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枫 华 园 ≤×≥ ※ ※ ≤＼‖／≥ 二零零二年十月一日出版 ≤＼‖／≥ ※ ※ ≤≤＼‖／≥≥ ≤≤＼‖／≥≥ ※ ※ ‖ ‖ ※ ※ 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日创刊 特刊 总第三十四期 ※ ※ 《枫华园》杂志社主办 《枫华园》编辑部主编 ※ ※ ※ ※※※※※※※※※※※※※※※※※※※※※※※※※※※※※※※※※※ ～～～～～～～～～～～～～～～～～～～～～～～～～～～～～～～～～～ 本 期 目 录（ＦＨＹＴＫ３４Ｄ） ～～～～～～～～～～～～～～～～～～～～～～～～～～～～～～～～～～ 【枫华论坛】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之路 （十至十一章） 唐逸鸿 后记之一：告别邓小平 后记之二：九七年以来的中国改革 【附件】 目录 ※※※※※※※※※※※※※※※※※※※※※※※※※※※※※※※※※※ 【枫华论坛】 目录 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之路 －唐逸鸿－ 第十章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 一 ＊中国社会的基本阶层 ＊城市居民：现代化改革的主力军 ＊农民阶层：一座正在熔化的冰山 ＊知识分子的孤独与分化：“臭老九”的新角色 ＊干部阶层：政治现代化成败的关键 ＊中国的企业家集团：一支异军突起新力量 历史和现实把当代的中国人都卷入到滚滚的改革大潮之中，无论是渴求变革的 知识分子，还是封闭保守的中国农民，无论是掌握着国家机器的干部阶层，还是讲 求实际的普通市民，都不可避免地面对着巨大的改革洪流，都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其 中。在改革浪潮的冲击下，整个社会正发生着极为深刻的变化。就其深度和广度而 言，把这场改革称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毫不过份的。这场现代化革命还将 继续下去，并将为中国和中国人带来更大的变化。 在这场改革运动中，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所处的位置和所扮演的角色并不相同， 在改革中所得到的利益也不一样，因而，他们对改革的态度和行为趋向也就有所差 别。而作为改革运动的主体，他们所做的一切，决定着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进程。 现行的户籍制度把中国人严格地分为两部份：城市居民和农民（即非农业户口 和农业户口）。严格地说，这样的制度当然是不公平的，它给每个中国人贴上了一 个与生俱来的身份标签，使这两种人无法在平等的位置上公平竞争。于是，农民和 城市居民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社会的两个基本阶层。从现行的户口制度开始实行 以来，这两者之间一直就界限分明。任何人在两者之间必属其一，极少例外。并且 ，这种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的身份归属，一辈子都很难改变。这种用行政手 段把社会强行划分成两个群体的做法，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 除了农民和城市居民这两个基本阶层之外，在不甚严格的意义上说，中国社会 还存在着另外两个（规模较小但却十分重要的）阶层：知识分子和干部集团，（这 两种人大多数也具有非农业户口，但由于他们的特殊性，有必要将他们与一般从事 工业和服务业工作的城市居民区分开来。）另外，随着二十几年来经济的发展，中 国出现了一个新兴的社会群体：企业家。他们现在还没有完全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 阶层，但却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就目前的中国社会来说，这五个阶层（如果把 企业家也算上的话）是最主要、最基本的社会力量，他们对现代化运动有着决定性 的影响。 在总体上，城市居民和农民这两个阶层的对比是十分明显的。马克思所归纳的 社会“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在共产 党领导下的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而这三大差别大体上也就存在于城市居民和农民 之间。在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就业保障、社会福利、受教育机会等方面，他们之 间有着很大的差异，这又进一步引起了他们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 方面的不同。 当然，这种差异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不同的时期，城市居民与农民之间的利 益位置和相对关系也有所不同。例如，在毛泽东时代，农业是中国经济的主体，农 民也就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角色。毛泽东所领导的经济试验，主要就是在农村进行 的。但是，正是这些经济试验的失败，使得农民的生活变得异常艰难。邓小平领导 的开放改革运动，最初也从农业入手。八十年代初期，由于农村改革的成功，农民 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并一度使城市居民颇为羡慕，但很快地，改革的重 点从农村转向了城市，城市居民又成了主要的受益者。 城市居民在数量上虽然比不上农民，但他们一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较高 的生活水平，享受着国家的各种福利和保障，同时，他们也更有机会接触各种新信 息和新思想，更敢于关心自身的利益，更敢于为自身的利益而斗争，这使得他们成 为一个备受注意也十分活跃的阶层。随着二十几年来的开放改革，随着中国不断走 向工业化，城市居民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已经逐渐超过了农民阶层，这使得他们成为 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经济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了城市 ，从此，中国的改革主要在城市中进行，城市居民于是成了各种改革措施的主要承 受者，也成为这些改革措施的促进者和受益者。 近年来，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化，城市中的下岗失业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但与 大量富余劳力找不到出路的农村相比，城市居民仍是受益较大的一个阶层。 农民是中国社会中最封闭最保守的一个阶层，同时也是数量最为庞大的一个群 体。这个群体的现状是很不令人满意的，但是，他们身上蕴藏着巨大的能量。能否 顺利地消化这些能量，能否成功地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将是任何改革运动能否获 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与城市居民相比，中国农民的生活不但是贫困的，也是沉闷的。毛泽东时代的 经济试验对本来就十分落后的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僵化的经济体制剥夺了 农民的自主权，束缚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形成了生产落后和生活贫困的恶性 循环。在毛泽东时代，他们长期生活在难得温饱的状态之中，这种状况使他们不得 不整天为生计忙碌，无暇顾及更多的事情。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比较低，文盲和半文 盲的比例远远高于城市居民，通讯和交通的落后状况，使得各种新观念、新思想没 能与他们接触，因此，整个农民阶层总体上处于沉闷和封闭的状态。经过二十几年 的改革，农村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他 们的生活水平仍然无法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阶层总体上仍然处于（相对的）贫困 和落后状态。 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最重要问题当然就是土地。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的悲悲喜喜 、苦苦乐乐，无不与土地紧紧联系在一起。从陈胜吴广领导的秦末农民起义到太平 天国以至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无不把“分田地”作为一个主要口号。共产党 领导下的土改运动，确实把土地分给了农民，赋予他们自主权，使他们得以发展生 产，改善生活，从而促成了五十年代初期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但是，毛泽东随后领 导的“合作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又重新剥夺了农民对土地的 使用权和自主权，从“土改”到“合作化”和“公社化”，似乎走了一个圆圈，农 民的土地得而复失，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也经历了一个起落跌宕的过程。 邓小平在农村的最重要的改革措施，就是把土地（的使用权和自主权）重新交 给农民。“包产到户”的措施使得中国农民重新有了支配土地的权力，而仅仅这一 点，就足以带来八十年代初农村改革的那些喜人成果。在长期的贫困和饥饿折磨下 的中国农民，一旦有了起码的自主权，一旦从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教条的束缚中解 放出来，他们的吃苦耐劳精神和生产积极性很快就促成了农村经济一次前所未有的 大发展。 但是，这只是农业改革的第一步。仅仅把原来集体所有的土地划成小块分给各 户农民耕种，是不够的。单靠这种一家一户式的小生产，可能可以解决起码的温饱 问题，但却难于有更进一步的发展。生产规模的缩小阻碍了机械化和各种先进技术 的应用，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在很多地方，原来属于生产队的耕牛被 卖掉或者宰杀掉了，而单独的农民家庭往往又养不起耕牛，于是，又出现了靠人力 拉犁耕地的情况；在水稻产区，原来半机械化的脱粒机没有了，人们又用起了靠人 力摔打来脱粒的大木桶。马克思理论认为，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的进步将促进生产 关系的发展，而在这里，则是生产关系的变化迫使人们重新选择（更为落后的）生 产工具。尽管“包产到户”这样的措施在当时是必要的，也是成功的，但是，当农 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以后，就应该适时地推行新的改革措施，促使农业向规模化、产 业化发展。 当然，农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需要很多条件，这些条件是逐渐成熟的，但是， 经过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发展以后，农村的进一步的改革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 来了。可惜的是，八十年代中期，当中国的改革在一片凯歌中从农村转向城市以后 ，农村的改革就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农村经济的发展于是减慢，甚至倒退了。 到了九十年代初，农村经济又陷入了困境。农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在通货膨胀 之下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农村的基层干部肆无忌惮的各种强行摊派，严重地 加大了农民的负担，在“开发区”热和工业项目、房地产投资热等等的冲击下，耕 地不断减少，农业资金也被严重挤占，不但农业缺乏投入，就连农产品收购资金， 也一度十分缺乏。农民们辛辛苦苦交上农产品后，得到的只是政府的“白条”，于 是，逆来顺受的农民们只好在失望中等待着这张“白条”的兑现。在这种种的问题 下，农村的经济又逐渐陷入了困境之中，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产量，出现了显著的 滑坡，这又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近年来，农业问题又一次引起了各方的重视，农业的投入有所增加，粮食又连 获丰收。同时，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问题也开始受到关注。但愿这个方面在未来 的几年中能有令人满意的成果，并为农村经济带来一次新的飞跃，为农民的生活带 来进一步的改善。 更深入地说，土地问题其实就是就业机会的问题。数量如此庞大的农业人口， 需要更多的就业机会，才能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才能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与他们 的人口数相称的份额。当然，可能的劳动对象并不仅仅是耕地，因为中国有限的耕 地是不可能满足他们的需要的。其他有种植价值的荒山、荒坡、荒地，都可以交给 农民开发，同时，还可以鼓励、帮助农民从事养殖业、手工业等等，总之，需要尽 量挖掘劳动对象，创造就业机会。 在二十几年来的开放改革中，乡镇企业有了迅速的发展，这对中国的农民阶层 来说，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乡镇企业不但为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也促进了 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 但是，尽管如此，还是不能满足农民的就业需要，因此，也有大量的农民进城 寻找工作。从八十年代末以来，“民工潮”就一直年年不断。这种“民工潮”为城 市带来了不少问题，但它的出现却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一方面，农村的剩余劳力需 要寻找出路，另一方面，城市里也确实需要这些人。在很多大城市里，建筑工作、 环卫工作、餐饮服务工作等等，都大量地由外来劳工承担。在广东、上海等很多工 业发达的地方，外来劳工在工业生产中也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农民进城 务工，是一种现实需要，政府应该加以引导和规范。近年来，农村地区的小城镇建 设有了显著的进展。这对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有不小的帮助。但是，受制于整个经 济大局，这种办法还远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中国农民这个封闭保守的群体，二十几年来已经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而今 ，这种变化正不断加速，并将对整个现代化改革产生极深远的影响。 如果说，改革运动把中国变成了一片市场经济的海洋，那么，中国的农民就是 这个海洋中的一座冰山。它把巨大的身躯藏在了水平面之下，只露出小小的一角， 水面上的风吹浪涌都难以触动它，但在它身上潜藏着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一旦释 放出来，就将引起整个中国社会的巨大震动。如今，这座冰山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 度熔化着，如何吸收和利用这一过程中所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如何使这熔化出来 的洪流汇集融合到滚滚向前的现代化大潮之中，而不至于放滥成灾，将是一个悠关 成败的重大问题。 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是中国社会的关键问题，也是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 困难所在。只有敢于直面中国农民的改革者，才是中国现代化改革真正的领导者， 只有农村改革获得了成功，整个现代化改革才有可能获得最后的成功。 如果说，邓小平改革给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那么其中变 化最大的，可能就是知识分子阶层了。他们不但与城市居民和农民一样得到了物质 生活的改善，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政治地位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这些在毛泽东时 代与“地富反坏右”和“叛徒、特务、走资派”为伍的“臭老九”如今已经在现代 化改革中获得了一种新的角色，成为“科教兴国”的中坚。另一方面，在“干部队 伍年轻化、专业化”的过程中，很多知识分子被作为“跨世纪的接班人”来培养， 一些人被吸收进共产党，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在历经了“反右”和“文革”的重 重劫难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又一次与权力集团实现了和解。 知识分子也许是中国社会中最独特的一个阶层，他们所忍受的苦难、他们所掌 握的知识和他们所具有的感召力，注定使他们成为中国社会中最有影响的一个群体 。知识分子的命运，向来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晴雨表”，他们与统治者之间的悲欢 离合，正是中国社会变迁和历史发展的一个生动的写照。 也许是由于长期的儒家传统的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具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感， 他们常常自认为是社会的觉悟者，自认为是社会的理性和正义的代表。这种优越感 同时也引发了一种深刻的责任感，一种维持社会正义和理性的使命感。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知识分子实际上处于统治集团与广大农民的联系人 的地位。一方面，维系封建体制所必不可少的纲常规矩、伦理道德，依靠知识分子 来维持和传播。他们实际上是儒家思想的维护者和代表者，而儒家思想是封建政治 制度的基础，因此，他们实际上成了维持封建制度的一个重要保证，成为统治集团 不可缺少的盟友。另一方面，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平民身份和安贫乐道的清高品性， 以及他们对农民阶层的同情，又使他们受到了农民的尊敬，成为农民阶层某种程度 上的代言人。这样，知识分子承担着联系统治集团和农民的中介角色。 在通常的情况下，知识分子也是统治集团与农民之间矛盾的调解人。他们一方 面协助统治集团掌握权力，统治国家，另一方面又代表农民阶层争取利益，设法使 这两个阶层之间的压力和张力保持平衡。如果他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社会就处 于平稳发展的状态，这时候，知识分子就有机会平静地做他们的学问，平静地研究 他们的诗书礼易，坐而论道、谈笑风生。 同时，在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还成了统治集团的预备队。通过公 平的考试，他们中的一些人可以晋升到统治集团中，并得到荣誉、权力和财富。科 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这是统治集团和知识分子之间利益交换的 一种方式：知识分子帮助统治集团治理国家，统治集团则赐予知识分子济身其中、 分享权力的可能性。科举制度为统治集团提供了很多（当时意义下的）优秀人才， 使国家的政治机器保持活力。同时，科举制度使统治集团至少在名义上是开放的， 任何人都有通过竞争而加入其中的可能性，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加强了统治集团的“ 合理性”和“合法性”。而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科举制度几乎成了他们最重 要的精神支柱。在大多数人安贫乐道、寒窗苦读的生活背后，是“金榜题名”、荣 华富贵的美好前景在支撑着。 当统治集团逐渐走向腐败或反动以后，农民与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趋于激化， 这时候，知识分子总是首先起来反对统治者。当然，他们的反对一般都是温和的， 或者是在朝廷上直言苦谏，或者是文人之间评政论道，有时候也会聚党结社，甚至 有激进的街头行动，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采用暴力反抗的方式。他们的出发点， 实际上还是促使统治集团收敛和克制他们的奢侈和腐败，以便缓解矛盾，维持平衡 。 有时候，他们的这种反对确实可以促使统治者有所收敛，但更多的时候，是知 识分子自己首先受到镇压。这是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的第一个方面。在这种镇压的 同时，统治者也就不再认可他们的调解人的角色，社会于是进入了一种新的状态： 统治集团与农民（和其他阶层）之间直接对抗。知识分子此时也就陷入了孤独之中 。 失去知识分子的中介和调解以后，社会矛盾常常就加速激化，于是一场暴力革 命也就接踵而至。 统治者与农民之间的对抗，常常是血腥野蛮的。在这种激烈的暴力革命中，知 识分子的作用极为有限。在暴力革命发生之前，知识分子尚可以为平息矛盾而奔走 呼吁，但一旦暴力对抗的双方打响了第一抢或者射出了第一支箭，知识分子便从前 台退了下来，在刀光剑影和腥风血雨中顾影自怜。 暴力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是孤独的，也是痛苦的。他们为统治者不听从他们的 劝告而感到惋惜和愤恨，对暴力对抗的残酷性和破坏力感到深深的不安。同时，他 们还得为自身的安全和生计而担忧。在这种种的情绪之下，很多人采取了置身局外 的态度，静观时世，甚至为躲避“秦乱”而隐遁山林，修道敬佛。 然而，知识分子的痛苦远远不止这些。经过一番较量，暴力革命结束了，新的 统治集团（或者经过整合的旧的统治集团）赢得了胜利，掌握了权力，于是他们开 始重建政治秩序和统治权威，这时候，知识分子又一次在劫难逃。 任何一个统治集团，要牢固地统治中国，既需要知识分子的支持，也害怕知识 分子的反对。赢得了知识分子，才能最终赢得整个中国社会；或者说，制服了知识 分子，才能最终压服整个中国社会。于是，当暴力革命结束以后，统治者开始重建 政治秩序的时候，知识分子又从局外被推拉进来。有时候，统治者成功地拉拢了知 识分子，有时候，是说服了知识分子，而在另外一些时候，他们则是制服了知识分 子。不管是软硬兼施的“拉拢”，还是声色俱厉“说服”，以至于“焚书坑儒”式 的残酷迫害和血腥杀戮，知识分子在这个过程中总要再次承受深深的痛苦。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知识分子就这样扮演着特殊的社会结构所赋予他们 的这种特殊的角色，在飘忽不定的命运中维系着中国的封建体制。 共产党建国以后，知识分子的这种命运并没有完全结束。在毛泽东所领导下的 新中国，他们的角色和地位发生了一些变化，但痛苦和劫难却依然如故，甚至变本 加厉地折磨着他们。 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对抗，实际上并不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对抗，而是反 抗旧的（清朝）统治者的两种革命路线之间的对立，是两种不同的现代化路线之间 的分歧。在这种对立中，知识分子发生了明显的分化，特别是当国民党退守台湾的 时候，中国的每一位知识分子都不得不在这两者之间作出明确的选择：要么跟随国 民党退出中国大陆，要么留下来与共产党一起“建设新中国”。 经过这样一番分化和选择，留下来的大部份知识分子实际上都是同情和支持共 产党的，至少是愿意与共产党合作，并且已经做好了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思想准备。 事实上，当共产党刚刚取得政权的时候，很多知识分子对这个新政权确实曾满 怀希望。对现代化的渴求，知识分子比其他的社会阶层更加强烈，而共产党建国初 期的那种现代化改革的“新曙光”，是很让他们为之激动的。有很多海外知识分子 还纷纷回国，与国内的知识分子一起，信心十足地准备在共产党领导的新的现代化 改革中施展才华。 然而，等待他们的，却是一种他们始料未及的尴尬处境。 在共产党所建立的新社会中，知识分子几乎完全丧失了他们的传统角色。一个 在以前的社会里所没有的组织：共产党，代替了知识分子传统的联系人和调解者的 角色。共产党员是在农民和其他阶层中挑选出来的，他们比知识分子更接近于这些 阶层，因此也就更容易联系这些阶层。同时，通过鼓励党员“以身作则”和不断宣 传共产党员的“优秀事迹”，可以使他们获得一般民众的尊敬，从而为共产党特殊 的权力地位找到一定意义上的“合理性”依据，使共产党成为权力集团有效的组织 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共产党员在政治上是一定程度上的既得利益者，共产党自身 又有着严密的组织结构，因此，他们更容易控制，更容易听从指挥，而不象知识分 子那样试图保持中立，也不会在某种情况下首先起来反对当权者。总之，共产党员 相比之下是更有利的调解者和联系人，因此，当权者不再需要知识分子来协助他们 统治了。 自然地，统治集团预备队的角色也就让位于共产党而不再属于知识分子了。中 共批判了“学而优则仕”的原则，转而根据阶级出身、政治态度等标准来选拔干部 ，在这些标准之下，知识分子显然很难得到重用。 毛泽东把知识分子描述为附着在资产阶级这张“皮”上的“毛”，并把“是否 愿意并实行结合工农民众”作为知识分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分界 ”。在共产党的“阶级成份”理论中，大部份知识分子被划分到了与“劳动人民” 对立的“（小）资产阶级”阵营里面，并且被喝令接受劳动人民的改造。 毛泽东如此强调知识分子“与工农兵密切结合”，是有着深刻含意的。既然知 识分子的传统角色让位给了共产党，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独立存在就是不必 要的，也是危险的。他们的知识水平、理性传统和独立思考能力，使得他们不容易 象农民那样对共产党的政策盲目服从，也不容易对共产党愚民式的政治宣传麻木接 受，这就使得他们的存在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权力地位来说成了一种潜在的威胁， 于是共产党需要改造他们，需要把他们“结合”到工人、农民阶层中。 这种“改造”和“结合”与封建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拉拢”和“制服”是不 一样的。后者的目的是让他们与统治者合作，在新政权下继续担当他们的传统角色 ，而前者的目的，则是在取消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的情况下，试图在总体上解散 整个知识分子阶层，把他们分散结合到其他社会阶层中，使他们不再成为一种独立 的社会力量，以免对新政权构成威胁。 当然，毛泽东的这种愿望并没有完全实现。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 传统、他们对中国社会的洞察力、他们的知识和觉悟，使得知识分子一直未能被完 全“结合”到工农中去，而毛泽东对知识分子也从没有真正放心和信任过。正因为 如此，知识分子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总是在劫难逃。 此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本来还有另外一个可以担当的角色，那就是在国家的经 济建设中发挥才干。然而，毛泽东并不看重这一点，他曾经说过“知识分子是最无 知识的”，因为“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知识分子被赋 予了一付“脱离实践”的“书呆子”的形像而备受嘲笑，到了后来，更有“知识越 多越反动”的口号。事实上，中国当时的那种经济模式也确实不太需要这些“书呆 子”所掌握的知识，而即使有这种需要，共产党也宁可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技术 干部队伍”，而不愿意信任和使用这些（在共产党看来）阶级立场不够坚定的知识 分子。 这样，即使是这个本来非知识分子莫属的社会角色，其实也不被知识分子所拥 有。在共产党所领导的这个新社会里，知识分子已经找不到任何正面的社会角色， 这个社会里于是也就没有了他们得以存身处世的立锥之地。每当政治运动一来，他 们便沦落到与“牛鬼蛇神”为伍的悲惨境地，等待他们的，是被改造、被解散、被 侮辱、被迫害的悲惨命运。 知识分子与共产党之间，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关系。在这种关系 中，知识分子一方面热情地支持共产党和他所领导的新政权，另一方面并不被共产 党所信任和欢迎，而是被看作新政权的威胁，看作一个必须改造的群体，一个不再 有必要存在的社会阶层。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困难处境，而这种困难处境又注定了 他们的坎坷命运。 由于在政治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自身的才能又没有得到充份的重视，没有 得到充份发挥，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和新中国的热情很快就冷淡下来。现实与理想的 强烈反差，使他们原来的希望逐渐变成了失望、委屈和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在共产 党的“双百方针”的鼓励下曾公开表达出来，并由此引发了１９５７年的那场迫害 知识分子的大悲剧。 知识分子的这种不满情绪的激烈程度，对毛泽东来说是始料未及的。也许是出 于对共产党权力地位的自信，也许是由于对当时政治和经济形势的良好感觉，毛泽 东在１９５６年自己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在文学艺术工 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发表意见的自由，坚持自己的意 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但是，当知识分子欣喜地享受这种难得的自由并把 它扩展到政治领域之后，当知识分子把被压抑的不满情绪表达出来之后，毛泽东很 快就发现“事情正在起变化”，他惊呼中国“黑云满天”，惊呼“右派分子”在向 党“猖狂进攻”，并做出了进行反击的指示，知识分子于是便大难临头。 “反右运动”是知识分子与共产党的第一次激烈的对抗，而且其实也是影响最 深刻的一次。到了文革时期，主要的对抗发生在共产党内部，而不是共产党与知识 分子之间。知识分子实际上只是作为政治斗争一个牺牲品，作为其他“斗争对象” 的“陪斗”。狂热的“红卫兵”先是在“破四旧”的时候“恨屋及鸦”地把与“旧 文化”关系密切的知识分子作践一番，然后在批斗“当权派”的时候又把知识分子 拉去作陪。而这些尚未从“反右运动”的沉重打击中缓过气来的“臭老九”们，这 时候是既无抵挡之功，也无逃脱之力，只好任凭宰割和蹂躏了。 也许，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反右运动”比“文革”更深刻地伤害了中国的知 识分子，因为“反右运动”是直接针对知识分子的，而在文革中，很多中共干部自 己也被斗争得死去活来。（在“反右运动”中，正是这些中共干部在各自的岗位上 执行着毛泽东“反击右派”的指示。）但是，不管是“反右”还是“文革”，中国 的知识分子在整个毛泽东时代所受到的劫难，都是空前的。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绝对无法与此相比。这种痛苦的劫难的根本原因，在于知识分子此时已经失去了任 何正面的社会角色，他们已经不再为统治集团所需要，反而被看作是统治集团的一 种威胁。 知识分子的这种刻骨铭心的痛苦在他们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于磨灭的烙印，也使 他们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体制有着深深的反感，这种反感以及由此引起的 彻底改革这种政治体制的强烈愿望，为后来他们在政治改革问题上与邓小平的分歧 和对抗埋下了伏笔。 邓小平在毛泽东去世以后重新上台，这给知识分子带来了新的希望。邓小平上 台伊始，就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在他的提倡和推动下，中共采取了很多“解放”知 识分子的措施，例如，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 、恢复高考制度、号召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等等。 这些措施的目的是相当明确的。邓小平所看中的，是知识分子的知识，是他们 对发展经济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作用。他把这种作用概括为“科学技术是 第一生产力”，并号召全社会尊重科学技术和掌握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在这些措 施之下，知识分子第一次获得了一个中共认可的（正面的）社会角色，开始在国家 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其后的改革过程中，知识分子的作用日益明显，他们的地 位也不断提高，在近年的“科教兴国”战略中，知识分子已经找到了他们稳固而重 要的新角色，成为了科教兴国的中坚力量。 然而，知识分子并不仅仅满足于这些改变。与经济地位的变化相比，他们更注 重于政治上的改革。在很多知识分子看来，尽早铲除那种曾经使他们饱受折磨的专 制体制，尽快实现政治上真正的民主、自由和平等，比经济地位的改善更加重要。 特别是在八十年代，他们的这种愿望表现得相当强烈。但是，实际的改革进程却没 有如他们所期望的那样在政治变革方面阔步前进。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邓小平 一直回避着政治体制改革，而是把力量集中在发展经济的目标上。于是，邓小平和 知识分子之间，出现了新的分歧。知识分子出现了焦急和失望的情绪，这种情绪虽 然远远没有毛泽东时代那么强烈，但却足以促成八六年和八九年两次大规模民主运 动。 八九年以后，知识分子阶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六四运动的悲剧性结果、苏联 帝国的崩塌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变革等等，都深深地震动着他们。六四运动 以后，知识分子普遍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反思和调整，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换脑筋” 过程。而反思的结果，便是整个知识分子阶层明显的分化。一部份痴心不改的人， 仍然在沉浸在六四运动的挫折所带来的深深的痛苦之中，并且变得十分消沉和失落 ；也有一些人仍在继续为民主、自由的政治理想而奋斗；而更多的人则在挫折中逐 渐冷静下来，不再过多地注意政治上的事情，而把精力集中在经济或者学术等方面 。 １９９２年以后，这种变化更加明显。在邓小平的号召下，中国出现了又一次 经济发展高潮，市场经济成为经济体制改革新的目标，“下海”经商的浪潮再次兴 起。这一切，都对彷徨孤独之中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在市场经济的诱惑 下，在窘迫的经济状况的逼迫下，在实现自身价值的渴望的驱动下，很多知识分子 把注意力从政治领域转向了经济领域，投身“下海”，甚至“投笔从商”，在市场 经济这个新的“广阔天地”中去“大有作为”。 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是知识分子第一次在“经济建设主战场”上大显身手。在 封建时代，他们总是更多地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他们所掌握的知识，总是更多地 用来维持政治秩序、维系社会结构，从未大规模地应用到经济领域。在毛泽东时代 ，知识分子所受到的冷落、怀疑和迫害，也是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的结果。在 这种反复不断的“斗争”之中，他们也没有机会在经济领域发挥作用。而今，知识 分子这支独特的“生力军”终于把他们的主力转移到了经济领域，终于有机会把他 们掌握的知识应用到经济建设之中。 这种变化的意义是极其重大而深远的。知识分子的加入，将为中国的经济发展 提供强大而持久的动力，将使中国的经济发展走上现代化的快车道。三十年或者五 十年后我们再回头来看，一定会更深刻感受到九十年代初知识分子的这一次历史性 转变的意义，更深刻地体会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教兴国”这些英明 口号的重要影响。 与此同时，知识分子的另一支“小分队”则直接加入到中共的干部集团。在中 共“培养跨世纪接班人”的过程中，很多知识分子被吸收入党，有些人还被提拔到 领导岗位上，这是另一个显著的变化。知识分子终于也可以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了， 虽然这种方式与八十年代他们所希望的“有所作为”的方式很不一样，与他们在封 建时代的传统角色也大不相同，但这毕竟提供了他们在政治领域施展才华的一个新 的机会。同时，知识分子的加入，将对干部集团产生重要的影响，并将有利于未来 的政治改革。 １９９２年以后的知识分子同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相比，有着明显而深刻的差 异。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一直秉承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色彩，总是倾 向于以一种超然的态度来审视社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作为社会理性和道义的代 表，因此，他们更多地为理想而不为自身的利益而抗争，并且，他们抗争的方式， 也主要是呐喊而不是行动，不管是在书斋里、在讲台边还是在广场上，不管是对政 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他们都更象是一群思考者和宣传者，而不象是行动者和参与 者。１９９２年以后，知识分子逐渐变得现实起来，他们不再有以前那种强烈的政 治热情和理想主义色彩，而是更多地关注着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更多地投身于 经济、技术、科学领域，更多地参与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实际操作，更多地为各种现 实的目标和利益而劳动。 在近年来社会格局的演变中，出现了一种重要的趋势，就是其他社会阶层的“ 泛知识分子化”，或者说知识分子与其他阶层的界线的模糊化。随着大批受过高等 教育的人才走上社会，随着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下海”从事工业、商业以至农业 方面的工作，随着干部集团中知识分子“出身”的人不断增加，“知识分子”这一 称呼的含义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他们不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而逐渐成为 各行各业中掌握知识的佼佼者的统称。 在一定意义上，知识分子如今又一次被“结合”到“工农大众”中，尽管这种 方式与毛泽东当年希望的方式很不一样。现在的这种“结合”，是知识分子发挥才 干、服务社会并实现自身价值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一种表现。 经过逐步的磨合和调整，知识分子阶层将会在中国社会的力量和利益格局中找 到他们的准确位置，中国社会的这个独特的群体，将会在未来的现代化变革中发挥 更重要的作用，具有更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现在的各个社会阶层中，与政治现代化的关系最为密切的，就是中国的干部 阶层。作为权力的拥有者和社会的领导者，政治体制改革需要通过他们来组织和推 动，但是，作为未经选举而拥有权力的特权阶层，他们的权力地位又面临着政治体 制改革的震动和威胁；作为腐败行为的主体，他们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矛头所指，而 作为现行政治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又将尽力保护自身的利益和地位。中国政治 体制改革所遇到的种种矛盾，都集中体现在他们的身上。因此，干部阶层在未来的 改革中所作所为，将影响着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实现，干部阶层的权力地位、利益 关系和结构格局的变化，将是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标尺。在这种意义上说， 干部阶层是政治现代化改革成败的关键。 随着开放改革和经济发展，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形成和多种所有制形式的 企业的蓬勃发展，中国社会逐渐出现了一个新型的群体：企业家。这是一支异军突 起的新的政治力量。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和他们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影响，使得他们 迅速成为中国社会一个举足轻重的群体。 如果说，干部阶层的地位和利益关系的调整，是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一个标尺 ，那么，企业家群体的兴起和成熟，则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逐渐建立的标志。经济 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将会造就更多成功、成熟的企业家，这个群体的力量也将不 断壮大，并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当然，更广泛地说，中国社会的基本力量还应该包括武装部队。在政治演变中 ，他们总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不过，他们并不具备充份的独立性，因此，除非 出现某种特殊的情况，他们将不会独立地发挥作用。处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 下的武装部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共产党的一部份，至少在社会比较平稳的时 候是这样。 第十一章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 二 ＊中国人的观念和脑筋：意义深远的变化 ＊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格局和演变趋势 ＊台湾、台湾省与台湾人：寻找在现代化中国的位置 ＊港澳和海外华人：现代化变革的催化剂 ＊肩负重任的当代中国人 虽然邓小平所发起的这一次改革运动主要是在经济领域里进行的，而不象以前 那样在“灵魂深处闹革命”，但是，这样一场深刻而宏大的社会变革，毫无疑问地 要触及到中国人的“灵魂深处”。事实上，整个邓小平改革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人 思想解放、观念更新的过程。这场改革所引起的最显著、也是意义最深远的变化， 就发生在中国人的“灵魂深处”。邓小平自己曾经说过，“十年最大的失误在教育 ”，如果他指的是对教育事业重视不够，或者指在促进思想解放方面做得不够，那 么这句话是对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又可以说：十年改革最大的成果也 在于教育！在于改革开放对中国人的教育，在于中国人思想的进步和观念的更新， 在于中国人终于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狂热和思想盲从，逐渐走向成熟，走向思 想上、观念上的“现代化”。没有这种变化，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成果 是不可能得到的，政治现代化改革也无从谈起。 思想领域的第一个显著变化，就是中国人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和对中共领导人的 盲目崇拜消失了。随着文革动乱所带来的悲剧性结果和毛泽东的去世，人们对经过 毛泽东诠释的马列主义理论的信仰和对毛泽东本人的崇拜，都被无情的现实撕碎了 。人们开始反思、怀疑甚至批判、声讨毛泽东、毛泽东的理论和毛泽东的时代，开 始质疑、诘问曾经向中国人许下诺言的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是邓小平为这种批判 和质疑设下了限度的话，九十年代初在苏联出现的事情也许八十年代初就会提前在 中国出现！）反思和诘问的结果，自然就是对中共及中共领导人的迷信和崇拜的消 失。代之以一种审视的眼光和有条件的信任（或者说容忍），实际上，这是中国人 走向政治成熟的第一步，也是实现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条件。 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人们的热情从政治领域逐渐转向了经 济领域。在战争年代，人民的政治热情是重要的，但是，在和平建设时期，过高的 政治热情却是不必要的，甚至是危险的。这个时期所需要的，是人民对发展经济、 改善生活的关注。只有当大部份人都热情关注经济的发展和自身生活水平的提高， 并把大部份的精力都投入到以获得（正当的）物质利益为目的的劳动中去的时候， 国家的经济才能健康发展。在毛泽东时代，人们的政治热情过份激发出来，长期高 涨，并在“文革运动”中达到了顶峰。毛泽东曾经企图利用这种高涨的政治热情来 解决他所遇到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但都造成了悲剧性的结果。邓小平深刻地看到政 治热情的这种危险性，于是，他重新上台一开始，就努力“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 到经济工作上来”，把经济发展和经济上的现代化确定为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在 “允许一部份人先富起来”政策的诱导下，在“劳动致富光荣”的口号的鼓励下， 中国人开始把热情转移到经济领域上来，开始了思想观念上意义深远的转变。从那 个时候起，这种转变就一直伴随着整个邓小平改革过程，并在１９９２年达到了一 个高潮。 １９９２年初，邓小平在南巡深圳时，曾大声呼吁人们要“转变观念，换脑筋 ”，而他希望换上的“新脑筋”，显然就是他同时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行动标 准，或者说一切让位于经济的思想。就在这一次的南巡中，他驳斥了对“姓资姓社 ”问题的争论，而这个问题实际上可以说是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最后一个”“ 政治问题”，如果这个问题都不用讨论了，那么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政治脑筋”就 再也派不上什么用场了。在他的南巡讲话之后，中国掀起了又一次经济建设高潮， 一般中国人的注意力，更进一步地转向了经济领域。 １９９６年的中国与１９６６年的中国最大的不同之处，也许并不在于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不在于没有了“红卫兵”，没有了“文化大革命”，也不在于市场 经济与计划经济，而在于１９９６年大部份的中国人把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追求 生活水平的提高看得那么自然，那么理直气壮，把政治上“与天斗、与地斗、与人 斗”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无穷乐趣”看得那么可笑，那么荒唐，那么不屑 一顾。这种观念上的转变便是进步之所在。假如一场灾害夺去了我们今天的经济成 就，观念转变了的中国人仍然可以再创造出新的经济奇迹，但是，即使给１９６６ 年的中国人送去很多经济援助，也难保不在政治狂热中丧失掉。 人们的热情和注意力从政治领域向经济领域的这种转变，对中国的现代化改革 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在毛泽东时代，在残酷的阶级斗争和长期的思想灌输之下， 人们诚惶诚恐地去追求政治上的忠诚和思想上的纯洁，而对于经济上的利益却不敢 过于注意，甚至把追求个人的经济利益看作一种落后的思想，把金钱看成一种罪恶 。在那种堂吉珂德式的对资本主义这个“敌人”的“仇恨”和恐惧之中，中国人曾 经努力地拔掉“资本主义的苗”，割掉“资本主义的尾巴”，宁可让地里长出“社 会主义的草”，让人民在精神纯洁和物质贫困中向共产主义“穷过渡”。结果，“ 过渡”的目标没有实现，贫穷落后的局面却让中国人痛苦不堪。为了改变这种局面 ，首先就必须改变人们对金钱的态度和对物质利益的看法，唤起人们对金钱和财富 的正当的欲望，以此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把中国人长期无谓地耗费在“阶级斗争 ”中的精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了“劳动致富光荣”和“ 允许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等等口号。 从另一个角度说，民众对政治的过份热情是危险的。特别是在中国社会这种现 实下，人民并没有充份的渠道来表达他们的政治理念，如果人们还保持着毛泽东时 代的政治热情和政治敏感性，那么就很容易引起政治上的动荡，在八六年和八九年 的两次政治运动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因素的作用。这也许正是邓小平呼吁中国 人“换脑筋”的另一个重要考虑。 从“允许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到“重新认识资本主义”，从“生产力标准” ，到“三个有利于”，中国人的脑筋和观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伴随着这个过 程的，是经济上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 当然，对金钱和财富的追求也应该与经济发展进程相适应，如果民众对快速致 富的期望值过高，而他们的实际收入又无法以所期望的速度增长，那么，他们就会 趋向于通过各种非正当的渠道来增加收入，各种非法的行为就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下海”固然给很多知识分子提供了发挥才干的天地，但过多的知识分子，特别是 原来从事理论研究的人投入到他们并不熟悉的商业活动中去，可能荒废学业，造成 智力资源的浪费。同时，对金钱的追求不应该削弱公共道德水平，等等。因此，在 转变观念的问题上，也不能重复那种矫枉过正的错误，而必须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 点。 另外，在旧的政治热情逐渐消退的同时，还应该注意培养和保护一种新的政治 热情，培养和保护民众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热情和注意力。这是 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成熟的政治热情，也是中国推行的政治改革的一个必要条件。这 种政治热情的特点，是从自身的（物质和精神）利益出发，而不是以某种政治理论 为目标，是基于独立的思考，而不是对某个政治人物的盲从。这种成熟的政治心理 的形成，应该说是中国人转变观念和换脑筋的一个更深的层次。 在“转变观念、换脑筋”方面，我们还任重道远。从远的方面看，几千年的古 老文明所积淀下来的思想传统，需要我们进行反思、选择和改造，使之与现代社会 相适应，与现代化改革相协调。从近的方面看，毛泽东时代强行灌输给中国人的那 些政治理论、价值标准和思维习惯，至今还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在未来的某种特 殊条件下，这种僵化的旧观念、旧脑筋还有可能重新膨胀，重新左右中国的现代化 进程。对于我们的现代化改革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潜在威胁，而消除这种威胁的 唯一的途径，就是中国人进一步地“转变观念、换脑筋”。 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说，城市居民、农民、知识分子、企业家、干部集团，就 是构成中国社会的基本阶层，也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主体。各个阶层所处的利益位 置和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影响着他们在现代化改革中的态度和行为，也深刻地影 响着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 在当前的中国社会里，各个阶层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星形关系”格 局：以共产党为基础的权力集团处在这种“星形关系”的中央，是整个社会关系格 局的中枢，他们借助所掌握的权力把社会的各个阶层都牵引（或者说束缚）在自己 的周围；城市居民、农民、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等阶层则围绕着这个中枢，分别接受 权力集团的领导，这些外围阶层之间直接的相互联系则是十分有限的，他们只是在 权力集团这个中枢的中介、组织和调解下，才有着间接的相互联系。 这是一种很特殊的社会关系结构，它实际上是与共产党垄断权力的政治体制相 对应的，是这种政治体制的一个很自然的延拓。这种关系格局从共产党建国以后就 开始出现，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封建时代，中国的社会关系是一种简单的“线形关系”：线的一端是封建官 僚集团，线的另一端则是农民阶层，知识分子处在两者之间，起着联系和中介作用 。支撑这种关系格局的力量，除了强大的国家暴力之外，就是儒家的思想体系。儒 家思想一方面要求民众“忠君”，这使得皇帝的权力地位得到承认，从而使整个权 力集团的地位有了基础，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又要求统治者施行“仁政”，给老百 姓留下安居乐业、休养生息的机会。通过对双方的约束，儒家思想成了维持社会平 衡的一种强大的道义力量，成了这种关系格局的基础，而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知 识分子在这种关系格局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在现代西方国家里，社会关系则是一种“满翁关系”结构，社会各阶层之间都 有着广泛而直接的相互联系，这些关系组成了一个复杂而有序的网络，工人（雇员 ）、资本家（雇主）、政治家、知识分子等等成了这个网络的一个个结点。（当然 ，这种划分法是不太严格的。）而维系这个复杂的网络结构的，就是完善的法律体 系和强大的市场经济制度，它们提供了调节各个阶层利益关系的良好机制，从而使 整个社会关系网络有条不紊地运转。 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与上述这两种情况都不一样。共产党掌权以后，儒家思 想被批判和削弱，不再能够成为维系社会关系的力量，西方社会的那种强大的法律 体系和市场经济体制又没有建立起来，于是，权力成了驱动社会运转最主要的因素 。以共产党为基础的干部集团，自然地就成了整个社会关系的中枢。 共产党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组织严密的政治集团，在这里代替知识分子担负起 联系社会各个阶层的任务。共产党的成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因此，它与各个阶层 的关系都十分密切，同时，它又是权力集团的组织基础，这样，共产党就把社会的 各个阶层与权力集团联系起来，或者说，权力集团通过共产党这个特殊的组织把各 个阶层牵引起来，围绕在自己周围，从而形成了这种以权力集团为中心的关系格局 。 在现在的中国，权力集团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每一个环节，权力成了驱动和调节 各种社会关系的主要力量。相比起来，法律、道德等等力量都显得孱弱无力。社会 各个阶层之间的相互关系，都离不开权力集团的参与。城市居民和农民之间、知识 分子与其他社会阶层之间的政治联系和经济联系等等，都是在权力集团的中介下存 在的，而不能象西方社会那样绕过政府而在法律和市场机制的调节下直接发生。 在这样的关系格局中，权力集团的位置和作用十分关键，它是整个社会的中枢 ，权力集团的廉洁和效率，对整个社会的运作有着极为关键的影响。 将中国的这种社会结构与西方社会相比，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权力集团的重要性 。在西方社会的“网形结构”里，政府只是网络结构的一个普通结点，它的作用是 有限的，大量的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在法律和市场的调节下进行，政府只起到辅 助和服务的作用，因此，在战后的意大利这样的国家里，政府的腐败丑闻层出不穷 ，政府更迭也频繁发生，而整个社会则没有受到严重的影响，经济也不断发展。但 是在中国，由于缺乏强大的法律制度和完善的市场体制，整个社会都在权力的驱动 下运转着，权力集团于是也就成了整个社会结构的核心，无论是政治关系还是经济 关系，都必须有权力集团的参与，如果权力集团发生了腐败，如果权力集团不能有 效运转，整个社会就将陷入混乱之中。也就是因为这样，干部集团的腐败问题在中 国才显得如此严重、如此紧迫。 权力集团与其它各个阶层之间的具体关系，是中国社会关系格局的骨架，这种 关系是特殊而复杂的。权力集团虽然垄断着权力，但是其权力地位的基础并不十分 牢靠，民众的默许和忍耐是维持这种权力地位的重要条件，因而，权力集团也不能 完全随心所欲，对“老百姓”的要求和愿望，也不敢完全置之不理，干部阶层在享 受特权的同时，也确实做了一些符合民众愿望的事情。虽然民众对各级干部严格具 体的监督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但在总体上，人民的意愿仍然是主导中国社会的根本 力量。由此，权力集团与“老百姓”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权力集团以领导 经济发展的成就和对民众要求的部份满足来换取民众对其垄断地位的容忍，民众则 以牺牲部份政治权利为代价来换取社会的（相对的）稳定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 。在这里，民主的因素和专制的因素结合在一起，维持着这种社会关系格局。 具体地说，在权力集团与城市居民之间，权力集团处在相对被动的位置上，“ 觉悟”较高、活力也不小的城市居民阶层对权力集团来说是必须谨慎应付的；相比 之下，权力集团在与农民的关系中则主动得多，逆来顺受的农民总是不得不服从权 力集团的控制，对于腐败的基层干部也只能忍气吞声，当这些基层干部向他们提出 各种不合理摊派，甚至动用民兵武装来强行收取各种苛捐杂税的时候，农民们也只 能敢怒而不敢言。当然，也有些人起来反抗，但最后的结果常常对他们非常不利。 干部集团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是当前问题最多、也是最难解决的一种关系，需要靠 加强法制、加强权力集团内部的约束机制、适当开放基层民主选举等等措施来逐步 改善。 相比之下，知识分子与干部阶层的关系比以前要密切多了。现在的干部阶层中 很多人就是从知识分子中来的，同时，知识分子现在的政治地位也有所提高，从而 不再象以前那样具有严重的逆反心理。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和科学技术在 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明显，知识分子（和企业家集团一样）似乎有了高于其他阶 层的地位，他们与权力集团之间的关系，也就变得更加密切。 企业家们与权力集团之间则几乎有着如胶似漆的密切关系。国家从各个（成功 的）企业那里得到了大量的税收，企业家们在各级政府的工作中自然也就有了一定 的影响力和发言权，同时，一些干部从企业家那里得到各种各样的好处，企业家们 则得到这些干部的保护。当然，在这种密切关系中隐含了很多腐败现象，这是当前 腐败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 随着开放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关系格局正在发生着明显 的变化。 变化的第一个趋势，是各个阶层之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以往，户口是区 分社会阶层的一个严格的标准，但是，随着人口流动、人才流动的不断加快，随着 乡镇企业和农村城镇化的不断发展，以户口来划分农民和城市居民变得不太严格了 ；知识分子阶层发生了分化，一些人成了企业家，一些人则加入了干部集团；而企 业家这个新兴群体则一直就是由各个阶层分化出来的人组成的，城市居民、农民、 知识分子都有。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随着经济和政治关系的不断变化，各个阶层 之间互相交错、互相渗透的趋势日益明显，各个阶层之间，不再象以前那样界线分 明。 变化的第二个趋势，是整个关系结构逐渐网络化。随着法制力量的不断加强和 市场体制的逐步建立，城市居民、农民、知识分子、企业家各个阶层之间的直接联 系逐渐增多了，他们之间开始可以绕过权力集团而直接发生联系，权力集团的中枢 作用相应地有所减弱，整个社会关系格局逐渐从原来的“星形结构”向“网形结构 ”转变。 这些变化是可喜的，是与现代化改革的进程相一致的。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 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 除了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之外，还有台、港、澳的中国人和海外中国人，他们 在中国的现代化改革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对于现代化的大中国来说，台湾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在经济上、政 治上还是在军事战略上，台湾问题对于现在和未来的中国，都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 影响。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解决台湾问题越来越成为一种现实的需要，越 来越成为海内外中国人所关注的焦点。 台湾问题的关键，当然就是统独问题。这个问题详细讨论起来是很复杂的，但 是，如果从（包括台湾之内的）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方面来考虑，从（包括台湾人在 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利益和前途方面考虑，应该说，统一是最好的选择。台湾独立 即使能够实现（这种可能性其实非常小），也并不符合大多数人（包括台湾人）的 利益。在这种意义上说，现在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统独之争，而在于设法找到一种 恰当的方式，找到一种大多数人（特别是大多数台湾人）都愿意接受的方式来实现 统一。 台湾与大陆的统一，有很多方面的意义。首先，久经分裂的中国，终于能实现 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和统一，其历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其次，在经济上，大陆和台 湾是一种强烈的互补关系，统一以后，这种经济互补将会成为推动大陆和台湾经济 发展的强大动力，这对双方都是很有利的，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在世界上的地位，也 将大大提高；另外，在文化上，台湾与大陆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经过几十 年各自独立的发展，各自都保留和发展了传统文化的一些部份，如果能互相交流、 互相补充，将是对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贡献。 台湾独立（的设想）不但是不可能实现的，也是不明智的。民族的分裂和领土 的分割所带来的心理创伤，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是无法忍受的，由此引起的紧张、冲 突和（可能的）战争，将是全体中国人的悲剧。 对台湾人来说，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努力扩大他们在中国整个现代化进程中 的影响和作用，把台湾的现代化改革与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结合起来，寻找两千 多万台湾人在未来现代化的大中国里应有的位置、名份和影响力，争取继承和分享 历史和文化遗产的权力，争取作为强大的现代化中国的国民“处身立世”的权利， 而不是去计较台湾作为一个省还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名份，计较台湾领导人是地区领 导人还是国家元首的名份。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深厚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大国，是属于 包括台湾人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独立实际上意味着两千多万台湾人放弃了作为中 国人的名份，放弃了进一步继承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遗产的权利，这是一种不可 估量的损失，无论对大陆的中国人还是对台湾的中国人来说，都是如此。 对于很多台湾人来说，对与大陆统一总是有一个深深的担忧：共产党会不会把 大陆的“共产体制”搬到台湾，从而使台湾人失去经济自由和（现在他们正不断得 到的）政治权利？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看来是不必要的。大陆的“共产体制 ”，经过了二十几年来的改革和演变，已经远远没有毛泽东时代那么可怕，并且， 这种体制现在正面临着更深入更全面的改革，而改革的方向，就是经济上的自由和 政治上的民主。虽然这个庞大的体制有些“积重难返”，改革的进程不如意料和期 盼的那么快，但这一改革方向已经是难于逆转的了。对于原来的那种体制，不但台 湾人感到害怕，大陆人民早就“恨之入骨”，这其中不但包括一般的大陆人，也包 括很多中共干部。不管台湾以何种方式与大陆统一，都不会有人打算把这种体制搬 到台湾去。如果有什么人真的试图这样做，不但台湾人民完全有力量抵制，大陆人 民首先就不会答应！ 在这一方面，邓小平所提出的“一国两制”并不是一种暂时的策略性妥协，而 是有着深刻含义的。其中所隐含的意义，就是对大陆这种“共产体制”的失败的默 认。虽然大陆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抛弃这种体制，但也不会打算把这种不成功的体制 搬到台港澳地区去施行。邓小平说，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五十年后更没有必要 变”，也就是这个意思。在这一点上，他是真诚的。 当然，统一需要有很多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大陆在经济上的进一 步发展和政治上的进一步改革。在这些条件成熟之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维持两岸 的政治关系格局，防止台独势力的抬头和外国力量的介入，同时，努力加强交流和 合作，促进两岸人民的相互了解，为统一创造条件。 说到台湾问题，就不得不说到西方一些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拿破仑曾经把 中国称为一头睡狮，并且告戒人们“不要惊醒它”。而今，这头睡狮自己就要醒过 来了。对此，西方人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在这种担忧之下企图遏止中 国的发展，那将是十分错误的。中国能否（在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以后）强大起来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其他国家的态度。西方的遏止也许 会减缓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不可能阻止中国的强大，到头来，只可能使中国变成 一个对西方充满敌意的强国。在西藏和台湾问题上，西方有些人确实想给中国出些 难题。在他们看来，如果能使西藏或台湾独立出来，就犹如在这头雄狮的背上切去 一磅肉，或者剁去它的一条腿。这种想法是危险的，而且是很不明智的。在一头强 大但温和友好的雄师和一只愤怒并且也并不软弱的瘸狮之间，大概没有人愿意与后 者相处。 中国的现代化改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有利条件，那就是数量庞大的港、澳和 海外中国人。多少年来，他们成了联系中国和外部世界的重要的媒介，他们为中国 带来了投资、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带来了新的管理方法和新的观念。在某种意义上 从，他们成了中国现代化变革的催化剂。 在闭关自守的毛泽东时代，与华侨的联系，实际上是中国人获得外界信息的最 重要的途径。虽然这种联系是十分有限的，并且还常常给国内的人带来政治上的危 险，但这毕竟提供了一些未经官方媒介过滤的关于外部世界的信息。在广东、福建 这些“侨乡”，这种信息产生了很明显的影响。早在共产党还在宣传资本主义国家 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这些地方的人们就对资本主义世界有了一些 基本的认识，而正是这种最起码的认识使他们在中国对外开放以后能够率先走向世 界。 邓小平改革开始以后，港、澳和海外华人再一次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八十年代 初，绝大部份的外来投资实际上都是由他们带来的，同时，中国大量的出口产品， 也经由他们转手而对外输出。在当时刚刚对外开放的中国，外国人要想来做生意是 很不容易的，而对于港、澳和海外华人来说，情况则要好一些，他们相对来说比较 了解中国人，在国内还有一些亲友可以提供帮助，而且，也不存在语言和文化的隔 阂。他们在投资过程中所碰到的种种问题，促进了中国投资环境的改善，而他们在 投资中得到的收益，吸引了西方国家的其他（非华人）投资，促使大量的资金不断 涌入中国，从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起飞。 中国对外开放以后，港澳和海外中国人同国内的亲戚朋友之间有了更广泛的接 触，而这种接触的最基本的内容，就是国内亲戚对毛泽东时代的控诉和华侨们对西 方世界充满自豪感的描述。他们在经济上的富裕和在事业上的成功，使得他们的这 种“现身说法”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新的思想和新的观念就通过这样的途 径传播进来。这种独特的作用，是西方的投资者、西方的政治和社会学者以及西方 的传播媒介等等都无法替代的。 现在，中国已经全面地对外开放了，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直接接触也变得十 分平常，但港澳和海外华人的作用并未因此而减弱。中国人还很需要进一步地了解 世界，也需要让世界了解中国，在这方面，海外华人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随着香 港和澳门的回归，港澳地区与中国内地的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港澳和海外华人在中 国的现代化变革中所扮演的角色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海外华人中有一支重要力量，就是中国留学生。这些人本来就是中国青年中 的佼佼者，在西方的学习和生活又使他们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人文科学成果， 熟悉西方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运行方式，这些人的知识和才能是中国一笔极为宝 贵的财富，一旦条件成熟，他们能够大量回国服务，将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带来又 一个强大的动力。 当代的中国人是幸运的，我们亲眼目睹了一个伟大国家和民族的复兴，目睹并 参与了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古老国度从传统走向现代化、从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 强的伟大的历史进程。但是，历史把机遇和挑战同时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也把沉重 的责任压在了我们肩上。我们的先辈，在现代化梦想的煎熬中，度过了痛苦的一个 半世纪，而今，终于有了把这个梦想变为现实的机会，我们当然要抓住这个机会， 勇敢地去迎接挑战，用我们的双肩坚强地支撑起我们民族的百年梦想。也许，我们 还要忍受许多痛苦和挫折，还要作出许多牺牲，付出许多代价，但是，面对着新世 纪，这是我们所能作出的唯一的选择！ 作者保留版权 ｅ－ｍａｉｌ：ｔｙｉｈｏｎｇ＠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 【后记之一】 目录 告别邓小平 就在这本有关中国的现代化改革的书刚刚写完的时候，带领中国走上现代化改 革之路的邓小平，终于走完了他九十多年的生命里程，在“改革开放”的一片“大 好形势”中与世长辞了。消息传来，举国上下为之一震！当久未听到的哀乐在广播 里低沉回响的时候，当天安门广场上的国旗缓缓垂降到旗杆中间的时候，每一个中 国人都沉浸在一种沉重的心情之中，沉浸在一种沉重的思考之中。不管对于他有着 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每个人的都会在心里反复地回味着邓小平的名字、邓小平的 改革和邓小平的时代。 人们常常把他称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实际上他也是这场改革 运动的“总指挥”。他不但设计着改革的蓝图，也曾奋力地指挥着这个庞大的国家 向着实现这些蓝图的方向前进。不管他有多少成绩和失误，也不管人们对他有什么 样的评价，他的名字，已经毫无疑义地与中国的现代化改革紧紧联系在一起，并将 与中国二十世纪末的这一段意义深远的改革历程一起载入史册。 试图评价一个刚刚离世的政治人物，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对于他这样的人，更 是如此。他的政治生涯，他的功过得失，就如同他所领导的改革运动一样复杂，因 此，需要放到足够的时间尺度和历史背景中，才能被准确地认识。不过，有一点似 乎是可以肯定的，他比很多其他的政治人物更经得起历史的审视。 对于他的逝世，人们的心情也是复杂的。今天，当我们站在五棵松、永定路或 者玉泉路口为他送行的时候，很多人也会想起其他的一些事情。八年前，正是在这 条路上，曾经有多少人勇敢地堵截着他挥手招来的军车和坦克！这些并不愉快但也 无法抹去的记忆，多少年来一直在人们心中回味。 当然，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如果我们也回想起二十年前、三十年前 以至四十年前那个黑暗时代，回想起那些泯灭人性的令人发指的暴行，回想起那个 年代里中国人的贫困和饥饿，同时，如果我们也想到今天的中国，想到十几亿人温 饱、安定的生活，想到今天的中国人所拥有的信心和希望，想到整个国家的活力、 尊严和美好前景，我们就会由衷地悼念他、感激他，对于那些不愉快的记忆，很多 人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他、谅解他。当我们目送着他的灵车顺着当年的军车和坦 克相反的方向缓缓驶向八宝山的时候，我们也会在心里由衷地说一句：小平，您走 好！ １９９７年２月 ※※※※※※※※※※※※※※※※※※※※※※※※※※※※※※※※※※ 【后记之二】 目录 九七年以来的中国改革 －－兼作《枫华园》连载后记 此次连载的书稿，完成于一九九七年春天，并于当年七月由明镜出版社出版。 那一年，正是邓小平逝世的一年，也可以说是邓小平时代正式结束的一年。所以， 本书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是邓小平时代的改革。此次连载，只作了一些文字上的润 饰，主要内容没有大的更动。 从九七年到现在，中国“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又走过了不短的一段。无论政 治、经济还是社会形势，都有了显著的变化。五年来的改革取得了一些新进展，但 也遇到了不少新问题。这其中有许多事情很值得思考和讨论。 “邓后改革”：呼唤新思路 一九九七年以后，中国的改革总的来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以邓小平逝世为标 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总体上完全退出了政治舞台，以江泽民、朱容基“ 两总”（总书记、总理）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人” 全面掌握了领导权，改革开 始步入“后邓小平时代”。 但是，随着老一代的退出，由邓小平开创并长期主导的改革路线，已经到了需 要全面总结、整理、创新、超越的时候了。在原来的改革思路下可能取得的成就， 在邓小平时代几乎已经都得到了，没有思路上的超越和创新，没有找到新的“生长 点”，改革将很难取得新的进展。另一方面，在原来思路下难于解决的困难和矛盾 ，已经积累到了非常尖锐的地步，如果不突破原有改革路线的局限性，如果没有新 的思路和方法，这些问题将无法解决，任其恶化下去所积累的爆炸性力量，将对中 国的稳定和发展构成严重的威胁。 在这种形势下，邓后中国的改革急切地需要思路上的创新，需要理论上的突破 ，需要在政治、经济、社会改革上全面系统的新方法和新措施。这是新的政治经济 现实的迫切要求，是改革继续向前推进的必要条件，也是改革真正进入新时代的根 本标志。与此同时，由于老一代的退出，他们对改革的那种怀疑、犹豫的保守思想 不再成为改革的障碍，中国的改革在理论上少了许多束缚，在思想上增加了很多灵 活性。事实上，很多条条框框在邓小平时代后期已经被突破，曾经禁锢改革思路的 “鸟笼”，也已经几乎被完全拆除。这些，都有利于改革在理论上、思路上的新发 展。 然而，回顾五年来的改革现实，不得不说在这方面的进展还很不如人意。除了 一些新提法、新概念之外，并没有比较系统的新理论、新思路，也没有具体可行的 新措施、新方法。在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关键问题上，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基本上都未曾真正触及；对于腐败这个老顽疾，只是在老药方上加大了剂量，显 然效果不彰；“标本兼治” 基本上还只是一个口号，并没有落实为具体的行动。 在经济上，几项具体的改革措施实行起来并不顺利，效果也远不如预期；国有企业 算是扭亏解困了，但国企问题却远未根本解决；真正能够健康运转的市场经济体制 ，还没有建立起来。而在建立法治社会方面，进展也相当有限。 五年来的改革当然也有不少成绩和进展，但是，在这些成绩和进展之下，改革 在总体上缺乏大思路和大手笔、在解决基本社会问题方面缺乏实质性进展，在矛盾 和问题不断积累激化的情况下很多具体的改革措施难于施展，这是这段时间中国改 革的一个突出问题。 经济上：困难和危机下渐现大格局 五年来，经济上虽然没有严重的大起大落，但也发生过不少事情。 一九九七年，一场来势汹汹的金融危机席卷东南亚国家，也给中国的经济带来 了严重的冲击。很多东南亚国家货币贬值、股市滑落、经济衰退，甚至政权更迭， 中国的外贸出口也受到严重影响。经过一番努力，中国最终成功地抵挡住这场危机 的冲击，人民币和港币没有贬值，但也为此付出了一些代价。 在金融危机和其他一些经济因素的影响下，从九八年开始，中国出现了持续多 年的通货紧缩。这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未曾遇过的新问题。通货紧缩下需求不足、 市场疲软、投资和消费减缓等等问题，对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作为应对措 施，政府连续多年实行了宽松灵活的货币政策，降低利率、发行公债、加大投资、 启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等等。这些措施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受到国内外多种 因素的综合影响，通货紧缩的形势至今还没有根本扭转，看来还会再延续一段时间 。 大约从二零零一年开始，原本热火朝天的美国“新经济”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欧洲、日本、东南亚国家随之发生危机，中国经济也受到了明显的影响。这场危机 至今还远未结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很可能将继续扩大。 可以说，两场外部经济危机加上内部持续多年的通货紧缩，就是这五年来中国 经济形势的主轴。应该说，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这几年来总体上还算差强人 意。经济增长率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着７％至８％的水平，与世界其它国家 相比，这样的速度是很难得的。在两次国际经济危机中，中国的表现也可圈可点， 这使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影响力大大提高。经过十几年的艰苦谈判，中国终于 加入了世贸组织，这是另一件重要的经济大事。长远地说，“入关”使中国的经济 与世界市场更加接近，有利于中国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和占领国际市场，并为中国 的进一步改革和对外开放带来强大的推动力。除此之外，北京成功申办二零零八年 奥运会，对经济也是一个有力的促进因素。 近年来经济上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外国企业加速进入中国。受到廉价劳动力和 巨大市场的吸引，也由于美日等国自身经济形势的影响，更得益于中国的经济表现 和“入关”等因素的刺激，国际大企业近年来明显加快了向中国产业转移的步伐。 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到高科技产业，中国越来越成为全球重要的生产基地。一种“世 界工厂”的大格局已经隐约出现。这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又一个新成就。多少年来一 直在争取的“国际大循环”，看来正在逐渐变为现实。甚至，随着生产线向中国转 移，一些国际大企业的研究开发部门也慢慢延伸到中国来。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 ，中国在未来还有可能成为研究开发新产品的“世界实验室”。 当然，这种趋势才刚刚开始，要真正实现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当前，很多产品 从设计开发到生产销售都还掌握在外国公司手里，中国人真正能自主生产的还不多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现在顶多只是个“世界厂房”，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 工厂”，只是人家的生产车间，而没有真正成为世界产品的供应者。至于成为“世 界实验室”，则需要更多的条件，例如，需要科技与教育事业长期发展以提供高素 质的人才，需要在法制建设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有长足的进步以提供研究开发所需 要的法制环境，等等。 总的来说，几年来的经济在困难中还是不断有所进步。这是中国经济可喜的一 面。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存在着令人担忧的一面。各种问题和矛盾正不断地积累 激化，变得越来越突出。例如，城市职工的下岗失业问题随着国企改革的进行和通 货紧缩的影响而变得越来越严重；“三农”问题不但没有缓解，反而不断积累恶化 ；金融系统问题、市场秩序问题相当突出；随着贫困人口的增加和贫困人群生活状 况的日益恶化，贫富悬殊引起的不满和愤怒正不断加剧，社会治安情况也很不乐观 ，等等。这些问题互相交叉牵扯，不但自身变得越来越难于解决，而且正严重地侵 蚀着民众对改革的信心和耐心，这将会成为进一步改革的严重障碍。 政治上：举步维艰中仍是小气候 九七年以来，中国政治上的事情也连连不断。九七年七月的香港回归，给“邓 小平时代”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而该年底的中共十五大，则可以说是为“后邓 小平时代”拉开了序幕。九八年底，“三讲运动”开始在全国推开。九九年，一场 突如其来的“法轮功”事件在政治领域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二零零零年初，江泽民 提出了“三个代表”的理论，并在二零零一年七月中共建党八十周年的时候加以总 结充实。自此，“三个代表”成了中国政治上的头等大事。虽然也有一些争议，但 官方的宣传攻势铺天盖地而来，至今仍非常热烈。在外部环境方面，台海局势风云 变幻。由于“炸馆”、撞机等事件，中美关系也曾一波三折。另外，美国的９１１ 事件，对国际形势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这林林总总的事件背后，中国在政治方面 的形势并不十分令人乐观。在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关键问题上，五年来仍处于裹足不 前的状态。没有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治本”措施，“反腐败”问题上也就难于有实 质性的进展。在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应该如何进行这样的重大问题上，人们也没有看 到什么理论分析和实际措施。这些，本来都是改革进入新阶段所急需回答的基本问 题，是“邓后改革”所需要的新内容。 在政治领域，“三个代表”确实是一个新提法，或者说是一面新旗帜，但是， 这一新旗帜所要指引的方向至今还很不明确。可以说，“三个代表” 迄今还只是 一个政治口号，没有发展成系统的改革理论，也没有对改革产生具体的指导作用。 官方媒体只是反复宣传“三个代表”如何正确，但在“三个代表”的要求下我们应 该如何推进改革、怎样解决当前所遇到的问题，将要开创什么样的“新局面”等等 ，在这些问题上却一直含糊其词。 对于中国的改革来说，旗帜是重要的，但旗帜的作用在于为改革指明方向。如 果没有明确的方向，不能产生具体的指导作用，任何理论、旗帜的意义都将大打折 扣。这是当前“三个代表”这一“重要思想”的一个明显不足。 邓小平爱说的一句话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九七年以来，我们好像再没 有摸到什么可以垫脚的石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我们没能找到下一步的前 进方向，没有一个阶段性的大方略、大目标来“统领全局”，中国的改革就会停留 在应付眼前的现实情况的状态，难于有长足的进步。中国在改革中遇到的很多问题 ，需要靠进一步的改革来解决，如果改革的速度减慢了，这些问题就会积累下来并 不断激化，反过来进一步拖住改革的步伐。这种恶性循环一旦形成，中国的改革就 可能在半途停滞下来，各种危机就会随之而来。这是一种令人忧心的前景。 逆水行舟：中国改革的时机、危机和转机 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的改革就象一个通俗的说法，“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在每一个阶段，都有需要完成的任务，都有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没能及 时解决，就会变成难题，就会成为下一步的改革的严重障碍。腐败问题和“三农” 问题可以说就是邓小平改革中没有及时解决而遗留下来的难题，如今，下岗失业问 题、贫困问题等等又凸现出来，如果再拖延下去，更多的问题还会接踵而来，改革 将会越来越艰难，弄不好甚至会有“满盘皆墨”的危险。 在这一点上，中国改革的“进取精神”十分重要。无论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政 治体制改革还是发展经济、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在不盲目冒进的前提下，邓小平“ 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呼吁总是有意义的。在改革的道路上有很多难关 ，有很多危险，但是，这是一种无法回避的挑战。犹豫、等待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只有坚定勇敢地迎接挑战，抓住机遇突破难关，中国的改革才有真正获得成功的希 望。 中国改革的困难程度，有时候是人们很难想象的。一个十几亿人的大国，一个 处于急剧变革中的社会，总会有很多牵扯和掣肘。这些年来改革的困难、挫折、踌 躇、犹豫，有着很多具体而复杂的原因。很多改革措施没能及时推行，或者推行起 来效果不好，也不仅仅是决心和魄力的问题。但是，中国正处在改革的半途之中， 没有踌躇观望的条件，也没有休整停留的机会。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改革的 内外环境越来越不宽松，时间正变得越来越紧迫。只要有条件、有可能，中国这艘 改革大船就必须向前划行，不能停留等待。二十几年来，中国的改革在跌跌撞撞中 已经走过了很多路，但是，改革离真正成功还有很大的距离，目前所达到的状态也 远不是一种平衡稳定的状态，只有更奋力前行，才能避免“不进则退”的困境。 漂在急流中的这艘改革大船上，只有船桨和纤绳，没有锚链！ ２００２年９月，洛杉矶 ※※※※※※※※※※※※※※※※※※※※※※※※※※※※※※※※※※ 【附件】 目录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中国的现代化改革 ＊ 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从左宗棠到毛泽东 ＊ 邓小平改革的伟大成就 ＊ 当前中国社会问题和矛盾的焦点：权力腐化 ＊ 邓小平改革的局限性 ＊ 此起彼伏的呼声：政治体制改革 ＊ 六四运动：邓小平改革的转折点 ＊ “后邓小平时代”的改革 第二章 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斗争 ＊ 中国的政治体制：监督和制约机制的缺失 ＊ 毛泽东所面临的三大问题 ＊ 毛泽东式的对策：群众运动 ＊ “文化大革命”：一次灾难性的权力斗争 ＊ １９７６年，失去支撑的中国 第三章 邓小平改革中的权力腐化 ＊ 阶级斗争：一个过时了的工具 ＊ 邓小平的新思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 ＊ 权力腐化：需要用新办法解决的老问题 ＊ 腐败现象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 ＊ 权力基础、权力关系网与权力腐败 ＊ 民众的监督：被窒息了的力量 ＊ 反腐败：亡党／亡国的困境 ＊ 政治体制改革：值得尝试的出路 第四章 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起跑线上 ＊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纷争 ＊ 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和阻力 ＊ 政治改革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机遇与挑战 ＊ 邓小平：实用主义者的踌躇和犹豫 第五章 政治改革与现代化进程 ＊ 现代化社会的三个支柱：经济繁荣、政治和谐和科技进步 ＊ 现代化改革的三个目标：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科技现代化 ＊ 现代化改革的“西方式道路”和“东方式道路” ＊ 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和选择 ＊ 经济发展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 ＊ 近期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原则 第六章 近期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与措施 ＊ 改革的思路：从“党内民主”到“全民民主” ＊ 改革的重点：权力运作的程序化和制度化 ＊ 整理体制结构，理顺党政关系 ＊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 营造内部制约机制：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基层分权制 ＊ 扩大民意在政治运作中的作用，加强跨级政治联系 ＊ 稳步开放基层选举，解决好界面问题 ＊ 加强法制建设，营造外部监督机制 第七章 东方传统、压制社会与政治现代化 ＊ 政治现代化的目标、道路与“中国特色” ＊ 社会中的压力、张力及其平衡 ＊ 自由社会、专制社会和压制社会 ＊ 压制社会模式与现代化改革 ＊ 压制社会的演变轨迹 ＊ 压制社会模式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第八章 共产主义、共产党与中国的政治现代化 一 ＊ 共产主义的传入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方向性转变 ＊ １９１９－１９４９：争夺现代化运动领导权的斗争 ＊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激进的实验和无奈的失败 ＊ 共产主义：一种已被证伪了的社会学说 ＊ 邓小平：让共产主义在中国“安乐死” ＊ 邓小平理论：一种尚未成熟的替代理论 第九章 共产主义、共产党与中国的政治现代化 二 ＊ 共产党：一份必须慎重接受的政治遗产 ＊ 中共的权力地位：“合理性”基础和潜在威胁 ＊ 共产党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 ＊ 多党制：一种需要认真考虑的选择 ＊ 非党制：一条也许可行的新思路 第十章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 一 ＊ 中国社会的基本阶层 ＊ 城市居民：现代化改革的主力军 ＊ 农民阶层：一座正在熔化的冰山 ＊ 知识分子的孤独与分化：“臭老九”的新角色 ＊ 干部阶层：政治现代化成败的关键 ＊ 中国的企业家集团：一支异军突起新力量 第十一章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 二 ＊ 中国人的观念和脑筋：意义深远的变化 ＊ 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格局和演变趋势 ＊ 台湾、台湾省与台湾人：寻找在现代化中国的位置 ＊ 港澳和海外华人：现代化变革的催化剂 ＊ 肩负重任的当代中国人 后记之一：告别邓小平 后记之二：九七年以来的中国改革 ※※※※※※※※※※※※※※※※※※※※※※※※※※※※※※※※※※ 本期 责任编辑：苇 明 主 编：墨 雨 校 对：幼 河 副主编：陆建平 ＰＳ制作：梁 平 丽 莉 网络发行：梁 平 苇 明 订阅快递：梁 平 读者服务：苇 明 ～～～～～～～～～～～～～～～～～～～～～～～～～～～～～～～～～～ 稿件问题建议红娘等请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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