直不敢公开”。至于他（她）或他们为何“不敢
公开”，上述的“权威”著述就语焉不详了。

　　第三，他（她）或他们正式公开宣传这个口号的时间大约是在１９６７年７月
底，通过《红旗》杂志１２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提出的。此后
，才“于是”、“以致”有了全国的“揪军内一小撮”浪潮……

　　历史真是这样的吗？

　　　　　　　（三）　到底是谁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

　　按照上述说法，“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似乎是“关锋、王力等４人”或“
江青等人”提出的。其实，这两种表述在事实的认定上出入颇大，前一说法不含江
青，后一说法也未必包含关锋、王力。由此可见，在当事人这个基本环节上，上述
两本“权威”著述的说法是漏洞百出的。

　　更有趣的是，被称为当事人的王力后来完全否认了他参与其事的说法：“人们
又说，１９６７年１月王力伙同关锋按照林彪、江青的旨意拟定解放军报的宣传要
点，提出彻底揭穿党内军内一小撮。这个宣传要点还拍成照片，铅印的名字有王力
、关锋、唐平铸、胡痴，签名的只有胡痴一个人。这件事王力不知道。为什么要加
上王力的名字？我也不知道。这时王力刚被任命为中央宣传组组长，唐平铸、胡痴
是成员，关锋是总政副主任、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林彪委托关锋管《解放军
报》。王力知道，过去不管谁领导中央宣传部工作从来不管《解放军报》。这个宣
传要点王力连看都没有看过。关锋提到过这件事的过程，说这个要点是根据军委常
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写的，但没有说要加王力的名字。我认为这个问题即使是胡痴签
了名，也不应追究责任。而且这问题还应该进一步研究。因为《五·一六通知》上
就有：‘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
的修正主义分子，’等等。《五·一六通知》的这一段话，是毛主席加的。这不是
说得更厉害吗？怎么能责怪后来的这个宣传要点呢？怎么能把责任推到四个人身上
呢？”〔３〕

　　王力的这个说法值得重视。这一说法首次提到，“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
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是根据当时《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提出来的，
与时任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关锋确实有关，但关锋也不是自行其是，他说这
个“宣传要点”是根据一次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写的。当时军委常委包括几位
老帅在内，军委常委会议一般由军委秘书长叶剑英主持，而林彪平常一般是不出席
这样的会议的。如果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确实作出了“彻底揭穿军内一
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决定，那显然就不能说成是“关锋、王力等四人
”或“江青等人”的责任。况且，在那个“宣传要点”上签名的胡痴和没有签名的
唐平铸，很快就被揪出、打倒了，也属于被揪的“军内一小撮”，他们既非“王、
关、戚”同党，又非江青集团中人，能把他们笼统说成是“江青等人”吗？显然不
能。其实，只要把上述“宣传要点”和存档的那次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纪录对比一下
，就真相大白了。这个简单的对比查证工作至今未被批准，其中自有原因。

　　根据“文革”时期那一阶段的有关史实来推论，毛泽东确实有“揪军内一小撮
”的意图，而且作了切实的部署。最早公开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是１９６７年
１月１４日的《解放军报》社论，社论的标题是“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搞彻底”。这篇社论号召：“要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还必须
继续放手发动群众，还要经过激烈的斗争，冲破重重阻力。”……“这种阻力，主
要是来自混进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自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在我们军队里，确实有那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他们当面是人，背后是鬼，
两面三刀，欺上瞒下，玩弄资产阶级政客的卑劣手法，抗拒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
阶级革命路线。……”就在这篇社论发表的前一天，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３日，毛泽
东与江青之女肖力（李讷）为首的造反派在《解放军报》报社宣布造反、夺权，报
社负责人胡痴随即被“打倒”。这篇公开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是造反夺权
之前就写好的，还是夺权之后才赶写的，现在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对
这篇煽动在军队内部夺权造反的《解放军报》社论，毛泽东不可能一无所知。

　　从下列文件还可以进一步看出，“揪军内一小撮”完全不是瞒着毛泽东的阴谋
活动，而是贯彻毛泽东意图的安排，并从一开始就处于毛泽东的掌握中。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６日，毛泽东对全军“文革”小组１月２５日编印的《军队
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要报》第５号刊登的“关于夺权的若干情况和问题”作了如下
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反映群众提出，究竟哪些机关可以夺权，哪些不能夺权；
夺了权的人们对待不同意见的群众应取什么态度（应争取多数，不能排斥）。请加
以研究。”随后，中央军委于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６日作出了“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
规定”〔４〕。中央军委这个文件的第一条列举了军队夺权范围限于哪些单位后说
：“在这些单位中，哪些要夺权，哪些不需要夺权，要看党委领导存在问题的性质
。如果领导权确实掌握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的，要坚决夺回。
”〔５〕中央军委的文件必须经军委主席毛泽东阅后才能签发，这个文件鼓动“坚
决夺回”军队单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力，可以被视为在毛
泽东指示下宣布“揪军内一小撮”的明文规定。

　　１月３０日，毛泽东将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关于国务院农口几个单位情况的报
告批给林彪、周恩来：“此件值得一阅。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
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都
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
情处理。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谭震林的意见是正确的。此件请周印发较多的同志
看，引起警惕。”〔６〕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毫不含糊地提到“军队内部”与其他各
界一样无例外地“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这说明毛泽东确实认为存在着“
军内一小撮”，应该把他们揪出来“彻底批倒”。

　　２月７日，毛泽东对西藏军区党委关于请示中央尽快对西藏军区领导人张国华
等表明看法的报告批示：“林彪、恩来、叶、聂、徐各同志：请你们研究一下，张
国华、周仁山、王其梅等究竟是好人、坏人，一二日内拟电告我，发出表态，是为
至盼！”〔７〕毛泽东批示中点名的王其梅时任西藏军区副政委。在这个批示中毛
泽东要林彪、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判断西藏军区领导人张国华等人
“究竟是好人、坏人”，结论倘为后者，那自然就属于“军内一小撮”了。后来王
其梅就是被当做“军内一小撮”迫害致死的。

　　２月９日，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剑英把“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
命的几项规定”的文稿送林彪审阅。报告称：“遵照主席在上次常委会上的指示，
起草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今天上午召集３２人参加的会议
，进行讨论和修改。特呈上请审查批示。”林彪１０日将此文件转报毛泽东。毛的
批示是：“照办。如昨夜会议上有修改，照修改稿办。”军委于２月１１日将此文
件下发。〔８〕该文件的第２条规定：“由军委决定已经展开四大的单位，除因必
要暂停进行的以外，要继续充分发动群众，紧紧依靠真正的而不是假的无产阶级革
命派，争取团结大多数，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揪出来。”〔９〕可见，“揪军内一小撮”实乃“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
的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

　　　　　　　　（四）　“揪军内一小撮”波及全国各地

　　从上述中央文件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及类似提法是从
１９６７年１月起就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并在一系列文件、社论中反复提出过。在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顶峰的“文革”高潮阶段，时刻“紧跟毛主席”的全国各
地的造反派，立即把“党中央、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战略部署”“落实到行动上
”，从１９６７年初开始，引发了全国性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浪潮。〔１０〕

　　１９６７年１月３日，军事院校“造反派”在北京召开１０万人大会，“炮轰
”叶剑英、陈毅等人，并计划在５日召开“批判叶、陈大会”。同日，北京航空学
院“红旗战斗队”“炮轰”聂荣臻。首都街头大量出现“炮轰”几位老帅的标语、
传单。周恩来当晚与总参、总政负责人和中央“文革”、全军“文革”的全体成员
接见了４０多所军事院校的学生，说服这些学生放弃了５日的“批叶、陈大会”。


　　１月２３日，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红色工人造反纵队”
主办的《红色造反报》第５期发表了一组批判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总后勤部部
长邱会作的文章。

　　１月２６日，福州地区红卫兵“红革会”及“首都三司”赴福州人员等，连续
冲击“福州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还冲击福州军区，揪斗军队
干部。

　　１月２９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红卫兵“呼三司”几千人包围了内蒙古军区大
院的南大门，静坐示威，要求拒绝支持“呼三司”的军区副政委刘昌作检讨，提出
“刘昌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后来发生了军队枪杀示威学生的事件。

　　１月３１日，西安召开批斗空军副司令员成钧的“西安地区空军院校、文艺工
作全体红色造反者斗争三反分子成钧大会”。

　　２月４日，青海大学红卫兵贴出大字报“炮轰青海军区机关内一小撮走资本主
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字报表示：“不把其中的小贺龙、小罗瑞卿揪出来示众，我
们死不瞑目！”

　　２月８日，广州中山大学“红旗公社”等学生组织，抗议广州军区逮捕军区机
关“千钧棒”等军内造反派，于凌晨起到军区静坐示威，冲击军区。

　　２月１１日，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等围攻
成都军区，要求军区释放被捕的军内造反派及兵团人员。《八·二六炮声报》发行
了“批判成都军区专号”，发表了“成都军区顽固推行刘邓路线大事记之一、之二
”，号召“砸烂成都军区黑司令部”。

　　２月１３日，广州中山大学“红旗”造反组织、珠江电影制片厂“东方红”造
反组织、军体院等１，０００多人在省中级党校举行“声讨广州军区镇压革命学生
誓师大会”。

　　２月１４日，昆明军区军医学校、外语学校、步兵学校、文工团等军队单位造
反派与其他群众冲击军区机关。

　　２月１７日，四川大学“八·二六”组织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等以“
解放大西南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的名义，在成都人民南路广场召开了“砸烂以韦杰
、甘渭汉为首的成都军区黑司令部誓师大会”。

　　４月４日与４月１２日，北航“红旗”两度发表“打倒徐向前，炮轰叶剑英、
陈毅的严正声明”。

　　４月２０日，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红色工人造反纵队”
主办的《红色造反报》第１４期发表了“炮轰叶剑英，叫他靠边站”的文章。

　　５月２３日，广西大学“革联”、医学院“闯”等造反派组织及一些中学红卫
兵连续两晚冲入广西军区院内张贴“打倒韦国清”、“与拿枪的刘邓路线决一死战
”等标语。

　　６月５日，广州中南林学院“红色造反者”组织发出“敦促黄永胜向毛主席革
命路线投降书”，此后发表于６月１４日的《红色暴动报》第９期。

　　６月７日至１３日，“新北大公社福州联络站”参加了当地学生反对福州军区
的绝食行动。

　　６月１２日，浙江“省联总”一派在“打倒刘邓大会”上公开喊出打倒浙江省
军区第二政委龙潜的口号。６月１５日浙江省“坚决击退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
联络站”主办的《反逆流报》发表了“龙潜３５大罪状”一文。

　　６月１５日，“首都红代会赴邕（广西南宁）调查组”发表了“就南宁一中六
一三事件告全市革命人民书”，号召全广西造反派行动起来，“宣判党政军内一小
撮走资派的绞刑”。

　　６月２６日，４３个军队院校和军队文艺团体造反派组成的“誓将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联络处”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斗争罗瑞卿大会，刘志坚、苏
振华等陪斗。

　　７月１日，“首都红代会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赴渝人员）”发表了“关
于砸烂重庆黑警司的严正声明”。

　　７月１５日至１７日，成都军区机关造反派连续召开批斗甘渭汉（成都军区第
四政委）、韦杰（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大会。……

　　在“沸腾”的１９６７年上半年，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党中央、毛主席号召“
揪军内一小撮”的结果是，各地造反派组织纷纷向军队单位发起了冲击。

　　　　（五）１９６７年“７．２０”事件之后：“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高潮


　　军队一向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本身也是“专政机器”的一个主要
组成部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军队的领导人从来就没有经历过被群众冲
击威胁的场面。因此，一些地方的军队领导人对冲击军队单位的当地造反派组织毫
不犹豫地采取了镇压措施。然而，这些镇压措施却被毛泽东视为“军内一小撮走资
派”对抗“文革”，毛泽东决定打击这些镇压“造反派”的军队干部，这就导致１
９６７年夏天“揪军内一小撮”的声势被推向了高潮。

　　１９６７年２月青海“造反派”冲击省军区后，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下
令开枪镇压，令“造反派”伤亡惨重。血案发生后，３月２４日，经毛泽东批准下
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该中
央文件称，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
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２０５部
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最
后宣布“赵永夫隔离受审”。〔１１〕

　　５月７日，经毛泽东批准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点名批
判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李井泉和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
该中央文件同时将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第二政委郭林祥定性为“党内最大的走
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顽固追随者”，从而点名打倒。〔１２〕

　　７月２０日，湖北省武汉市发生了著名的“７．２０”事件。当时，武汉地区
支持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被中央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认
定为“保守组织”，认为支持“百万雄师”的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那
时隐居在武汉的毛泽东以及从北京专程到武汉的周恩来，均要求武汉军区负责人陈
再道、钟汉华改变同情支持“百万雄师”的态度。当代表中央的公安部长谢富治和
“中央文革”的王力到武汉对武汉军区干部施加压力时，这种态度激怒了“百万雄
师”的上百万群众，该组织举行了一系列抗议示威活动，甚至与谢富治、王力发生
了肢体冲突。〔１３〕

　　这一事件被“无产阶级司令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在全国报刊上进行了
空前规模的声讨宣传。原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
被认定为这个事件的“策划者”和“黑后台”，而遭到猛烈批判。据王力回忆，７
月２２日，康生向毛泽东请示报告后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同意在报刊上不点王任
重、陈再道的名，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７．２０事件
以后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主要是那个‘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以及主席在上
海的指示，由汪东兴通知了康生，也通知了总理（周恩来），康生向关锋传达，进
行了布置，总理也向戚本禹传达布置……。”〔１４〕

　　另据杨成武回忆，７月２４日，他飞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还说，
他同意北京采取的措施。也就是说，他同意他不在北京期间，林彪、江青和中央”
文革”在‘７。２０’事件上所采取的一切措施。”〔１５〕

　　７月２５日，毛泽东就“中央关于武汉７．２０事件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
一事批示：“林、周、文革小组及中央各同志：代拟复电如下，请讨论酌定。”毛
代拟的复电中称：“７月２４日２０时１０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已经收
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
以发表。……”〔１６〕毛泽东认为“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并批准发表的武汉部
队《公告》中，将“７．２０”事件称为“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
组的叛变行动”，并称这个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
人的煽动下进行的。而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该《公告》宣
称：“陈再道罪责难逃，我们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限，坚决把他打倒。”〔１７〕
毛泽东还审定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
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１８〕这封信声称：“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
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１９〕这里明确使用了打击
“军内一小撮”的提法。

　　按照毛泽东确定的有关“７．２０”事件的宣传方针，当时报刊上连篇累牍的
社论、文章都使用了“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６日的《人
民日报》社论“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一文提出：“我们一定能够把混进党里、政
府里、军队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统统揪出来”。同日，《人民日报
》的另一篇社论“北京支持你们”中说：“这次大会，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
气，大灭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威风”。同日《解放军报》
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你们”中说：“对于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我们要把他揪出来，斗倒斗垮斗臭，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７月２７日，《解放军报》社论“乘胜前进──祝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
取更大的新胜利”中号召：“坚决打击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不获全胜，决不罢休！”

　　７月２８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中称武汉地
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击了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猖
狂进攻”。同日，《解放军报》社论“革命的新生力量所向无敌──再祝武汉地区
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更大的新胜利”中说：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决心掀起
一个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向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大批判的
新高潮”。同日《解放军报》的另一篇社论“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中说：
“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的罪魁祸首。”

　　７月２９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胜前进”
中说：武汉部队领导机关“决心跟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划清界
限，坚决把他们打倒。”同日的《解放军报》社论“坚决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
派战斗在一起”说：“破坏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是中国的赫
鲁晓夫及其在那里的代理人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７月３０日，《人民日报》社论“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团结万岁！”中说：
“中国的赫鲁晓夫和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远没有冻
僵的毒蛇。”同日《人民日报》的另一篇社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中说：“
被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控制操纵的‘百万雄师’，正
在土崩瓦解。”

　　７月３１日，《解放军报》社论“新的考验”向“犯了路线错误的干部”发出
号召：“从实际行动上和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限，彻
底揭露和批判他们的滔天罪行”。

　　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上述一系列社论之后，７月３０日新华
社播发了将于８月１日出版的《红旗》杂志１９６７年第１２期的社论，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全文广播，７月３１日全国各大报均在头版刊登。《红旗》第１２期有两
篇社论。一篇题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文章称“武汉地区党内、军内
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武汉
地区的代理人”。同期的另一篇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
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同样，也
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
斗臭。这些家伙，还在垂死挣扎。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
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事实证明，我们必须进一
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干净地
扫进垃圾堆里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六）　毛泽东为什么突然停止“揪军内一小撮”？

　　由以上史实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关于“揪军内一小撮
”的辞条为了得出既定的结论，扭曲了真相。实际上，“揪军内一小撮”并非只得
到了林彪的支持，毛泽东有关鼓励、支持“揪军内一小撮”的批示和他批准发出的
有关文件，不是远比林彪那个“完全同意”的４字批示多得多吗？当然，说毛泽东
对此事毫不知情也是错误的，毛泽东自始至终都是“揪军内一小撮”的指挥者。至
于说林彪对这一口号作了批示后“一直不敢公开”，更是无稽之谈。该辞条为了掩
盖１９６７年上半年“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部署”和“指
示”，颠倒了时间顺序，把上半年全国各地出现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活动说成是
７月末《红旗》杂志第１２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发表之后才发
生的，这样的描述与历史真相显然相差太远了。显然，如果承认“揪军内一小撮”
已经在１９６７年上半年持续闹腾了半年多，毛泽东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无法
摆脱干系了──沸沸扬扬了半年多而没有被“发现”，岂不是太说不过去了吗？于
是，就把“揪军内一小撮”的责任归罪于《红旗》杂志第１２期社论“无产阶级必
须牢牢掌握枪杆子”。

　　既然“揪军内一小撮”是毛泽东的部署，那为什么在１９６７年７月底、８月
初中央的党报、军报、党刊把“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推向一个新高潮之后，毛泽
东突然又要求停止鼓吹“揪军内一小撮”呢？据王力回忆，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２日
，毛泽东有了新的指示，说“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不策略。从此以后全
国各级宣传机器才不再使用“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２０〕而毛泽东之所以会
产生这样的念头，据说与《红旗》杂志第１２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
子”有关，他在这篇社论的提法中发现了问题。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上述辞条的说法是，毛泽东在这篇社论上“发现”
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为此严厉申斥。此说非常可疑。“揪军内一小撮”的
提法并非首次出现在《红旗》杂志的这篇社论里，此前半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亲
自修改审批的党中央、中央军委文件里多次用过此类提法。而且，在《红旗》杂志
这篇社论刊出的同时，党中央机关报和军报都多次用社论的形式提出过相同的“揪
军内一小撮”的提法，而《人民日报》的社论发表前都会将大样送毛泽东审定，显
然，毛泽东当时赞成在报纸上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

　　１９６７年的第１２期《红旗》杂志刊登了两篇社论，都提到了“揪军内一小
撮”，但毛泽东只对其中一篇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不满。那么，
毛泽东在这篇社论的文字当中究竟发现了什么“问题”呢？笔者对比了这两篇社论
的内容，有一个发现：虽然两篇都有“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但“无产阶级必须牢
牢掌握枪杆子”这篇社论中有一个提法是题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的另
一篇社论中没有的，那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
的，是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伟大军队”。“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这篇社
论除了回顾解放军４０年来“在毛泽东建军思想指引下成长壮大的历程”，和毛泽
东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即刘少奇）及其“在军队中的代理人
”彭德怀、罗瑞卿的斗争历程之外，还用了相当多的篇幅颂扬林彪，大段大段地颂
扬林彪对建立人民军队作出的贡献。这篇社论说，林彪“系统地阐明了和创造性地
发挥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林彪同志提出的保持我军无产阶级性质的一系列重
大措施，使我军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
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
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

　　据军队系统的“文革”研究专家王年一后来在书中披露：“毛泽东严厉批评了
这篇社论，指出要‘还我长城’。”〔２１〕毛泽东的不满究竟是什么？他批评的
是《红旗》杂志那篇社论中“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还是该社论对林彪的颂扬？
他的“还我长城”之语，针对的是谁？是奉命“揪军内一小撮”的王力、关锋、戚
本禹，还是被这篇社论称为“直接指挥”军队的林彪？到底毛泽东关于这篇社论的
批示有那些具体内容，迄今为止国内的有关论述都讳莫如深。在《建国以来毛泽东
文稿》中，“文革”时期许多无关紧要的批示都公开发表出来了，但却没有１９６
７年８月间毛泽东对这篇社论的批示。在“文革”中批判王力时，红卫兵的大字报
和传单、小报上倒是有所披露，但其说不一，有的说是批示的内容是“还我长城”
，有的说是“打倒王力，还我长城”，还有的说是“打倒王力，打倒，打倒”……
真有“打倒王力”的批示吗？１９６７年９月７日毛泽东在戚本禹写于９月４日的
检讨信上批示说：“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之关
、王二同志。”〔２２〕此批示仍称王力为“同志”，可见“打倒”之说难以成立
。

　　值得注意的是，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杨成武的一篇回忆录可以为这一段历史
作注。杨成武回忆说，在他陪同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即“７．２０”事件前后）
期间，“有一次毛泽东讲起长征，并问我知道不知道有个‘会理会议’。我说知道
，但会议内容不太清楚。他就讲了‘遵义会议’后不久，林彪曾写信给中央，要求
他和三人军事小组下台，由彭德怀出任军事总指挥。所以才召开了‘会理会议’，
批判了林彪，保证了党内、军内的稳定，并进一步肯定了北上的方针。”此外，毛
泽东还对当时流行的祝颂语“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表示强烈不满。
“在上海虹桥宾馆，有一天，毛泽东非常烦躁地说：‘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
死的人吗？’”毛泽东还要杨成武回去报告周恩来，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
大亏，要犯错误。“当时这些话，也仅仅是传到周恩来那里。由于林彪当时所处的
地位，处理这样的问题，对于周恩来也是很棘手的。”〔２３〕

　　毛泽东是在“７．２０”事件后从武汉转移到上海住进虹桥宾馆的。他“非常
烦躁地”说上面那段话的时间，基本上可以断定为《红旗》杂志第１２期社论发表
（７月３０日广播，３１日见报）之时。从杨成武的回忆可知，这时官方媒体和社
会上对林彪的颂扬已经使毛泽东十分反感，因此他要求报告周恩来“不要宣传个人
”（注意：当然不是说不要宣传毛本人，而是不要宣传林彪，不要再说祝林彪“永
远健康”之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红旗》杂志１９６７年第１２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
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对林彪的颂扬，很可能触
犯了对军权高度敏感的毛泽东，他才作出了“还我长城”的批示。毛泽东担心的是
，自己对军队的领导权被架空了，军队的“直接指挥”权会落到林彪手中──几年
后毛泽东就明确说过：“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在毛泽东的这一批示的原文
及真实背景尚未公布之前，笔者只能认为：“还我长城”的深意是“还我军权”；
这里的“我”其实并不像某些“权威”著述解释的那样，是毛代表人民提出要求，
而只是指毛个人的要求。毛泽东突然要求停止使用“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大概
与他担心林彪借“揪军内一小撮”的机会巩固军权有关。

　　只要正视历史，直面现实，就不难发现，无论是宣传“揪军内一小撮”，还是
批判“揪军内一小撮”，都是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在１９６７年７月底之
前就已经持续闹腾了半年多的“揪军内一小撮”，毛泽东不是不知道、未“发现”
，而是了解得清清楚楚，并且给予了明确的鼓励和支持。

　　看看从彭德怀到罗瑞卿等军队领导人的命运，看看“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的而
不是经过剪裁的历史，就不难发现，毛泽东借口有人“揪军内一小撮”而批判打击
别人，其实他才真正是“揪军内一小撮”的始作俑者。在整个“文革”时期，他在
军内前前后后揪了若干个“一小撮”。凡让他不满意的人，都难逃被揪之劫。


【注释】　目录
〔１〕《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
１年５月，第３７５页。
〔２〕《“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７月，第１７１页
。
〔３〕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出版，第２９
１－２９２页。
〔４〕《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２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月，
第２０１页。
〔５〕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出版，
２００２年。
〔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２册，第２０９页。
〔７〕出处同上，第２１８页。
〔８〕出处同上，第２２６页。
〔９〕出处同上，第２２７至２２８页。
〔１０〕这一节对当时事件的报导取材于当时的各种媒体，包括各地造反派组织出
版发行的报纸（俗称“红卫兵小报”）。这些“红卫兵小报”的大多数可以在宋永
毅主编、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２００２年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中
查阅到。
〔１１〕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出版
，２００２年。
〔１２〕出处同上。
〔１３〕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２月出版，
第２６０－２６６页。
〔１４〕《王力反思录》，第１０１１、１９２７页。
〔１５〕杨成武，《杨成武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８月出版，
第２９１页。
〔１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２册，第３８０页。
〔１７〕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１８〕毛泽东对该信作了如下批示：“退林彪同志酌定。我加了一小段。”此批
示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２册第３８３页。
〔１９〕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２６４、２６５页。
〔２０〕王力，《王力反思录》，第２９１页。
〔２１〕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２６７页。
〔２２〕《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２册，第４１２页。
〔２３〕《杨成武将军自述》，第３０４、３０６页。

※※※※※※※※※※※※※※※※※※※※※※※※※※※※※※※※※※
【文化广场】　目录
　　　　　　　　　　　　纽约书店“中国风”

　　　　　　　　　　　　　－赵煜堃－

　　一个华人到了海外，一辈子不进书店照样活得很好，尤其在超市餐馆林立年代
；但是一个人如果进了书店，或许这一辈子还能活出更多的趣味来，尤其是那些远
离母国飘零异乡的游子。以此而言，纽约的中文书店，其人文价值远超越其商业价
值，尽管它首先必须以商业经营的形式生存。

　　“如果开书店很赚钱，那么法拉盛就不会有那么多超市而应该到处是书店了”
，这是“中国风”书店负责人冯倩的话。“文化是一种积累”，这是另外一句，你
可以将此当作是一个书店经营者对顾客购买力的怂恿和长期性挽留，也可将此解读
成一个爱书者的肺腑之言。

　　　　　　　　　（一）　有一种奢侈叫阅读

　　９０年代初，法拉盛还没有成规模的、主要卖大陆出版物的中文书店。９４年
底，有一家名为“大陆文化书店”的中文书店出现在缅街。之所以起这样一个名字
，或许是为了提示“中国大陆出版物”的文化背景吧，因为之前的书店主要销售台
、港出版的中文书籍。２００２年２月，书店所在地“黄金商场”被一温州籍老板
以千万之巨买断改成超市和小商品市场，因此迁至更东边的缅街４３－１２号，皇
后区植物园的边上。书店的英文名字还叫“Ｃｈｉｎａ　Ｂｏｏｋｓ　＆Ｐｕｂｌ
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ｃ”但中文名字改成了“中国风”，店名是国家图书馆馆长
任继愈题的字。

　　９４年，“大陆文化书店”刚开张的时候，来过位“直言不讳”的顾客，对正
在店里把书一本本摞上架的冯倩说：“书店刚开呀？等关门收摊的时侯记得通知我
一声，连书带书架我全收了。”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３日，经营书店近十年的冯倩
仍然对当年的事儿记忆犹新：“对一家刚开张的书店讲这样的话，你说是不是让人
生气？”后来知道他是当年写手抄本《九级浪》的毕先生。现在我见到他提到这件
事情，他还说：“其实我说的是实话，是说在纽约开中文书店，十有八、九要赔钱
的。”

　　“大陆文化书店”在经历了创业时期的艰难之后，凭借经营者对于出版物判断
与挑选的专业眼光和书店特有的“人文”气质，不仅生存下来，还在华人社区、特
别是对文、史、哲感兴趣和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群里，建立了极佳的口碑。现改名
为“中国风”的店主对其经营之道有自己非常明确的看法与判断：

　　“开书店的目的，首先当然就是生存。所为一种生存手段，开书店本质上和开
超市开餐馆是一样的，都是商业经营，但书店除了产品本身有其精神文化层面的特
点之外，就是如果经营得当，生存是可以的；而发财呢，就几乎没有开餐馆那么大
的可能。因此，‘中国风’要生存并不断发展，就必须有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我
们的基本理念就是把国内最好的书引到海外来，以此建立自己的客户群。”

　　店主对美国中文书店的顾客有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中华文化的内聚力，这种
内聚力使得这里一些移民和他们的后代与中国文化割舍不断的共存关系。因此即使
在美国这样以英文做为社会交流的环境下，还是想了解中国的状况并保持了中国文
字的习惯。

　　“你知道么，在英文世界里，看中文书可以算是一种‘奢侈’了”，店主说：
“为什么说是奢侈呢，有两方面原因，一个是买书要花钱，再一个就是读书要花时
间。象美国这样的商业社会，时间就是金钱，到美国创业的移民，房子、车子、孩
子，有很多事情要做，哪方面不需要花费精力和时间呢，每周休息，还不出去玩玩
，人都到美国了，人文风光都值得一看那，所以说忙里偷闲读中文书，真算得上是
奢侈的精神富有者了。正因为这样，作为书店的经营者，我们就千方百计帮顾客选
好书、精选书。不让他们浪费，无论金钱还是时间。”

　　也许正是这样的精跳细选吧，来书店的顾客都觉得实惠和有收获。通常，去过
“中国风”书店的客人会一直保持定期去看看的习惯。

　　“我知道这家书店是看到他们原来的店要搬家在打折，很多书都卖五折。以前
常去中国城的，‘东方’和‘世界’，但发现了这个地方之后，一比价格和内容，
就改成定期来这里了。他们一搬家，我也跟来了这里。”家住布鲁仑的陈先生隔一
段时间就来这里一次，选个三、五本书：从我住的地方到这里，要一个半小时，连
看书带路上时间，每次都要花四、五个小时。这边最大的特点我感觉是对大陆出版
的书反应特别快。这些年大陆变化也特别大，出版界的变化也特别大，看书么，总
想读到一些新的东西，特别是自己国家发生的一些事情，历史啊，文化啊，社会潮
流啊，这里比别的书店反应快，而且比较知道读者的口味”。陈先生，９４年自广
州来美，出国前曾做过１２年的教师。“能看繁体字，但‘世界书局’大陆的图书
很少，港台的书，包装排版印刷设计质量都很不错，但内容不多。有时侯，大陆出
版的一本书，他们出版就变成了上、下两册，价格就明显贵很多。”

　　　　　　　　　（二）　知识很深文化很浅

　　“我们开书店，就是因为感觉到从９０年代开始，就移民角度讲，开始出现大
陆读者市场了。随着留学生和移民人树的迅速增长，大陆出版的中文书一定有它的
市场，毕竟很多人在出国前都读过大量的中文书。对于母国文化的依恋和对于祖国
的关注，使得即使是纽约这样一个人员构成非常复杂、有些老移民已经是第三代第
四代了，还有读中文书的愿望。中国文化就是有如此强大而神秘的内聚力。”

　　８６年就爱在波士顿中文书店找书看的刘先生是“中国风”的老客人了，用他
的话说就是：自从发现了这家书店，其他书店基本不去了，光在这里买的书就堆了
小半间屋子。问他为什么喜欢这里，回答是这里的书好，对脾气。“这里关于大陆
的政治文化经济的书都有，我们这代人，对政治军事肯定更感兴趣啦。港台的书籍
人文方面比较薄弱，都是些怎么交朋友啊，怎么驭夫啊，或者是怎么穿衣服怎么做
菜的多，要不就是言情小说，这些我不太爱看。”刘先生属于革命后代，做学生时
去过新疆和越南要想解放全人类，后来到陕北插队，对文学、特别是诗歌非常入迷
。老刘来美观快２０年了，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书痴心不改。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你非得沉进去才能有所体会。现在很多留学生，读书
是块好料，在专业领域里也很有成就，但兴趣面很窄。有些人知识（专业）很深，
也许文化很浅。有些人除了专业书，基本不看书，不管中文还是英文，最多看看黄
色画报或者上互联网瞄几眼。其实这是一种遗憾和缺失。现在的博士里面，能通顺
写封中文信已经不容易了，甭说别的，光是错别字儿就让人受不了。”

　　老刘说的现象是否属实，有待考证。但读书对于人生是一种良好的修养是不争
的事实：“我的确看到有些人，念了博士、毕业找了很好的工作的留学生，早已买
下几十万的大房子，但家里没有书，连书橱都见不到。有的家里倒是有书橱，但架
子上摆着的，基本上都属于用来装门面的书。”在美国生活了十多年的大陆某日报
编辑高先生感慨道。

　　“其实，８０年代初开始到美国求学的留学生，２０年后基本上都工作稳定生
活安定了，过去的穷学生变成了美国的中产阶级，而完成这种身份转化的力量是什
么？绝大多数靠的是在大陆奠定的知识基础和知识背景。大陆的留学生能如此迅速
地适应美国社会，并以优异的成绩取得学位而顺利进入美国社会？因为中华文化给
了你知识的同时，也给了你生存智慧，也就是中国的文化和方法论，正是凭借这种
无形的力量，让人迅速适应了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转换。”“中国风‘的经理认真地
说：“我想表达的意思并非片面强调中国文化的重要性，我是想说，如果我们不放
弃中文世界，包括阅读中文书籍，中华文化仍然能给你很多活力性因素，包括能帮
助你创造财富的智慧和能力。这也是我拼命想把中国的好书选出来，推荐给读者的
一个原因。”

　　　　　　　　（三）　选书、读书、爱书

　　纽约的中文书店，其实是伴随着中国移民的人流潮涨潮落的。六、七十年代的
港台留学生，形成了最早的中文媒体市场，其中当属联合报系的“世界书局”为代
表，主要经营台港出版的书籍。“世界日报和世界书局对法拉盛在上个世纪的最后
２０年中成为‘第二个华埠’起了重要的作用”，法拉盛华人工商促进理事长傅鹤
鸣对此感触尤深：“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文化，就象中国人的胃有自己的吸收习惯而
更适应中餐一样，中文报纸的兴起，中文书店的出现，满足了中国移民的阅读习惯
，特别是刚到美国、英文又不行的新移民，读中文抱看中文书是他们愿意留在这里
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八、九十年代大陆留学生的蜂拥而至，使老牌如中国城伊丽萨白街的“东方
文化事业公司”的业务如日中天、蒸蒸日上，也使一些带有明显大陆特色与背景的
书店如“大陆文化书店”、“现代书店”应运而生。

　　“单纯从商业经营的技术性角度、资金规模来讲，‘中国风’书店似乎弱于其
它书店；但是，从选书的精准来看，中国风’书店有非常强的优势。而近十年来大
陆的出版业变化和发展都非常大，从出书量上也使传到海外的大陆中文图书更加丰
富。我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大陆出版业的变化。９４年中国大陆的年出版物大
概在１０万到１２万左右，但２００２年底的统计数字显示已经有１７万中之多了
。就算是一年３６５天不间断地看书，平均每天也要读４６５种书。”书店经理侃
侃而谈。

　　的确，如何从这么大量的出版物里面甄选出适合纽约华人的精品，就是一项很
繁重的工作。既要有经营头脑，又要具备出版专业知识，还要大量地阅读、要目光
敏锐、要搭得准大陆政治经济文化的脉搏。

　　“有一家书店的经理到我这里进大陆的书，对我介绍的一大堆书感到意外，他
吃惊地问我：这么多书你说得头头是道，你自己亲自读过这些书么？我说是啊我都
看过。结果这位王经理连声说：我不行、我不行。”

　　“中国风”书店的经理，大学中文背景，且具出版社工作经验，因此挑起书来
得心应手。中文书店在海外华人世界中仍起着重要的精神维系作用，尤其是对一些
知识分字而言，这里是与大陆的知识界、学术界保持同步性的桥梁，也是华人华侨
与中国社会最新的发展变化、生活环境保持间接接触的重要界面。

　　“我们书店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专业眼光，向关心母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人提
供一个能够代表某些潮流和风向性的东西。中国的文化创造力实在太强了，强到连
我们这些专门研究出版、经营书店的人都吃惊，每次回国进书我都会有这种感觉。
图书出版能够从文字的方面记载和反映时代风云。”

　　从经营角度讲，当然也要顺应读者的需求，特别是中港台三地读者各种不同的
阅读习惯。例如大陆移民买政治历史文化类的书较多，买休闲类的书少；台湾客人
里面学生和主妇较多，对言情小说着迷，有时侯一买就是一、二十本，显得既有钱
又有闲；香港读者对风水命理、旅游饮食兴趣较浓。

　　经理举例说：同样是大陆来的移民，福建人的读书热情似乎比广东人要高。“
福建的教育质量其实在全国是名列前矛的”，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现在美国政府部
门工作的托尼插言道：“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以前最有权威性的高考复习资料都
是福建出的。”

　　“福建人爱读书，也爱买书，在东百老汇大道上有一家书店，价格要比其他地
方高，但生意照样很火，顾客大多数是福州移民。你看象架子上的‘兵器知识’、
‘舰船知识’’，福建顾客来买的很多。”

　　随着新移民的大量涌入，愈来愈多的中国人渴望在美国的土地上也能感受到自
己熟悉的文化气息。“中国风”书店顺应这一特定时代潮流，把一批批中文图书和
杂志引入美国的移民社区：《读者》、《收获》、《十月》等等都是国内销量很大
的杂志，《大众电影》、《人民文学》这些当年流传甚广的刊物也都可以买到，而
且价格几乎和人民币没有太大的差距。一些现在大陆风行的读书和历史类杂志如《
万象》、《炎黄春秋》、《百年潮》、《新华文摘》以及香港出版的《２１世纪》
都是“中国风”代理或经销的出版物。

　　“我们每年都会选出一些对中国当代政治文化有一定影响力的书，把它们推荐
给读者。象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等书，都是我
们精挑细选出来的。再比如二月河的书，我们推荐的时间比国内《雍正王朝》引起
的轰动效应整整早了一年。”

　　“如果开书店很赚钱，那么法拉盛就不会有那么多超市而应该到处是书店了”
，这是“中国风”冯倩的话。“文化是一种积累”，这是另外一句，你可以将此当
作是一个书店经营者对顾客购买力的怂恿和长期性挽留，也可将此解读成一个爱书
者的肺腑之言。

　　　　　　　　（四）　中文　书　文化

　　中国人自称唐人、全世界华人聚集的地方都有唐人街，这与“唐”这个朝代当
时的强盛不无关系；进一步说，与唐朝的威仪：人口、版图、财富、文化上的优越
有关。当我们置身美利坚，惊叹其强大与活力的时候，无法否认着个历史短暂的新
国家在文化上的开放态度和容纳百川的胸怀。有学者曾比较说：在中国历史上，惟
有“唐朝”这么开放。

　　暂且不讨论强大与开放的关系，只说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承：既有文化本身的
内力，也有人为的努力，因此形成一种合力。作为表现与表达的载体，中国文字是
起了很大作用的。而文字最重要的记录和出版形式就是书了。秦始皇修长城未必修
得过朱元璋，其牢固程度连孟姜女都敢质疑，但尽管他干过“焚书坑儒”这等惨烈
之事，秦王赢政毕竟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华文化倒因此有了稳固的、记录语言和
思想的形式。

　　中国文化通过中文书籍得以纯净的延续和发展；中国文字对于中国的文化具备
超越地域、语言、意识形态的功能。无论来自哪里、说怎样的方言、代表什么党派
或者集团，只要进入中文的世界，都“大一统”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的中文
媒体如书店、报社、电视台，不管传播者的主观意愿如何，客观上都有传承中国文
化的功效，只要“唐人”自身有足够的耐心与胸襟。

　　因此在海外，中文媒体与文化事业的兴起，是一件好事，这预示着一个以华人
移民为主的社区在商业文化方面成熟繁荣的开始。那些中文报纸、电视、书籍其实
都兼具传播中国文化的功效。

　　“文化对人有‘安身立命’的功能；个人想寻求精神的归宿仍舍文化莫属”（
余英时语）。移民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离开了自己的文化本土，但在精神上
仍然拥有原有的丰富文化资源，“他们凭借这些文化资源才能在新土重建基业”，
而中文，正是担当了把中国文化资源发扬光大、让移民在精神层面有亲切感、归属
感的重任。正是有了中文媒体的参与和推波助澜，华人觉得自己和周围世界的紧密
联系，并因此而有了精神上的“舒适感”和“认同感”。

　　然而从问题的另一个方向看，中国文化是否也具有包容世界文明特别是美国文
化的胸怀呢？就象在美国的唐人街到处都可以看到美国人对于中文的默认与容忍，
而华人怎样以中国文化赋予的智慧，走出传统“唐人街”因封闭而引起的不安与偏
执呢？更进一步说，在海外华人一代一代逐步融入美国社会却暂时未能完全被美国
文化认同的过渡期，人们怎样既能保留和继承中国文化、在中文世界找到安身立命
的寄托，而不是以将英文书和英文书店隔绝在社区之外呢？

※※※※※※※※※※※※※※※※※※※※※※※※※※※※※※※※※※
【百草园】　目录
　　　　　　　　　　　　　　潮　汐

　　　　　　　　　　　　　　－白蓝－

　　　　　　　　　　　　　一

　　起风了，海浪冲刷着沙滩，潮水一点点地涨起来，在苍茫夜色中侵蚀着海滩。
小男孩用他的赤脚踏着白色的浪花，不倦地与海浪嘻戏。这是他第一次看见海，看
见涨潮。“回来啊。”他的妈妈站在岸上对他喊，声音透着疲倦和无奈。白天的乞
讨并没有讨到足够的食物，她尽量给孩子吃，此刻自己又饿又累。

　　母子依偎着走向居住区，找了个避风的角落过夜。第二天，又是沿街乞讨，仍
是饥寒交迫地度过。母亲知道在这举目无亲的异乡生存是困难的，她想了一夜，决
定给孩子找一条生路。第三天天一亮，她挨家寻问有谁愿意收养孩子，一个开米铺
的小生意人家夭折了几个孩子，现在只有一个独子，想要一个养子，因为此地的风
俗是孩子多多益善，收养孩子也是很普通的事。当下见了孩子，愿意即刻收养。母
亲对男孩说：“记住你姓黄，老家在浙江温州。”收养他的家庭姓陈，当下给了他
母亲一点钱，叫佣人带孩子进门。

　　陈家的男孩名叫仲林，比这养子小，称他为哥哥，仲林聪明善良，长的也很漂
亮，可惜身体不强壮，时常生病。第二天养父送他去学堂，给他取名伯洲。从此他
在这个靠海的闽南城市住下来了。开始的几天，陈家的佣人告诉他，他的亲生母亲
天天来打听他的情况，后来也许是因为陈家待他不错，她不再来了。没有人知道她
后来去了哪里，伯洲从此再没听到她的消息。

　　冬去春来，伯洲已完全融入了陈家的生活，也象当地的孩子一样，有时逃学，
在街上玩。最坏的记录是一次开学时，带着父亲给的学费在去学校的路上迷上了小
贩的金鱼，结果没去学校，买了金鱼回家。回家之后，招父亲一顿痛打，第二天父
亲亲自押着他去学校注册并交了学费。

　　陈先生虽是个商人，很爱舞文弄墨，常招一帮朋友在家吟诗作画。米铺的生意
终于做不下去了，为了一家人的生活，陈太太不得不在街上支起锅为人炒麦片，站
着工作对一个小脚女人来说实在太辛苦。偏偏仲林又病了，高烧，仲林知道家里没
钱，尽量宽慰父母他不要紧。陈太太既想出去工作多挣一点钱好带他去看病，又不
放心他在家没人照顾。

　　“妈妈你去炒麦片吧。我不要紧，我会躺在床上等你回来。”仲林对陈太太说
。

　　“你真的不要紧吗？”陈太太试了试孩子的额头，很烫手。

　　“真的不要紧。我会好起来的。”

　　“乖乖的在家，妈妈去赚点钱就回来。”

　　没有人知道仲林得的是急性脑膜炎。陈太太回家时看见的是孩子静静地躺在床
上，他已经断气了。想到这孩子是在没人关照的情况下咽的气，陈太太的心就碎成
了片。

　　伯洲成了家中唯一的孩子，对他的期望也陡然升高了。伯洲也知道了自己的责
任。在陈先生的安排下，伯洲乘船下南洋，去早年赴南洋的叔叔处，在叔叔的店里
帮忙。伯洲开始自学英语，经常工作时假装上厕所，在厕所里读书。


　　　　　　　　　　　　　　　　二

　　伯洲靠着自学，英语听说读写都不成问题。陈先生也来到了南洋，伯洲有了父
亲在身旁，情况又比过去大大地改善了。父子脱离了叔叔的生意，自家开了小铺子
。父子二人合力打拼，即使炎热的夏天去进货，都不舍得在外买水喝，总是回家才
喝水。伯洲又去读夜校，攻法律专业。陈太太也很快加入他们，家算是安下了，事
业也起步了。

　　几年过去，陈家的日子渐渐富裕，时常接济国内的亲戚。周围的中国人也都知
道这家人家庭富裕，儿子有前途。上门说亲的也不少。伯洲却已经有了心上人，是
一个土生南洋姑娘，他的同学。陈太太听说后坚决不同意，因为那姑娘不是中国人
，不会说闽南话。她为儿子选了一个具有出众美貌的华侨姑娘盈婷，说一口流利的
闽南话。伯洲迫于父母的压力去相了亲，盈婷的美貌打动了他，他的抵抗不那么强
烈了，加上父母的推动，此事很快定了下来。

　　结婚之后，夫妻生活美满，伯洲在商业及学业两方面都迅速发展，盈婷受过教
育，英语流利，能助他一臂之力。孩子一个接一个地来到，家庭扩大，住房也一再
调大。伯洲父亲的去世使伯洲成了一家之主，伯洲抛弃了俭朴，学会了西式生活方
式。盈婷在此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伯洲的母亲虽不赞同，但她封建意识很
浓，只能依了儿子。伯洲在商海中逐浪并不顺利，陈老太太也义无反顾地掏出体己
私房给他再投资。

　　伯洲夫妇认为生意要做大，才更容易做。凭着二人的能力，成功应不是问题。
几经考虑，申请了贷款盖了一座全国最高的商业大厦，一楼是商场，二楼至四楼是
办公楼，再上面是旅馆。开业时，出尽风头，政界和商界知名人士大都出席了开业
典礼，伯洲夫妇华衣美服，郎才女貌，外加学识出众，气质不凡，即刻成为社会名
流。大厦的营业成绩极好，伯洲聘请了不少财经专业人士为他工作，其中的钱连毓
更是伯洲的左右手，此人有才干，又是盈婷娘家的亲戚，所有日常事务就都交给他
负责。

　　伯洲在获得律师资格之后，又开办了律师事务所，连办了几桩胜诉的案子，名
声在外，被称为大律师。华人找上门来的络绎不绝，伯洲本人豪气大方，凡贫苦者
免费出庭辩护。他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在律师工作上，非常醉心于此工作。商业方面
的事都由钱连毓负责，钱也时常汇报，都是大好成绩。

　　伯洲夫妇也开始过上流人士的悠闲假期，时不时出国旅行，足迹遍及美洲和欧
洲，但最爱的还是香港，中国人的地方，洋化的生活。伯洲爱上了香港的夜生活，
就自己去香港，并因南洋富商的身份，结交了好几个交际花。盈婷亦不示弱，整天
在俱乐部玩，并聘专门教练学打网球。夫妇二人都不管孩子和家庭，伯洲的母亲在
佣人的协助下，担负了照管三个孙子的职责。

　　　　　　　　　　　　　　　　三

　　伯洲一家的好生活持续了几年。伯洲的长子致义刚成年就有无数女孩求上门来
，结婚时更是豪华排场。伯洲的次子致信也将大学毕业，三子致诚还在中学。伯洲
的人生达到了它最辉煌的时刻，正如潮汐达到了朔望大潮，在一轮中秋圆月下，潮
水涨到了最高点。没有人想到接下去就是退潮了，而且退的会如此彻底和迅速。

　　在一个平常的早上，伯洲如往常一样走进他的办公室，他没在意地拆开了一封
来自政府部门的信。但随着阅读，他的双眉皱紧，两眼大睁，信中通知他，他的贷
款到期了，必须立即归还。他紧急联络钱连毓，要他立即过来。

　“为什么贷款到现在还没还？”他劈头问刚在门口出现的钱连毓。

　　钱连毓冷静地回答：“没有钱还。”

　　“怎么会？商场全租出去了，办公楼也租出去了，宾馆的生意也很好。这么多
年下来早该还清贷款了。”

　　“你可以查帐。要不要我现在把帐本拿来？”

　　伯洲死死盯着钱连毓毫无表情的面孔，现在查帐太晚了，没有时间了。但他还
是要最后一拼。他迅速在头脑中思考哪儿能有这一笔钱。经过紧张的思索，他发现
除了贷款抵押物─他的商业大厦和住宅之外，他没有这么一大笔财产，破产不可避
免。他首先要考虑的是家人的住处，尤其是高堂老母的安身之处。自尊且多年来在
亲朋好友中一直处于施者地位的陈老太太不肯求助于人，最后想起信佛的一位尼姑
一直受其恩惠，不如就以修行的名义去庙里和她一起住一段时间。

　　尼姑不知大施主的现状，热情迎接，对伯洲说她会好好待陈老太太。伯洲松一
口气，接着考虑自己的去处。和盈婷的感情在多年各忙各的，各玩各的之后，已是
淡如水了，而且她的娘家就在此地，他们的大儿子也有自己的家，她的避难该不成
问题，二儿子和小儿子也应该可去大儿子处暂住。至于他自己无论如何无法在此地
面对这一惨败，他选择悄然出走，去另一个城市避风头。

　　伯洲破产，商业大厦和住宅被查封的消息如石破天惊，震撼全城。一时间不仅
媒体大张旗鼓，租用商场的各商贩也翻了天，因他们签了几年的租约，现在却被赶
出了商厦。

　　雪上加霜，他的大儿媳，这个当年使尽浑身解数，打败无数竞争对手嫁入陈家
的女人，拒绝接受任何落难者，理由是他们的住处不够宽敞，又有孩子。盈婷只好
回娘家，致信大学毕业谋了一份职，他的一位大学同学与他结婚，最惨的是致诚，
中断了学业，没有象哥哥们一样上大学，早早开始打工。伯洲在外地呆了一段时间
，等风头过了，返回了本城。真真是妻离子散，无家可归。租了个住处在贫民区，
平时少出，不愿遇见熟人。一天出外行走，巧遇一妇人阿云，是他从前当律师时的
一个顾客，此人是因婚姻移民来此地的，丈夫待她不好，不管她和孩子，她没人帮
忙，找伯洲帮助讨抚养费。伯洲当时事业如日中天，对她这样的客户都是免费代理
。她一直铭记于心，无以为报。当下即上前打招呼，询问伯洲近况。随后的日子，
阿云给了伯洲许多帮助，帮他料理生活，并替他去看望陈老太太。

　　陈老太太的情况不好，尼姑见老太太没有大把的钱使出来，伯洲又破产了，知
道老太太将会是个包袱，言语行动也就怠慢了。老太太情绪不佳，说她的天数到了
，该走了。老太太也教导伯洲要信佛，信命。

　　老太太终于走了。伯洲和阿云的感情在日积月累之下也发生了变化，结成了生
活伴侣。


　　　　　　　　　　　　　　　　　四

　　伯洲和阿云的生活需要开销，伯洲没有收入，也不可能再开展商业或律师职业
生涯，阿云原为家庭主妇，也没有专业技能，伯洲思考后，只能由阿云出面开个杂
货铺，多少有点收入来维持生活。阿云天赋不低，加上能吃苦，起早贪黑，生意也
还可以。

　　阿云在店里工作的时间很长，伯洲一人在家就靠看书来打发时间。他开始看佛
教方面的书籍，因为陈老太太信佛，阿云也相信菩萨。伯洲以前是不看这些的，他
只看法律和商业方面的书。看佛书，体会自己的人生，伯洲终于走上信佛的路，成
了虔诚的佛教徒。他常去庙里进香，并专程前往中国的普陀山替母亲还愿。

　　伯洲年事渐高，身体也越来越弱，终于中风瘫痪在床。伯洲的长子致义并不照
顾他，次子致信又随岳父一家移民加拿大，三子致诚深恨父母当年不负责任，与父
母都不相往来。阿云不得已关了店铺，在家照顾他。店铺关门了，收入也没有了，
卖店的一点钱也经不住开销，迅速用完了。阿云的子女皆成人，有自己的工作和住
处，伯洲总担心阿云弃他而去。身体上的病痛加上精神上的负担，伯洲的状况每况
愈下。

　　一天，突然有人造访，邻居李先生领来一位服饰华丽的女士。

　　“陈先生，有人来看你。”李先生说。

　　轮椅上的伯洲看着来人似曾相识的面孔，一时想不起她是谁。

　　来人无法掩饰自己的惊讶，眼前的老人和狭小凌乱的住处都令她太震惊。看伯
洲仍未想起她是谁，她开口了：“我是玲玲啊！还记得你几次专程去香港捧我的场
。这次来南洋，就想起你来了，好久不见。在咖啡店问起你来，刚好李先生在那里
。”

　　伯洲想起来了，她当年在香港是个有名的歌星，是伯洲认识的交际花之一。伯
洲曾在她们身上大把花钱，当时的伯洲多萧洒，多有气派，如今想起来犹如一场梦
。

　　由于现实的落差太大，双方的会面尴尬而短暂，来人很快告辞了。

　　伯洲不得不向移民国外的次子致信求援，但他的生命也没有维持多久。伯洲病
危时，致信回来看望他，并在他过世后，负责了他的丧事。

　　在淅淅沥沥的清明雨中，三子致诚出现在墓园，他是来给陈老太太扫墓的，祖
母是唯一在他小时候照顾他的长辈。他也看见了父亲的墓，他默默地注视着，百感
交集。在三兄弟中，他是最象父亲的，与父亲有着相似的少年和青年历程，这个当
年中学没毕业的学徒，如今是成功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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